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美国1787年宪法的内容和意义
1.内容：第一，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
它获得如下权力：征税、征兵、发行纸币、规定度量衡、制定工商业政策、决定军事及外交政策，还有偿付国债的权力。
第二，国家元首为总统，不但享有行政大权，还有对于国会立法的否决权，而且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第三，国会由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法律由国会两院通过，总统批准方可生效。
国会有权直接向国民征税，有无限权力征兵等。
第四，设置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法官由总统任命，但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其任职是终身的；最高法院行使最高审判权，有解释一切法律及条约的权力。
第五，实行三权分立。
总统可以限制国会的权力，最高法院可以限制国会及总统的权力，国会也可以限制总统的权力。
2.意义：第一，这部宪法包含有许多民主因素，比如确立了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程序等。
第二，它调和了保守派与民主派的矛盾、中央集权派与地方自治派的矛盾、大小州之间的矛盾。
总之，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共和政体，为欧洲的反封建斗争树立了一面旗帜，也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巩固与完善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但是这部宪法也具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它不仅没有否定南方的奴隶制度，反而把5个黑人折合为3个人来计算各州的人口总数。
同时，选举资格也作了财产和文化程度上的限制，剥夺了劳动群众、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选举权。
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过程
1786年9月11日，维吉尼亚州的一个贸易会议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但是参与者认为中央政府有很多问题急需更正。
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有州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国会的权力、行政首脑的缺乏和经济策略的稳定性。
会议的结果是呼吁大陆会议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会议讨论国家的未来。
大陆会议于1787年2月同意了这个决议。
拥护弱化中央政府的共和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的唯一且特定的任务是修订邦联条例，但是拥护强化中央政府的人并不这么想；会议代表会议原定于5月14日召开，但是在在5月25日到达会场的代表才达到法定人数。
乔治·华盛顿被选举为会议主席；来自除罗得岛之外所有州的55名代表参与了费城会议。
除去时年81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其余代表的平均年龄是41岁。
代表中有9人是种植园主，有15人是奴隶主，有14人曾任法官，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律师，有29名代表受过高等教育为了保密，会议的讨论是暗中进行的。
即使在炎热的夏日中，议事厅的窗户仍然紧闭。
华盛顿更规定与会者不得以记日记或笔记的形式记录会议情况，但是詹姆斯•麦迪逊仍旧依靠其卓越的记忆力记下了一些个人笔记。
在会议50年之后，他的日记被公开，公众才得以了解一些制宪会议的细节。
代表的组成代表大多是国家主义者，支持一个具有实权的强大中央政府，而不是邦联条例下弱小的中央政府。
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支持分权和一个受到制衡的政府，但是愿意接受其他人选出的任何形式的政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甚至一度建议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28]，但是他的提案和美国与之抗争的英国政府太过相似，很快就被否决了。
弗吉尼亚州代表詹姆斯·麦迪逊等人则支持一个基于民众支持的中央政府。
一些共和主义代表则想要一个清净无为的政府。
还有一些代表不关心政府的性质，而只关心西部土地的所有权是否仍旧由中央政府——也就是所有州——所共有。
纽约州的两个代表反对建立全国性的政府，并且在看到会议的制宪进程之后退出了会议。
弗吉尼亚方案从会议首日就开始的讨论，产生了两个方案。
尽管会议的宗旨是修正邦联条例，弗吉尼亚州代表詹姆斯·麦迪逊经过会议之前对欧洲政治的学习，却设计了全新的弗吉尼亚方案：议会分成两院制，两院代表由人口多少决定。
议会采取两院制，下院由人民直选，上院由各州议会提名、由下院选举。
议会具有否决各州所立法律的权力。
创建行政首脑职位。
行政首脑由立法机关选举产生。
创建最高法院，成员由立法机关指派。
这个提案由艾德蒙·伦道夫于5月29日向会议提出，在6月14日经过会议制定的委员会修正后定稿，但是小州很快发现它们的代表权在此方案中被削弱了，于是提出了它们自己的计划。
新泽西方案新泽西州代表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在6月15日提出了邦联条例的修正案，主张各州平等。
他的观点是邦联条例下每州都有平等的代表权，而会议不应该试图改变这一点。
他的提议如下：邦联条例的基本原则——每州各有一票表决权——保持不变。
国会将具有规范贸易和税收的权力。
国会创建的法律将高于各州的法律。
国会将选举成立一个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将创建一个最高法院。
新泽西方案和弗吉尼亚方案有很多相似之处。
最大的不同是国会创建的法律的地位，这在后来也被加入了宪法。
大多数代表倾向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不愿选择新泽西方案，但是针对代表权如何分配的争论旷日持久。
在6月27日，分歧再次全面爆发，一些小州威胁要退出会议，讨论似乎陷入了僵局。
康涅狄格妥协案7月5日，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提出一项折衷方案：议会分成上下两院 众议院中每个州的代表数目由州内自由民加上五分之三的奴隶的数目决定。
参议院中每个州都有两个代表，由州议会选举 这个方案打破了僵局，但是每州在参议院享有一票的代价是人口较少的州可以在参议院中占有与其人口数量不相匹配的权利。
无论如何，小州和大州都同意这个方案。
另外，参议院也可以制衡很多人认为可能被大州控制的众议院。
五分之三妥协康涅狄格妥协案也基本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奴隶的代表权问题。
在当时奴隶在很多北方州仍然合法，但是在南方则更加普及。
一些代表要求在国家范围内废止奴隶制，而南方的代表反对这个提案。
更进一步，他们要求奴隶被计入用于计算代表众议院代表数目的人口中。
北方的代表反对这个提案，反对奴隶被计入。
罗杰·舍曼的五分之三妥协是南北双方的一个折衷。
五分之三条款也显示了南部州在会议中的影响。
实际上并无选举权的奴隶按五分之三计算说明了众议院和选举团的代表数目部分由奴隶主拥有的私有奴隶数目决定，实际上增加了奴隶主和南方在国会中拥有的代表权。
