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球通史读后感1500~2000字 最好不要和网上的有雷同 可以摘取几篇的好段落结合成一篇 全文连贯 急急急
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传统与变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历史讲座教席。
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
认识现实不能忽视历史,只有对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现实.费正清从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进而认识中国的革命过程和中美关系.他把中美关系置于世界历史中去思考,分析了中美关系矛盾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应该加强制度、文化和心理上的理解,不能无视其历史传统,加强认识与理解是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基础. 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是如何理解的以及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巨大差异导致的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可以引起读者深沉的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 《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是世界上（在世时）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全书共43.5万字，费氏以他特有的大师风度及幽默精辟的笔调记述了中国自半坡、龙山文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年代以来几千年的历史。
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全书，如沐春风。
读书过程中，不经意见就可以察觉到费氏的“良苦用词”所蕴含的智慧。
每每会心独笑，方才体会到旁人旁物所不能给我带来的快乐。
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
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
国家在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
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
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
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
……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
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
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
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
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
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
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
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我一直感觉我们处在自我的优越感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表达，读了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他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似乎就是我要说的。
我们引以自豪的期望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也许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还有我们经常的与别人比高下的时候，总忘不了把我们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拿出来助威，这就是高度的文化优越感。
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
“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
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
自信来自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和评价。
同时，“一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
“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其实，将《大变局》一书置于我的读书笔记系列的第一篇，其思想性、启示性等方面都是难堪其位的，很多观点均不敢苟同，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然而，我把他细读了两遍，对其兴趣主要有三：一是当前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强国战略，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正巧本书主要是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兴起和西方的衰落这一正在改变世界的大变局的。
二是文化崛起是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瞩目的焦点，是个大课题。
三是带着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想一一辩驳下。
本书先较为详尽的介绍了世界以及中国的变局来临，把东西文化差异作为大变局的主因，并提出中国儒家文化将取代西方野蛮低俗文化，进而为中华崛起找到了根源，那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化，特别是其力量最先进的儒家文化。
书中的过于自信让我担忧，结合其他所读书籍及自己的感受，谈谈以下几点体会： 1、中国现实=>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不断增速，国际影响逐步扩大，引起世界侧目。
西方惊呼：中国要崛起了
。
西方认可了中国，好事啊，于是很多国人也真信了，迷醉于大国表象之下。
略加思索便知，此词汇极含政治意味，纵观美对华策略可知大概，其变化历程大致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特点有四：一是树强敌，冷战后后不见来者，美国急需潜在对手激励其忧患意识。
二是将华纳入西方体系，受其规则和体系制约，三是夸大强盛，懈怠中国国民。
四是企图让中国承担与之能力不符的更多的国际义务，各种下小套使中国吃亏。
吾辈当明，中国之发展欠缺尚多，威胁更多，洋务运动之教训不可不察，切莫被人养肥了再杀。
