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纲要读后感
[汉文学史纲要读后感]一：鲁迅先举许慎之言：“仓颉以象形之书为文，形声相益则为字，著於属帛则为书”，道文字之由来，又说文字盛极于巫史（即巫以记神事，更进，则以史记事），从而产生了文章，即文学，所以我认为，文学始於先民记事，汉文学史纲要读后感。
初始的文章，与语言稍有异处，文章具备藻韵从而便於传诵。
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韵律成为文与笔的本质区别。
文学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有曲折，但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中断。
二：鲁迅举王充之言“尚者，上也。
上所为，下所书也。
”即《尚书》是记录上位者言行举止以及政策决断的文本。
孔子整理《尚书》，断远取近，定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二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尚书》多为训下与告上之词，奇闻质朴，亦诘屈难读，又用藻韵加以修饰，便於後人学习。
《尚书》所藏众多，其中特点有三：“《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灝灝尔，《周书》噩噩尔。
”这三个特点都是因为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出现的。
鲁迅认为孔子所修订的《尚书》多处伪造，辞义芜鄙，不足以取信於世，他举了伪造《舜典》，宋吴域等人的质疑为例，贬斥《古文尚书》皆为後儒伪作，蒙蔽世人。
鲁迅认为《诗经》起於记事，自商朝到周朝，诗乃园备，存於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
虽然遭受到秦火之劫，但由於《诗经》多为人所传颂，故而大多得以保存。
孔子修编《诗经》，古者《诗经》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
有人说孔子删诗，鲁迅取朱熹之言，认为夫子未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已。
诗有六义：风雅颂 赋比兴。
风雅颂说的是其性质，赋比兴说的是其体制。
风者，多为情诗；雅者，宫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
赋者直抒其意；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
诗有诗序，郑玄以为大序是由子夏所作，小序则是由子夏与毛公合作。
但韩愈等人则认为，子夏不作序，毛氏《诗序》亦不可信，所以作诗本意遂难通晓。
鲁迅尤其批判毛氏之序。
诗三百篇皆出於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民原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
”鲁迅尤其批判後儒即孔子所谓“思无邪”和“诗教”说。
认为其曲解了诗经之本意。
三：老庄。
显学三家：道，儒，墨。
道家的老子与庄子奉行无为之说，是道家的典型代表。
然而鲁迅对其观点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词，尚无为而乃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
儒墨与道德比较：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後，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
道家难以治世乱，儒家孔子修六经，墨家崇兼爱。
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所以《论语》《墨子》，文章皆无华丽的辞藻，致力於表情达意。
然而道家的文章，文辞华丽，大多是寓言故事，没有实质性内容。
四：战国时期，出现了屈原以及宋玉等诗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鲁迅对其推崇备至，屈原一生信奉儒家思想，有著高尚的人格，奉行“修，齐，治，平”的美政思想，“苦政精神”，“祖国观”，“求索观”，“节操观”。
其所著楚辞之《离骚》，是一篇政治抒情诗，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为祖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以及坚守节操，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读后感《汉文学史纲要读后感》。
这篇文章，也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其形式借鉴和吸收了楚国民歌并融合了中原新体散文的笔法，打破诗经以来的四言形式，扩大了结构，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以及诗句的节奏美和音乐美。
之後的宋玉，无疑逊色许多，但有一点，他的《九辩》，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
鲁迅评价他说：“《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 楚辞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与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是南楚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与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人品质相结合所形成的独特文学样式。
其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离骚》与《诗》之异，在於形式藻采之间，“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
”楚辞源自南方，诗经起於北方，本质之区别也。
《楚辞》相较於《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鲁迅赞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五：李斯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後入秦为吕不韦的舍人，他虽然出自儒家，却不从儒者之道，尊崇法家思想，後因宦官赵高谋\\\\反，被杀。
李斯也是一个文学家，创造了篆书，隶书，统一了秦国文字，在历史上影响颇深。
法家大多不善文采，只有李斯的奏摺，尚有华丽的辞藻，鲁迅对其《谏逐客书》也是推崇不已。
六：汉宫之楚声：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即位，其风传入宫中。
鲁迅对楚声赞赏有加，楚人亡秦之誓，高祖还乡之歌。
楚声便是来源於此。
汉朝对楚声十分重视，宫中设一百二十人为常员，专门演奏楚声。
其词意浅\\\\露，缠绵流丽，实为独绝。
七：贾谊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文士，著《新语》，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深受高帝好评，文帝之时却不受重用，著《至言》，激烈的要求改革，想要为国出力，但终究不受大用，所说的话也大多流失，只有《至言》被收录於《汉书》本传。
文帝守静，故贾谊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博，抑郁而终。
鼂错在景帝时期颇受重用，大力推行自己的主张，然而却操之过急，招来叛乱，最终被斩於东市；又一向以严刑著称，所以遭到“为人峭直刻深”的诽谤，下场颇为凄惨。
所以鲁迅说，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 ，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
八：藩国之文术：高祖时，汉朝推行郡国并行制，其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非常善於文学创作。
鲁迅在这篇文章当中，介绍了各个诸侯王以及他们的谋\\\\士的艺术成就，所著诗书和对後世的影响。
九：汉武帝崇尚儒术，即位後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设置“五经”博士，选取董仲舒等一大批儒学家参政，这对先前的文学造成了很大影响，鲁迅对之十分不喜，如使人为《离骚》作传，完全是自造，背离了作者本意。
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的文士，多为儒者，言辞也多有狭隘之处。
同样，这个时期也涌现出许多小说家，如洛阳人虞初，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
又如《心术》二十五篇，《封神方说》十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到今天也都流失了。
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汉武帝时的文人，司马相如作赋为最，司马迁作文为最。
然而一个一生寂寥，一个惨遭酷刑。