五分之三条款并未完全解决奴隶问题，在关于是否禁止奴隶贸易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奴隶的寿命很短，需要从非洲补充）。
最终达成的协定是在1808年之前不禁止奴隶贸易，并且逃到北方禁奴州的奴隶将被遣返。
其他问题在依赖于农产品出口的南方的努力下，国会放弃了出口税，但是获得了管理贸易的权力。
在组建法院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个最高法院和国会创建法庭制度的创建。
在最高法院成员组成上的妥协是法官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确认。
达成最终协定尽管康涅狄格妥协在7月中达成，但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的组成仍旧没有解决。
剩下的工作被转移到一个5人的细节委员会。
在孟德斯鸠《法意》中论述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下，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致力于将权力分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之间建立平衡。
细节委员会在8月6日提出了最终的宪法草案。
宪法最终版本1787年9月17日，39名代表签署了宪法。
宪法确认了五项基本原则：人民主权：政府由人民控制。
共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代表由人民选举。
受限政府：政府的行为受法律的限制。
权力划分：三权分立，防止一个部门独大。
联邦体系：保证州级政府的权力。
宪法的批准从起草宪法的辩论和斗争就可以预见到宪法批准的困难。
签署宪法之后，代表们就开始致力于让宪法在各州议会中获得批准。
和邦联条例不同的是，代表们同意只要9个州批准了宪法，那么宪法就开始生效，而每个州需要自行举办批宪会议。
批准宪法的斗争之中，一方是支持强大中央政府和批准宪法的联邦主义者，另一方是反联邦主义者，反对宪法的起草和批准。
大部分签署了宪法的代表是联邦主义者一方，比起他们的对手来说，据有两个优势。
他们具有从起草过程中获得的为宪法辩护的经验和对宪法的了解，以及可以影响州议会选举的财产，反联邦主义者的优势是只需维持现状。
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在较具影响的纽约州，从1787年10月27日开始到次年5月28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编写的联邦党人文集在宪法的批准过程中有很大影响；反联邦主义者的反击主要集中于少数人创建的宪法可能创建寡头政府、政府可能夺取人民权利和自由等等。
这来源于当时影响很大的孟德斯鸠的理论，只有在直接代表制或者小选区的代表立法制政府下自由才有保证。
詹姆斯·麦迪逊的共和国制在当时并不深入人心。
批准宪法之路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很快以较大优势批准了宪法。
在1786年的谢斯起义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联邦主义者承诺制订《权利法案》之后才以微弱优势批准了宪法。
马里兰州和南卡罗莱那州之后也很快以较大优势批准了宪法。
尽管第9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在1788年6月批准了宪法，达到了宪法生效所需的州数，正式确认了宪法的地位，但是如果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不批准宪法的话，那么宪法生效的意义并不大。
对权利法案的承诺使得宪法在弗吉尼亚州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纽约州，华盛顿说服了反联邦主义者领袖埃德蒙·伦道夫，再次保证将修订宪法，同时联邦主义者控制的纽约市威胁要独立，才使得宪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直到美国权利法案通过之后才批准宪法。
论述卢梭和美国1787年宪法的直接联系，越深奥越好，急需，50分速求
美国宪法生成的逻辑起点：人民主权 笔者始终坚信一点，即美国宪政的成功离不开来自欧洲的理论孕育，而这其中，尤其离不开人民主权观和天赋人权观。
所谓人民主权，简单说来是指人民有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
人民主权的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
在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是君主的旨趣皆具有法律的效力，因为根据赋予其权利的王权法，人民已将他们的全部权利和权威转交给他。
”在《美国宪政生成的深层背景》一书中，钱福来先生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认为君主的权力原自“人民”了。
17、18世纪，在欧洲的“3R运动”洗礼过后，从中世纪中解放出来的古典自然法学家在借鉴诞生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朴素的社会契约理论、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天赋人权”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理论。
这其中，对“人民主权”理论的论述最广为人知的非卢梭、洛克等人莫属。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同为“人民主权”论的提倡者，洛克和卢梭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
卢梭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人民主权观是绝对。
他认为，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享有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委托的，只能自己亲自行使。
一旦将这个权利分割或者转让给别人，那么人民主权将不复存在。
谷春德、吕世伦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一书中非常完整的概括了卢梭的人民主权观的特点，即“第一，至高无上性；第二，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性；第三，不能代表性；第四，永久无误性。
”同卢梭一样,洛克也同样以自然状态为自己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是自由但不是放任的，自然法指导着人类的生活。
但是，这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却有其不能克服的矛盾，因为第一这种状态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个解决纠纷的共同标准；第二这种状态缺少一个依照法律裁判纠纷的公正的裁判者；第三这种状态缺少权利支持和执行正确的判决。
正是在这样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下，洛克认为人们才愿意放弃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共同体授权的代表行使。
他说：“这是立法和行政权利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此。
”同意人民主权的实现可以通过建立政府，将权利委托给部分人行使是洛克的人民主权论区别于卢梭的最大之处。
