余秋雨《道士塔》的读后感
《道士塔》读后感 只有失去才能唤起人们的珍惜 ——题记 一直以来对于余秋雨先生及他的作品是有所闻，但一直没有接触过。
上次去舅舅家，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便产生了好奇. 土黄的书皮，还未翻开书，我便已读到枯涩的味道。
这类似于泛黄的纸张的色调，似乎已历经岁月的沉淀，深沉的封面，左侧用密密麻麻的文字堆砌成的黑色，这段“苦旅”必定是在过去岁月中的苦苦行径吧。
这是一本值得让人认真体会的书，所以，我利用假期的时间去翻阅了这本书，余秋雨先生渊博的知识，和他对中华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评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道士塔》那篇文章，正如所说，中国近代史，更是一部血泪史，而敦煌莫高窟，更是其中一个较为鲜明的例子 我的目光随着书中的脚步前进着，我驻足于莫高窟下，似乎回到了当时的中国，亲眼目睹了莫高窟的辉煌与落寞。
曾经有一个叫莫高窟的地方，它安静的沉眠于那片土地，而一个姓王的道士的到来，打破了它应有的沉寂，他发现了古人留下的精美壁画，而他却将这些壁画送给了来自西方的“和尚”，贿赂给那些不信佛的官员，在贿赂给更高的京官，而那一个个满腹经纶的文官又为何在他们滔滔的奏折中对莫高窟只字不提，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这片佛教圣地。
曾经的莫高窟，并没有在文化保护之内，它不比丝绸，不比青花瓷，在一个道士眼中，那些莫高窟中的石像更不比所谓的天师与灵官，于是我们选择了遗忘，更任由那些来自西方的“游客”将它一卷一卷，一车一车的带走，那些人想不到，那些他们视为无价的珍品，文化的精华的字画竟然在那个道士手中成了换来银元的交易品。
在那个道士一笔又一笔的“小买卖”中，敦煌莫高窟的文化就这样被挥霍掉了，而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使他沾沾自喜的买卖却几乎葬送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而又不得不说，没有这些被我们称为“掠夺者”的人，谁又能意识到它们的珍贵，又怎能唤起我们对文化的记忆。
也许就像那些掠夺者所言，没有他们，莫高窟将成为永远的历史，而我们能做的，只有鄙夷的称他们为掠夺者。
如作者所说的那句气话，“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是啊，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会为此而感到痛心。
在外国的学者精心探索莫高窟文化时，曾几何时，那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骄傲，而诺大的中国，真的容不下这片小小的土地
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是那些西洋学者，还是那个卑微的王道士，也许是我们太过于自私，我们有能力去创造辉煌，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选择遗忘，我们有能力去守护文化，却在时间的流逝中拱手相让，我们有能力传播文化，却断送在当时无知的社会中。
只因我们不懂的珍稀文化。
直到现在，当我们只能从国外买来文献的胶卷时，当我们深感屈辱的从别人手中买回曾属于自己的文化时，我们才意识到文化的无价，意识到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
而今天，为了那段历史不再重演，我们要更加努力钻研。
更加懂得珍惜，让那段历史成为永久的历史。
《道士塔》读后感在路上——读《道士塔》有感敦煌，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492个洞窟像蜂窝似的排列在断崖绝壁上，上下5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壮观异常。
她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她的名字让中国人不得不抬头挺胸去诉说。
是啊，中国的历史都书写在敦煌莫高窟中，又怎能不让人啧啧赞叹呢
可她这颗明珠也关联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名字——王圆箓,他甚至沦落到做了一个不得不以化缘为生的道士。
20世纪初,洞窟里那些精美壁画和中座雕塑那婀娜动人的体态都因为他的无知蒙上了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洞中成了一片净白，与此同时被净白的更是唐宋历史的结晶
虽然莫高窟部分文物被如此践踏，但在那之后，莫高窟享有极高的地位。
20世纪40年代，中国成立了莫高窟学术研究和保护机构；60年代对石窟进行了全面加固；80年代开始，莫高窟进入了现代科学保护时期......由此可见，中国是以怎样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现在进入莫高窟，看到的不是满地尘土，而是保存完整的彩塑，壁画和藏经洞。
两万多尊彩塑个性鲜明，神态各异。
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更是精妙绝伦，内容丰富多彩。
藏经洞面积不大，曾藏有我国古代各种经卷，文书，帛画，刺绣，铜像等六万多件。
回首过去，的确有一些不堪入目的往事，但那都已经过去了。
拥有今天的精彩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光芒。
当日本学者听完中国敦煌学的报告会后，用沉重的语气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听到这句话后，那些学者们应该感到无比的欣慰吧!的确，世人见证了中国的成功。
从“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带着第一名宇航员杨利伟飞上太空到“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带着翟志刚等三名宇航员上天也只过了五年。
现在，我国正在筹备火星探测器的发射，可见中国飞黄腾达之迅速。
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22时08分，一个令中国振奋的消息——申奥成功瞬时间传遍了整个中国。
中国沸腾了，一片欢呼雀跃的景象。
在之后的七年里，中国群众体育工作加快了步伐，不断加强，蓬勃开展。
在2008年我国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以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共100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一，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
1932年，我国的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还未挺进决赛；1960年，台北选手杨传广夺取十项全能银牌，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奖牌的运动员；1968年，纪政获100米栏铜牌，她是中国第一位获奥运奖牌的女运动员；1984年，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中获得金牌，这一洗了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想起中国的奥运史，再看看今日中国的成功，足以见得中国发展速度之快。
中国人不是别人口中的“东亚病夫”，而是一条龙，一条蓬勃发展着的巨龙
中国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在奥运路上，在艺术路上，在经济路上，在科技路上，中国将会越来越强悍
《道士塔》读后感看到了吗，那西边凄艳的晚霞
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当那几车、几十箱、几百卷的文物被运往其他各国时，孰知，那是我们中国延续到现在的伤口。
那愚笨的道士总是自作聪明，当他把洞窑壁画涂成自己觉得漂亮的样子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损害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古迹；当他把那些婀娜的雕塑砸到他满意为止时，他不知道，他丢弃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古物；当他以贪图小利送出洞窑里所有东西后，他更不知道，他已成了一个千古罪人…… 仅仅一个道士，就毫不吝啬地把我国千古文明送了出去，我们是该批判他的愚蠢，还是该批评当时统治者的短浅目光
一个金光闪耀的石窟，怎会让一个道士看管
还有那些文人竟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又为什么单单吝啬于那点运费
就像作者说的“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
相比较外国的那些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征集的精神，这又是何等的令人悲哀
当看到我国的文物被运往其他国时，我的感情不单单可以用愤怒来形容，那种是感情高于怒与恨的。
当日本学者说“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时，中国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
对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可那些文物却不在中国。
当自己的东西到了别人手里，自己研究时还需经过别人的同意，且要用照下来的胶片去研究。
这可谓只是心酸所能概括的
伤口总会被抚平的，可那个疤痕，却无法抹去……《道士塔》读后感读了这篇文章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二个硕大的字映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珍惜”我止不住的在思考，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是王道士的愚昧无知
