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读后感
在丽江，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读书，经过几个月的阅读，姚雪垠先生的十卷本巨著《李自成》在一个月前读完了。
读完之后，书中巨大的历史信息量和沉重的史实一直让我不能释然，再写读后感之前，还查阅了不少和《李自成》创作有关的文章，其中，《李自成》一书的编辑写的姚老的回忆文章，对姚老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来龙去脉和艰苦过程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这才知道，书中对于这段历史进行的创作是完全从史实出发，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地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非常值得敬佩。
因为《李自成》这部书太庞大了，想写读后感，却思路凌乱，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来写，这段时间，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看过《李自成》的第一二卷，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完整读完。
读完这部巨著是对姚老的致敬，而写读后感，也是对姚老最高的致敬。
一、关于全书的结构 《李自成》这套巨著，是从第一卷《潼关南原大战》开始，自李自成从起义来遭遇的最大失败开始，以李自成的起义战争历史为主线，以明王朝崇祯朝廷面对农民起义和清朝外族入侵和清廷在关外崛起并进驻北京打败大顺王朝为副线，在广阔的中原大地和东北大地，在明末清初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历史大背景下，重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小说是按照时间和空间两重结构来叙事的，叙事结构非常严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多条线索、多个人物、多起事件同时发生，交错讲述，但并不让读者产生混乱的感觉。
反而因为要关心事件的进展和结局，在姚老的一支生花巨笔带领下，欲罢不能，急于读下去。
以慧梅这个人物的塑造为例，慧梅是李自成部队中的一个普通女兵，是李自成夫人高夫人的亲兵，后来因为政治上和起义领袖袁时中的结亲需要，以李自成养女身份嫁给袁时中，因为袁时中的叛变而死。
从第一卷慧梅出场到第七卷水淹开封之后的慧梅之死，出场跨度达到七卷，而且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去描写慧梅和张鼐青梅竹马的爱情和慧梅出嫁前后激烈的心理斗争，最后又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平定袁时中叛乱时慧梅大义灭亲的举动。
这些描写都分布在长达七卷的章节之中，但并不感觉到散乱和漫长，反而在刀光剑影的铁血战争中，更衬托出了慧梅这一人物的鲜明形象。
从小说的结构上来说，作者是有所取舍的。
首先是李自成这一人物，是从他继承闯王称号并经历大败开始塑造的。
对于他的少年时代以及和高闯王南征北战的历史都没有提及。
这样的选材，使得李自成性格的形成缺乏了一定的铺垫。
从全文十卷来看，还是没有很好地把李自成起义失败中的个人性格因素展现出来，尤其是在大顺朝建立后，李自成性格中君权之上的性格从何而来，没有很好地揭示出来。
第二，对于李自成起义最重要的两个伙伴之一“曹操”罗汝才，书中只用很少的篇幅描写了闯曹合营一起战斗的一段时间，对于起义来说，曹营的结盟是李自成能够从众多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曹营后来离开李自成，李自成杀罗汝才都没有描写，使得小说在第七卷和第八卷有个较大的断档，形成了一个李自成起义中的一段历史空白，让人读到此处，如同一条大河从百丈悬崖落下，只能望流兴叹了。
第三，关于当时民间、宫廷和战争场面的大量描写，占据了小说的很大篇幅。
比如第七卷关于开封被围的描写，第七卷中关于田妃之死的描写和第八卷宫廷中关于议和的描写无不栩栩如生，但放在一个十卷本中，读到此处，未免觉得叙事冗长和拖沓，使得整部小说的节奏变得缓慢了。
《西游记》一本书读后感60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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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军为什么一片石之战后就没战斗力了
首先是清军的兵力，清军出征兵力实数，方文献不载。
而清军此次进兵，是“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即满蒙八旗各出动2\\\/3，汉军八旗和尚可喜、孔有德等三顺王及续顺公所部全部出动，据记载，此时满蒙汉八旗的牛录数分别如下、满洲八旗共有309个牛又18个半分牛录，蒙古八旗为11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汉军八旗为15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虽说此时满蒙八旗间有不满员、1牛录仅存120-150人的现象、但据《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载，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蒙古八旗在顺治五年则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而入关数年间、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战死必多、兼叶清史稿∏：“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
”加上此次入关、清朝“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
可知此次出征的满蒙八旗的每牛录兵数当近满员，应为6万人左右、而据学者考证，三顺王和续顺公的兵力并不包括在汉军八旗里面，则汉军八旗全部，加上恭顺等三王、续顺公沈志祥部约4万余人，两部合计约10万人、而这并非清入关大军的全部，尚有两部分未统计入内、一为包衣家仆、其虽不能算为正规兵士、但也多凶悍善战之辈、三藩之乱时、察哈尔布尔尼起兵叛乱、北京空虚，以八旗家奴及包衣成军平定之、且据载：诸王贝勒每当出征，总是私带家中的仆人或其他“闲散无甲之人”冒充兵士。
