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即写出皇皇大作，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
”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
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
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所以，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既肯定又批评，属于中肯的评价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800字读后感
有意思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
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
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一些评价
李鸿章见过梁启超吗
写于光绪27年（1901年）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
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
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
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
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
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
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
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
“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
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
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
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
“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
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
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
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
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
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
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
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
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
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
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
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
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
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
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我心中的梁启超读后感
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
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
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
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
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
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
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
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
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
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
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
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
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