在《美国宪政生成的深层背景》一书中,钱福来先生分析了卢梭的和洛克的这两种不同的人民主权观。
他认为，人民主权有两种。
一种是逻辑上和政治上的，另一种则是实际上和法律上的。
逻辑上和政治上的人民主权是指“国家权利来源于人民的权利，因而国家权力必须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存在和运行，并且也只能为实现同样的目的而受到限制。
”实际上和法律上的人民主权是指“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中直接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利。
”前者如现代的代议制，后者如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
然后钱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在更大程度上是洛克而非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影响了美国宪法的生成。
我们来看看被杰斐逊等美国宪法之父们所继承的人民主权理论是怎样影响了美国宪法的生成的。
美国宪法是以这样的语言开篇的：“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除这里提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之外，宪法正文的其它部分则挺少涉及人民主权这个原则。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被认为也构成美国宪政基础的文件即《独立宣言》中看到这一思想：“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危害上述目的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的政府。
新政府的基本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必须是更便于实现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北美人民正是在不堪忍受英国统治而要求独立并重新建立一个更良好的政府以实现人民的幸福。
在随后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人以暴力的方式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政府。
换句话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成功的实现了人民主权。
假设一下，如果不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将独立战争的性质描绘成北美当地的人民在行使自己的主权，在主动的选择一个更加优秀的政府，很难想象美国的独立战争能否得到民众的大范围支持和积极参与。
我们知道，北美独立战争前被分为十三个州，这些州的居民归英王统治并向英王纳税。
从心理感情上讲，由于这些居民大多来自英国，所以他们心中祖国的概念仍然是英国，很少有人将自己所处的新世界和英国从民族和政治心理层面上割裂。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自从11世纪诺曼征服英国以来，一直到现在坐在英国王位上依然是诺曼公爵的后代。
从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王室带有一种近乎于宗教信仰般的感情。
尽管这个王室的血统来自欧洲大陆，尽管这个王室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也曾不止一次的激起过人民的愤怒，但是，从心底上，他们依然是接受诺曼及其后代的统治的。
历史上英国的各种起义和纷争并不少见，但却很少见起义者提出要驱逐这个外来的统治者或者彻底推翻这个外来者的统治。
所以我们看到，当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又被请回来将这个王室的统治继续下去。
所以无论从文化心理上亦或是政治现实上都还属于英国人的北美居民是如何想到独立这个概念的呢
在笔者看来，这无非有两个原因。
第一，熟知五月花号事件的人都知道，北美居民的祖先有相当一部份是清教徒，他们为了逃避宗主国的政治迫害而来到北美这个当时荒蛮的土地。
在这里他们订立了类似社会契约的五月花公约，这个公约象征性地宣告了北美历史的开端。
随着他们以及其它移民者在北美大陆的扎根发展，他们渐渐形成了独立于宗主国的自己的利益。
虽然独立战争前他们仍将自己视为英国国民，然而从经济利益层面他们已经从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更多的已经是依赖北美大陆本身。
这为后来北美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并最终推翻英国在北美的统治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从心理归宿感而言，英国仍然是这些北美居民的祖国，他们依然接受王室的统治。
那么，从精神层面讲使他们解脱出来的就是《独立宣言》所宣称的那种人民主权理论了。
这个理论使他们意识到原来并不是什么君权神授，人民自己才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源头。
而政府包括皇室存在的意义则在于维护人民整体的福利，当这个政府或者皇权违背了这个目的时，起来推翻他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政府就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主权。
于是，人民主权理论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理论依据以及在战争胜利后建立宪政国家的逻辑起点：独立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人民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意味着人民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来管理人民的事物，既然以往英国政府压迫人民，那么人民要新建立的北美政府也同样存在压迫人民的可能性，如何避免这个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人民主权背道而驰
宪法成为最好的选择。
可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除了在序言部分提及人民之外则很少再在宪法正文中明确地以规范形式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样的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条文。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依然认为美国1787年宪法是人类历史上体现人民主权的最好文件之一呢
原因在于在制定美国宪法时，宪法之父们坚持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是不言而喻的。
尤其在《独立宣言》中已经详细阐述了这种理论的情况下。
那么在推翻英国的统治后，他们认为实际上人民已经取得主权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人民又回到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了”。