二为外藩兵马、内分外藩蒙古军及朝鲜军、朝鲜军600人、史有明载、在天聪三年三月，皇太极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申定军令：“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戴”。
大凌河之役：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五度入关、亦有蒙古军从行、外藩蒙古军虽不知其数、据。
《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可见外藩蒙古军不少、以各种情况判断、清军此次出兵总数为：上限15-16万人、下限12-13万人、冯梦龙云九王（多尔衮）兵约14万、当是。
那么、投入山海关之战的又有多少呢
有人说、此役仅两白旗二三万人参战、有人还活灵活现的说：多尔衮在得到吴三桂输诚后、即率两白旗日行二百里、赶赴山海关参战。
根本在胡说八道、首先、我们从史证上来看、据《清史稿》：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
初隶镶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
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遣其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於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
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
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
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
卒，席特库嗣。
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於一片石……。
可见正黄、镶蓝二旗己至、且有两道外藩蒙古察哈尔旗员的世职敕书、原文如下：冷伊尔登、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略去处为参加松山之战、入关伐明、击追腾机思）、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率本旗兵步战破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
巴达礼、察哈尔旗空衔梅勒章京、…（同上）、灭明朝之役、入九门口击二十万流贼之日、与冷伊尔登一同败敌、…故授尔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袭一次。
出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
另另据顺治元年五月、清世祖宣谕山海关之捷提到“固伦公主兵”（检哈尔旗）与蒙古科尔沁、土默特两部兵一同参与此役。
出锥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顺冶元年五月初一日、第13页。
可见外藩蒙古军亦至。
而且从清军的统帅体制与多尔衮的心态上来看、仅带两白旗、也是不可能的。
在皇太极时期就己经改变了“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的体制、由于征伐不立统帅、军机大事由八旗共议、怡误战机者多、天聪元年、清军征伐朝鲜、阿敏直入汉城、岳托反盯七旗皆不愿、阿敏以镶蓝一旗阻之、争论良久。
八旗分统、有如泾渭、天聪三年、祖大寿围滦州、阿敏坐镇永平、以滦州无镶蓝旗士卒、竟不相救、有鉴于此、贝勒萨哈廉请于大军征伐时、选立贤能之人为帅、从之、事见《清通鉴》卷二、天聪五年七月十八日条。
在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清军围攻大凌河城时，莽古尔泰犯下御前露刃之罪的起因、即是野昨天战斗，我旗将士被杀的很多。
巴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的，也有随达尔汉额驸营的，是否应送还我旗
”为由向皇太极请求。
而且颈时而癣顺治即位时、亲王、郡王者六、代善、济尔哈朗、豪格、多尔衮、多铎、阿济格、阿达礼、后顺治元年四月己未，晋封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
这七人中、代善年事己高、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豪格因被告悖妄、己被废为庶人，阿达礼被杀、阿巴泰、《清史稿》中并无其山海关之役出征记载、仅有入关后平满家洞之记载、椐载、与白旗三王一同出征的满族亲贵为和硕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如白旗三王甩下主力、仅率两白旗出征、余众谁能统帅
再从多尔衮当时的心态来看，当他得知吴三桂求援时、与阿济格、多铎密议说：“莫非吴三桂知道我南来，故意设此圈套来引我吗
我兵曾三次围过北京，都不能马上攻克，李自成却一举破之。
看来，此人的智勇必大过一般人。
现在他统大军亲至，志不在小。
他是否乘此次战胜的精锐，有窥我辽东之意
不如分兵固守，以观察动静。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令将士间披甲戒严，并半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踏至”，多尔衮与诸王进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 观察动静、至第二天出战时、又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及出征的诸大臣，说：“你们不能越伍躁进，此兵（指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大业就会成功。
”可见其谨慎、而且根据他所得到的、李自成军数十万之多、如洪承畴以为“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则是李自成军“骑兵十余万、步卒倍之”，如此、多尔衮又如何会仅带两白旗牢战呢
但清军全军十几万人、不可能全部于一日半急行军200里到达山海关附近，至少辎重和红衣炮队不会到、再加上掉队等因素、清军真正到达的估计约七八万之众。
据《清世祖实录》，卷4，19页。
当为：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
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
余部仍驻欢喜岭待命。
当是。
那么、投入实战的清军是多少呢