鲁迅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的桀骜，为上位者所不喜造成的，但也正因如此，促就了他们非凡的艺术成就。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从而为武帝所赏识，他所作的赋，体式新颖，益以伟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词，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
明代王世贞评价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时说：“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
” 司马迁因谏释李陵而获罪，遭受宫刑，然而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发愤著书，任中书令期间，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
”司马迁的大智，铸就了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鲁迅所著这篇《汉文学史纲要》，实际上是一部文学史，在这十篇短文当中，鲁迅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各种问题的看法，读完全书，使我受益良多，从而对中国文学史也有了更深刻的瞭解。
〔汉文学史纲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鲁迅的论文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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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横站着作战的晚年是什么意思
一、有人认为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中国学院以外的另一种观点，请你对他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这本书进行一下批评。
“学院”也就是“学院派”吧
用它来区分鲁迅研究当然是一格；但可惜它并不能决定问题的真伪、是非、利害和优劣。
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分法没有根本意义。
何况它本身恐怕就有自己的问题。
谁是“学院派”，什么是“学院派”，我孤陋寡闻，还没有读到一个堪称中国的“学院派”的定义。
认为“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中国学院以外的另一种观点”，我不知道有什么深意。
其实，林贤治很懂得鲁迅不属于“研究室”，而是站在十字街头的壕堑里、为中国人的生存切实奋斗的思想家。
林贤治“近其人，好其人”，那样把自己也烧进去的研究，充满改革的理想和激情，从他的《人间鲁迅》到最近这本《鲁迅的最后十年》，我都非常敬佩，觉得学他也更难。
他旁征博引，读书很多，像教授学者一样，可称饱学之士，这是可以学的；他那笔底蕴涵的热力是不可多得的，是比读书难学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把鲁迅生活于其中的黑暗的“党国”，作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具体的、深刻的政治学和法理的剖析，因此，对于鲁迅表示的“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信）这最后十年的著作，作了贴切而精到的读解。
他不是信笔涂鸦，只有激情；他对于鲁迅没有任何断章取义，不是抓住自己看中的一两句话就大做文章。
这难道不是学问
不是学术
如果不是也不要紧，鲁迅就不争什么“正统”。
鲁迅花那么大的心血创作“杂文”，就从来没有要挤进“学院”去的意思。
他自己就不把“杂文”列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立意学鲁迅，指归在动作的人，决不争什么名分、什么正统的。
学问需要做，做学问的方法是要学的。
但有一种学问又是做不出来的。
有的人用不是“学院派”来指认林贤治的鲁迅研究，不过是一种轻蔑乃至攻击；显示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气罢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优秀著作之一。
这样充分地、具体地、深入地从理论上剖析国民党及其“党国”，是第一部。
这样“返回现场”（夏晓虹语）准确地解读鲁迅最后十年的著作，而且和胡适们对比来解读，是罕见的。
他既回答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以来日益盛行的“鲁迅是破坏的，胡适是建设的”的误解；又回答了从根本上抛弃鲁迅的“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大话。
人世间一切事物，“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的颂词是有的，但这样的创作不但没有，而是根本不会有。
如果要挑剔《鲁迅的最后十年》的缺点，不在于它是不是“学院”的观点，而在它有所忽略，即一两个地方未及突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
如在读解“革命”的时候，未及突出鲁迅既用来指武装推翻政权的斗争，又有他自己更广义的见解；他说，“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即使在讲到暴力革命的时候，鲁迅强调的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那种“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的理论是“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上海文艺之一瞥》）。
在暴力之外，在社会的文化的改革方面，鲁迅又曾经指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
”（《娜拉走后怎样》）在谈革命而色变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地方，特别是“文学革命”这样的用语时，鲁迅又认为换用“革新”也行。
他说：“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
”（《无声的中国》）我们几十年来，肯定“改革”，批判“改良”，但鲁迅不这样。
他就强调自己创作小说，是“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又如，在解读文学和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未及突出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指出“革命的文艺”和“革命的政治”的“歧途”的思想。
曾经有过一种解读，认为鲁迅说的是“革命的”文艺和“反革命的”政治的歧途；这分明与鲁迅原文不符合。
鲁迅明明说的是：“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
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革命的文艺”和“革命的政治”是“歧途”，这才是卓见，这才见深刻，这才振聋发聩，这样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由此可以“逻辑的思考”：鲁迅永远不会去充当“王者师”，去充当“谏士”，以“上条陈”为生平大事和乐事。
鲁迅不“居庙堂之高”，不“处江湖之远”，不以“皇帝”“主子”“元帅”“工头”“奴隶主”为中心；他自觉自己身为奴隶，为人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反抗，决不沦为奴才。
他不是追随谁去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的。
《鲁迅的最后十年》的上述缺失，只是作者的忽略，或者竟是作者的写作策略；而决不是对鲁迅的认知方面的缺陷，更不是认知的扞格。
因为对于鲁迅精神独特性的透彻把握和切实阐释正是林贤治从事鲁迅研究的最大成果。
上述例证的内容是蕴涵在《鲁迅的最后十年》的逻辑思考之中的。
二、鲁迅生活的后十年是他思想比较尖锐突兀的十年，请你对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作点评价。
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我觉得根底还是“立人”，还是坚持他认定的“立人”的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化偏至论》）还是坚持他的“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的观点。
所以他最后的十年，还是像以前那样“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及“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我和〈语丝〉的始终》）。
所以还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言》）。
鲁迅一生自觉身为奴隶，立意反抗到底，为大多数人争取生存、温饱和发展，期望人人能够做到“自他两利”的思想是一贯的。
总之，他最后的十年，既固守着青年时期建构的根本思想，又确实增加了新的认识，主要是“文明”“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硬译”与“文艺的阶级性”》）；“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主张大家的生存权”和“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小彼得〉译本序》）是社会主义的要义。
