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翻译
文 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一读至梁惠王问道“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时，不卷感叹。
心想:可叹啊，功利确实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孔夫子之所以极少说到功利，是为了时刻对祸乱的根源加以防范。
因此，他老先生说:“一味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会招致多方面的怨恨。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
追求功利所带来的恶果，有什么不同呢!孟轲，邹国人，跟孔伋的学生求学。
在通晓了儒家学说以后，去游说服事齐宣王，宣王没有任用他。
他前往魏国，魏惠王不信他那一套，认为他的话迂曲玄远，空疏而不切实际。
在当时，秦国任用商鞅，国富兵强;楚国、魏国任用吴起，战胜敌军，削弱了敌国;齐威王、齐宣王任用孙膑、田忌等人，致使各诸侯国都东来朝见齐王。
天下各国正致力于合纵连横，以争战为贤能，但孟轲却称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因此他所到之国，都合不来。
于是退身，与万章等人编订《诗经》和《书经》，阐述孔子的学说，撰述《孟子》七篇。
他以后又有邹先生等学者。
齐国有三位邹先生。
在先的是邹忌，他借弹琴之机游说齐威王，因而得以参预国政，被封为成侯，执掌丞相大印。
他生活的年代先于孟子。
其次是邹衍，后于孟子。
邹衍看到各国君主更加骄奢淫侈，不崇尚德政。
他认为，如果能用崇高的德行修行自身，就能推行到老百姓中间去。
于是他深入观察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探究各种怪诞迂曲的变幻，作《终始》、《大圣》等篇，约十余万字。
他的话海阔天空，不合常理。
他坚持先从细微的事物验证起，然后推而广之，以至于无边无际。
他首先从现在叙述起，直至远古的黄帝，是学者共同称述的，大体随世事而盛衰，因而记载下那些祈神求福、就吉避凶的各种制度，并推而远之，直至天地尚未形成之时，飘渺玄远而不可考究其始。
他首先列述中国的名山大川，深山大谷中的禽兽，水陆繁殖的生物，各种物类中的珍品，以此类推，论及海外异域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据称天地分剖以来，五种德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每个时代都应采取与五德相应的政治制度，天命和人事互相感应就是这样。
他以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仅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罢了。
中国称为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又有九州，就是大禹所分定的九州，但这种州不能列入大州之数。
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的州有九个，这才是所谓九州。
在这块土地上，有小海四周环绕，人们和禽兽与外界不相通，像在一区之内，这就是一州。
像这样的州有九个，九州之外有大海环绕，就是天地的边际。
他的学说就是这样。
但总括他的学说宗旨，一定归结到仁义节俭上来。
这种学说用在君臣、上下、六亲关系上，就显得空泛了。
那些王公大人最初接触他的学说，感到惊奇，并想身体力行，但过后却不能实行。
因此邹衍在齐国受到重视。
前往魏国，魏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用贵宾之礼来接待他。
前往赵国，平原君侧身而行，并为他擦拭座席。
来到燕国，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为他清路，并请求坐在学生中间，向他求教，为他修筑碣石宫，亲自前往请教。
这时他撰写了《主运》篇。
他游说诸国，是如此被尊敬，难道能和孔子在陈国、蔡国忍饥挨饿，孟子在齐国、梁国受困厄同日而语吗!所以周武王以推行仁义讨伐商纣而成就王业，伯夷饿死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事，孔子避而不答;魏惠王谋图进攻赵国，孟子以周太王避敌离邠来作答。
这些难道有奉迎世俗、苟且求合之意吗!拿方榫对着圆孔，能放进去吗?有人说，伊尹凭他的烹饪术接近商汤，鼓励他成就王业;百里奚在秦国车下喂牛，秦穆公任用他成就了霸业，先事迎合，然后引导对方实行王道。
邹衍的言论虽然越出常轨，或许也有百里奚饭牛、伊尹烹饪的用意吧!从邹衍以至齐国稷下学宫的诸位学者，像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人，各自著书立说，探求冶乱的原因，以此游说当世的国君，这些怎能记述得尽!淳于髠，是齐国人，他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学术上不专主一家。
他对君主的讽谏劝说，很仰慕晏婴的为人行事，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君主的察颜观色、揣度对方的想法上。
有个客人把淳于髠引见给魏惠王，惠王斥退左右侍奉的人，独自一人两次召见他，但他始终没说一句话。
惠王感到奇怪，以此责备引见的客人，说道:“您称许淳于髠先生，说是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见到我，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难道说我不配和他谈话吗?是什么原因?”客人转告淳于髠。
淳于髠说道:“本来就应如此。
我前次见到君王，王的心思在车马游猎上;后来再见君王，王的心里在声色女伎上，我因此默然以对。
”客人把淳于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惠王，惠王听了大为惊骇，说道:“哎呀，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哪!前次淳于先生来见我，有人给我进献了一匹好马，我还没来得及过目，恰逢先生来到。
后一次先生来见我，有人给我进献歌舞伎，没来得及面试，恰逢淳于先生来到。
我虽然斥退左右服侍的人，但内心在想马和歌舞伎，确实是这么回事。
”后来淳于髠晋见，一谈起来连着三天三夜毫无倦意。
魏惠王想任用他为卿相，淳于髠谢绝而离开魏国。
于是魏惠王赠送给他四马驾的轿车，成捆的丝织品，厚重的玉璧，黄金一百镒。
淳于髠终身没出来做官。
慎到是赵国人。
田骈、接子是齐国人。
环渊是楚国人。
他们都研究黄老道家学说，从而发挥阐述道家学说的旨意。
因此慎到撰著十二论，环渊撰著上下篇，田骈、接子也都有所著述。
邹奭其人，是齐国众邹先生中之一，他也采纳吸收邹衍的学说撰述文章。
于是齐王嘉许诸位学者，从淳于髠以下诸人，都任命为列大夫，为他们在四通八达的街市旁修建宅第，高门大屋，以此来尊宠他们，也以此向各国的宾客显示，表示齐国能招致天下的贤能之士。
荀卿是赵国人。
五十岁时来齐国讲学。
邹衍的学说迁曲浮夸，而富于雄辩精神;邹奭的著述徒具空文，难以实施;淳于髠呢，如果和他相处久了，往往能听到一些有益的言论。
因此齐国人颂扬说:“谈天说地数邹衍，锦绣文章数邹奭，智慧过人数淳于髠。
”当时田骈等人都已去世。
齐襄王时，荀卿是当时资格最老的师长。
齐国正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卿曾三次任学术领袖。
齐国人有的诋毁荀卿，荀卿于是前往楚国，春申君任他为兰陵县令。
春申君死后，荀卿被废黜，就在兰陵安家。
李斯曾是荀卿的学生，后来在秦国当了丞相。
荀卿嫉恨昏乱世道的政治，国家被灭亡，君主遭乱离，接连不断，不遵循王政大道，而被神鬼所迷惑，迷信吉凶之兆。
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细枝末节，如庄周等人以其能言善辩淆乱世俗，于是他考察儒家、墨家、道家的所作所为及成败得失，加以整理论述，著作数万言而去世。
因而葬在兰陵。
赵国又有公孙龙，挑起“离坚白”、“合同异”的争论，还有剧子的有关言论。
魏国有李悝，倡导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
楚国有尸子、长卢，齐国的阿邑又有吁婴。
自从孟子以至于吁婴，世间广泛流传他们的著作，所以这里不论及他们的学说内容。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精通防守御敌的战术，提倡节约用度。
有人说他和孔子同时，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译文是什么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
”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①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
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今乃弃黔首②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译文】 秦国的王族、大臣都向秦王政进言：“诸侯各国的人来投效秦国，大多不过是为了替其君主在秦国游说离间罢了，请下令把一切外来的客卿统统驱逐出去。
”当时，李斯也在提名被逐之列。
于是他向秦王上书说： “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
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
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
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
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
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
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
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
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
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现在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
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