然崛起之路，势在必行，只要迈好经济、军事两条腿，把握正确的方向，是可以稳步前进大踏步在崛起之路上的。
2、何为崛起
崛起=称霸
对于中国这样具有人口众多，民族、领土关系复杂，发展不均衡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崛起一词不好界定。
西方世界所称的崛起，有强烈的称霸意味，而中国一再宣称的不称霸原则在其看来为掩耳盗铃，这本质上是由东西方文明的核心不同造成。
西方文明大都是野蛮型的，西方的崛起也建立在侵略扩张、资源掠夺的基础上，故其国际行为，皆以利益为重。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也无可厚非，只是莫忘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中国文明，是一种防御的、守成的文明，强如盛唐，对周边小国也只有结交之心，尚无吞并之意；大明水师睥睨天下，郑和下西洋也不过是一场豪华的环球旅行而已，其意也只在显示国威，引万邦来朝，睦邻友好而已。
中国文明是缺少称霸因素的，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是让中国在近代遭受巨大屈辱的一个本质原因，以至于近代众多革命者对其大批痛批，甚至骂儒家为贱儒。
然观今日，不称霸的文明反而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而和平崛起又实为今日之中国实现复兴的唯一之路。
窃以为，从文明发展史思考，中国文明当高于西方文明，更契合人类、自然的发展规律，只是在当代严重缺乏现实基础，如同生产力不适应生产关系一样，从而并没有可见的优越性。
结合时代思维，我们的核心文明当固存，但是观念当更新，防范当重视，实践当多样。
中国的崛起，无论内因外素，都只有和平崛起一途，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新一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制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进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均衡发展。
3、如何崛起
此书主论文化、只重文化，但是我们须知，文化者，文治也，文治先需武治奠基。
无强盛之国力军力，文治乃空谈尔。
和平崛起当为全面崛起。
我总结为：之本在国体，是为体制保障；之基在经济，是为国力保障；之实在国防，是为军力保障；之势在文化，是为制道德；之核在技术，是为制产业。
对应的，一是适应时代的体制建制，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二是GDP，当重质量而非数量。
富民为本，撇开人民基数空谈GDP排名无任何意义，读后感《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等，数措并举。
三是新军事变革，国防观念、作战思想、体制编制、技术装备、人才队伍等，皆当顺时顺势而变。
四是繁荣文化，影响世界。
文明传播并非文化扩张，而是长期的渗透感染，先进性取代落后性。
中国文明有着兼容并蓄的沃土，除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文字狱等为数不多的文明惨剧外，大体上中国文化还是处于百家争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繁荣活跃氛围的，这也是文明进步、思想先进的重要来源。
先秦诸子时期，仿佛成为了今古文人的梦里圣地，心向往而已不可寻。
我甚至有种感觉，自诸子以降，华夏文明已无寸进，已经没有了超越性的突破，今之道理皆为古之戒训，不亦悲乎
此论先不表。
其实文化产业也是战略产业之一，然浩浩汤汤不如细水长流，作为长期的战略举措。
五是自主创新，科技突围。
凡世之强国，其支柱产业大都为战略产业，如纺织业、钢铁业之于近代列强，如信息技术、制造业、航天业、金融业之于当代西方，而现今中国，支柱产业居然是房地产、煤等原料资源、玩具及小电子产品等，战略产业严重空心化，岂不危哉
当前紧迫之任务，当以战略产业为龙头，自力更生，自主突破，并以此拉动相关产业迅猛发展。
历史教训单纯的靠买和进口，只会落入敌人圈套，受制于人，现今之中国，亟需发扬核战略时代自力更生的两弹一星精神。
4、文化地位论及轴心文明说。
民族之生存、传承，在乎文明，然文化之地位是否就超然于经济、政治、军事之上呢
恐不尽然。
窃以为，可比于人体，文明为血液，经济为体格，军事为力气，科技为思维，政治则为人际关系（当然比喻欠妥，权当试论之而已）。
保持新鲜活泼的血液对人体的作用不言而喻，然时代有异，主次有别，好比坏血病人，当以疗血为第一要务；体弱病夫，则当以强身健体为要；莽撞壮汉，则又须以提升思力为主。
轻重缓急，孰轻孰重，洞察时势，知己知彼，无须再论。
说到轴心文明，人类发展史上，总会有一些思想上的大觉醒，这是人类对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自然、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刻的本质的大探索、大革新、大总结，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基石。
中国的轴心文明当始于先秦诸子百家，奠基以来，历经五千余年，虽历惨剧，却也未曾断代，文化传承稳健平和，几乎未有出现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之类的强烈的变革运动。
一直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全面领先于世界的，直至近代，天朝梦被打破，连带很多人对传承之文明也产生了怀疑，如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五四运动全盘西化，都是在否定批判传统文化。
在此借辜鸿铭一言以蔽之：五千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耶
。
很多人把中国人的中庸、胆小怕事、没有血性等奴性归结为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明和封建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统治阶级将文化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过于教化人民的顺从观念以奴化人民。
而传统文明中的墨家则极富侠义精神，儒家孟子也极力提倡民贵君轻思想。
我们需要认清和传承的是轴心文明，而不能将其与封建文化混为一谈。
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明是有失偏颇的，相反，众多古训于今亦多借鉴启示意义。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矫枉当须过正，这样方能最大限度的唤醒民族意识、激发国人潜能，促进作出深刻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回归，更是说明了对轴心文明的传承、发扬才是主流。
中国轴心文明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主要思想：一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且不论迷信成分，和可持续发展是相当契合的，然我们却是在环境、资源大幅破坏之后才觉醒的。
二是和平包容，主张和而不同，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我们要兼容并蓄，取精去粕，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创造性。
三是重道德礼仪，道义为上，小悦悦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自省吗
四是民贵君轻思想，这难道不是民主、人权的思想源泉吗