但正如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虽然迷人但是也有它本身不能克服的矛盾，所以北美居民需要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由于北美大陆疆域辽阔并且人口众多，所以从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制，即由所有人民组成一个整体直接行使主权，而只能建立一个政府，将人民主权委托给人民同意的人们行使。
同时既然人们是放弃每个人的部分权利由人民整体享有从而得以进入这个“社会契约”，那么对于那些人民没有放弃的部分理所当然依然被保留在人民自己手中。
正是在这一个理论前提下，美国宪法之父们持这样的观点：凡是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依然由各州和公民享有。
同时在起草1787年宪法的时候，他们认为宪法的作用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政府是最有可能损害人民权利的机构，所以宪法的重点在于明确政府的权力以及政府成员的选举方法，从而可以反向地达到保护人民权利的目的。
另外如果在宪法中明确地列举人民的各项权利，而由于人民的权利样式的多种多样不能穷尽的，对于那些没有被列入宪法的权利则有可能引起对宪法的误解，会导致人们误认为宪法只保护那些被列出来的权利，更严重的是政府可能会以无宪法明文规定为由肆意侵害人民的那些宪法没列举的权利。
所以1787年宪法最终放弃了规定一个权利法案，这绝非宪法之父们的疏忽而恰恰是他们有意为之。
也就是说，通过限定政府权力的方式以及不在宪法正文中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达到保护人民权利的目的。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宪法之父们的一厢情愿的设计在实践面前吃了闭门羹。
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理论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宪法这样设计背后的原因所在。
当人们看到辛辛苦苦挣脱了英国的统治而建立独立的国家时，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居然拿出的是一份对人民权利只字不提的宪法，从情感上这当然令人难以接受。
第二，事实上由于宪法没有包含个人权利的内容使其在各州被通过遇到了不少的障碍。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找到证据，他说：“原来的联邦宪法的重大缺陷是，它没有包括任何权利法案的内容。
众所周知，它在这方面的缺陷是使它获得各州批准的重要障碍。
1788年，5个州的宪法批准会议，包括马萨诸塞、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弗吉尼亚和纽约，提出修正案，建议在宪法上附加一个权利法案，对它们以及其它州的建议加以采纳，是1789年召开第一届国会的紧迫任务。
”而第一届国会的最终成果是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的出台。
其中的第九条修正案应该注意，它是这么规定的：“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这说明制宪者们最终采用了一个明文的兜底条款以避免他们在制定1787宪法时担忧的情况。
这个条款在后来的美国宪政实践中赋予宪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极大的弹性，使得宪法可以满足时代的发展而对新权利的需求。
显而易见，美国宪法持久的生命力和它对权利的开放性设计是分不开的，而这一切要归功于那些宪法之父们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坚持。
他们坚持只要是宪法美国没有赋予政府的权利就依然归公民自己所有，并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体现在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中的就是一方面既把那些重要的权利意义列举，另一方面又通过第九条修正案避免了政府对未列举的人民权利的侵犯。
《大国崛起》每一集的读书笔记
第一集：海洋时代 内容：葡萄牙 西班牙 15世纪，欧洲最早诞生的两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葡萄牙一代代航海家们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在伊莎贝尔女王的资助下，哥伦布代表西班牙抵达了美洲。
当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原先割裂的世界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相互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但是，这两个依靠掠夺迅速崛起、却在战争中挥霍财富而没有发展工商业的帝国很快盛极而衰，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场大戏悲剧性落幕。
第二集：小国大业 内容：荷 兰 地处西北欧、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小国荷兰，在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上，以捕捞鲱鱼起家从事转口贸易，他们设计了造价更为低廉的船只，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逐渐从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
日渐富有的荷兰市民从贵族手里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
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
由于国土面积、人口等天然不足，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
但直到今天，荷兰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依然在影响世界。
第三集：走向现代 内容：英 国（16 - 17世纪） 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在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大获全胜，就此逐步登上世界舞台。
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强有力的君主制成为关键的一环。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海洋探险和贸易的鼓励、开明的治国态度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妥协手段，使这个地处边缘的岛国，迎来了早期的辉煌。
但是，接下来的国王查理一世却因为坚信君权神授，违背了英国早在13世纪时由《大宪章》所确定的国王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和议会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内战，战败后的查理一世被宣判死刑。