我注意到、在清军冲击李自成军阵时、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指吴军），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
”《平寇志》，卷11，244页。
参见《庭闻录》，卷1，《国榷》，卷101，6076页，以李之万乘之尊、岂容无名之僧近前、况且当时唐通己经与清军交过手了、在战后也未受惩罚、可见其将清军己到的消息告知李自成了、且不算唐通、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
再从当时李军的动态来看、集中全军、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阵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
可见其己有与清军决一死战的决心、顾诚先生认为：“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阑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我的看法是、李自成虽然己知清军己至、但不知清军来的有如此之多、因为出动十几万大军、是需要周密的准备的。
他不知清军于四月九日大举出阵、而是根据吴三桂据关的时间推算、清军纵至、亦不多、因此、个人看法：僧人告知的不是所谓的““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而应当是清军己大至的消息。
同时、在战前、多尔衮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但在实战中、吴军“阵数十交，围开赶”，不知凡几
被李自成军重重包围、再考虑到前面所说的、察哈尔蒙古军步战破敌的情况、个人认为：有部分清军在白旗两万骑兵冲阵前己与李自成军交手、但作战不利、后多尔衮乘李军久战疲劳、于中午投入了以白旗为主的两万骑兵、才取得胜利。
吴三桂军的兵力情况、则说法较为一致，据《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
，《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
大体上、吴军5万人、另又征召当地乡勇3万余人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而但非清政府方的说法却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
各书记载是：《燕都日记》说数万《定思小记》说十余万，《遇变纪虑10万，《吴三桂纪虑“发兵10万，号30万”；《北还纪变》说13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孤臣纪哭》说6万《明释事本末》、《罪惟录》、《石匮书后集》、《明鉴易知录》、《四合王传-吴三桂传》都是这个看法、《流寇志》认为顺军是5万，声言10万；，《怀陵流寇始终录》是这个看法，综合各书所记，北京发兵之数当为5-6万，如再加上己派往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所部，约7-8万人、已近10万之数、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
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
可见，加上民夫等、约十万人左右。
因此、《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
关于这点、还可从李自成军的总兵数及北征兵数来判断、清方所修的《明史∏载李自成军“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但在山海关一役失利后，却是百万大军短短的一二年内节节溃败。
完全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我从李自成自入豫崛起开始推算、据《甲申传信录》载、是年、自成复招集亡命百余人、潜渡入豫，计取洛阳，群盗复聚、又据《绥寇纪路、自成以五十骑突围走、自郧均向伊洛、崇祯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杨嗣昌以书谕左良玉、其中有谓：前报闯将闯上龛者、独闯一支、将军留兵二千，足办此贼、六月二十七日、李自成部又在胡其里遭左军降将刘世杰、马进忠追击，“获其伪印，大败而走”，可见其兵不多、至多千人。
因此、《孤儿吁天录》言：其势尚微，军中不以为意。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李自成先克宜阳、继克永宁、杀万安王、再克新安、“饥民从自成者数万”。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接着攻打开封，根据《守汴日志》，当时李自成的全部力量是“精兵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
既而，罗汝才率领部队和李自成军联合，个人估计、此时联军虽号称数十万、实际能战之众不过四、五万。
后又连败傅宗龙、汪乔年、收秦兵数万、至三攻开封时、据《豫变纪掳《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时“步贼十万、马贼三万…胁从之众近百万”。
后来革、左五营也加入了李自成的联军，大大增加了起义军的实力。
但李自成杀罗汝才及贺一龙、罗部多散去、罗之亲将杨绳祖以兵数千投郧阳、外甥王龙率三千精骑入关投孙传庭、部将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老回回马守应亦离去。
是时、李自成军能战者估计约二十万左右、号称百万而己、及破孙传庭，入潼关、再入北京、加上收降明军等原因、兵力五六十万、但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收降的明军、李自成对于这些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往往是任用其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
但这些人多擅长于见风转舵，风向一转，则叛变而去。
二、乡兵、李自成除在某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自己的嫡系部队、其余地方则或由投降的明地方兵及地方团练守卫、或新招募、这些部队或不可靠、或战力不强、形同虚设。
三则是李自成的嫡系部队，但兵力不超过三十万。
而且兵力捉襟见肘、如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