比于西方的假民主，我们的孟子不是更为激愤、更为可爱吗
西方不同于东方，中国的主流历史是统一、融合、发展，而西方更多的则是战乱、竞争、掠夺，其文化也相应的具有侵略性。
中国的强盛是源自治世，源于自给自足的和平发展，而西方的强盛是再对资源的掠夺上。
14世纪以来，大航海时代让西方尝尽了甜头，坚船利炮获得的殖民地和航线，不断的将资源和财富输入，侵略文化更是蒂固于心。
反映在当今政治上，西方处理国际事务奉行划分势力范围、经济封锁、武力干涉等手段，而中国则更多的是和平共处、友好协商，甚至南海都可以和平发展，领土也可以一国两制。
有人认为是中国弱小、怕事，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国力还很弱小不足以形成均势制衡，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的文明传承本质决定的，即使强盛了也不会奉行西方的一套。
其实，这也正更符合人类的发展不是吗
（当然，当前时期中国的和平行为却适得其反，君子能忍，但是亦应该有君子之怒）。
两种轴心文明明争暗斗，将决定着未来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我们应该自信，和平发展是主流，也是人类的最终希望。
但是我们并不能沉醉于和平崛起的愿景中，而要认清现状、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特别要注意两个方面：一在外，防止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的渗透，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要长久的多、深刻的多，问题不在于西方思想先进我们思想落后，而在于体制及领导阶层的实施。
二是内，自身问题复杂。
文明具有生机、活力，才会被认可，传播开来。
加强先进性文化建设，不是一句口号，也不以国家意志为转移，它是广大知识分子引领人民深入研究各学说、各思想，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自己的轴心文明，以使其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丰富多彩，整个人类唯此一家，敢不珍惜
和平崛起是个大课题，和平崛起为什么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和平选择的可行性如何、战略层面的应对策略等，都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以后结合其他阅读感悟再表。
〔徐牧 大变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分析一：纵观历史，历次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是这一朝代出现了巨大的不公，而首要的是分配不公。
分配不公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占有。
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真正的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才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生产资料归少数人的私人占有的私有化的加剧，也必将伴随着巨大的分配不公，是社会动荡的源头，是朝代更替的催化剂。
分析二：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的。
底层百姓被剥削太残酷了。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还有中国人一旦有了上等位置时都想占山为王
最容易导致战乱
但是造成这种不健全制度的原因何在呢
什么原因会导致制度永远不健全呢
分析三：对于中国5000年的历史来看,三国演义中一句话: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个最好的总结.无论一个朝代如何辉煌,到头来仍然避免不了国破家亡,被他人替代的结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如何杰出也好,英雄也罢,在他们的子孙手里都会被葬送掉这一切的辉煌.在历史书中,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各类昏君无道,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农民起义也是层出不穷的.从表面现象来看,贪污腐败是所有这些朝代灭亡的所共有的现象,所以很多英明的皇帝们也是不遗余力的反贪污,反腐化,虽然口号振天响,杀的贪官们也不计其数,不过很不幸的就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千万万个贪官站起来,如同杀不完的蟑螂一般,没完没了.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贪官存在,杀也杀不完?其实我们仔细看看这些贪官们就知道,因为有特权阶层的存在,才有贪官的存在.无论在哪个朝代,只要它存在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就是不可能避免的,虽然人人都喊口号反贪污,但是无非是割鞋骚痒.我们只有彻底铲除那些特权阶层,才是让政治清明,国运长久的根本方式.天下没有不贪污的特权阶层,不管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时代,只有彻底消除特权阶层,才能彻底消除贪污腐败。
分析四：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之社会经济原因与欧洲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呈现朝代更替的独特现象。
朝代更替的现象可以从“王朝重构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两方面分析，然后综合分析得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性”。
“王朝重构的同一性”主要分析传统社会整合过程中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同一性的原因；“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通过首先分析土地不断集中趋势、官僚机构扩张、统治者消费扩张天性、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以及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等方面的因素，然后给出了这些因素一个综合机制来解释王朝衰落必然趋势。
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稳定的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传统社会的朝代更替出现循环。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因素无疑是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一个比较宏观的概括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朝代循环更替，根本的经济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街头》这首诗的意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作家，与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教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后又发表长篇小说《桥》。