因此，前面所说的“怎样的‘新’却无明白的表示已经明确地一再表示了，并且由于阵营内部的复杂，而又不像《新青年》团体那样的短暂，只好不得已地“横站着”。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之卷三题为《横站的士兵》，就少有人这样充分解读过。
在这本新作中，对此又有进一步精警的阐释。
三、能从社会、文化、思潮等方面阐释一下为什么鲁迅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吗
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远远超出了我的学力和能力。
很抱歉，只能交白卷。
但是，这问题又是不能回避的。
我也常常在思索。
鲁迅生活的时代，和我生活的这七十年，有的根本不同了，有的变化不大。
我想，有五个大的方面不能不考虑吧
第一，鲁迅生逢我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的“亡国”的危机。
第二，“百代都行秦政制”的皇权专制，到鲁迅的青年时期，已经不但必须改朝换“代”，而且必须改朝换“制”了。
第三，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造就了空前丰富的物质资源；而生物进化论又彻底改变了关于“人”的观念。
第四，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个人”为本的思想和文化，成为我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消弭“个人”的传统文化的有力对抗体。
第五，鲁迅个人的天赋、性格、境遇和知识结构。
一个时代产生一个时代的人物。
但在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同一个境遇，甚至同一个家庭之中，人还是各个不同，这不同又不止于“人各有志”，选择不同的人生的、政治的道路而已。
鲁迅讲过这样的人生状况：“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于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的，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
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那种认为农民打天下得天下就一定为农民谋利益，“忆苦思甜”甚至吃一顿“忆苦饭”就可以不忘本的思想，已经被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打得粉碎了。
还是鲁迅的思想比较地切合社会实际，切合人生状态。
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是有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同道、同盟、同行者在的；但鲁迅这样深刻、卓异、坚韧，承担着个人、普通人、民族和国家难以忍受的生死存亡重担，在于他对于人的生命和人生的痛苦有着过人的敏感和肉身的感受；对于“人吃人”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明澈的洞察，由此产生对于“吃人者”的憎恨，并确立了“要改良这人生”的理想，于是他选择从事文学创作，在一生的实践中又有着过人的向恶势力的反抗力；即使自己不能及身而见挣脱镣铐，也甘愿把实绩留给后人，企盼后人继续为挣脱镣铐而改革。
而这一切实在是出于对生命和生存的进化的大爱。
他晚年有一段话，似乎可以看做他观察人生和采取行动的总纲：“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
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行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的帮凶而已。
”（《论秦理斋夫人事》） 四、有人认为，鲁迅的思想是一种“仇恨哲学”，你怎么评价
鲁迅思想是一种“仇恨哲学”，鲁迅思想是一种“斗争哲学”，这是同一种思潮的产物。
说起来话长，而说穿了，持这样观点的人又会老大不高兴，甚至跳起来，真要“地震”了。
说“仇恨哲学”，起码得想想鲁迅仇恨什么人
仇恨什么事吧
是仇恨一切人吗
是仇恨一切事吗
讨论鲁迅关于“仇恨”的思想，引征他的文字会太多。
如鲁迅在青年时期的文言论文中，就已经从“利害”和“人性”两方面平议托尔斯泰的“不奉命”即后来译为“不抵抗”的思想。
认为“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破恶声论》）。
就说事实吧。
有两篇鲁迅的文章，都上过中学的教科书的。
说“仇恨哲学”的人总已经高中毕业，都读过。
这就是《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对于被段祺瑞执政府屠杀的青年学生，是大爱、大悲悯呢，还是仇恨
鲁迅对于被国民党政府秘密屠杀的五位左联的青年作家，是大爱、大悲悯呢，还是仇恨
大凡国民党政府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的事件，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全集》里读到他对青年、对学生的爱护与声援。
国民党政府将北平故宫的文物南迁，却禁止大学生逃难，舆论也谴责大学生擅自离校。
鲁迅用他独特的眼光和思想挺身而出，写文章为青年为学生辩护。
读一读《论“赴难”和“逃难”》、《逃的辩护》吧，单是重温一下鲁迅《崇实》一文中那首“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大学生的诗，就够令人伤惨的了。
诗曰：“阔人已骑黄鹤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位母亲被迫和自己四个子女自杀了，舆论沸沸扬扬，鲁迅写《论秦理斋夫人事》为她辩护；一位女电影明星忍受不了舆论的轻薄自杀了，鲁迅写《论“人言可畏”》为她不平。
这里是有仇恨，但不是更有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吗
如果这里也有哲学，是“仇恨哲学”吗
鲁迅的仇恨是这样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鲁迅掉转笔头痛责政府及其帮凶的文人“残虐险狠”，“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记念刘和珍的文章中，他直率地写出：“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鲁迅在北京的时候，是支持国民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的。
到了广州，在国民党的大本营，遇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
鲁迅营救中山大学学生无效，愤然辞职；此后所写《答有恒先生》等文章，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惨无人道。
直到逝世，鲁迅对于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及帮闲帮忙帮凶的文人，阻碍社会改革的力量，不遗余力地予以痛击。
可惜许多人不懂鲁迅这样的仇恨，正是根植于对于民众和祖国的热爱。
鲁迅一生致力于杂文创作，许多人只以为“杂文”就是“骂人”；而不懂“骂”之中的理，“骂”的根底蕴涵的爱。
鲁迅曾经说明：“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
非写实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论讽刺》）“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什么是“讽刺”》）鲁迅逝世前在没有写完的记念自己的老师太炎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中，沉重地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的，鲁迅是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开来的。
张勋要复辟清朝，推翻民国；段祺瑞不过一届政府而已，当它镇压爱国的青年学生，屠杀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它的行政就背叛了国家了。
鲁迅揭露它的“阴谋”，痛斥它的“残虐险狠”，是反对政府的不法不义，不是反对国家；此后反对叛变革命，“不抵抗”外敌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也是这样。
要之：鲁迅的仇恨是针对侵略者、压迫者、权势者、奴隶总管、主子、“元帅”和工头以及他们的帮闲、帮忙和帮凶的。
也是鲁迅逝世前，他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下一段话，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我知道的，有的人就是以此断定鲁迅是“仇恨哲学”的。
其实，这里不过表明：鲁迅清醒极了。
他临死也明白，他的怨敌是不会宽恕他的；他为什么要去请求他们的宽恕呢
他为什么要单方面地宽恕他的怨敌呢
然而，鲁迅又有一首诗，是应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写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写的。