留守湖北的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派绵侯袁宗第带领右营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甲申年、李自成率军北上时、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由李自成亲率、一出河南，经卫虎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
由刘亮指挥。
由李自成亲率的一路、据载：由刘宗敏率两万精兵为先锋、由此可见，山西一路、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十万、河南一路为偏师，亦不过数万、加上一路上也要分遣部都领要地。
到北京时、不会有多少了、其中尚有部分降军，有人认为：刘亮的部队在保定，但据《崇祯保定守城纪路所载，刘亮军除部分留守保定外、己大部开至北京，另据顾诚先生考证：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率老弱万人留守。
可见当时李自成军力之薄弱。
上下五千年里的故事名字
谈史书 (绝对有读后感) 我平生之最爱读的，是历史书，我平生之最恨读的，也是历史书。
我爱读她，是为了观察人类，观察文明，得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而正是我对她的至爱，导致了我对她的至恨啊
我之恨她，大约有以下几个缘由。
一是掩饰篡改事实。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凡是不利于统治的，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掩住不说，甚至予以修改。
远的不说了，单提近的吧。
三十年代，洪湖根据地“肃反”，几千名共产党员几乎被夏曦杀个干净，残忍血腥，让人发指，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修史者不愿载之于历史书。
1934年，红军长征是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而被打得落荒而逃，并非党得方针改变，要主动北上抗日，这是一个政党为幼稚病所交纳得学费，为什么不敢载之于历史
1945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寇得同时也对东北大肆掠夺，碍于“老大哥”得面子，没有载之于史书。
抗美援朝牺牲了190万人，官方公布数字却只有30万，如此可对得起160万为国捐躯得战士
“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饥荒，饿死了整整3000万人啊，3000万啊，相当于100个南京大屠杀，历史书竟然说是由于自然灾害，轻描淡写，连数字都不敢提，良心何在，太让人愤怒了，太让人伤心了啊
董狐史笔在哪里啊
3000年就消逝了啊
二是成则王侯败则为寇。
李自成、张献忠由布衣平民出身，因功亏一篑而称为盗贼流寇；刘邦、朱元璋同是布衣平民出身，却因侥幸成功而称千古圣君。
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和品行由多大差别吗
李自成器小易盈，误杀李岩，让人叹息，张献忠之残狠暴虐，固然不用说了。
然而刘邦之杀彭越，杀英布，杀韩信，朱元璋之杀徐达，杀常遇春，杀李善长，杀刘伯温，寡恩薄义，不也一身流氓习气吗
人们说“不以失败论英雄”，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三是功臣宿将之传不绝于书。
撰史者做足了力渲染，丝毫也掩盖不住的悠然神往之意，让人恶心。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将军的功成名就，可知道有多少田地的荒芜，多少家园的残破，多少思妇的叹息，多少征人的白骨
古往今来的战争，多为不义之战争建功立业啊，开拓疆土啊，给异族带来的灾难且不说了，成千上万的贫苦出身的下等士兵为毫不关己的事去杀人和被杀。
少年时读到韩信之“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也，是多么的神往，今之读到名将之愚兵也，是多么的恶心。
四是从来听不到弱者的声音。
自古以来之中国民族史，乃为民族压迫之历史。
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汉族来说，是杀戮，是征服，是教化，是归顺
诸葛亮南征孟获，向来只有用兵如神的赞扬，而无占人疆土，民族压迫的谴责。
孟获南中造反，是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所以失败，那是实力悬殊的缘故啊，怎么可以讪笑呢
诸葛入侵别族而不受指责，那是因为历史是汉人写的啊
五是正统论。
在史书中最让人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的就是正统论了。
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魏国，鸡蛋碰石头，是为了争正统。
祖逖中流击水，扫荡中原，搞得生灵涂炭，也是为了争正统。
至于明末清初，民族大敌在前，南明小朝廷尚有桂王和唐王为了争正统而动刀戈，那就实在让人太悲愤了。
至于今天，从来只听有“唐宋元明清”，不曾听有“唐辽元明清”，“唐金元明清”的，辽金之大，之强，都过于宋朝，不能代表中国吗，可见正统论，流毒未尽啊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可能是炫耀成吉思汗的武工了。
有些历史学家一说到铁木真西征，则口沫四溅，悠然神往，说这是中国人扫荡西方的壮举。
又炫耀大元朝是怎么样的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炫耀成吉思汗，今天的蒙古国还可以，我们中国则不可。
当年之中国人，在蒙古人铁蹄下，是三等，四等的贱民，杀伐任可，一文不值。
炫耀元朝，犹如今天印度人炫耀英国殖民主义，炫耀东印度公司，不很荒谬吗
以上种种情况出现，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在修史者是只知道有王侯将相，丰功伟业，王道政治，而不知黎民百姓，生民自由，想当然则写当然。
或者是畏惧强权，献媚于统治者，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
在统治阶级往往是不敢面对现实，“怕影响政治稳定”，心中虚怯，没有检讨自身统治的勇气。
历史应当是人民的历史。
记载人民事迹，传达人民的意愿。
大家警惕吧，我们不容我们的历史书再被御用史学家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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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他是汉族人，却是西夏国的羌族后裔解释：明史 卷三○九《李自成传》：李自成，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 李自成两次称帝都以李继迁为太祖 第一次称王于西安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大顺，改元永昌 ，改名自晟。