他又是中国三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
是智慧诗的代表作家，更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的诗的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驰骋想象”，“上天下地，东跳西跳”的诗境，是六朝文的风致。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
他写过很多的新诗，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诗歌的代表作：《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驶过， 乃有邮筒寂寞。
邮筒po， 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 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 汽车寂寞， 大街寂寞， 人类寂寞。
三十年代的诗人写的诗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诗人多用一些比较生疏的古字，甚至是所谓‘文言文’中的虚字来表达一个意义，一种情绪，或甚至是完整一个音节。
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
由此发现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主流有深刻的联系。
30年代现代派诗歌是“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而废名正是代表了30年代诗人的写作特征，在《街头》这首诗中就有着这些体现。
细读这首诗，会发现这首诗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个是它的思想上有另人震惊的思想震撼力，另一个是它的艺术上语言的高度凝练。
诗人连用“寂寞”一词，在诗中反复出现，而且内涵是不确定的，由邮筒寂寞，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一直写到人类寂寞，街头本来是喧闹的，但用的是反常识的语言，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大千世界万象内聚，包容与心，思接万仞千里，全凭瞬间顿悟，超越了逻辑，抽去了中介，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些艺术表达方式暗合或相通。
在艺术上，俄国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巴赫金把它称为“陌生化”。
街头是这首诗的情境，街头所看到的事物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然而在这首诗中只出现了汽车和邮筒这两个事物，这两个事物显然是被诗人精心挑选过的是现代化的标志，是工业化的标志，写的是现代世界，因此，诗人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诗人行到街头，看到汽车从眼前驶过，邮筒寂寞，二者是并列的。
“汽车驶过”是作者所看到的眼前事物，而“邮筒寂寞”是作者的感觉，是作者感受到的。
他的诗在“深玄的背景”之下透露出的孤洁感仍是现代人的，在这首诗中能深深的体会作者在喧闹中所领悟到的无所不在的寂寞。
整首诗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由开头到邮筒寂寞。
第二个单元由邮筒po到诗歌结束。
在整首诗中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乃”，它是由第一句汽车驶过而来，邮筒寂寞是由汽车驶过而来，这是静止的邮筒相对运动的汽车而言是寂寞的，这暗示诗人有静止和运动的比较，由运动的汽车看静止的邮筒。
这是诗的第一个单元。
在第二个单元中，诗人由静止的邮筒看运动的汽车。
邮筒是静止的，字母“po”看得很清楚，汽车是运动的，记不住号码，邮筒“po”看得清到看不清汽车号码用“x”代替，所以诗人说运动的汽车是寂寞的，诗的内在结构是一正一反再合并的。
由此及彼，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诗的内在逻辑就推理出来了，这首诗是典型的中国道家庄子的思想对策。
在这首诗中，汽车和邮筒都是否定形象，都是寂寞的，诗人由此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汽车邮筒都是现代社会的代表，所象征的都是寂寞的，所以大街是寂寞的，人类是寂寞的，所以表达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所以说这首诗的思想是极有震憾力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搞现代化，可以说现代化是中国的梦想，但废名在三十年代就表达了思想相反和对现代化的批判。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汽车和邮筒都是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是行动的，邮筒是静止的，人类尽管有了汽车和邮筒，但是人类仍会有思念有分离，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处境，因此说明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解决不了人类精神上的处境。
总之，在整首诗中诗人用了一连串反常识的语言，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由邮筒寂寞，数字寂寞，大街寂寞直到人类寂寞，体会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这是诗人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还有就是用现代化的代表事物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在当时的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效果和敏锐的洞察力。
柯达公司破产原因所在
我在Kodak干过好几年，个人感觉柯败的关键原因是在于没有一确向，也就是没有一个好的CEO来带领。
美国的CEO都是靠业绩来决定收入的，只要在他的任内有个良好的业绩就可以拿大量的分红，而转型需要一个阵痛期，会严重影响业绩。
这就导致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CEO带领主动进行转型，公司的方向就会摇摆不定，想转型又不想放弃非常赚钱的胶片业务。
从20世纪开始，好几任CEO的策略都不一致，白白浪费了10年的黄金时间。
另外，Kodak的机构确实非常臃肿，我记得当时有N个VP和N个CXO，这么多高层每年的分红得多少啊，底下很多工程师辛苦赚的钱不够这些人花的。
陈鹤琴学前教育理论和主要观点
一、儿童不是“小人”——陈鹤琴的儿童观(一)传统儿童观的谬误从陈鹤琴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对中外教育都有切身的体会，因而对不同时空背景下教育所预设的对儿童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了解。
尤其是通过国内新式学堂与传统私塾的对比和西方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比，陈鹤琴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它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形了。