最后四句是：“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题三义塔》）这里写到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也表达了“度尽劫波”之后，中日两国人民是“兄弟”，将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这是鲁迅的愿望，也是鲁迅的理想，也一定会是事实的——在那遥远的“度尽劫波”的将来。
可是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反对鲁迅的这一愿望和理想了；有人以“恩仇是天大的事情，怎能‘一笑’而‘泯之’”来反对鲁迅的这一愿望和理想了。
“度尽劫波”之后，昔日各个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恩仇”——哪怕“天大”——是“忘记就是背叛”呢，还是“泯之”呢
可见鲁迅“不宽恕”不行，宽恕也不行。
鲁迅怎样才是、怎样才好呢
鲁迅有大仇恨，尤其有大爱。
这是什么“仇恨哲学”呢
说“斗争哲学”，起码得想想鲁迅向谁斗争
为什么斗争吧
鲁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与人斗吗
鲁迅是“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的斗吗
鲁迅不安于做奴隶，他是主张斗争，但他的斗争是奴隶的反抗。
反对鲁迅的斗争的人，最起码应该回答鲁迅的这一个问题：“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
”（《文艺与革命》）前面引述过，鲁迅懂得，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因此理解并且赞同平和的方法也是可贵的。
他理解奴隶，理解人们求生的本能和愿望。
他接受生物进化论，他的思想是以人的生物性作为逻辑的起点和根基的。
所以他一再提醒人们人“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他只是痛责奴才，尤其是有学问的奴才。
他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 鲁迅出生的时候，是皇帝专制，“公车上书”，“戊戌维新”，人们希望和平改革而不得，而被镇压，于是而有流血的起义和暴动，无数青年和烈士的鲜血赢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倒了清朝，建立了民国。
但随即是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
鲁迅痛苦而愤慨地呼喊：“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忽然想到》三）国共合作的北伐节节胜利之中，国民党蒋介石背叛而“清党”，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工农民众和青年学生。
鲁迅于是反对国民党而支持中国共产党。
所以他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遭受压迫，不斗争以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行吗
即使贪生，不愿意冒险，总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做点改革吧
这也不愿意，总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吧
总不应该反对别人的冒险斗争吧
我一直认为，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是不喜欢鲁迅的，讨厌鲁迅的。
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
人们憎恶鲁迅的原因很多。
大体说来，恐怕是：第一，这些人没有读鲁迅的书，不知道鲁迅说过什么，在什么情形下怎么说，为什么这样说。
第二，有的人即使读了，也为社会思潮所诱惑，或为自己的成见所遮蔽。
第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争”、“不撄”、“温良恭谦让”的教化根深蒂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能撄，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Genius）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摩罗诗力说》）。
第四，几千年来统治者恩威兼施镇压民众发表不同意见造成的恐惧怕事和心怀感恩。
第五，知识分子心底的“屈原情结”。
鲁迅论屈原，说“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
我们中国的现当代知识分子，无论专攻古典文学的，还是不专攻古典文学的，都不怎么认同鲁迅的见解；甚至反对鲁迅的见解。
认同的真是凤毛麟角啊
个中消息是很值得深思的
静悄悄近义词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1000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辑校和书信400万字。
鲁迅在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 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阿Q正传》等皆收于《呐喊》中） 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 文学论著：《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集：《野草》《故乡》 论文集：《门外文谈》 杂文集：《坟》《热风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附集》《准风月谈》《集外集》《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8部。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孔乙己》。
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文集《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坟》文集《题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他妈的
”》《杂忆》《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反驳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墓碣文》《“友邦惊诧”论》，鲁迅的自撰文《鲁迅自传》。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浙江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
更具体点： 杂文 坟(1907-1925) 题记 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未来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锋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像之类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杂忆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从胡须说到牙齿 坚壁清野主义 寡妇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的后面 热 风1918-1924) 题记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三 随感录三十五至三十八 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 四十六至四十九 随感录五十三至五十四 五十六“来了”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五十八 人心很古 五十九 圣武 六十一 不满 六十二 恨恨而死 六十三 “与幼者” 六十四 有无相通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六十六 生命的路 智识即罪恶 事实胜于雄辩 估“学衡” 为“俄国歌剧团” 无题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儿歌的反动 “一是之学说” 不懂的音译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反对“含泪”批评家 即小见大 望勿纠正 <<呐喊>>自序 华盖集(1925) 题记 咬文嚼字(一至二） 青年必读书 忽然想到(一至四) 通讯 论辩的灵魂 牺牲谟 战士和苍蝇 夏三虫 忽然想到(五至六) 评心雕龙 这个与那个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七至九) “碰壁”之后 并非闲话 我的“籍”和“系” 咬文嚼字(三)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十四年的“读经” 补白 答KS君 “碰壁”之余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我观北大 碎话 公理的把戏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后记 华盖集续编(1926) 小引 第记 有趣的消息 