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其中一个句子
无贤愚：不论贤人与愚者。
然而，当时的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的一定会向圣俞请教；而圣俞也把自己的不得志之处，喜欢借助诗歌来发泄。
是意思吗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本文提出的见解是什么
应如何理解，评价这一见解
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
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
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
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
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
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
”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
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呜呼
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译文：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
难道真是这样吗
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
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
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
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被推荐去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
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
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
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
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
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
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
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
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
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
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
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
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
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1．欧阳修的生平与文学主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2．本文写作背景：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
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
在理论上，他注重诗的政治内容，并认为写诗须“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这一审美创造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
他为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尧臣在矫正宋初浮艳诗风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扬自己“穷而后工”的文学主张。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
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
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
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
这是‘“序”应有的内容。
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
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
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
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
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
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
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
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
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
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
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
”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
’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
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
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
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
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
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
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
工者，好也，美也。
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
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
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
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
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
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
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
“不平”从何而来
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梅圣俞诗集序》入选教材的最大亮点是“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一种文学理论。
我们对文学进行评价、批评，发表种种观点，这些观点从哪里来
有什么依据
这就是关于文学理论问题。
下面简单介绍文学理论的系统、范畴、命题、形式。
中国文学理论主要有儒道两大系统。
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孔子提出“诗教”说，主张文学要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尽善尽美、文质彬彬；后世韩愈更明确概括为“文以载道”。
儒家的礼乐思想，更是从内容到形式奠定了一种社会美学。
道家更注重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山水以形媚道），认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赞美“天籁”之音，认为那不可言说的部分才是最美的，这就启发了中国的意象理论和意境理论。
文学理论系统又包含独特的理论范畴和命题。
上面说到的风格、意象、意境等等就是范畴，尽善尽美、文以载道、得意忘言、无我之境、技进乎道等等就是命题，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也是儒家文学理论系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又是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等命题发展而来的。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是：为什么梅圣俞的诗能写得那么好呢
是因为他贫穷，没有饭吃，一辈子都很可怜。
当他看到一些很可怜的事，就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感慨，很多悲观的看法。
所以，他写的诗就很富有感情。
欧阳修说得很清楚。
很多人以为，诗人穷，是因为诗词换不到饭吃，所以写诗写得多就会变的穷。
而他觉得，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那如何解释诗人大多数都是穷的呢
欧阳修认为，并不是诗可以“穷”人，而是“穷而后工”。
因为当人贫穷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才能成功。
这种“穷而后工”的看法，是欧阳修的看法。
他认为，是因为诗人没有钱，所以才能写那么好的诗。
于是，在艺术方面，也有很多人延用了这样的观点，认为艺术并不能“穷”人。
但为什么艺术家都那么穷呢
是因为他们“穷而后工”罢了。
对于这种“穷而后工”的说法，后人还有不同的解释。
他们说，这个“穷”并非贫穷的穷，而是用功用到尽的意思，是“穷尽心力”的“穷”，所以才能“工”。
这真是胡说八道。
因为欧阳修的本意并非如此。
在《古文观止》中找出原文，无论你怎样看，都看不出他指的是“穷尽心力”的“穷”。
他指的确实是贫穷的穷。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上，很多人相信，要想成为有成就的艺术家，有钱是不行的，要“穷”才行。
欧阳修的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是胡说八道。
我曾经同时读过西方的经济历史和西方的艺术历史。
尤其是西方艺术史，在美国加州大学时，因为读得好，曾被当时授课的教授聘为助教。
所以我对西方的艺术历史很早就有了认知。
当我读西方艺术历史的时候，再看西方的经济历史，一比对，发现他们艺术的发展同经济的发达永远都是一起的。
经济一发达，艺术家就涌现。
但世界一乱，或者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没有好的艺术家出现了。
永远都是如此。
所以我就看到，以欧洲的经验来看，艺术的发展是“富而后工”的。
这点无可非议。
“富而后工”的观点一定是对的。
没钱是搞不成艺术，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有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也并不一定是足够的条件。
所以，我随便举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它们都是“富而后工”的例子。
然后，再看看中国近代、现代艺术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大师出现呢
应该有了吧。
为什么还没有呢
你们要明白艺术家的本性。
我自己也常常有些小的意图。
你想要让我写文章，你给五毛钱一个字的稿酬，我就给你值五毛钱一个字的文章。
你给我一块钱一个字，我就给你值一块钱一个字的文章。
你让我写五块钱一个字，我当然不会马虎，要给你值五块钱一个字的文章。
若你给到二十块钱一个字，那我整个人就像苏东坡一样了。
这是有关人的责任，还有诚意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作品在形式上少有西方那样的个人巨著，而是更加注重集体创作，所谓述而不作，为六经作注，因此更多格言式的、点评式的作品，由欧阳修首创的“诗话”就是这样一种机敏轻松的文体。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文心雕龙》这样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
梅圣俞诗集序最后一句表达了欧阳修怎样的情感
本文写作背景：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在理论上,他注重诗的政治内容,并认为写诗须“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这一审美创造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为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肯定梅尧臣在矫正宋初浮艳诗风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宣扬自己“穷而后工”的文学主张.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梅圣俞诗集序的创作背景
梅圣俞??who以前读海名威文集的时候,那书叫做 (heiminway reader)所以我想这里可以翻译做 MEISHENYU Reader金山给的是 MEISHENYU peotry anthology
《梅圣俞诗集》序的翻译
原文呢?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文论观点，试联系文学史上的具体实例作阐释
穷而后工，是古代文论的重要观点，认为文人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
出自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古代文学史上“穷而后工”的例子俯拾皆是：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
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
大家所熟知“ 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