”(《陈鹤琴全集·第六卷》P535，以下只标卷数及页码)究其根源，当然是传统社会对儿童的看法使然。
陈鹤琴说，“常人对于儿童的观念之误谬，以为儿童是与成人一样的，儿童的各种本性本能都同成人一色的，所不同的，就是儿童的身体比成人小些罢了。
……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一卷，P1)应该说，在“五四”之后，对旧儿童观的批判，陈鹤琴虽不是最猛烈的，但他是站在专业者的立场上，理性地剖析旧儿童观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他在批判之后，还有建设。
(二)儿童心理之研究他首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的研究，这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第一次有了科学的依据。
陈鹤琴对其长子陈一鸣的观察记录，不仅是为了讲授儿童心理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对孩子的喜爱以及对传统儿童观的不满。
正如他所说，“我素来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
”(一卷，P11)他最初将儿童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四心”，即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和游戏心。
这些心理特征的描述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心理预期是颇为冲突的，而陈鹤琴将这些特征详加描述并提出了怎样教育儿童的方法。
在他看来，“对于儿童的观念，不得不改变；施行教育的方法，不得不研究”。
(一卷，P1)在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他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
幼儿期是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必须掌握其特点、掌握其生长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把幼儿教好、养好。
”(三)家庭教育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家庭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两本书同年出版，确实是相得益彰，反映了陈鹤琴更普遍的革新旧有儿童观的努力。
他在《自序》中说：“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的人，知道也难教得很!”“我们知道幼稚期(自出生至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
”(二卷，P674—675)他把《儿童心理之研究》中所提的“四心”发展为七个方面，认为儿童好游戏、好模仿、好奇、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喜欢合群、喜欢称赞，以十分通俗化的语言向父母们揭示了孩子的天性，并要求家长“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
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
”(二卷，P686)因此，在对儿童的看法上，他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首先要正确了解儿童，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
他的儿童观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对儿童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思想。
他认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富有潜力和创造力，只要善于引导都可以成才；儿童应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
他把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作为弃1日立新、改革教育的突破口。
可以看出，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对儿童的爱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
二、“我们的主张”——陈鹤琴的教育观(一)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陈鹤琴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幼儿园教育产生不过十几年。
这十多年除了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为有钱人服务外，剩下的恐怕只有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了。
当时，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如陶行知指出“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张雪门指出要发展有别于日本式和宗教式的普通幼稚园。
而陈鹤琴却指出，即便是普通幼稚园也有四种弊病：“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
(二卷，P1—4)针对这一情况，陈鹤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
但普通的幼稚园应该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究竟应该如何来办，是非实验不可的。
这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
当然，陈鹤琴也受到当时世界教育思潮的影响。
“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得最有力。
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使各种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变化。
……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
”(二卷，：P29)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涉及课程、教法、幼儿习惯及设备与玩具等诸多方面，但用力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课程实验了。
这个实验前后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散漫期、论理组织期和设计组织期。
简单而言，就是经历了一个儿童自发活动、教师预定活动和有必要预备的儿童自发活动这三个阶段。
最后一个时期是最为成熟、合理的，陈鹤琴认为是可以试行的，并经试行认为是适用的。
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在1927年之后迅速推及南京乃至播及全国，并进而将其精神体现在1928年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成了全国幼稚同课程的范本。