还是那些欧美国家的学者像强盗一样的掠夺；像骗子一样的骗取
都不是，要怪就怪那些中国政府官员吧，是他们的自私自利和不懂得珍惜把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硬生生的“推”给了别人。
文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让我感触特别深“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
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些官员的这些愚蠢的做法，不正是在撕开自己民族的伤口吗
只是他们还没意识到而已。
，是啊，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会为此而感到痛心，我虽不知道作者在写这句话的心情是如何，不过一定不会是轻松的吧。
“珍惜”这两个字再一次的体现了它的价值。
的确，我们有能力去创造辉煌，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选择遗忘，我们有能力去守护文化，却在时间的流逝中拱手相让，我们有能力传播文化，却断送在当时无知的社会中。
只因我们不懂的珍稀文化。
历史虽然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它又让我真实地接触到了历史的阴暗面，那是一段可怕的、灾难的岁月，但愿它不再发生。
爱的教育 读后感
这是一本日记体的小说，记载了小学生安利柯整整九个月的四年级生活。
爱是整篇小说的主旨，就在最平实的字里行间，融入了种种人世间最伟大的爱：老师之爱、学生之爱、父母之爱、儿女之爱、同学之爱……每一种爱都不是惊天动地的，但却感人肺腑、引人深思。
整部小说以一个小学生最不染世俗的眼光审视着身边的美与丑、善与恶。
这里有让安利柯深以为傲的好友卡隆的侠义之举，有品学兼优的班长代洛西的助人为乐；也有华梯尼的虚荣狭隘，诺琵斯的傲慢无礼；还有朴实可爱的“小石匠”，坚强不息的克洛西……完全在用爱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就总被我们忽略.其实他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不说操劳奔波,单是往书架上新置一本孩子爱看的书,一有咳嗽,药片就摆放在眼前,临睡前不忘再看一眼孩子,就是我们需要张开双臂才能拥抱的深深的爱.当我们陷入困境,没人支持,是父母依然陪在身边,晚上不忘叮嘱一句:早点睡.读了安利柯的故事,我认识到天下父母都有一颗深爱子女的心.安利柯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记,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最简单的东西却最容易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深沉的亲子之爱,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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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拍案惊奇》第一篇,小说分“入话”和“正话”两个部分。
“入话”里写宋代汴京经纪行中人金维厚“朝晨起早,夕晚眠迟”,经营所得除了维持生业之外,把银子放在家里存起来。
70寿辰时高兴,说将8大锭银子分给4个儿子,每人2锭。
不料银锭作怪,竟然辞别他自往某县某村王某人家里去了。
“正话”写明朝苏州人文若虚,贩扇子到北京卖碰上阴雨季节,扇子霉坏,“本钱一空”。
并且,“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
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
”后来有幸随一伙商人出海,他带的几篓“洞庭红”橘子,到吉零国竟卖了八九百两银子,归途中为躲避飓风泊船荒岛,他独自登岸,捡到一只巨大的海龟壳,本来以为不过是好玩的东西而已,回到福州,被识宝的波斯商人玛宝哈用5万银子买了去,陡然间无意中成了“闽中富商”,比起原来卖扇子折本,频年“倒运”,不啻天壤之别[1](3页)。
本篇在小说史和文学史上得到了较高评价,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上说:“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等篇中,通过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对他们海外冒险理想的多方面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2](121页)齐裕火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上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
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横财暴富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
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
”[3](131页)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立论,大都说得很准确。
本文试图从商业和金融的角度,对这篇小说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 生意和市场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提倡以农为本,封建时代的历朝政府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惟恐无农不稳。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鼓励发展农业,对商人和商业作了许多苛刻的规定,并且严厉禁止私人出海经商。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的子弟通过读书应举进入官场成为朝廷要员的大有人在[4](207、210页),社会上对商业作用的评价随之提高。
并且早在隆化时代,已经开放海禁,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
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被否定了,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着眼于商人和农民、商业和农业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提出了“厚商”、“资商”的思想。
他的思想无疑直接影响了当时朝廷的政策[5](317页)。
重商,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
这种社会风尚影响到文学创作,于是有关商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商人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了更好的形象。
从凌氵蒙初《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商业贸易的认识以及当时贸易市场的一些特点:(一)经商有风险,挣钱不容易,信息和预测很重要文若虚贩扇子亏本是个很好的例子。
文若虚“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邀人从苏州贩扇子上北京,想从地区差价中发个小财。
为了使扇子卖个好价钱,事先花钱请人在扇子上摹拓名人诗画。
可谓既重视商业信息,也颇有经营头脑。
但他对北京的气候缺乏了解,没做好防湿防潮的保护,扇子进京便碰上霉雨季节,等到天气好时扇子却已经粘住了、霉坏了,所有的美好设想都落了空。
此后频年做事,连连亏本,得了个“倒运汉”的诨名。
凌氵蒙初不同意说话人“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和“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的宿命论观点,认为“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事在人为,无关宿命。
文若虚既不“懒惰”,也不“败坏”,为什么就破产受穷呢?故事说明,原因就在于对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缺乏全面研究,文若虚作为商人个体,他收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何况那时的信息传递方式比现在不知落后多少倍。
这段故事为文若虚日后出海时来运转作了铺垫。
这个铺垫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它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思想,认为经商有风险,生意不好做,挣钱不容易。
生意不好做的原因在于市场情况千变万化,难于把握,稍有一点估计不到,就要“倒运”。
因此,信息和预测都很重要,作为商人,要重视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的全面研究。
(二)海外贸易风险大,利润高,值得冒险一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外贸易虽然有风险,但却能够赚大钱。
小说中说:“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
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在这条路。
”他的算法是这样的:一定成本的货物带到吉零国能换到三倍于原价的当地货物,贩回国内去,又可以卖到三倍于吉零国的价钱,于是这一趟来回贩卖,跟他起始动身时相比,已经得到了九倍于初始本钱的利润回报,除掉贸易转运的成本开支,估计可赚七八倍于初始成本的利润。