最终，英国通过光荣革命，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同时，也让这个岛国一步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第四集：工业先声 内容：英 国（18 - 19世纪） 随着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手工工场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英国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
这一切，使得英国出现了全民热衷于发明、生产和贸易的景象。
当牛顿发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后，科学的精神渗透到英国社会中；当瓦特最终以万能蒸汽机解决了最核心的动力问题后，英国工业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当亚当·斯密以《国富论》指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后，英国人开始在本国强大工业能力的支持下，推行自由贸易，拓展全球市场。
在各种合力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此期间，英国打败了强邻法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帝国。
19世纪中后期开始，殖民地日益成为英帝国的负担，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英国的发展开始减慢，最终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五集：激情岁月 内容：法 国 17世纪时，国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起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绝对王权，并籍此将法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都带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巴黎城就在那一时期诞生。
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培育了国民对思想文化的推崇，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法国得到了普遍传播。
启蒙思想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性的大门，而法国社会一直无法解决的三个等级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颁布。
但是，欧洲各君主国的绞杀使法国出现了极端事件和长期动荡。
这时，拿破仑以大革命之子的形象出现，用征服欧洲的方式再次将法国带向颠峰。
然而，武力扩张并不能维持大国地位。
直到二战之后，法国才在戴高乐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带领下，恢复了往日的光荣。
第六集：帝国春秋 内容：德 国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
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
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饲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场对外的战争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
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
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再次统一。
第七集：百年维新 内容：日 本 150年多前，在四艘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岛国日本选择了不战而开国。
外部压力成为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黑船来航15年后的1868年，明治维新正式开始。
在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指导下，日本派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此后，日本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大久保利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推进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开办大量官营工厂，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弃官经商的传奇经历成为那个时代的注脚。
大久保的继任者伊藤博文则顺应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呼声，制定了巩固维新成果的日本第一部宪法。
但是，同时写进《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制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隐患。
和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
二战后的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
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经济强国。
第八集：寻道图强 内容：俄 国 1697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和学习。
归来后，他用强硬手段推行了一场社会变革。
从穿衣、吃饭，到科学教育、商业活动、军队建设，彼得用野蛮的方式推进了俄罗斯的文明进程，他甚至亲自审讯反对改革的太子。
在打败了强敌瑞典之后，彼得下令建造起一个面向欧洲的新首都圣彼得堡。
继承彼得改革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欧洲的启蒙思想，重视教育，并试图起草法律，但改革无法触动农奴制。
女皇的业绩最终只能表现在领土扩张上，在18世纪后期，俄罗斯成为地跨欧亚美的大国，并成为欧洲事务中的重要角色。
但是，农奴制使俄罗斯很快在经济、技术领域落后于完成了工业化的英法等国。
在战争-革命-改革的多次反复中，这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俄罗斯逐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
第九集：风云新途 内容：苏 联 1917年，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诞生。
在探索从未有人实践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列宁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及时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保护了农民，也吸引了哈默、福特等外国投资者。
苏联经济逐渐复苏。
列宁去世后，在面临封锁和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决定加快工业化进程，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
