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最近一直在抓紧时间学习教会历史的课程，其中有一课是讲到宗教改革之后的各教派之间的分歧以及后来他们之间的纷争，彼此攻击和定罪，最后导致了现今的基督新教四分五裂、“百家争鸣”、互相敌视的现状，令我感触很深
我会在文章的后面将这一课的内容贴上，希望每一位基督徒都好好阅读和思想，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从中获益。
反思自己在这条归正和服事主的道路上所做所行的，发现自己也在无形之中受到了课程中所说的那些负面的影响……甚至导致别人对我以及我们教会的印象是“言论极端、观点偏激、攻击性排他性很强……”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我以及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归正和建立的时候所持守的教义就是历史上一直延续传承下来的改革宗信仰，随着后来不断的学习归正，即使在一些教义观点上有调整也是些微的，并不是很大的改变；但是给人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为什么呢
深入反思之后，我发现问题就出在我们对待不同观点的人或教会的态度以及言论上
事实上，我以及我们教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多年前通过我们教会和纯正的欧洲大陆体系的改革宗教会正式接触之后，在牧师的引导之下，我们就已经逐渐在这方面有认识和调整。
但是之前给人的印象出去了，就不是一下子能够收回来的……今天我撰写此文的目的有三方面第一，想让那些对我以及我们教会有不好印象的人可以重新认识我们，明白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并不是他们一直所认为的那样极端、排他；我们是乐意和所有愿意与我们交流对话的弟兄姊妹交往的，我们愿意本着圣经和大家探讨真理教义，更希望神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第二，想提醒那些反对改革宗信仰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思想、学习，给自己一个领受真理的机会，免得错失了真理。
希望他们虚心学习教会历史，殷勤查考圣经，从历史和圣经中来认识改革宗信仰的确是宗教改革之后最纯正的信仰，存着开放寻求的心来认识真理，离开错谬，回归圣经。
第三，也想提醒那些和我们一样持守纯正改革宗信仰立场但言论态度上有些过激的弟兄姊妹，希望他们也借此反思一下，使他们能够更加合神心意，以致让更多落在错误观点中的基督徒因着我们有纯正的教义和温柔的态度而归正，使神的名大得荣耀
宗教改革是神所兴起的教会复兴运动几乎所有的新教徒（基督徒）都会一致公认，宗教改革运动是神的作为，神要将自己的教会从天主教的错谬中分别出来，带领教会回归圣经、回归真理。
所以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不断归回圣经。
因此我们也看见宗教改革的最初那几个派别在针对天主教的错谬的时候，观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承认圣经是人们认识神和救恩的源泉，它们都高举“因信称义”的教义，承认耶稣基督的献祭足以使人一切的罪都得赦免等。
不过，由于人的有限和罪性的影响，改教家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就如马丁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对圣餐的认识就各不相同；还有圣公会对教会的认识就和改教家们不一致，圣公会的信仰告白中宣告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
这也就导致他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
但他们彼此之间还保持着对话和交流，并没有存着敌视甚至互相攻击的态度。
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心愿普天之下耶稣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各地方的教会是互为肢体；教会是神的家，各地方的教会是互为弟兄姊妹。
因此，无论在哪里的教会，只要是真正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都应该是合一的，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和心愿，希望自己和所在的教会能够和普天之下的真教会合一。
只要不是明显的异端邪教（如天主教、安息日会或东方闪电等），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寻求和其它教会交流探讨，以达到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更好地见证荣耀神的名。
然而，正如教会历史给我们看到的；改教初期的那些改教家们，仅管彼此之间有分歧，他们并没有互相攻击，彼此敌对，而是努力传福音建造自己的教会，也同心抵制天主教的错谬和逼迫；但是到了第三四代的信仰继承者们就开始互相敌对和攻击了。
几乎所有有良知的神学家都对改教后期所出现的那段各教派分道扬镳，互相定罪、攻击的历史非常痛心
但是，后来的教会从中吸取教训了吗
综观后来的教会历史以及现今的教会状况，我们要说，几乎没有学到正面的教训
反而在此错误上继续推进，甚至愈来愈烈
虽然我们需要本着圣经对教义做精准的定义，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人或教会进行定罪和排斥，这对于教会的合一与引领人归正没有丝毫的益处，反而是将那些不同观点的人或教会拒之于千里之外
真正的教会合一原本教会的合一不是我们基督徒追求来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所成就并由圣灵赐下的【弗4：3“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的基督徒只有竭力保守这合一的事实与合一的心。
而教会的合一的基础或者说是要素，那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七个一【弗4：4-6“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各地方的基督徒或教会只有在这七个一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合一，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合一，偏离这合一七要素的也就不应该联合。
所以，像现今普世基督教协会所推动的教会“合一”运动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甚至主张可以和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异教合一。
还有那些泛福音派将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教会联合起来的做法，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其中有很多的分歧是涉及违背合一的七要素的。
我们需要为真道竭力争辩面对现今教会界的混乱“合一”，错谬横生，异端阿米念主义、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大行其道，我们的确需要按着圣经的吩咐“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3】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是对所有持错误观点的人大加指责定罪，将他们视为仇敌吗
还是只要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都定为异端
又或者和那些不同观点的人大大地辩论争吵
的确，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会给人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待错谬的信仰要言辞激烈，态度敌对；但这样的翻译并不妥当，因为在同一卷圣经中神的话劝勉我们“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犹22-23】如果我们需要存怜悯的心对待那些在错误中或者在疑惑中的人，目的是为了挽回他们，搭救他们，那我们用激烈的言辞，敌对的态度能够达到吗
所以，对于犹大书第3节所说的“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我们认为新译本圣经的翻译“要竭力维护从前一次就全交给了圣徒的信仰”意思表达更准确。
为了维护纯正信仰，有时难免口舌之争，对待明显的异端教训，我们需要激烈的辩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合乎福音真理的圣洁品行来维护信仰，叫那些在错谬中或者反对我们信仰的人自觉羞愧；即使我们要指出他们的错误，也需要有温柔的态度，柔和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使那些在错谬中的人回转。
正如圣经所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箴15：1】“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箴25：15】而且柔和谦卑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也呼召我们要学效他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太11：29】约翰加尔文的例子教会历史上的改教三巨头马丁路德、慈运理和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和慈运理因为圣餐的分歧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从此之后两派教会互不往来；不久之后，慈运理就战死沙场。
约翰加尔文虽然比他们二人要小将近20岁，毕生也没有和马丁路德见过面，他的圣餐观点也不同于他们二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马丁路德和慈运理对圣餐认识错误的文章。
在他著名的圣餐短论一文里，他仅管不同意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的观点，但他的措辞非常小心，是很委婉地指出了他们的不正之处。
另外，凡是读过教会历史和神学思想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马丁路德的接班人墨兰顿在救恩论上是持守半伯拉纠主义思想的，但是加尔文自从于1539年在斯特拉斯堡与墨兰顿认识之后就一直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书信来往，称呼墨兰顿为“亲爱的弟兄”。
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加尔文这样行并不是认为真理不重要，或者说在救恩论上也可以向半伯拉纠主义妥协，因为他所建立的教会并没有与路德宗的教会联合。
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乃在于为要向那些在错误中的人传福音，希望借此归正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慈运理所带领的教会除了分离出去的重洗派，剩下的后来几乎都与加尔文所带领的改革宗教会合并了，还有其它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教会（例如荷兰与德国的海德堡）没有接受路德宗的教导，而是接受了改革宗的教导。
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当时是属于路德宗的，因为在1555年新教和德国皇帝签订的《奥斯堡合约》只允许路德宗和天主教的信仰为德国的合法信仰，但是于1563年写成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却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宗教会的立场，而且至今也仍然是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之一，它从来没有成为路德宗教会的信仰告白。
所以我们透过教会历史的学习和认识，也从属灵伟人加尔文的实际行动中看到，我们需要在持守教义立场和与不同信仰观点的人或教会接触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不能态度偏激，强烈排他，这样只会使福音因着我们错误的态度而受阻，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也难辞其咎
我们的立场因此，我们教会的信仰立场是接受古代教会的四大公认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和迦克墩信经），按着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欧洲大陆改革宗教会的三项联合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多特信经）来建立和治理教会，也承认苏格兰和北美长老会所持守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为纯正的教义真理。