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
设天佑殿大学士。
” 第二次称王于北京武英殿 《鹿樵纪闻》:李自成以李继迁为太祖 甲午申刻，传示次日郊天即位，亦多束驮金帛，纷纷而去。
乙酉，僭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
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曾创立了一些礼仪制，主要是结合历代朝廷和自身党项民族的生活礼节，使其礼仪大气而庄重大方. 李自成修改明朝礼仪制度 《明季北略》：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任意纷更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门为大顺门，颁发冠服，大僚则加雉尾于冠服，方领，又收各牙牌，自务明光安令成字”《甲申纪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
《定思小纪》“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俱刊定成。
李自成以李继迁为太祖，结合西夏国制，制定一系列制度 《爝火录》：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
设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为之。
更六部为六政府，设尚书、侍郎等官。
改文选司为文谕院，主事曰从政。
改翰林院曰弘文馆，裁革詹事府。
改中书曰书写房。
国子监设三堂，革去祭酒，以司业为学正，学录博士为左右。
改御史曰直指、给事中曰给谏、通政司曰知政司、尚宝司曰尚契司。
大常、鸿胪，俱属礼政府。
太仆寺曰验马寺，布政司曰统会可。
巡抚曰节度使，按察曰防御使。
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
守备曰守领，把总曰守旅。
改印曰契，一云大篆曰符、小篆曰契）。
公服领尚方，以云为级，一品云一、九品云九。
大僚冠加雉羽，带用犀银黑角三等 李自成第十五代孙，中国明史研究会会员李志强：李自成是西夏王李元昊之后，是党项民族拓拔氏，至今，闯王后裔仍保持原有民族特性、相貌和习俗，这对研究西夏及党项民族有着极其重要的考证作用。
太平村李自成后裔至今仍保持原民族的特性、相貌和秃发习俗，尤其一些老人仍在保持着和当初建立西夏王朝主体民族党项人的秃发习俗，村里的人大多体格强壮，力气大，男丁习武之风较为普遍。
西夏专家唐荣尧先生苦心研究西夏党项民族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他跑遍了大西北党项民族、羌族人的发源地和隐居地。
从高原到盆地，从沙漠到草地，行程数万公里。
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上过青藏高原，去过尼泊尔山区；在唐荣尧先生的研究中，确认李自成是西夏党项民族，在西夏研究中已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李自成》的作者教授历史学家姚雪垠到李继迁寨考察过,在他的历史名著《李自成》一书中（第四卷第十六章）,这样写道:李自成骑马走进皇城以后，几年来要取代明朝的梦想今日实现，一时志得意满，心花怒放，此时此刻，在马上他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
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他已经破了北京，不久将平定 江南，统一宇内，李继迁传到李元昊，又传到他身上，才真正使李氏发扬光大。
历史教研员纪连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李自成不是汉人，李自成是党项羌族人。
“可以肯定的是，出生于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的李自成的祖先应该是党项羌族人——也就是说，李自成应该是党项羌族人的后代 。
陕西历史研究所专家李登弟和米脂县李自成纪念馆原馆长申长明：在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太平村发现整理的《李自成家谱》表明，李自成是西夏国王李元昊的后代，系党项族。
著名作家丁玲：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才有了写作上的突破 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
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
丁玲生前也曾说过：事实就是如此嘛。
1939年，身置陕北的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明日黄花，在这里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有了写作上的突破。
李健侯在《永昌演义》说：自成定都西安后，首先“追王其先代，以李继迁为不祧之祖”。
米脂李自成研究会成员，政协委员高埃飞在<《李自成——党项羌人后裔》：李自成拿下西安，建立大顺王朝后，把西夏太祖李继迁立为不祧之祖，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李继迁寨现称李继先。
我以为是李继迁的后人们出于对祖先的尊重、爱戴和纪念，不愿直呼其名而取其谐音，或者直接承认其为自己的先祖才这样命名的。
总之，此地的李氏族人可以肯定是党项羌人的后裔。
也就是说，李自成的祖上无疑是党项羌人。
历史教授作家姚雪垠著的《李自成》第四卷 第十六章：①西夏国――我国古代一支少数民族名叫党项，属于羌族。
党项人以姓氏分为许多部落，拓拔一支势力较强，唐末居住于今宁夏、陕、甘边区及与内蒙古接壤一带。
其部落首领拓拔思恭，因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氏。
传了七代到李继迁，自称夏国王。
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于 1038年称帝，建立西夏国。
西夏传国将近二百年，于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士也与汉族同化。
李自成是米脂县的李继迁寨人，称李继迁为始祖，听以他虽系汉族，却是西夏国的羌族后裔。
李自成当了几天皇帝