可见，陈鹤琴用力之深．成果之重。
现在看来，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是在两种课程模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我们当今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呢?我们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预设课程与幼儿生成课程之间的关系。
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科课程的弊端，通过20多年的改革，近年来开始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生成性。
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就是经由了幼儿生成活动——教师预设活动——教师预设与幼儿生成活动有机结合的一个实验过程。
陈鹤琴不到两年的实验，倒是我们这么多年幼儿团课程改革的缩影呢!另外，我们当今的幼儿团课程改革强调一种整合的课程观和教育观，而非将知识分门别类地教给孩子，因为这不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和生活经验。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中显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的单元课程模式和“整个教学法”就与当今的幼教改革完全吻合。
总之，经过鼓楼幼稚园两年的实验，陈鹤琴对幼稚教育的看法已经成熟，进而提出了幼稚园教育的系统主张。
(二)“我们的主张”1927年，陈鹤琴发表《我们的主张》，这可以说是他对前一阶段实验的系统总结和升华，也是对陶行知、张雪门等提出的幼稚园所害综合症开的一副药方。
有人称之为“中国化幼稚园教育的宣言书”。
陈鹤琴说：“我们现在办这个幼稚同，是先有了研究，再根据儿童的心理、教育的原理和社会的现状，确定下面的几种主要做法。
”(二卷，P110)这些主张包括：(1)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3)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4)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5)幼稚园的课程须预先拟订，但临时得以变更；(6)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7)我们主张幼稚园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8)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重音乐；(9)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10)我们主张幼稚园应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11)我们主张幼稚生的户外生活要多；(12)我们主张幼稚园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13)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14)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15)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
这15条主张几乎涉及了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是对中国化幼稚园教育探索的全面总结。
它基本上可以标志着自1903年中国幼稚园产生以来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化之路，而这条路是南陈鹤琴等开辟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完整的幼儿教育体系还正等着陈鹤琴去建设呢!(三)完整的幼儿教师教育体系陈鹤琴初办鼓楼幼稚园时。
聘请了包括张宗麟、甘梦丹等在内的专门人才。
但幼稚园师资的最恰当的来源。
应由专门的机构来培养。
1926年以前，中国只有外国教会办的以培养忠实教徒为目的的几所幼稚师范。
1927年之后，“培养师资的机关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之势。
”(二卷，P329—330)但公立的独立幼师，却是没有的。
1940年，陈鹤琴谢绝了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西泰和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三年后改为国立，并添设专修科。
1945年，他又主持建立上海幼师，国立幼专也迁往上海。
江西幼师以及上海幼师、幼专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全国幼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陈鹤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任幼教系主任。
至此，可以说，中国各层次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都由陈鹤琴着手创立了。
此外，他还对幼儿园玩教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甚至创办了多所儿童玩具厂，并为儿童编写了各种读物和教科书。
可以说，凡是与幼儿教育相关的，陈鹤琴都是做了努力并取得成就的，而这些成就汇聚起来，集大成为“活教育”理论。
三、“一个新的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一)吸取古今中外的教育精华“活教育”的提法，最早受到陶行知的影响。
陶行知批判中国旧教育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192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了“活的教育”。
而他于1927年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是一所试验“活的教育”的学校，陈鹤琴应邀出任其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
“活教育”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形成，但只有到了创办江西幼师时，“活教育”才有了真正实施的土壤。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叫做“活教育”》，这可以说是“活教育”开场的号角。
陈鹤琴说，“‘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发明。
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权威倡导过。
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六卷，P295)可见，“活教育”与当时欧美掀起的“新教育运动”是有渊源的，对它们的成果是有借鉴的。
但更重要的是，“活教育”是陈鹤琴自身实践的结果。
正如他自己所言：“‘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之前是有其先行的。
