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留侯论> 有感
学过了《赤壁赋》,虽不甚理解,却也能从中体会出苏轼胸襟之坦荡和对人生超凡脱俗的理解。
又读了《留侯论》，对这位流芳百世的大文豪更是崇拜不已。
文章开篇，便以“忍”之一字作为出发点，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贯穿全文。
张良能忍，所以辅佐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郑襄公能忍，所以保全了自己的国家;越王勾践能忍，所以一举击败吴王差，重振越国;汉高祖刘邦能忍，所以建立了汉朝，又除了韩信。
可见，“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钻研的学问。
《留侯论》所带给我的，不是文章本身的形象生动、流畅自然，而就是那一“忍”字。
作为高中生的我，或许谈这一字还时候尚早，功力尚浅，即便是说了，也不过是把他人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所以这篇文章，我更乐意由“古之忍者”进化为“今之忍者”。
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哪一个成功者不是一个“忍者”?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学生，却也知道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公司取得最大的利益。
这里，我对他们所怀有的，只是敬佩。
我敬佩他们敢于在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更敬佩他们忍的功夫。
排除自身的本领，我想在商业谈判中“忍”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了吧。
不论是合作还是吞并，谁更能忍，谁就能为自己尽可能的多争取一些利益。
比尔.盖茨曾说过“这世界在你有成就前不会在意你的自尊”，可见他在成功之前也经历过很多，忍耐过很多。
由此可见，“忍”是现代商人的必修课。
即使我只有那一点世界观，我也知道政治的复杂。
就说邓-小-平爷爷，他一生三落三起，最后仍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上圈下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如果他没有那股子忍劲，他如何能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政治，那没有硝烟的战场，就是比拼智慧才干与忍劲的拉力赛。
由此可见，“忍”是现代政治领袖的必修课。
其实，在我看来，生活中有很多情感是由“忍”发展而来的。
当被家长误会时，我们要心平气和的向他们解释，不要争吵，这其中的“心平气和”“不要争吵”的本质不就是“忍”吗?当学习上有问题时，不要气馁，要坚持不懈的钻研，这其中的“不要气馁”“要坚持不懈”的本质不就是“忍”吗?由此可见，“忍”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留侯论选取了张良的哪些人生经历
《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
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
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
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
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
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
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
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
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
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
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
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
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
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
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
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
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
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
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
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
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
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
”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
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
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
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
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
“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
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
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
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
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
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
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
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速求一篇论语子路篇读后感。
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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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轼《范增论》 范增辅佐项羽以图天下，始羽听增之言立楚怀王孙子熊心为义帝，后义帝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羽杀义帝大将宋义。
鸿门宴上范增力谏项羽杀刘邦，羽犹豫未决不听错失良机。
后陈平离间项羽范增，项羽稍削增权，范增弃羽归乡。
苏轼在《范增论》中评论此事：“增之去善矣。
不去，羽必杀增。
独恨其不早耳。
”并认为：“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即宋义）时也。
”也就是说苏轼认为项羽杀宋义是弑义帝的预兆，弑义帝是怀疑范增的开始，范增当于此时见微知著，或弃羽或杀羽。
不敢苟同。
要知道范增是依附项羽，而不是依附义帝。
杀宋义——弑义帝——鸿门宴——被削权——弃项羽，我们依次分析。
杀宋义：范增可能有不同意见，但完全可以接受，因为这不影响图霸天下的大计；弑义帝：可能此时意见更大，但不会导致增与羽的决裂，因为熊心这块招牌迟早要扔的，项羽杀之过早，但仍不从根本上损害他们的共同利益；鸿门宴：不杀刘邦实是大大激化了矛盾。
范增怒其因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失去这个机会再战胜刘邦就很难了。
但此时仍不足以导致内部决裂，只要同心合力还可能有机会除掉刘邦；削范增之权：此时项羽已心有猜疑，范增对项羽彻底绝望，既然已经不被信任，再呆下去就有危险了，而项羽盲目相信自己之勇，优柔寡断，不善于把握机会，现在竟然连自己的谋士也不信任了，有宋义、熊心的前车之鉴，范增决定离开项羽。
由此观之，范增去的恰是时候。
再迟，则有召祸之险；若早，则属轻易放弃，因为之前项羽的所作所为仍有可能图成大业。
苏轼在《贾谊论》中批评贾谊轻易放弃：“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在《范增论》中却批评范增的不轻易放弃，真矛盾也
另外，范增之于项羽颇似陈宫之于吕布，下次再详细分析。
苏轼的留侯论中 为什么老人认为张良能有一番作为
因为张良甘居人下， 能忍辱负重，必然能致千里。
《边城》读后感，800字左右，
读后感 如果不是那一夜的风雨，或许生活仍将在平淡中继续。
那刚刚萌发的爱情的念头，或许还要在曲折中前行。
然而就是这场风雨带走了渡船，也带走了唯一的亲人 ——祖父。
或许他就是为这里的渡船而存在吧，所以当渡船被冲走时，作者给予了他们俩相同的命运。
生命就是这样，总会有消亡，也总会有继续。
如老船夫的渡船被冲走，新渡船又会出现。
也如继承了祖父遗志的小孙女一样，仍然在做着摆渡人的事情。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众多鲜明的人物，甚至纯真的爱情也只是刚刚萌发，而没有如炽热的火焰。
就在这平淡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恬静的生活画面——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
如山间的溪水清流婉转 ，如天上的白云轻飘悠然。
但却是生活的真谛。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美丽的的风景是动人的，山城凤凰，山水环抱，静静地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记数，常年深翠绿色的细竹，逼人眼目。
尽管凤凰有着桃花源的美好，——芳草鲜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怡然自乐。
单作者却有一种陌生感。
回想一下，山还是那么的高峻，水还是那么的清澈，人还是那么的勤劳，天还是天，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而变的是人的心。
人的心在顽童时是纯洁无暇的，天真的，那时侯未看到现实生活的丑陋，无奈。
看到不仅仅是眼前看到的了。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
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
千年万年不变。
生活里面的人叫画中人。
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画中一切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作为图景，有永不退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
作为真实，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
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奈。
因为爱，祖父操劳一生，当生命结束时，心中充满了挂念；因为爱，少女重新对生活有了诠释，有了希望；因为爱，哥哥选择了离开，以成全弟弟那分真挚的感情；因为爱，弟弟去寻求那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爱，她便从此守着渡船，守着心中那个日日夜夜盼望归来的男人…… 生活不是图画。
生活需要流动。
到了冬天，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
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茶峒。
凄凉朴素，忧伤结束了。
所有心思浮动，所有山川日月沉静入画中，凝结画中
通假字是不是就是古人所写的错别字?