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
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昭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
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昭虞》，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
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
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
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美文赏析】 法家人物李斯评议 《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6期 龙卫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少时曾学李斯名作《谏逐客书》，见其才气逼人、文思如涌，便叹为观止。
《谏逐客书》确乎写得机巧。
韩人郑国为削弱秦国国力、阻遏秦国东扩目的，说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来的郑国渠），此谓有名的“疲秦计”。
水渠修建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非秦国之人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
春秋战国时期，为“游说者之秋”，诸侯为图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广纳天下贤士，多至“门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处游走，为接纳自己的诸侯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游士”制度开了所谓中国人才流动之先。
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国做官，也在驱逐之列。
李斯为说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谏逐客书》。
在《谏逐客书》中，李斯一方面列举游士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打动秦王，“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等等。
秦王读罢，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取其谋略，最后一统天下。
由此观之，李斯文才过人，兼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谋略，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说其功绩应是历代将相之最，似乎足可以与具有同等职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来上大学时，翻阅《史记》，读到“李斯列传”，才知当年佩服李斯的念头大错特错，不禁唏嘘。
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实记载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
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
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
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
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
太史公在“李斯列传”文后附有如下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
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
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
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 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
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
“焚书坑儒”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们未加注意的。
如果说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为它作为秦朝的制度实践，在李斯的观念体系里，是以“愚民”思想为基础的。
为维护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议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消灭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牵制君权的“党与成乎下”，以此为基础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
我们来看看李斯的上书：“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
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
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如此利于君主专制，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
“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
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
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
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
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
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
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
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
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
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
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
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
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
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
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
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
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
”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
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
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
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
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
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
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
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
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
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
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
”这是什么逻辑
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
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
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
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
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
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
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
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
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
这种评价非常到位。
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
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
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
