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李鸿章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致使李鸿章从他仕途的顶峰上迭落下来，先后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只得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内。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
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
这些垃圾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有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
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
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
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
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
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
”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
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
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
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
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
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
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
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
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
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
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
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
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
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
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
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
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
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
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
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
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
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
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
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
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
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
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
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
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
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
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
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
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
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甲午战争败后李鸿章伤感的及省，我办了一辈子的试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这段话说明了什么
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清政府过于腐败，闭关锁国已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与当时发达的国家差距已经太大。
纸糊的老虎说明洋务运动只是封建统治者表面上的自救运动，不能真正有效地缓解当时中国朝弱国发展的趋势。
我也是打酱油的，能采纳最好了，谢谢。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近况如何
[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17中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本舰队来犯，12点50分，双方舰队接火，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
此战我以10艘舰对敌舰12艘。
战斗异常惨烈，定远和其舰镇远舰在陷入敌舰的重围之中，仍然坚持战斗，定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和镇远舰左翼总兵林泰曾，互相合作，力挽危局，愈战愈勇。
3点半时，定远舰所发出的30厘米半径巨弹，命中松岛。
本旗舰被击中起火，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定除掉敌舰主力吉舰，于是，陈金揆果断开足马力，直冲吉舰，但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全部殉难。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持救生圈往救，但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自沉。
这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他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
邓世昌大将怒沉舟的悲壮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为中华民族历史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
经过4小时40分的酷战，我方5舰沉没，800余伤亡；方六舰受重创六舰受伤，伤亡300余。
读到这里，我的心异常焦虑，有如此英勇的战士，我们为啥还会惨败哪
我们再看看当是的清政府吧。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待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兴建起颐和园。
致使北洋师没有更新装备，弹不足。
开战后清政府最高军事统师李鸿章，又执行避船的方针。
这样，北洋舰队深威海港内，坐待寇来攻。
后来，军从宽松登陆，占领威海，致使刘公岛为一个孤岛。
在外援断绝，内部叛的况下，丁汝昌仍连续击退倭寇8次进攻，最后，知大势已去，遂自杀殉。
在当时政府腐败、民羸弱、士不振的形势下，丁汝昌一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壮志未酬先卒，常使英雄泪潢襟。
中近百前的历史悲剧，虽已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的无限深思
看今朝，美富强，他想打谁就打谁，没有敢惹，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都是打着给家带来和平的谎言发动的。
多少百姓无家可归，多少妻儿老小惨遭涂炭，有谁给他们做主，有谁给他们撑腰，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祖，这就是强权，没有理可讲的。
沧海横流，惊涛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中甲午战争记录着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中民不可侮的民族节
如今，在这个弱强食的世界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被欺负，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领导集团，带领民搞好建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综合力,加强防，把家建设的无比强大，下一心富强民，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们昂首立于世界之林，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幸福安康的子过，这也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和平的唯一出路，读后感《中日甲午战争读后感》。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17日中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遭遇日本舰队来犯，12点50分，双方舰队接火，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此战我以10艘舰对敌舰12艘。
战斗异常惨烈，定远和其姐妹舰镇远舰在陷入敌舰的重围之中，仍然坚持战斗，定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和镇远舰左翼总兵林泰曾，互相合作，力挽危局，愈战愈勇。
3点半时，定远舰所发出的30厘米半口径巨弹，命中松岛。
日本旗舰被击中起火，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决定除掉敌舰主力吉野舰，于是，陈金揆果断开足马力，直冲吉野舰，但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将士全部殉难。
邓世昌坠海后，其随从刘忠持救生圈往救，但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自沉。
这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日，他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
邓世昌大将怒沉舟的悲壮故事，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为中华民族历史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
经过4小时40分的酷战，我方5舰沉没，800余人伤亡；日方六舰受重创六舰受伤，伤亡300余人。
读到这里，我的心异常焦虑，有如此英勇的战士，我们为啥还会惨败哪
我们再看看当是的清政府吧。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待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起颐和园。
致使北洋水师没有更新装备，弹药不足。
开战后清政府最高军事统师李鸿章，又执行避战保船的方针。
这样，北洋舰队深藏威海港内，坐待日寇来攻。
后来，日军从宽松成登陆，占领威海，致使刘公岛成为一个孤岛。
在外援断绝，内部叛乱的情况下，丁汝昌仍连续击退倭寇8次进攻，最后，知大势已去，遂自杀殉国。
在当时政府腐败、国民羸弱、士气不振的形势下，丁汝昌一人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壮志未酬身先卒，常使英雄泪潢襟。
中国近百上前的历史悲剧，虽已成为过去，但它几乎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个可悲可泣的历史教训，当引起后人的无限深思
看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对日本态度的变化
原因是什么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对日本态度的变化：1、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 中国 造成威胁。
他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2、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
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联日”转为“防日”。
3、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 中国 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
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原因：从以上三个变化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 影响 ，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
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
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清政府的极端腐败，个人觉得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变化也是受制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