因为利润高,所以张大等生意人才冒惊涛骇浪之险租船驶向茫茫大海,所以他们力劝文若虚把卖橘子赚的钱用来买同船客商贩去的货以便换取吉零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去卖。
文若虚因为贩卖扇子亏本余悸未消,横竖不肯,“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回到了福州,牙行主人玛宝哈先登记客商带的货物,然后据货物价值轻重安排接待座次,作者让文若虚因为不肯带货,摈居末席,满面羞惭,心里懊悔;以他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否定了不敢冒险,轻易放过发财机会的做法。
(三)贸易之道,在互通有无;商业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能挣大钱文若虚一两银子买去的百来斤洞庭红橘子赚了八九百倍的利润,是因为它在苏州生产成本极低,价钱极便宜,而吉零国没有橘子,彼国之人更不知此物价钱,所以文若虚奇货可居,供不应求,随口开价,趁便提价,开始一个银钱一个橘子,接着两个,最后竟卖到三个银钱一个橘子,这个国别差价挣得极为痛快,令多少商人神往不已。
文若虚从荒岛上随意捡来的海龟壳能让玛宝哈毫不犹豫地用5万两银子买了去还兴高采烈,是因为玛宝哈识宝,他买去加工之后出售可赚20多倍的利润,他需要文若虚提供这个原料让他赚大钱。
海龟壳肋节中有夜明宝珠的说法似乎没有科学的根据,所以作者给小说主人公改名为文若虚。
“文若虚”者,问若虚也,经不起再三追问、经不起实践检验之谓也。
他不过是借这故事表达生意人的理想,说明冒险出海,说不定就能碰上赚大钱的机会,从而激起那些商人对这本小说的购买欲望。
故事题目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也许作者认为文若虚的发财只在两次“巧遇”,其实这两次巧遇中便包含着很实际的经济学原理,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贸易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会无往而不赢利,无时而不赢利。
(四)“牙行”为生意人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服务,反映明代中后期商业市场已经比较规范牙人作为贸易双方的中介人在唐代已经出现,到五代时则进一步出现了牙行。
牙行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才出现的贸易中介组织,靠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而牟利,历代既有“官牙”,也有“私牙”。
官牙固然是为官府牟利的,私牙也往往与官府吏员勾结、“操纵市场、欺挟买卖双方”,“阻挡商人直接交易,成为商业正常发展的障碍”[5](151页)。
所以,明太祖曾下令将“天下府州县店去处”的官牙私牙一并取缔。
永乐时取消禁令,允许开设牙行,应是着眼于它在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商品的流通[5](312-313页)。
到明代后期,由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扩大,牙行日益增加,彼此竞争,虽然仍不免有如顾炎武等所批评的欺行霸市的现象,但规范性增强了。
“官牙”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客商有了选择牙行的自由。
从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次日风息了,开船行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
才停住了船,就有一伙惯侍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
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1](13页)“小经纪牙人”是为牙行拉客的,“张家”、“李家”自然就是指众多的牙行了。
张大等一帮海客,“拣一个一向熟悉的跟了去”,于是就到了波斯商人玛宝哈的店里。
玛宝哈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在福建经商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兼经纪牙人。
他在这桩交易中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对海龟壳的无知实施欺诈,作为富商,他虽然精明,却也比较诚实厚道。
玛宝哈的处事方式为素来形象不佳的牙行和牙人增添了光彩,这也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牙行在竞争中改善了自己的形象,比较规范、比较值得信赖了。
这是贸易趋向于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
(五)“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契约关系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玛宝哈在与文若虚当着张大等众商人的面谈妥了5万两银子将海龟壳成交的事以后,立即郑重其事地安排书写“合同文书”。
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
’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
’把纸笔让与他。
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笔写道:‘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
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买成。
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
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
合同为照。
’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
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猪,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画了花押。
单上有名的,从后头写起,下到张乘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
’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
”[1](16页)这一段描写对合同文书的内容、款式,签字的人数与顺序,合同书的防伪标志,买卖双方的最后画押及押字钱等都写得仔细。
如此不吝笔墨,除了表示这桩买卖交易数额极大不能马虎以外,也显示出“合同文书”在商务往来中的作用已经受到了重视,契约意识在商人群体中已经树立起来了。
这无疑是商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二 资本和金融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有关明代中后期的资本和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
在当时的商业社会中,对资本极为重视,并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殖。
但社会还缺乏与商业资本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
(一)“以利为重”、“看货轻重”定坐席,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波斯商人玛宝哈对海外来的客商是看货单定座席:“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
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
”文若虚因为没带货,坐了末席,好不懊悔。
第二天上船看货时,玛宝哈发现了海龟壳,惟恐昨日对文若虚的不恭会使他失去这笔生意,扯住文若虚连声道歉,赶忙拉上大家到昨日宴请的店里重新开宴,请文若虚坐了首席,然后才开始谈转让的价钱。
谈生意之前先请客,自然是为了联络感情,为接下来的讨价还价培养感情基础。
请客时按照货物价值大小排坐次,那就是看商人资本了。
重视资本,实际上是重视商人可能对牙行作出的贡献。
商人资本大,所做生意的规模也必定大,带来的货物价值也必定高,这样的客商给牙行带来的利润自然也大。
如果张三带来的货价值5万两,我们假定牙行佣金的比例是三十抽一,牙行从张三的业务中得到的“佣金”将是1500两银子,李四给牙行带来的货物只值1万两,那么牙行将这些货物介绍给买主能够得到的“佣金”不过是300两银子。
相比较而言,牙行当然更欢迎张三这样的客商了,因为他对牙行作出的贡献比李四大5倍,牙行有充分理由对他表示超过李四的敬重和欢迎。
“小说对商客前踞后恭之举的描述,形象地说明,社会的价值心态已向财富倾斜,成功的商贾可以让人肃然起敬,赢得社会的尊重。
”[6](40页)尊重成功的商贾,实际上就是尊重资本的价值。
(二)银钱要投入运营,才是资本;只赚不用,就失去了资本的价值资本的灵魂是增殖。
“入话”中的金老汉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配享有资本。
他一辈子辛苦经营,积攒800两银子,熔成8大锭,用红线系在锭腰上,放在枕边,每夜入睡前摩弄一番,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
他不想把这些银子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只是想给4个儿子每人分2锭作个“镇家之宝”,这个想法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土财主们的想法,不符合资本增殖原理。
银锭们知道他的心思以后,趁他在睡梦中向他辞行,然后告以去向,飘然而去。
老汉醒后追踪,得知梦中见闻是真以后,他却无此财力将银锭赎回,“眼睁睁无计可奈”,“扑簌簌掉下泪来”,其情其境真使人同情,叹其命苦,为之唏嘘不已。