在作者的主持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已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实验，这为‘活教育’运动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六卷，P297)(二)“活教育”的实践江西幼师创办的整个过程都是“活教育”的具体实践。
在幼师未开办之前，陈鹤琴先创办了南昌实验小学新池分校，因为在幼师建筑和辟荒的三五个月时间里，他们也觉得有开展教育的需要，而老百姓又有着迫切的需求。
所以，在幼师开办之前，“活教育”就已经开展了。
1940年10月1日，幼师正式开学。
但由于学校尚未完工，于是开学实际上就是全校师生集体劳动生活的开始。
“劳动生活课”成了幼师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光会读书而不愿做事的书呆子是不受欢迎的。
1947年2月。
上海市立幼师改为女师，它成了陈鹤琴在上海实施“活教育”的主要基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继续推广课程改革实验，全面推行“五指活动”新课程方案的努力中。
当时女师就将所有科目纳入到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等五种整体关联的活动中进行教学。
(三)“活教育”的理论体系“活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
(六卷，。
P300—307)整个体系由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
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统领，构成了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中国人。
”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创造的能力；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合作的态度；要有世界的眼光。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怀，他的宽广的眼界和非凡的远见。
陈鹤琴先生在谈到“活教育”的课程时，提出“把大自然、大社会做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
他对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教学加以批评。
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书本只可以适当用作参考。
具体在课程编制上，他提出了“五指活动”的新课程方案。
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吸收了杜威“做中学”的思想，但又更进了一步，不但要做中学，还要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他说：“我们强调儿童各类生活活动都要在户外，包括游戏、劳作、与大自然接触活动、自我表达课程、使用工具锻炼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都在室内进行。
”对于“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他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研究，提出了教学的17条原则。
至此，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大厦算是构建完工了，尽管在这之后，他一直还在不断完善。
这座大厦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座丰碑。
当然，陈鹤琴先生也是有不少的同行者的。
四、“出生同年的教育同志”——现代视野里的一群童心拓荒者(一)共同的使命“五四”前后，许多进步人士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都意识到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将未来社会革新的希望寄于儿童。
在幼稚教育的改革中，除了陈鹤琴及其助手张宗麟之外，还有陶行知和张雪门这两位重要人物。
陶行知是陈鹤琴的“学长、挚友和楷模”，陈鹤琴有“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出生年代系同年”之说。
(六卷，P378)而张雪门也与他俩几乎同年，他与陈鹤琴被时人并称为“南陈北张”。
陶行知在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各职，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又致力于乡村教育、科学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直至1946年去世，可以说是将整个一生无私地献给了教育。
而他在《幼稚园之新大陆》中提出的中国幼稚教育患了三大病，倡导建立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并认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之新大陆，创办了乡村幼稚师范和乡村幼稚园，进而提出“生活教育”理论。
张雪门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发生兴趣，当他目睹沪宁一带外国式幼稚园的弊病后，深感痛心，立志投身幼教。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人合办幼稚园、幼稚师范，后到北平花大精力研究幼儿教育，开办北平幼师。
“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认识到今日之幼童就是未来的主人翁，从此开始了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
晚年在台湾，一方面致力于肃清日本的奴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实验工作，形成了“行为课程”的理论体系。
(二)拓荒者的遗产陈鹤琴、张宗麟、陶行知、张雪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童心拓荒者，他们不仅为中国现代幼教开辟了一条道路，更是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就是“活教育”“生活教育”和“行为课程”。
这些丰厚遗产的累积，在一些方面是相同的：它们都根植于现代初期中国的土壤，这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社会变革及教育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需求；这些遗产都受到了欧美新教育运动的影响，这是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遗产都得自于这些拓荒者个人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感，得自于他们坚韧不拔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奉献。
当然，这些遗产又是迥然有异，光彩纷呈的。
陈鹤琴对幼儿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陶行知致力于教育普及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而张雪门是现代北方幼儿教育的领军人物，他遵循“骑马者从马背上学”的指导思想，对幼稚师范的见习、实习做了系统的论述。