随着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一跃成为工业强国，令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美各国惊叹不已。
工业化成就的光芒掩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
而很快到来的二战检验了这一工业化成果。
苏联新工业区的威力和苏联人民的巨大牺牲，使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地位。
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苏联为全人类提供了前无古人的经验和思考。
今天，俄罗斯人正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这个民族的未来值得期待。
第十集：新国新梦 内容：美 国（17世纪 - 19世纪） 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百多名英国清教徒来到北美大陆。
遵照登陆前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清教徒开始了在新大陆上自治管理的生活。
100多年后，由于英帝国强行增收印花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并在1787年制定了对美国发展影响深远的成文宪法，建立起中央政府。
此时，大量移民带来了欧洲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拿过欧洲接力棒的美国，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美国快速发展，但制宪会议上悬而未决的奴隶制问题，最终在1860年导致了一场内战。
林肯总统带领北方打赢了这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央政府也由此逐渐壮大。
在政府推动下，历时一个多世纪的西进运动成果斐然。
此后，爱迪生将美国率先带入电气时代，对发明和创新的制度性保障成为这个国家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这个年轻的国度已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头。
第十一集 危局新政 内容：美 国（20世纪初 - 二战结束） 自由竞争，使得美国迎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金年代。
一大批垄断性的大公司、大财团相继出现，第一家托拉斯集团-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但问题很快显露：垄断导致中小企业倒闭，机会平等丧失；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劳资矛盾激化。
美国人开始反思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1901年上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顺应进步主义的思想和社会的要求，通过反垄断和立法保障工人权益等方式，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
随后，福特生产线的诞生、电气时代一批新技术和发明的出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订单，进一步壮大了美国经济。
1929年，波及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来临，美国损失惨重。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加大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度，通过一系列新政措施，使美国逐步走出困境，也由此开创了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共同作用于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新的转折点，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并由此开始主导世界。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 一、大国之谜 回顾500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
二、大国之惑 历史上的大国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力争霸崛起，已被证明结局并不美好；妄图依靠战争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已被证明结果事与愿违。
德国的兴衰是最好的例证。
同样，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英国在主导世界两个世纪后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
三、大国之路 二战后，各国逐渐开始理智地寻找大国之路。
日本通过跨国公司战略实现了经济崛起；美国在信息革命和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使得国家持续发展。
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连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作出理性的判断。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法国和德国携手开启的欧洲新秩序引人关注，欧盟为和平与合作的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时代的注脚。
四、大国之思 对于理想的大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关于大国的话题，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讨论。
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 （完）
读宪法有感
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法律文件。
它是众法之法，其他各种法律的产生都要以宪法为依据。
它又是具有最高效 力的法，任何机构、组织以及个人都不得违反，任何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或行为都将归于无效。
然而，高也有高的难处，高高在上可能被 束之高阁；维持最高效力的代价也许是高度抽象，大多属于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出错的政治宣言，与真实的社会生活相脱节，最终便 不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
另一方面，如果要让宪法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就需要对宪法的条文进行经常性的修改，但是，经常改又会伤 害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所具有的权威性，也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于是，宪法就遭遇到了一个似乎是 内在的困难；变，还是不变，这是个问题。