答案其实是明显的。
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
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
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
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
”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
我的回答是，很遗憾
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
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
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
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说人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陷于穷困。
长久的处于卑贱的地位、穷困的境地，经常攻击当世和做出厌恶名利的样子，自我标榜是清静无为，这不是做士做君子的修养作为。
这是春秋战国末年政治家李斯先生说的话。
这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话。
吾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乃文章。
正文·李斯列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
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
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
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
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
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
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
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
”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
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原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官至廷尉。
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
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
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
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
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
逮秦地之陕隘。
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
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
罪一矣。
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
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
罪三矣。
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
罪四矣。
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罪五矣。
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罪六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罪七矣。
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
”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
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
後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
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
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
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
”左右皆曰“马也”。
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
可依盛德而明斋戒。
”於是乃入上林斋戒。
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
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
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
”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
”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
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
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既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
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适。
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
沛公因以属吏。
项王至而斩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
斯知六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
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
斯效智力，功立名遂。
置酒咸阳，人臣极位。
一夫诳惑，变易神器。
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 轻。
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 论，其本殊也。
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
故折 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 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董仲舒一、这段话的头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
对那些动机邪恶的人，即使其犯罪未遂也须治罪；对首恶分子要严加量刑，而对那些出于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从轻。
这段话，就是赫赫有名的“原心定罪”原则。
如果单说“原心定罪”，现代人也很容易理解，比如同样是杀人，就分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冲动杀人等等，但在“原心定罪”之前加上这个帽子，意义就不大一样了。
称，一位叫宋韬的秀才生病后，灵魂出窍，到了阴曹地府参加公务员考试，结果考上了城隍。
原因是他在“申论”中写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1）“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 这十六个字听上去是掷地有声，看上去也是合情合理，但操作起来却大有难度：城隍也许有法力，能看透犯罪嫌疑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可活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那么，活人判案，也就只能从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了，这也就是董仲舒说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董仲舒为此条原则举了四个例子：逄丑父该杀，辕涛涂不该抓，鲁季子追捕庆父，吴季子宽恕阖庐，这四个人罪行相同而论罪不同，因为他们当时“犯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是欺骗军队，却既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同样是弑君，也还是既有该杀的，又有不该杀的。
《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
董仲舒总结道，审判案件一定要把深层的道理搞清楚啊
所以说，如果法院公正，理就会越来越明，教化也就会越来越得到推行；如果法院不公正，人们就会越来越淡化了是非观念，结果，官方宣传上在教育人民仁义道德，现实世界却在教给人们相反的道理，这世界还怎么得了。
教化是为政之体，刑法是为政之用，它们领域不同，但作用一致，所以是绝不可相互悖离的，它们同样都为君子所重。
二、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经董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刘彻的大力支持而兴起的。
“（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意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何敞）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