学界的三魂 古书与白话 一点比喻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送灶日漫谈 谈皇帝 无花的蔷薇 无花的蔷薇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纪念刘和珍君 空谈 如此“讨赤” 无花的蔷薇三 新的蔷薇 再来一次 为刘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日记之二 记发“薪” 记谈话 上海通信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1926) 厦门通信 厦门通信二 <<阿Q正传>>的成因 关于三藏取经等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之启示 厦门通信三 海上通信 而已集(1927) 题辞 黄花节的杂感 略论中国人的脸 革命时代的文学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略谈香港 读书杂谈 通信答有恒先生 辞“大义” 反“漫谈” 忧“天乳” 革“首领” 谈“激烈” 扣丝杂感 “公理”之所在 可恶罪 “意表之外” 新时代的放债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小杂感 再谈香港 革命文学 <<尘影>>题辞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文艺和革命 谈所谓“大内档案” 拟豫言 附录：大衍发微 三闲集(1927-1929) 序言 无声的中国 怎么写（夜记之一）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匪笔三篇 某笔两篇 述香港恭祝圣诞 吊与贺 “醉眼”中的朦胧 看司徒乔君的画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扁 路 头 通信（并Y来信） 太平歌诀 铲共大观 我态度气量和年纪 革命咖啡店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 书籍和财色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现今新文学的概观 “皇汉医学”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柔石作《二月》小引 《小彼得》译本序 流氓的变迁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译著书目 二心集(1930-1931) 序言 “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 习惯与改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家 “好政府主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进化和退化》小引 《艺术论》译本序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不完)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柔石小传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上海文艺之一瞥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答文艺新闻社问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沉滓的泛起 以脚报国 唐朝的钉梢 <夏娃>小引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知难行难 几条顺的翻译 中国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野草>英文译本序 “智识劳动者”万岁 “友邦惊诧”论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答北斗杂志社问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南腔北调集(1932-1933) 题记 “非所计也”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我们不再受骗了 <竖琴>前记 论“第三种人” “连环图画”辩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自选集>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 听说梦 论“赴难”和“逃难” 学生和玉佛 为了忘却的纪念 谁的矛盾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萧伯纳在上海>序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关于女人 真假堂吉诃德 <守常全集>题记 谈金圣叹 又论”第三种人” “蜜蜂”和“蜜” 经验 谚语 大家降一级试试 沙 给文学社信 关于翻译 <一个人的受难>序 祝<涛声>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论语一年” 小品文的危机 九一八 偶成 漫与 世故三味 谣言世家 关于妇女解放 火 论翻印木刻 <木刻创作法>序 作文秘诀 捣鬼心传 家庭为中国这基本 <总退却>序 答杨屯人先生的公开信 伪自由书(1933) 前记 观斗 逃的辩护 崇实 电的利弊 航空救国三愿 不通两种 赌咒 战略关系 颂萧 关于战争的祈祷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王道诗话 伸冤 曲的解放 文学上的折扣 迎头经 “光明所到......” 止哭文学 “人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推背图 <杀错了人>的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内外 透底 “以夷制夷” 言论自由的界线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药 “多难之月”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王化 天上地下 保留 再谈保留 “有名无实”的反驳 不求甚解 后记 准风月谈(1933) 前记 夜颂 推 二丑的艺术 偶成 谈蝙蝠 “抄靶子” “吃白相饭” 华德保粹优劣论 我谈“堕民” 序的解放 别一个窃火者 智识过剩 诗和预言 “推”的余谈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踢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揩油” 我们怎么教育儿童的
为翻译辩护 爬和撞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诊本 新秋杂识 帮闲法发隐 登龙术拾遗 由聋而哑 新秋杂识二 男人的进化 同意和解释 关于翻译上 关于翻译下 新秋杂识三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禁用和自造 看变戏法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黄祸 冲 “滑稽”例解 外国也有 补空 答“兼示” 中国人与中国文 野兽训练法 反刍 归厚 难得糊涂 古书中寻活字汇 “商定”文豪 青年与老子 后记 花边文学(1934) 译文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批评家的批评家 漫骂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如此广州>读后感 过年 运命 大小骗 “小童挡驾” 古人并不纯厚 法会与歌剧 洋服的没落 朋友 清明时节 小品文的危机 “刃式”辩 化名新法 读几本书 一思而行 推已及人 偶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补 谁在没落
倒提 玩具 零食 “此生”或“彼生” 正是时候 论重译 “彻底”的底子 知了世界 算帐 水性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做文章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趋时与复古 安贫乐道法 奇怪 奇怪二 迎神和咬人 看书琐记三 “大雪纷飞” 汉字和拉丁化 “莎士比亚” 商贾的批评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又是“莎士比亚” 点句的难 奇怪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下) 骂杀与棒杀 读书忌 且介亭杂文(1934) 序言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答国际文学社问 <草鞋脚>小引 论“形式的采用” 连环图画琐谈 儒术 <看图识字> 拿来主义 隔膜 <木刻纪程>小引 难行与不信 买<小学大全>记 韦素园墓记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答聚仁先生信 从孩子照像说起 门外文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