但金老汉的做法违背了资本增殖的原理,资本在他手里,有与没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小生产者的财富管理方式使他最终无福消受这笔财富,他虽然还想拥有,财富却自动离他而去。
这段入话看似夸张,而且荒诞无稽,但其中包含的资本应该增殖的道理跟海龟壳的故事所包含的贸易要适应相互需求的道理一样,是真实而可信的,并且是非常正确的。
“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达到保值和增殖,扩大资本,占据优势,保持和增强资本的生命力。
一旦停止运动,资本的生命就完结了。
”[7](75页)金老汉不让资本运动,等于是扼杀了资本的生命;而资本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因此金老汉的银锭要自己寻找出路。
(三)没有银行,没有钱庄票号,明代中后期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玛宝哈与文若虚的5万银子如何交付?文若虚等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玛宝哈想得周到。
他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
”听玛宝哈这么一说,文若虚才感到“见教得极是”。
文若虚是苏州人,得从福建泛海北上才能抵家。
于是玛宝哈把一个缎匹铺给了文若虚,连房屋和货本都交给他,抵了5千两银子,另外付了45 000两现银:10个大桶,每桶4千两;又5个小匣,每个1千两,直接从玛宝哈家高阁上的土库里搬了出来,然后就送到文若虚的缎匹铺里去了,“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
玛宝哈作为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把大宗银子放在店里的做法实在是不保险的,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的牙行里有任何看家护院的保镖之类的人物。
付给文若虚买海龟壳的5万显然不是他的现银的全部,从故事可知,他还要买下张大等一大批客商的全部货物。
就算这4.5万两是他的全部资本,这也是够大宗的现银了。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这4.5万两现银,相当于107.46位省级官员一年的名义工资,166.64位省级官员的实际工资,这正如吴思所言:“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
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3 700元。
正司局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4 570元人民币。
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2 140元人民币。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价值不过1 380元人民币。
”[8]拿七品知县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相折算,可知实际工资只是名义工资的0.644 9,照此计算,则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是每年371.44石大米。
潘建国引用了万历二十一年首版的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时期米价平均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
45 000两银子,可买61 898石大米,相当于107.46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名义工资;按每年371·44石计算,则相当于166·64位省级最高领导的实际工资[9]。
相当于数千贫民百姓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
这么多银子,就这样放在家里的“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能够保得住不被偷盗、不被抢劫吗?不管是文若虚还是玛宝哈的存放现银的办法,都不符合金融安全的要求。
但当时社会没有钱庄,没有票号,更没有银行,“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
”[10](17页)即使是埋藏地下也是不保险的,如果被坏人知道,这钱的主人就难免要遭到抢劫、绑架,甚至于有杀身之祸。
当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银行,凌氵蒙初在写作这个故事时,不可能凭空给玛宝哈和文若虚们设计出银行信用的方法来的。
三 商人文若虚本篇中的商人很多,与张大一同出海的有40余人,与他一起同玛宝哈讨价还价把生意做成的有十几个人,但除了对玛宝哈和张大稍有刻画以外,其他人物都是以“众人”面目出现的,是陪衬性人物。
其实张大也是陪衬性人物,真正的主要人物是“转运汉”文若虚。
讲他的故事,写他的命运,刻画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才是作品的重点所在。
文若虚的命运经历了从“倒运”到“转运”的转变,有大落大起的变化,因为有这个转变和变化,他的性格便表现得比张大等商人鲜明,也比那豪爽果断、多财善贾的玛宝哈复杂,可以说是“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
(一)“存心忠厚”,是文若虚的性格基调,也是他“转运”的性格基础小说最后,当文若虚等人得知海龟壳的价值百万之后,有一位共同出海的商人提出:“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指玛宝哈———笔者注),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
”文若虚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里有此一主财爻。
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
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
”存心忠厚,是作者赋予文若虚的性格基调,在小说中有多次表现。
倒运之时,张大与同行的40余个商人商议替文若虚凑点本钱“将就置些东西去”,不料“说着钱,便无缘”,只有他自己“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
文若虚也“称谢不尽,接了银子”,买了百多斤洞庭红橘子,一则用于船上解渴,二则“答众人助我之意”,已见其为人之忠厚了。
带橘子出海受到“众人”取笑,捡了海龟壳回船又受到“众人”取笑,文若虚都没有计较,亦见其人性格之忠厚。
尤其是在海龟壳卖了大钱,陡然之间暴发之后,先是把卖橘子所得的银钱拿出来,“每人送他十个”(据小说所写,每个吉零国的银钱重八钱七分),“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又拿出几十个来”,请张大替他“分与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当一茶”。
接着将1 000两银子“用钱”拿出来,将100两散与船上众人,其他900两全部分给了张大等人,更显示了他性格的忠厚。
惟其忠厚,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有爱人之德,无害人之心,所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困难时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在成功时受到“众人”的关心。
所以,“忠厚”是文若虚“转运”的性格基础。
(二)热爱生活,敢于实践,是文若虚“转运”的心理因素凌氵蒙初把文若虚写成了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人。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
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
当坐吃山空之后,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思量着做起生意来。
“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就去贩卖扇子,可谓敢于实践了。
遇挫亏本以后,继续商业实践,连连折本,被人称做“倒运汉”也不在乎。
知道张大等人要走海泛货,就自求同去,哪怕自己一点本钱都没有,根本就置不起什么货也要去“看看海外风光”。
正是因为抱着看海外风光的目的去的,所以当商船被飓风卷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岸边的时候,他不顾众人反对,抖擞精神,独自登上“树木参天,草莱遍地”的荒岛观光去了。
发现了巨大的海龟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拖了回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转运”。
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假如文若虚不是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朋友们都喜欢他有趣的人,恐怕不会有人来邀请这样一个既没有本钱、且又“倒运”出了名的人同行;假如人家邀请他出海而他自惭没有本钱而不敢应邀,就不会有后来的两次“巧遇”;假如他对海龟壳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不想把这件“希罕的东西”费点力气带回去与人共享稀奇,那就不会有后来“转运”而来的巨富了。
所以,文若虚热爱生活,敢于实践,禁得起挫折,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心理因素,也是他成功、“转运”的条件。
(三)精明而灵活,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因素文若虚的“转运”,得益于“转运”以前经商失败的经验教训。