”（） “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来处理政治和司法问题。
之所以用“春秋决狱”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作为断案依据的主要是孔子所著的，被称为“义之大者”，载“先王遗道”和“人道之极”的《春秋》经；二是受所载的“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的影响。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曾被汇编成十卷，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
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 第一个案例。
甲没有儿子，拣了一弃婴作为养子乙。
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了起来。
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是要受重刑的。
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
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
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2）第二个案例。
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儿子。
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
按照法律，殴打父亲是要处以死刑的。
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3） 第三个案例。
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
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
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4）第四个案例。
有一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
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
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
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
（5） 第五个案例。
有一大夫跟着君主外出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
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
大夫见其可怜，就放了小鹿。
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
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
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秦汉时禁止捕杀小鹿，以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
但提拔是不应该的。
（6）三、载：“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
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
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
”这案子看似简单明了，不就是个故意伤害么，应该很好判才是。
不错，按照“春秋大义”，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是恶的，而且犯罪实施完成，这是该杀的。
但控方的重点并不在这个故意伤害上面——相对于薛况和杨明犯下的另一罪行，故意伤害倒不显得有多要紧了。
“御史中丞众等奏：‘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
礼，下公门，式路马，君畜产且犹敬之。
《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大不敬。
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
’”“廷尉直以为：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
’诏书无以诋欺成罪。
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慭者，与痏人之罪钧，恶不直也。
’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
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
本争私变，虽于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异。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
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
《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
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
圣王不以怒增刑。
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
”对于此案，控方和辩方全都本着“《春秋》原心定罪”这同一个原则进行论辩。
控方（御史中丞众等）认为：在宫门外犯罪，这是冒犯皇上，此风不可长
薛况是主犯，杨明是帮凶，这二人动机和行为都是邪恶的，犯了大不敬之罪。
对杨明的处罚理应从重，应判杨明和薛况——弃市
辩方（廷尉）则认为：薛况的作案动机是因为父亲受了申咸的诽谤，所以心生愤懑，这是父子亲情所致，是孝心的体现，情有可原，哪就够得上死罪
杨明应该只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薛况有爵位在身，可以减罪，所以，他和其他同谋应该减刑为“完为城旦”。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控辩双方都是本着“《春秋》原心定罪”，却从这同一个原则中推导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
四、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朝代，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审理，历代都有国家正式制定颁布的刑法和其他法律，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按其制定法和一般的司法程序审理，而以“春秋决狱”方式审理的则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适用法律上却很牵强或者根本就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案件。
如前面提到的5个典型案件。
又如，如假卫太子案。
卫太子是汉武帝的第一位太子,后因“巫蛊之祸”而被迫出逃，死于外地。
有一个以卜筮为生的人，曾为一个做过卫太子近臣的人算卦，太子近臣说他的相貌很像卫太子，卜筮者遂异想天开，想冒充卫太子骗取富贵。
假卫太子的出现，对汉昭帝的皇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卫太子是皇帝的哥哥，并曾被立为太子，现在他又回来了，如何处置，昭帝和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都深感棘手，这可谓一例重大疑难案件。
隽不疑引用了《春秋》中卫灵公太子蒯聩的事例。
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出逃晋国。
卫灵公死后，晋国送蒯聩回国继位，灵公另一儿子蒯辄已即位，拒绝蒯聩回国，《春秋》很赞赏蒯辄的做法。
卫太子的情况与蒯聩相似，故隽不疑根据《春秋》的精神，大胆地逮捕了假卫太子，并最后将其腰斩于市。
（7）对“春秋决狱”的起止时间，目前法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春秋决狱”始于西汉武帝时期，至唐朝结束。
汉武帝时，儒家理论成为国家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因统治者的提倡，又因依秦律而制订的汉律与儒家精神的诸多冲突，故以董仲舒为始，“春秋决狱”逐步形成风气。
司法官以经义为依据判决，被告及其亲友也以经义进行辩护。
程树德所作《九朝律考》中就辑有两汉的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决狱、决疑、论事的事例五十余件，考虑到史料散佚的因素，实际数字应该更多，可见,两汉时期“春秋决狱”之盛况。
虽然如此，两汉时期的“春秋决狱”仅仅是一种政治和司法上的惯例，尚未形成法律制度。
在“春秋决狱”的同时，汉以后的各王朝通过频繁的立法活动，将儒家的精神不断地渗入封建法律之中去，到唐代，礼与法完全融合在一起，达到“礼法合一”的程度。
因法律已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引律决狱”与“春秋决狱”已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春秋决狱”因没有必要而不再流行，但对少数疑难案件，唐代仍以经义决之。
如《旧唐书·刑法志》载，(唐宪宗)元和六(811)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后特从减死之法，决杖一百,配流循州。
韩愈对此有不同意见，并引用《春秋》、《礼记》、《周礼》的精神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对复仇者“杀之与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
酌其宜而处之”。
（8）五、《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
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