“以眼还眼” 说“面子” 运命 脸谱臆测 随便翻翻 拿破仑与隋那 答<戏>周刊编者信 寄<戏>编者信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关于新文字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论俗人应避雅人 附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 序言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招贴即扯” 书的还魂和赶造 漫谈“漫话” 漫画而又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寻开心” 非有复译不可 论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田村作<八月的张村>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文人相径” “京派”与“海派” 兼田诚一墓记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不应该那么写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又有什么区别 什么是讽刺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文序 “题未定”草(一到三) 名人和名言 “靠天吃饭” 几乎无事的悲剧 三论“文人相轻”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论毛笔之类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的事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新文字 <死魂灵百图>小引 后记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要骗人 <译文>复刊词 白莽作<孩儿塔>序 续记 写在深夜里 三月的租界 <呐喊>捷克译文序言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 <出关>的“关”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事>序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二三事 附 集(1936) 女吊 死 半夏小集 集外集(1898-1936) 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 小说; 《呐 喊》 呐喊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已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筝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彷 徨》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众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 弟兄 离婚 《故事新编》 序言 补天 奔月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非攻 起死 怀旧 诗歌： 新 诗 古体诗 别诸弟三首 莲蓬人 庚子送灶即事 祭书神文 别诸弟三首二 惜花四律 @自题小像 哀范君三章 替豆萁伸冤 吊卢骚 惯于长夜过春时 赠邬其山 送O.E君携兰归国 无题 赠日本歌人 @湘灵歌 无题二首 南京民谣 送增田涉君归国 答客诮 无题 偶成 赠蓬子 一二八战后作 @自嘲 所闻 无题二首 无题 教授杂咏四首 二十二年元旦 赠画师 学生和玉佛 吊大学生 @题<<呐喊>> 题<<彷徨>> 悼杨铨 题三义塔 无题 悼丁君 赠人二首 无题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无题 报载患脑炎戏作 无题 秋夜有感 赠许广平 亥年残秋偶作
绍兴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这是一首写于1936年秋天的诗句，可以看作鲁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惫。
作者面对苍茫的尘海和萧瑟的秋风，心中充满无可归依的惊惶，因为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
我们不难体会整首诗弥洒着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鲁迅生活在何等阴郁的心境之中。
其实，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暗面的种子。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1】而且，此后他无论是负芨去南京求学、日本留学，还是归国后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讨生活，更无论是从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继而由广州去上海定居，都处处陷在碰壁的困窘当中。
每次碰壁，他就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仿佛命运之神总是追踪于他，使他感受穷途的幻灭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这种阴郁的情绪很自然地流露于鲁迅的笔下，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狂人日记》）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
（《阿Q正传》）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
（《祝福》）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
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
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
（《祝福》）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
（《在酒楼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
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
（《药》）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
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
（《明天》）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故乡》）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
（《长明灯》）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孤独者》）一天是阴沉的下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
（《伤逝》）不难看出，鲁迅似乎已将他所要讲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么是黑漆漆的暗夜，要么是阴沉沉的冬日，最关键的词语就是寂寥与昏暗，从里到外都透着森森的寒意，让人惊悚甚至不寒而栗。
这些风景描写无一例外都指向鲁迅生活的故乡——越地绍兴。
如此描摹故乡的风物，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越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狰狞、丑陋而阴暗无趣。
事实上，来过绍兴的人都知道，绍兴作为江南水乡，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
如“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幽意无断绝”的若耶溪，“绿水去何长”的剡溪，还有“连峰数十里”的沃洲山，“轰雷千尺破银河”的五泄瀑布，处处山川秀美，风光诱人。
并且，高密度的水网分布于田野之间、村庄周围、农舍两旁，还有河边的纤道，河中的渔舍，水上的乌篷船，路旁的小凉亭，无不充满诗情画意。
举目皆是石拱桥，俯瞰则是小桥、流水、人家。
这样一个“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好地方怎么在鲁迅的笔下变得如此狰狞而阴暗呢
日本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风景”与“名胜古迹的风景”之不同。
在他看来，“风景”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崇高”，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胜古迹”等。
如此来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是指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才能获得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
这种“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即“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3】。
“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4】。