不是。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书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
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
例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伯对刘邦说的话：“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即要求对方早点来，别来得太晚了，显得没诚意，不礼貌。
显然应该写“早”字，但司马迁却写了个“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P283里面说的很清楚，“蚤”本是“啮人跳虫也”，就是今天的“跳蚤”。
我们不能说司马迁不会写“早”P137字，也不能说那时“早”字还没出现，实事上先秦就有“早”字了： 《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又《隐公三年》：“早死”； 《荀子•非相》：“不先虑，不早谋。
” 《大戴礼记》：“天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
” 《史记》中也能找到用“早”的例子： 《孝武本纪》：“天子即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
” 《留侯世家》：“后五日早会。
” 《三王世家》：“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
” 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用“蚤”为“早”的例子多得很： 《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
”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 《左传•僖公23年》：“子盍蚤自贰焉
”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
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
卒之东郭之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史记•周本纪》：“太子泄父蚤死，立其子林。
” 《史记•始皇本纪》：“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
乃至於此
’” 《汉书•文帝纪》：“有司请蚤建太子。
” 这两个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同音字，故而相通假。
与“早、蚤”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例如： 畔与叛—— 《说文•田部》P291：“畔，田界也。
从田，半声。
” 《左传•襄公26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
” 可见，“畔”指田间界限，即现在所谓“田埂”。
《说文•半部》P28：“叛，半反也。
” 《尚书•大诰》：“三监及淮夷叛。
” 《韩非子•用人》：“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 但正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古多假畔为叛”，如： 《史记•夏本纪》：“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
”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
” 疲与罢（罢）—— 《说文•疒部》P156：“劳也，从疒皮声。
” 《左传•成公26年》：“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
” 《韩非子•初见秦》：“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
” 《史记•河渠书》：“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
”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军屡疲，秦军必会。
” 可见“疲”就是现在的疲劳、疲累。
《说文•网部》P158：“罢，遣有罪也。
从网、能。
网，罪网也。
言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
”就是对犯罪者免于治罪的意思。
古文中常见的“罢职”、“罢官”就是从这里来的，即网开一面，只免去官职而不治罪。
然而，这两个字在上古同属于并母歌部，是同音字（后来由于语音分化而读作两个不同的音了。
现在仍有以Pí为读音的，如的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所以也经常借“罢”（罢）为“疲”，例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罢苦百姓。
” 《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
” 《吕氏春秋•悔过》：“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
” 《史记•秦本纪》：“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
” 《史记•秦始皇本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 《史记•项羽本纪》：“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
” 对以上“早、蚤”“叛、畔”“疲、罢”三组字，现在学术界一般是这样称说的：前面的叫本字，后面的叫通假字。
当通假字出现在古书中时，我们现在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如“罢”就不能读成bà，要读为pí），并按照本字的意义来理解。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只有当A、B这两个字都同时存在时，才有可能借A代B。
（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
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
《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4次；《论衡》中通“早”的 “蚤”6次，直接用“早”36次。
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其次，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
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
”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
但所得甚少。
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
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
”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
”“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
”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
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
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
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
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
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
道理就在这里。
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
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三）通假与假借 在现代的一般学术著作或大学教科书里，通假与假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通假是本有其字，即有本字而没写，写了个同音的通假字；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例如“而”P196本指人的毛发，所以许慎解释为“颊毛也，象毛之形。
”并举出《周礼》中用“而”本义的例子：“作其鳞之而”（即触动了那龙的触须）。
但是，几乎在任何一篇古文中，都少不了表示联结的“ér”，人们并没有为这个关联词另造一个字，而是借用原本表示“颊毛”的“而”来记录这个语言中的连词。
甚至第二人称代词“女”P258、第一人称代词“我”P267，都是“本无其字”而借用的。
第二人称先借用男女的“女”，后来又借用河南省内的一条河流“汝水”的“汝”来表示；“我”原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1975年已在陕西周原遗址出土），因与语言中的“wǒ”同音而借用 ，人们始终没给它们专门造字。
但是，在以前，人们对“通假”和“假借”这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那么清楚，甚至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假借字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同音字……第二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
（校定重排本547页）”但是到了现在，学术界对这两个词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不再把“本有其字”的“通假”称为“假借”了。
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