综上所述，以陈鹤琴为代表的现代幼儿教育家开辟了中国化幼儿教育之路，而在现代初期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条路的开辟是异常艰辛的，所谓“披荆斩棘”也不足以说明这种艰辛。
陈鹤琴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至今依然鲜活的文本，更有不畏艰难的实践精神，崇高的为民族、为国家的奉献精神。
对于吾辈而言，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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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童年》，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 《大国崛起》观后感 观看过《大国崛起》后，使我感慨颇多
大国崛起了，我们中国得问题出现在哪呢啊
从宋朝开始，浮华蒙蔽了双眼，骄傲自负取代了谦虚。
进步的被排挤。
堕落的得到推崇。
总而言之，盲目的自大，旁目无人，导致了之后的失败…… 问题出在中国的腐朽文化上，导致思惟方式上的僵化，而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影响着民族的性格，人们的思惟和行为方式在格守传统文化的束缚，而我们的儒家文化在传统文人的思惟里是至高无尚的，这种文化本身是极力排外的文化，带有文化权力化的倾向，而掌握这种文化的人文知识份子又缺少社会和民族责任感、怕文化的变革带来对自己知识结构上的冲击，而人文知识份子又和自然学科的知识分子不能有良好的文化零距离接触，这样儒家思想和文化得以大力宣扬，而自然学科和其人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样又导致下一代人对儒家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这样一个人生轨迹的选择，在人们的心里普遍形成做官高于一切，不去追求做事，尽管我们的高校从学科设置上大力培养理科人才，但它难以克服几千年儒家思想和文化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高校生在职业选择上还是以公务员为首选，因为在儒家思想和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做官和做一名人文学科上的人在当下百姓的眼里还是自己的物质利益上都远远好于自然学科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当下我们的宣传领域从电视到各种媒体其从业人员到管理机构都尚不成熟，普遍缺少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媒体不以提高受众的文化品味和民族素质为主旨，而为了广告的创收去迎合大众，很多不良广告在影响着我们下一代人的身心 腐朽的儒家思想和其文化是导致中华民族贫穷落后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根源，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熏陶出来的国民贪婪自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人学做老狐狸精，这种劣根性在中国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中国的崛起首先需要文化的变革，这当然极为艰难，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对我们的民族影响根深蒂固，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以固化了，创新何其难， 大国崛起这几部的播放应该让我们的民族清醒了，应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新的清醒的认识了，不要再陶醉于五千年的灿烂和辉煌的认识上了，不要再为人师了，这对我们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人文知识份子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扫盲，尽管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上的不建全而还不能完全接受和理解，至少让他们看看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差距， 大国崛起确实是大手笔之作，如果通过这次文化扫盲能让我们的民族象日本民族的明治维辛那样彻底转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既使很艰难，但总是有希望朝着崛起的方向迈进啊，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和穿衣问题，那么这次如果真的从文化层面扫除阻碍，改变一下我们的民族性格，那么中国的崛起是指日可待， 我们要解除儒家思想和文化这个几千年的精神枷锁，寻求创新的思想和文化，向西方人学些有用的文化和知识，不要再受我们的文化诗人愚弄，不要听他们给我们讲，《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故事了，我们需要的是西方人发明的除草剂。
我们需要的是象中国的水稻之父亲袁隆平这样的知识份子，让我们多打粮吃饱饭，我们不需要文化诗人给我们讲，《嫦娥奔月》假故事了，我们需要象伽俐略，哥白尼那样的天文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天体和行星的运行轨迹，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文人那么浪漫的描述大山大河的状美，而确不知道水是什么，山上的石头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告诉我们水是H2O的人，需要告诉我们石头是SIO2并且能制造出半导体和计算机CPU芯片的人，因为知道H2O的特性后我们能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知道SIO2可以提纯出半导体芯片我们可以做电视电脑手机，让人们享受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严谨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民族和人类，而非浪漫的文人给我们讲浅尝辄止而自认为博大精深的文化。
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的刺猬精神，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做几件对社会对民族有用的事，而不要手捧三国学伎俩，攻心谋计做老狡猾精。
有仁爱之心，多学学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髓。
给我们的民族思想和文化换血，输入九个大国科学创新的思想和文化血液，逐步排除我们民族腐朽浪漫缺乏创新意识的思想和文化，让富有创新意识的欧美思想和文化血液从新激活我们的民族的胞组织，让一个崇尚科学崇尚严谨崇尚逻辑崇尚自由的思想和文化从新塑造我们的民族性格，造就出像俾斯麦，李斯特，伏尔泰，卢梭，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大久保利通这样一代思想和文化大家来启蒙我们的思想变革创新意识，造就出像牛顿，爱因斯坦，瓦特，爱迪等科学巨匠来承载着民族和人类进步的脊梁，造就出一代中国自己本土教育培养出来的诺贝尔人才，这样的一群民族精英加上高素质的国民，岂有不崛起之理。
不
是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