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在的人”是指从内面出发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的人。
当然，“风景之发现”在柄谷行人那里是作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颠倒\\\/改写惯常的日本文学史。
如果排除以“风景之发现”这一理论武器颠倒中国新文学史的企图，而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对应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鲁迅笔下的风景也不是“名胜古迹”；其次，鲁迅笔下的风景也是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倒错的结果；还有，鲁迅笔下的这些风景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但谁也没有看到。
这样，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只是描写越地凄清阴冷的景色，而对美丽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见这种状况。
因为说到底，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一个“内在的人”，从自我感受出发，背向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事实，所以发现的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而且还有着内面的颠倒，“这种颠倒是与风景从形象中被解放出来而作为‘纯粹的风景’存在之这一事情同时发生的，亦是同一性质的东西”【5】。
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与否来衡量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比方说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越地风光等
这些风景在这里作为“能指”不断地显示着作者内面性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作者的“内面”在此得到了表现，而是它显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作者内面性的象征。
内面性和单纯的自我意识\\\/感受是不同的，它还牵涉到许多超经验的东西，比如观念内化与文化影响等。
对于鲁迅来说，其内面的表现之一——文化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还有现代的与传统的。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总汇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与浸润是无与伦比的。
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团而形成的社会大家庭。
由于疆域辽阔、生态环境相异、语言风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缘于地域存在着许多文化类型，择其主要的来说，黄河流域是汉文化，长江上游是蜀文化，长江中游是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浙闽一带则是越文化。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左衽”、“从妻居”、“信鬼神，好淫祀”、“皆好勇”等为特征。
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后来由于战争、灾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
不过，构成越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广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
广大越地因而兼收并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在越地则由于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显得比中原地区更为苛刻和不人道。
【6】比如“好勇轻死”和“信鬼重祀”的习俗使越人相信“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特别信奉“灵魂不死”和“命运轮回”的观念。
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吃人”观结合起来，就使越人更加麻木于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本质，因为“灵魂不死”使他们不在乎现世的死亡，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礼教杀人的行为。
再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三纲五常在这个地区推广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激烈，因为“中庸”、“忠”、“孝”、“贞节”等观念与强悍好斗、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冲突非常大。
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这些规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实践得更彻底。
这些无疑是越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落后的一面。
鲁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越地度过，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时代。
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个性、性格、气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鲁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
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越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对鲁迅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等造成深刻影响之方面，如陈越在《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硬”与“韧”的性格和崇实、批判的思维方式就得益于越文化深厚的传统。
他说：“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
鲁迅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7】。
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样的狰狞龌龊，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来。
如果鲁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与封建礼教、伦理纲常思想结合后所形成的带有封建性、野蛮性的陈规陋俗直接在鲁迅身上发生作用，影响是非常大的。
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归来与素未谋面的朱安结成夫妻，品尝了旧式婚姻酿成的苦酒，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过着压抑人性的禁欲生活。
直到1925年与小他近20岁的许广平相爱，他仍然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
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
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
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
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
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
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
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即使在他觉察到传统的落后、愚昧与陈腐，以及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时，亦无法摆脱。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气，使自己难免沉陷于更浓重的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之中，显得怀疑而悲观。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越文化兼收并蓄、自成体系，它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对鲁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鲁迅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内质。