考察一些宪政发达国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
变化相对多的是法国，而英国和美国则 极少变化。
英国的宪法由一组自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以来的历史文献构成，另外还有一些所谓宪法惯例，平常人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 在，但是，一旦违反，马上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种由历史传统累积构筑起来的宪法谈不上修改，只有潜移默化的演进，变化模式呈现出 《易经》所谓“变而不觉其变”的形态。
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实际上，这部1787年制定的宪法的主体结构只有三条，即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作出的 规定，这些规定至今保持不变。
宪法诞生后，鉴于某些变化和需要，又通过了一些宪法修正案，但是，迄今为止，二百多年来的修正案也 只有寥寥27条。
我们知道，立国之时，美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人烟稀少，满目荒漠。
但是，他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硬是制定出一 部即使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也无需修改的宪法，这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
制定宪法的人们需要有智慧，有先知般的预见力。
他们要看清楚人类的弱点，从而预先为可能出现的弊病提供防范机制。
他们应抱定 崇高的信念，以便使宪法永远为人们追求自由、民主提供动力而不堕落为自由、民主的桎梏。
他们要有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而精确意义 的能力。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之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增进共同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 享自由之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这是美国宪法的序言。
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序言大概再过二百年也无需修改。
当然，有些发展制宪者们预料不到，例如，他们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召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
”没有提 到空军，因为当时他们想不到有朝一日军队也可以像鸟儿一样在天上飞。
有了空军之后，要不要修改这个条文呢
美国人的选择是不修改。
因为制宪者的意图很明显，总统是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没有哪个空军军官会糊涂到去钻宪法的“漏洞”，胆敢把来自总统的命令当耳 旁风。
于是，美国的一些法学院图书馆可以在最醒目的墙上镶嵌一块金属牌，上面镌刻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然而，不久前国内的一家法学院 搞内装修，一面空着的墙壁不知用什么作装饰，不耻下问地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用最坚固的金属，镌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嵌在墙中，让法学院的师生时刻都能看到我们的根本大法。
” “可是，可是……”那位法学院院长迟疑起来了。
其实，我又何尝不迟疑呢。
日本的年号与公元年号对照表
美国的种族歧来已久，从美国1776年宣立至今都一直存在。
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只是白人立并不包括黑人，这也是美国1787年宪法的一大污点。
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为扭转局势，宣布废除黑人奴隶制度，这使得黑人在法律上得到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改变黑人群体的弱势地位，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普遍存在。
到了20世纪，黑人深感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现实意义上的平等，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仍然深深的困扰着他们。
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比如说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一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存在着种族歧视，非洲裔、亚洲裔等在美国仍然受到歧视，这从今年的华裔青年士兵在阿富汗被白人士兵虐待致死就可以看出。
美国要消除种族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家富兰克林是怎么死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 1706年1月17日，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在北美洲的波士顿。
他的父亲原是英国漆匠，当时以制造蜡烛和肥皂为业，生有十个孩子，富兰克林排行第八。
富兰克林八岁入学读书，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由于他家中孩子太多，父亲的收入无法负担他读书的费用。
所以，他到十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回家帮父亲做蜡烛。
富兰克林一生只在学校读了这两年书。
十二岁时，他到哥哥詹姆士经营的小印刷所当学徒，自此他当了近十年的印刷工人，但他的学习从未间断过，他从伙食费中省下钱来买书。
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他结识了几家书店的学徒，将书店的书在晚间偷偷地借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第二天清晨便归还。
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从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通俗读物到著名科学家的论文以及名作家的作品。
就是在当学徒的这段时期里，富兰克林把在学校曾两度考试不及格的算术学了一遍，又读了赛勒和舍尔梅的关于航海的书，从这些航海的书里，他接触到了几何学知识。
他还读了洛克的《人类的悟性》和波尔洛亚尔派的作者们写的《思维的艺术》。
富兰克林的学习日渐深入。
1723年富兰克林离开了波士顿，到费城的基未尔印刷所和英国伦敦的帕尔未和瓦茨印刷厂当工人。
1726年秋，富兰克林回到费城，这时他已掌握了精湛的印刷技术，开始独立经营印刷所，印刷和发行《宾夕尼亚报》，并出版了《可怜的李查历书》，当时被译成十二种文字，销行于欧美各国。
1727年秋，在费城他和几个青年创办了“共读社”，组织了小型图书馆，帮助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进行自学。