商业实践使他更加灵活,失败的教训使他更加精明。
卖橘子得钱之后,不肯置货,看似保守,实则是从前的失败教训使然。
因为他是初次出海,不知道置些什么货回去才能适合国内市场的需要,所以才坚决不听“众人”的劝告。
卖橘子和出让海龟壳,都显示出文若虚的精明和灵活。
他本没有想到洞庭红橘子可以卖钱,不过是趁着众人上岸之后没人取笑他了,翻检一下橘子看看有烂的没有。
摊开在船头上,“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得岸上很多人围观。
于是他当众剥了一个自己吃了,这个动作明显是告诉吉零国的人: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
看见有人要“买一个尝尝”,赶紧接过银钱,“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目的是让吉零国的人感到一个钱买一只这么大、这么好看的从未见过的而且可以吃的东西,这钱花得值,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掏钱来买。
卖了不少钱以后,看到买的人有增多的趋势,而橘子已经剩不多了,就“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
’”在买者的再三要求下,趁机将价钱上涨一倍。
当最先买橘子的那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的奔到船边”,大声吆喝着要全部买下时,文若虚“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又拿起班来”,52颗橘子“准准地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
在玛宝哈的店里,他本不知海龟壳可以卖钱,更不知这东西值多少钱。
当玛宝哈问他是否肯卖时,“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什么是好价钱,他并不知道,“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迟迟不肯开价。
张大做手势,叫他讨3千两,他用手势加说话表示1千两都讨不出口。
张大开玩笑,说他开价1万两,玛宝哈却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于是在众人的怂恿下,尽管“碍口识羞”,还是大胆“讨了”5万两,后来就以5万两成交了。
文若虚在面临新机遇、新发展的时候,既能敏捷地把握机遇,又凡事三思而行,这种审慎态度,正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性因素。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无论是入话还是正话,都有来源,也都有所改造和发展。
对题材的改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正话源于明代周玄日韦《泾林续记》中所记苏和的故事[11](219页),但凌氵蒙初对商人的看法与周玄日韦有明显的不同。
周作开头便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
”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奸商”,反映了周玄日韦对商人的歧视。
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奸商”一词从未出现,说明凌氵蒙初对商人的认识比周玄日韦正确。
凌氵蒙初对故事本身是有怀疑的,从他将苏和改名为文若虚可知,但他还是用夸张的笔法对故事作了更加详细也更合情理的描写,从中反映了他对于商业和资本的一些宝贵的思想,如前所述故事反映出来的相互需求和资本增殖原理至今也没有过时。
文若虚的形象中反映出来的要学经商先学做人,经商和为人相统一的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
凌氵蒙初心目中的商人是应该有些“儒商”精神的,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也应该成为商人为人处世的准则。
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文若虚的形象无疑是凌氵蒙初树立的正面典型之一。
小说描写了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反映了他们海外冒险的理想,能够使我们从中看到“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有了一定的规范。
如四十多位商人同船贩货出海,如福建沿海的外贸吞吐能力,如牙行、用金和契约的描写等都能说明问题。
但是,文若虚贩扇子亏本的故事反映了商业储运适应不了市场行情和气候情况的千变万化,玛宝哈和文若虚存放银子的方式反映出当时还没有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
商业的更大发展还有待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读后感
才下眉头上心头。
就是说，这种相思之没法排遣的，的眉头方才舒而思绪又涌上心头。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赏析一】以灵巧之笔抒写眷眷之情——析李清照的《一剪梅》这首词在黄升《花庵词选》中题作“别愁”，是赵明诚出外求学后，李清照抒写她思念丈夫的心情的。
伊世珍《琅嬛记》说：“易安结褵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
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
”最近，电影《李清照》沿袭了伊世珍之说，当赵明诚踏上征船出行时，歌曲就唱出《一剪梅》的“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我认为把这首词理解为送别之作，于词意不尽相符，就是“轻解罗裳”两句，也难解释得通。
“罗裳”，不会是指男子的“罗衣”，因为不管是从平仄或用字看，没有必要改“衣”为“裳”。
“罗裳”无疑是指绸罗裙子，而宋代男子是不穿裙子的。
要是把上句解为写李清照，下句写赵明诚，那么，下句哪来主语
两者文意又是怎样联系的呢
看来，应该以《花庵词选》题作“别愁”为宜。
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后，夫妻感情甚好，家庭生活充满了学术和艺术的气氛，十分美满。
所以，两人一经离别，两地相思，这是不难理解的。
特别是李清照对赵明诚更为仰慕钟情。
这在她的许多词作中都有所流露。
这首词就是作者以灵巧之笔抒写她如胶似漆的思夫之情的，它反映出初婚少妇沉溺在情海之中的纯洁心灵。
词的开头是：红藕香残玉簟秋。
写出时间是在一个荷花凋谢、竹席嫌凉的秋天。
“红藕”，即红色荷花。
“玉簟”，是精美的竹席。
这一句涵义极其丰富，它不仅点明了时节，指出就是这样一个萧疏秋意引起了作者的离情别绪，显示出全词的倾向性。
而且渲染了环境气氛，对作者的孤独闲愁起了衬托作用。
如“红藕香残”，虽然是表示出秋来了荷花凋谢，其实，也含有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之意；“玉簟秋”，虽然是暑退秋来，所以竹席也凉了。
其实，也含有“人去席冷”之意。
就表现手法及其含义来看，这一句和南唐李璟《浣溪沙》的首句：“菡萏香销翠叶残”相类似。
同样是说荷花凋残，秋天来了。
但后者不如前者那么富有诗意：“菡萏香销”，无疑是不及“红藕香残”那样既通俗又是色泽鲜明；“翠叶残”意思仍然和“菡萏香销”一样，是指秋来荷叶落。
但“玉簟秋”，却不同了，又有一层新的意思。
如果说，“红藕香残”是从客观景物来表现秋的到来，那么，“玉簟秋”就是通过作者的主观感受——竹席生凉来表达秋的到来。
一句话里把客观和主观、景和情都融化在一起了。
显然，同是七个字，但它的涵义就比之李璟句丰富得多。
怪不得清朝陈廷焯赞赏说：“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红藕香残玉簟秋’，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
”（《白雨斋词话》）李清照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这一句“精秀特绝”，却是事实，并非过誉。
李清照本来已因丈夫外出而有所牵挂，如今面对这样一个荷残席冷、万物萧疏的景象，免不了触景生情，其思夫之情必然更加萦绕胸怀，内心之苦是不言而喻的。
凡人受愁苦的煎熬，总是要想办法排愁遣闷的，这是人之常情。
李清照也不例外。
她究竟想如何来消除这愁闷呢
此刻，她不是借酒消愁，也不是悲歌当泣，而是借游览以遣闷，下两句就是这样引出来的：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就是说，我轻轻地解开了绸罗的裙子，换上便装，独自划着小船去游玩吧
上句“轻”字，很有份量，“轻”，是轻手轻脚的意思。
它真实地表现了少妇生怕惊动别人，小心而又有几分害羞的心情。
正因为是“轻”，所以谁也不知道，连侍女也没让跟随就独自上小船了。
下句“独”字就是回应上句的“轻”字的。
“罗裳”，是丝绸制的裙子。
“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
这里用“罗裳”和“兰舟”很切合李清照的身份。
因为这是富贵人家之所独有。
这两句的涵义，既不同于《九歌?湘君》中的“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写湘夫人乘着桂舟来会湘君；也不同于张孝祥的《念奴娇》：“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写张泛舟在广阔的洞庭湖上的兴奋心情。
而是极写李清照思夫之苦，她之所以要“独上兰舟”，正是想借泛舟以消愁，并非闲情逸致的游玩。
这是李清照遣愁的方法之一。
其实，“独上兰舟”以消愁，若非愁之极何以出此
然而，它不过是象“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样。
过去也许双双泛舟，今天独自击楫，眼前的情景，只能勾引起往事，怎能排遣得了呢
不过，李清照毕竟跟一般的女性不同，她不把自己的这种愁苦归咎于对方的离别，反而设想对方也会思念着自己的。
所以，她宕开一笔，写道：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前两句是倒装句。
这几句意思是说，当空中大雁飞回来时，谁托它捎来书信
我正在明月照满的西楼上盼望着呢