23天 李自成（1606～1645）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字鸿基。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廿一(1606年9月22日)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
童年为地主牧羊。
天启六年(1626),充银川驿卒,苦习骑射。
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被裁辍业，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
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八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
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
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九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
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
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十年冬，围攻成都多日未克，后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
遂分道返陕，移师潼关，遭明军伏击，将卒伤亡散失甚众，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
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获取为明廷招抚的张献忠资助。
十二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
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十三年，为明总兵左良玉败于房县,重入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斩万安王朱采?。
与当地农民军首领一斗谷合兵,众至数十万,攻克宜阳。
进至卢氏，得牛金星、宁献策,用为谋士。
纳李岩均田免赋建策，深得民众拥护,有歌谣“迎闯王,不纳粮”(《明史·李自成传》)。
十四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
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
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
十五年，与罗汝才以20万众再围开封，激战20余日未克,回师攻破河南襄城,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射塌天)。
继克陈州(今淮阳)，与当地农民军会师，返师三围开封。
先歼出城突袭的三营明军，后遣部连破郑州、荥阳、上蔡，扫清开封周围明军据点。
明督师丁启睿、总兵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
李自成遂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城，自率主力占领朱仙镇有利地形，近战获胜，俘明军数万人。
旋回师开封，挖墙填药爆破并掘黄河堤灌城(一说明军掘堤灌农民军)。
为阻击明督师孙传庭部，率师西向，战于郏县，不利，遂向冢头寨(在今南阳境)转移。
途中大量抛弃甲仗财物，诱明军竞相争夺而乱阵,遂率部反击得手,斩俘将校70余人、步骑数千，获柿园大捷。
进围汝宁(今汝南)，环城发炮，百道架梯登城，执斩明督师杨文岳、分巡佥事王世琮等。
挥师南走,绕道白马滩，架门扉作浮桥以渡,迫左良玉弃水寨而遁，进占襄阳(今属湖北襄樊)。
旋分兵连破夷陵(今宜昌)、荆门诸州县。
十六年正月,重返襄阳,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 口号安民。
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大顺政权，被拥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命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为制将军。
随后，纳谋士顾君恩建策，制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北京的作战方略。
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4万余人，迫孙传庭败逃陕西。
乘势间道缘山追击，尽歼镇守潼关明军，击杀孙传庭，占领潼关、西安。
旋分兵追歼明军残部，连下延安、汉中、榆林诸重镇。
十七年正月，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
随后率师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
旋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自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
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七两路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改明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变武将称谓，定品位,完善军制。
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多次遣使招降明总兵吴三桂,未果。
四月十三，率兵约10万(一说6万)往攻。
在山海关之战中被吴三桂、清摄政王多尔衮联兵击败，损兵数万,退师北京，大顺军由盛转衰。
廿九日称帝,翌日离京西撤，令刘宗敏为主帅组织兵力沿途反击。
时农民军内部矛盾加剧，军事上节节败退，致使屯守山西、陕西计划无法实现，遂引兵经陕西退至湖广。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于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年40岁(一说兵败后禅隐湖南石门夹山)。
李自成统军作战十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