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
”【9】不用说，正是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消弭了鲁迅作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惮前驱中做不成“中军主将”，只能做一个呐喊者，然而，呐喊者毕竟不是前驱者，呐喊之声只能用来慰藉前驱者的寂寞、打破他们所面临的孤独而已。
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
”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鲁迅意识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内。
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
”【10】这种深刻的矛盾意识自然而然就导致了鲁迅对命运抗争的不彻底性，最后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依旧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一切既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由此可知，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深重，它们积聚在鲁迅身上，使他一直处于阴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
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
所以，我们认为，在鲁迅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他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
这种“风景之发现”就是他内面性的必然表现。
注释：【1】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6】必须指出的是，中原汉族由于受孔子的影响，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内心仍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修》）、“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
【7】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9】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咝溜溜词语解释
经常做惊人之语的韩石山先生，不愧为大手笔。
最近，他在《文学自由谈》写了《自省、调识与其他》一文（见该刊2003年第1期）。
这里其他内容，比如“《红楼梦》人都说多好，要叫我说，也就那么回事”等等，我不说了，总之透着独特见解，觉得韩先生非常率真可爱。
而在谈到鲁迅时，韩先生先宏观论断，“说他是新文化的领袖，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实在是名不副实”，然后具体批评鲁迅文章，说：“要说文章多么好，就未必了……他的文章，包括小说，也是在字词上用功夫的。
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比如他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
删来删去，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丰腴没有了，酣畅也没有了。
”这些话，引起我一点思考。
尽管韩先生在这文章中承认鲁迅的“思想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都没说的”，与他所谓鲁迅作为“新文化的领袖，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实在是名不副实”相矛盾，我们姑且把这看成韩先生的一个疏忽罢了。
他总不至于为了贬低鲁迅而故意先谬夸鲁迅“深刻”、“超卓”一番吧。
而且比起时下把鲁迅说成“老石头”、“鸟导师”等言论来，韩先生的论调实在是很宽容、很客气、很厚道的了。
怎么评价鲁迅和他的文章，见仁见智，从来都没有“一统”过。
韩先生的见解也是一说。
我不大理解的，是韩先生评价鲁迅文章的那些话。
先纠正一下，韩先生所引《答北斗杂志社问》中那段话，鲁迅说的是“写完后至少看两遍”，韩先生无端加上一遍，成了“三遍”。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韩先生为了证实鲁迅的迂，而故意添加的，恐怕还是没有好好读鲁迅原著，就想当然随便写下的吧。
如果韩先生读过人家原著，自己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也许就会避免这样的错误。
我的微观问题是：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或者如韩先生所言“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韩先生把鲁迅的“字、句、段”也错引成了“字、词、句”），就真的那么可恶和不可取吗
我们还是拿具体例子来说吧。
例一，《铸剑》原稿句：他走过床前；他的母亲挺直的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
鲁迅改过的句子是：他走过去；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
这里鲁迅把“走过床前”改成“走过去”，把“挺直的”删掉，当然是非常恰当的。
两次说到“床”，显得重复。
已经“端坐”了，“挺直的”就没有必要再强调。
例二，《阿Q正传》清样句：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看去是天然的事，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
上两例删改之处，或为多余，或为不合情理；而有些字、词放在句子里，看似“丰腴”、“酣畅”，实际上也颇显累赘，没有必要，比如： 例三，《肥皂》清样句：“道翁么
我就来
”四铭立即知道那是高声有名的何道统，便遇赦似的，也高兴的大声说。
删掉某些字词，从语气上也可使表达具有确定性，如： 例四，《崇实》清样句：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很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的在这里谈着。
综上所述，我是赞成和服膺鲁迅如此“练字”的，做文章，“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嘛。
相比之下，如今有些时髦作家的胡侃乱写，比如“发明和运用知识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立了许多孽障”这样的句子，丰腴是丰腴了，却只能令读者莫名其妙。
知识，是“发明”的吗
又，孽障一指罪恶，一指长辈骂子孙做事亏对先人；人们在“发明和运用知识”之时，怎么“为自己设立”“孽障”呢
而语言的真正丰腴，大约也包括句式和表现方法的多变。
有意思的是，韩先生一方面批评鲁迅文章“干巴巴”，“没有灵动之气”一方面又奚落鲁迅写出“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碗，空的”这样的句子，一点儿也不许人家“灵动”。
韩借他的学生的口说：“鲁迅为什么不说内中一个空的破碗，偏要说内中一个破碗，空的呢
”是的，大家都说“一个空的破碗”，完事大吉，你说“一个破碗，空的”，就是耍“语言的小技巧”，而“最重要（的是）对文学语言的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悟出其中的玄机。
有了兴趣，等于是有了一把钥匙，能进得了门，也能登得了堂”（韩石山语）。
瞧瞧，“玄机”原来在这里呢———耍这小把戏是为了“进门”和“登堂”。
按韩先生逻辑，删掉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就不“丰腴”、不“酣畅”了；句式稍有变化，又暗藏着“玄机”———真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韩石山先生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最让我长信心的，是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了半年。
”看来进不进文学讲习所，学没学过文学创作，就是大不一样。
鲁迅是一个学医的，据说连医也没有学好，更别说学造句，学文学创作了。
连我这样的外行看了韩先生大文，也觉得鲁迅根本就不可能有“信心”当一个什么作家。
可是韩先生在同一文里又说，他仍然“承认”鲁迅“是一位优秀作家”，实在大度得很。
韩先生在这里想找补什么呢
我看这话简直是言不由衷，或者至少无法自圆其说，评价一个作家之优劣，自然主要看他的作品写得如何。
既然鲁迅“要说文章多么好，就未必了”，甚至连句子都造不好，后期的杂文，又“只剩下冷嘲热讽和杀伐气”（韩石山语），他怎么竟会“是一位优秀作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