“谁”，这里实际上是暗指赵明诚。
“锦书”，即锦字回文书，这里指情书。
作者这么写，看似乎淡，实则含蓄有韵味：一、它体现了李清照夫妻感情的极其深厚、真挚，以及李清照对她丈夫的充分信任。
因为如果她对赵明诚感情淡薄，或有所怀疑，就不会想象“云中谁寄锦书来”，而是必然发出“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或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的怨言。
所以，这里作者这样写，不言情而情已自见。
这种借写事来抒情，正是在艺术创作上最富有感染力的。
二、寓抽象于形象之中，因而更觉具体生动。
单说“谁寄锦书来”，未免显得抽象。
作者借助于雁能传书的传说，写道：“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
”这就通过大雁翔空，形象地表达了书信的到来，使人可看得到，摸得着。
虽然这种写法，并非自她始，但她的云中雁回比之一般的飞雁传书，显然画面更为清晰，形象更为鲜明，这种点化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它渲染了一个月光照满楼头的美好夜景。
在这夜景里，即使收到情书，无疑是高兴的。
但光是这样理解，还不可能发掘“月满西楼”句的真正含义。
雁传书信，固可暂得宽慰，但不可能消除她的相思。
其实，在喜悦的背后，蕴藏着相思的泪水，这才是真实的感情。
“月满西楼”句和白居易《长相思》的“月明人倚楼”含义相似，都是写月夜思妇凭栏望远的。
但李作较之白作似乎进了一步，关键在于“西”字，月已西斜，足见她站立楼头已久，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愁更极。
由于李清照既然思念着自己的丈夫，又相信丈夫也会思念着自己，所以，下片也就顺此思路开展了：花自飘零水自流。
有人说，这是写李清照慨叹自己“青春易老，时光易逝”。
要是这样，那么，下面“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两句，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其实，这一句含有两个意思：“花自飘零”，是说她的青春象花那样空自凋残；“水自流”，是说她丈夫远行了，象悠悠江水空自流。
“自”字，是“空自”或“自然”的意思。
它体现了李清照的感叹语气。
这句话看似平淡，实际上含义很深。
只要我们仔细玩味，就不难发觉，李清照既为自己的红颜易老而感慨，更为丈夫不能和自己共享青春而让它白白地消逝而伤怀。
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正是从两个“自”字中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她之所以感叹“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关键所在，也是她俩真挚爱情的具体表现。
唯其如此，所以底下两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就自然地引出来了。
如果说，上面没有任何一句提到李清照和他的丈夫的两相恩爱；那么，这两句就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她俩是同样互相思念着，也同样因离别而苦恼着。
这种独特的构思体现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无限钟情和充分信任，体现了她开朗的性格，善于为对方着想，与一般妇女的狭隘心胸不同。
在古典诗词中，写思夫之作的不少，但大多是“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辉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温庭筠《忆江南》）；或是“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牛希济《生查子》）一类文字。
象李清照这样从两方面来写出相思之苦的，极为鲜见。
那么，李清照的“闲愁”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下面三句就作了回答：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就是说，这种相思之情是没法排遣的，绉着的眉头方才舒展，而思绪又涌上心头。
一句话就是时刻在相思着。
这里，作者对“愁”的描写，极其形象。
人在愁苦时总是绉着眉头，愁眉苦脸的。
作者正是抓住这一点才写出“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两句，使人若见其眉头刚舒展又紧蹙的样子，从而领会到她内心的绵绵痛苦的。
“才下”、“却上”两个词用得很好，两者之间有着连接的关系。
所以，它能把相思之苦的那种感情在短暂中的变化起伏，表现得极其真实形象。
这几句和李煜《乌夜啼》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意境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然易安亦从范希文‘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语胎出，李特工耳。
”诚然，李作比之范作已胜一筹。
“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总不及“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么形象地反映李清照愁眉变化的情景，怪不得成为千古绝唱。
由上看来，李清照这首词主要是抒写她的思夫之情。
这种题材，在宋词中为数不少。
若处理不好，必落俗套。
然而，李清照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仍不失为一篇杰作。
其特点是：一、词中所表现的爱情是旖旎的、纯洁的、心心相印的；它和一般的单纯思夫或怨其不返，大异其趣。
二、作者大胆地讴歌自己的爱情，毫不扭捏，更无病态成份；既象蜜一样的甜，也象水一样的清，磊落大方。
它和那些卿卿我我、扭捏作态的爱情，泾渭分明。
三、李词的语言大都浅俗、清新，明白如话，这首词也不例外。
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在通俗中多用偶句，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既是对偶句，又浅白易懂，读之琅琅上口，声韵和谐。
若非铸词高手，难能做到。
（郑孟彤）【赏析二】这首词作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远离之后，寄寓着作者不忍离别的一腔深情，是一首工巧的别情词作。
词的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领起全篇，上半句“红藕香残”写户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写室内之物，对清秋季节起了点染作用。
全句设色清丽，意象蕴藉，不仅刻画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词人情怀。
意境清凉幽然，颇有仙风灵气。
花开花落，既是自然界现象，也是悲欢离合的人事象征；枕席生凉，既是肌肤间触觉，也是凄凉独处的内心感受。
起句为全词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五句顺序写词人从昼到夜一天内所作之事、所触之景、所生之情。
前两句“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写的是白昼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独上”二字暗示处境，暗逗离情。
下面“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则明写别后的悬念。
接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两句，构成一种目断神迷的意境。
按顺序，应是月满时，上西楼，望云中，见回雁，而思及谁寄锦书来。
“谁”字自然是暗指赵明诚。
但是明月自满，人却未圆；雁字空回，锦书无有，所以有“谁寄”之叹。
说“谁寄”，又可知是无人寄也。
词人因惦念游子行踪，盼望锦书到达，遂从遥望云空引出雁足传书的遐想。
而这一望断天涯、神驰象外的情思和遐想，无时无刻不萦绕于词人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启下，词意不断。
它既是即景，又兼比兴。
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遥遥与上阕“红藕香残”、“独上兰舟”两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华、爱情、离别，则给人以凄凉无奈之恨。
下片自此转为直接抒情，用内心独自的方式展开。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二句，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与闲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以见两心之相印。
这两句也是上阕“云中”句的补充和引申，说明尽管天长水远，锦书未来，而两地相思之情初无二致，足证双方情爱之笃与彼此信任之深。
这两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
合起来看，从“一种相思”到“两处闲愁”，是两情的分合与深化。
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则诉说此情已由“思”而化为“愁”。
下句“此情无计可消除”，紧接这两句。
正因人已分在两处，心已笼罩深愁，此情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
“此情封锁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三句最为世人所称道。
这里，“眉头”与“心头”相对应，“才下”与“却上”成起伏，语句结构既十分工整，表现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当然，这两个四字句只是整首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一枝独秀。