每星期五晚上，论讨有关哲学、政治和自然科学等问题。
这时富兰克林还不到三十岁，通过刻苦自修，已经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在北美的声誉日益提高。
在富兰克林的领导下，“共读社”几乎存在了四十年之久，后来发展为美国哲学会，成为美国科学思想的中心。
1736年，富兰克林当选为宾夕尼亚州议会秘书。
1737年，任费城副邮务长。
虽然工作越来越繁重，可是富兰克林每天仍然坚持学习。
为了进一步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外国语，先后掌握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
他广泛地接受了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成果。
为自己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富兰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他一生用了不少时间去从事社会活动。
富兰克林特别重视教育，他兴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都是为了提高各阶层人的文化素质。
正当他在科学研究上不断取得新成果的时候，由于英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北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毅然放下了实验仪器，积极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从1757到1775年他几次作为北美殖民地代表到英国谈判。
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和《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
1776年，已经七十高龄的富兰克林又远涉重洋出使法国，赢得了法国和欧洲人民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援。
1787年，他积极参加了制定美国宪法的工作，并组织了反对奴役黑人的运动。
富兰克林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在亲人环护中度过的。
1790年4月17日，夜里11点，富兰克林溘然逝去。
那时，他的孙子谭波尔和本杰明正陪在他的身边。
4月21日，费城人民为他举行了葬礼，两万人参加了出殡队伍，为富兰克林的逝世服丧一个月以示哀悼。
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这样走完了他人生路上的84度春秋，静静地躺在教堂院子里的墓穴中，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印刷工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有什么成就
1752年6月的一天，黑云压顶，电闪雷鸣，大雨马上就要到来。
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却把一只风筝放上了高空。
此时，刚好一道闪电击中风筝，富兰克林的手中掠过了一种恐怖的麻木感。
此时，他意识到自己把上帝之“火”引到了人间。
于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向儿子呼喊：“威廉，我被电击了!”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把从风筝线上得到的电引入了莱顿瓶中，回去以后他用雷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电学实验，得出了雷电与人工摩擦产生的电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从此打破了学术界比较流行的雷电是“气体爆炸”的观点。
这个结论传出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富兰克林在世界科学界的名声大振。
富兰克林1706年1月17日出生于北美洲的波士顿。
他的父亲原是英国漆匠，当时以制造蜡烛和肥皂为业，生有10个孩子，富兰克林排行第八。
富兰克林8岁入学读书，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由于他家中孩子太多，父亲的收入无法负担他读书的费用。
所以，他到10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回家帮父亲做蜡烛。
12岁就开始在印刷所当学徒。
在当学徒的几年，他在做工之余坚持自学了数学和4门外语并借助印刷厂的图书室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有时看得入迷，竟忘记了回家。
这足见他学习意志的坚定。
而对科学实验和观察，他更是如痴如狂，尤其可贵的是他心思缜密，这对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巨大的帮助。
在电学上，他不仅解答了“电为何物”的问题，他将不同状态下的电称为“正电”和“负电”，并提出了电学中的“一流论”。
在大气电学方面，他通过风筝实验揭示了雷电现象的本质，被誉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
他在电学上所做的成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他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一流的科学家。
不仅如此，富兰克林还依据自己的“风筝试验”发明了避雷针，并在其热学研究的基础上制造了新式火炉，自动烤肉机等。
他的这些发明创造，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因而，他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圣安德鲁大学等大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富兰克林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不只是在电学上，他在光学、声学、热学、数学、植物学、海洋学等方面也有研究，而且他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十分完美的人。
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接触社会的活动家。
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并参加起草了《独立宣言》。
1787年，他积极参加了制定美国宪法的工作，并组织了反对奴役黑人的运动。
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在费城与世长辞，在他出殡的那一天，为他送葬的人多达两万，这充分表明了美国人民对他的痛悼之情。
美国国会决定为他服丧一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也决议为他哀悼，他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
就这样，富兰克林走完了他人生路上的84个春秋，静静的躺在教堂院子里的墓穴中。
后人在他的碑文中这样写到：“从苍天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取得民权。
”这两句碑文概括了他一生中的两件最辉煌的事业。
求一篇关于大国崛起论文
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