在现今所有基督教的派别和神学立场中，我们认信宗教改革之后的改革宗信仰为最合乎圣经的信仰系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斥或敌视现今基督教的其它派别（除了那些已经被基督教界公认为异端的），也不会轻易定他们为异端和假教会（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很多的混乱和错谬中被神归正过来的），而是非常乐意与他们本着圣经进行对话和交流，学效神的仆人约翰加尔文那样来对待那些在教义真理上与我们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希望借此使我们彼此能够真正在真道上合而为一，共同在这末后的世代为神的真理作美好的见证，使神的名能够真正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
阿们
《历史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有感这本书有两大优点：一是有针对性，二是方式对头。
所谓针对性，就是对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解答，对敏感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以直面历史的态度取信于读者；所谓方式对头，就是要讲故事，以史代论，生动活泼。
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垮台，为什么能够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什么能把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持，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丰功伟绩和成功经验。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围绕上述国内外读者关注的13个重大党史问题，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剖析，让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何能屡创奇迹
个人认为体现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
就拿其中一个问题来说，“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本书是这样解释的：“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犯错误期间也有重要成就、领袖与群众同
历史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读后感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和巨大优越性，是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是具有历史必然性。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说三道四，国内也有人不断提出要实行多党制。
但是，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并不是由哪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想怎样就可以怎样的。
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
但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是军阀混战，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后来，蒋介石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从政治上排斥、在军事上打击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
历史证明，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或者一党制，是难以长久也是不能成功的。
反观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因此，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并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正式形成。
我国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应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其次是具有伟大独创性。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独一无二、别具特色的，既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这一制度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构筑了了一种崭新的执政方式，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
同样，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各民主党派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自主作出的选择，并非共产党或其他力量强加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民族振兴就只能变成一句空话。
在多党合作格局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和执政方式，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的模式，既避免了多党的无序倾轧，也摆脱了一党的专制独裁，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再次是具有巨大优越性。
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组织形式多样性和目标方向一致性的统一，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这一制度形式，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整合，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从而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一参加、三参与”，有效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确保了对中共进行有效地民主监督，有利于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惟其如此，我们只有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这一制度，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书笔记
《历史的选择》读后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
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
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气势雄伟，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典雅，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
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
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夜深人静，长明灯旁，一个虚弱的身影正记录着历史的沧桑。
他，司马迁，饱含心酸用自己的丹青妙笔著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臣著——《史记》，史学的天空因为有了你这颗星而更加煜煜闪光，文学的园地也因为有你这颗星而更加灿烂辉煌，我想这些是伟大人物积累而成的文化。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所景仰。
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了如此深远的文化。
其实，不是每道风景都是珍贵的文化，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文化，是历史粹取的结晶，是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的结晶，无穷的力量感动着历史，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
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但也有太多本不该被散化的而被散化为烟尘，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随风而去，它是被历史所淘汰了吗
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
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
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
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
历史选择了你，我的中国，永远的中国。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
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
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
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无所不从。
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
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
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
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
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
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
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
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
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
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
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
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
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
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
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
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
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
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
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
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从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看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读后感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的老师，称汉中教授。
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 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
建文四年，朱元璋 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
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
到那时为止 ，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
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
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
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
方说：便十族奈我何
于是他的门生 多人也被收斩。
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 ：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
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
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
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
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
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
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
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 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 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
约一百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 问世（1543年）。
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
布鲁诺的一生既 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
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萨有 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
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
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
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
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
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 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
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 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
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
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 ，并公开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学说。
终于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
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
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
威尼斯在当时是比较开 明的，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
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里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
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
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 和伽里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
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
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 有多大的威慑力。
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 判决时更感到恐惧。
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 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 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慑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里略到开普勒 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
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
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
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
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
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
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
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 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 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
此人 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
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
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
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 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
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
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 的这场革命为20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
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 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 屈。
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
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
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里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
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了，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
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
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弟弟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
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
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
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 ，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300-200年间。
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
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 ，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
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
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
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
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 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
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 充满了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
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
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
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 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
不过华夏文 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的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
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
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
技术只是手段。
印刷术和纸的发 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是什么。
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
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
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发明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
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涉及政 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 谋士，古今中外皆然。
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
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
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
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决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
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
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 。
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
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 威之意。
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
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
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
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摘自《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