它有赖于全篇的烘托，特别因与前面另两个同样工巧的四字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前后衬映，而相得益彰。
【赏析三】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载：“易安结婚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
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
”以词来抒写相思之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题材，但李清照这首《一剪梅》以其清新的格调，女性特有的沉挚情感，丝毫“不落俗套”的表现方式，给人以美的享受，显得越发难能可贵。
“红藕香残玉簟秋”，首句词人描述与夫君别后，目睹池塘中的荷花色香俱残，回房欹靠竹席，颇有凉意，原来秋天已至。
词人不经意地道出自己滞后的节令意识，实是写出了她自夫君走后，神不守舍，对环境变化浑然无觉的情形。
“红藕香残”的意境，“玉簟”的凉意，也衬托出女词人的冷清与孤寂。
此外，首句的语淡情深，如浑然天成，不经意道来。
故前人评曰：“易安《一剪梅》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气象，其实寻常不经意语也”（《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次写在闺中无法排遣愁闷与相思之苦，便出外乘舟解闷。
词人在一首《如梦令》中曾生动地记述一次她乘舟尽兴游玩的情景，不仅归舟晚，还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情调欢快。
现如今却是“独上兰舟”，不仅无由消除相思之苦，反更显怅惘和忧郁。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女词人独坐舟中，多么希望此刻有雁阵南翔，捎回夫君的书信。
而“月满西楼”，则当理解为他日夫妻相聚之时，临窗望月，共话彼此相思之情。
此句颇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诗句的意境。
另外，“月满”也蕴含夫妻团圆之意。
这三句，女词人的思维与想象大大超越现实，与首句恰形成鲜明对照。
表明了词人的相思之深。
下片。
“花自飘零水自流”，词人的思绪又由想象回到现实，并照映上片首句的句意。
眼前的景象是落花飘零，流水自去。
由盼望书信的到来，到眼前的抒写流水落花，词人的无可奈何的伤感油然而生，尤其是两个“自”字的运用，更表露了词人对现状的无奈。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次写词人自己思念丈夫赵明诚，也设想赵明诚同样在思念自己。
这样的断语，这样的心有灵犀，是建立在夫妻相知相爱的基础上的。
末三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词人以逼近口语的词句，描述自己不仅无法暂时排遣相思之情，反而陷入更深的思念境地。
两个副词“才”、“却”的使用，很真切形象地表现了词人挥之又来、无计可消除的相思之情。
这是一首相当富有诗情画意的词作。
词人越是把她的别情抒写得淋漓尽致，就越能显出她的夫妻恩爱的甜蜜，也越能表现出她对生活的热爱。
此外，这首词在意境的刻画，真挚、深沉情感的表述，以及语言运用的艺术上，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潜 少鸣）【赏析四】本篇抒写的是普通的秋日别情，是作者为怀念其夫赵明诚所作，上阕从秋日独自泛舟出游写到明月高照闺楼，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出外或者归家，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心上之人，盼望他从远方寄来“锦书”。
下阕以花落水流比拟丈夫离开自己以后的寂寞寥落之感，说明彼此伉俪情深，两地相思难以消除。
我们可以见到，柳眉刚刚舒展，心中又见翻腾，词语浅近，感情深挚，体现了漱玉词的艺术风格。
集评：离情欲泪。
读此始知高则诚，关汉卿诸人，又是效颦（《杨慎批点本草堂诗余》卷三）。
此词颇尽离别之情。
语意飘逸，令人省目（《草堂诗余评林》卷二）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红藕香残玉簟秋”，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白雨斋词话》卷二）。
词一开篇：“红藕香残玉簟秋”，荷花已然凋残，尽是一片清秋冷落时节，这个“秋”字，正是作者触发情怀的节点，是缘景生情的根本，也是文章情气的基础。
作者把“秋”这个抽象化的季节概念，用具有感性色彩和具象特征的“红藕香残”来表达。
同时，秋凉的“香残”景象和清飒氛围最能激起人们的愁情幽绪，这在古典诗词是极为常见的，这说明了其审美上的对象特征和心理意绪上的对应同构关系。
作者巧妙的避免了自然景象可能的对主体心理意绪的掩蔽，使读者产生审美上的偏向，而是把客体的自然物象作为引发情绪的媒介。
即不是意大境小，也不是境大意小，而是微衰的秋境和幽然的秋思之间的相互契合。
作者淡起微推，首先用淡笔勾勒季节特征，其后轻推出抒情主体的形象。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两句足可玩味，“轻”，言其悄悄然；“独”，曰其仅然一身。
何以如此
词至此可谓不着一字，然而其意脉潜隐其中，直到“云中谁寄锦书来”，其潜隐之意脉方才显豁，终显其表层意象。
作者眺望秋际云天，原是企盼丈夫的“锦书来”，于是紧接“雁字回时”一句。
“雁字”既是眼前实景，雁阵归然，长空嘹唳；也是寄兴之景，所谓鸿雁传书，本就是具有民族本色的传统意象，含有象征意义。
当这这种翘首引怀，待书于景的意识，最终成为显性意识时，前两句“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所内蕴的深意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其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孑然一身，静静地等待雁传尺素，独自咀嚼那离别的伤情，悄然的排遣那铭心的思念。
在这“轻”与“独”中不事张扬，无需为伴的去回味、咀嚼、体验、领略。
上阕煞尾处，忽见“月满西楼”这一景象描述。
这一收笔，绝极妙极。
不但呼应了首句“红藕香残”的景象，且同时组成了一个空间上的立体环境体；红藕、兰舟、雁字、西楼。
作者亦身在其中，独处一角，可谓身入词境。
这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空间感下透现的时态感观，时空的灵动跃然纸上，此时流转在我们心间的是作者的情与意的深度交融，于是从最初的绘画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美学层面，意境美。
本篇词作，上阕隐然相思之意，下阕则直宣情愫。
“花自飘零水自流”，乃借景抒怀，暗中又扣合流水落花的伤感与无奈。
可以说字字紧扣“相思”这一词中意脉。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作者述及与丈夫身处两地，共处一种思绪之间，表明了作者与丈夫的心灵感应同为一律。
可见此处是为双向而动。
这与前人所作大部为对月独抒怀的感情脉思有着显著区别。
然而“此情无计可消除”，作者如何为之
结尾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两句绝妙好词，除让人哑然称绝之外，唯有叹然。
作者一路写来，或寄情于景，或景中含情，意象时露时显，于结尾处猛然一收，如群山之玉，塔顶明珠，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刺激，使之心灵为之震动，深思、遐想。
长时间的体验个中三味。
作者以其独特的方式感知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情感，并以她独特的艺术技巧将之呈现，并在这一瞬间凝为审美的精华，使之作品产生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就是所有传世巨作所共有的，在各个层面上以独具个性化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人类的普遍意识情感，唤起不同时代、民族、国界的人们的善良的审美体验。
次韵翰林金侍讲大阅诗翻译是什么
（2）借指朝廷。
唐贾至《闲居秋怀寄阳翟陆赞府封丘高少府》诗：“信矣草创时，泰阶速贤良。
”唐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去年夏四月，今丞相徵还泰阶，遂命左仆射往践其武。
”
儒林外史人物分析和读后感，1000字以上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
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
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
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
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
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
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
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
”。
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
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
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
”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
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
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
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
”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
”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
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
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
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
”小厮打发差人去了。
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
”杜少卿道：“你好呆
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
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
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
还是不去的妥当。
”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
”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
《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
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
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
”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
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
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
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
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
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
”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
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
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
”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
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
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
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
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可见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
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
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
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
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
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
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
[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
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
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
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
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
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
”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
杜少卿道：“你又怎的
”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
”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
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
”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
”张俊民道：“不要了。
”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
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
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
”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
”张俊民谢过，去了。
”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
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
高翰林指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
”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
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
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
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
”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
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
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
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
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
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
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
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
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
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
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
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
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
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
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
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
[3] 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
”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
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
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
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
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
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
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
[4]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
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 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
该书以其“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
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
《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
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