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
《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
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
”（9）有诏减死。
其中一段判决翻译过来就是：康买得救父杀人不算行凶，估计拉不开架而用铁锨砸了张莅的脑袋也属情有可原。
先王制定刑律的精神是以父子亲情为先，《春秋》“原心定罪”，《周书》当中的各种刑罚也不是没有变通余地的。
这样看来，康买得杀人是孝心的体现，不该判罪。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
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
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
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
”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
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
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
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
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
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
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
《传》曰：“父仇不同天。
”劝人之教也。
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
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
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
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
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
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
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
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韪其言。
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
旌与诛，不得并也。
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韫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
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
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
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
《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
复仇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
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六、《盐铁论·刑德篇》中说：“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
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
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
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
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
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
幽隐远方，析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
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
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
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
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
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
”在这里一方（即大夫方）认为，只有完善的法律才能杜绝犯罪，而另一方（即文学方）则认为法律当然应该有，可现在的法律也太过繁文缛节了，复杂到就连专业法官都经常搞不清楚，更何况文盲的老百姓呢。
文学方为论证己方观点，引述《易传》以阐述——“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
’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
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
”接着引述《论语》——“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
”（《论语·乡党》：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
”不问马。
）并说“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
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
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
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
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
”经过一番论证后，总结道：“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
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
将执法者过耶
何于人心不厌也
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
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
”该段结论直接点明了以《春秋》来断案的核心原则：论心定罪。
也就是说：根据动机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如果动机是好的但行为违法，可以免罪，如果动机是坏的但行为合法，应该定罪诛杀。
——我们后来一般不说“论心定罪”，而说“原心定罪”。
原心定罪，见于何休注“隐公元年”：“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
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
”（公羊里面区别了及和暨，“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
七、就原心定罪而言，古人认为“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原心定罪”本来像是没什么问题，可“谁来原心”和“如何原心”却都是不小的问题。
对于春秋决狱，学术界向来对其评价很低，开风气之先的当为近代学者章太炎和刘师培。
章氏认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上者得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为市……。
”刘师培指出：引经决狱是“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
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选自＜＜书断．王羲之＞＞）
《书断》“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
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 窃而读之。
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
母曰：‘尔看《用笔法》， 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
’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
’羲之拜请，今而 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
父喜，遂与之。
不盈期月，书便大进。
卫夫 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
’流 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
”晋代王羲之，字逸少，是王旷的儿子。
七岁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在父亲的枕中看到古代的《笔说》，就偷来读。
父亲（发现后）问：“你为什么偷我秘籍
”王羲之笑而不答。
母亲说：“你看《笔说》。
”父亲见他小，怕他不能守住秘密。
就对王羲之说:“等你长大成人后，我传授给你。
”王羲之诚恳的请求父亲:“现在就给我用吧。
倘使等到我成人，恐怕会埋没幼年的才华。
”父亲很高兴，于是就给了他。
不到一个月，书法便大有长进。
卫夫人见了后，对担任太常官的王策说:“羲之一定是看了《笔说》，最近看他的书法，已有了老成智慧。
”泪流满面地说：“这孩子一定会比我还有名。
”晋帝时，朝廷在北郊举行祭祀大典，更换祝版时，工人削去他的字，渗入木板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