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简介
李广田(1906．10．1一1968．11．2)山东邹平人。
1923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思潮、新文学。
1929年入北大外语系预科，先后在《华北日报》副刊和《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劳。
后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
1935年北大毕业，回济南教书，继续写了不少散文，结集为《画廊集》、《银狐集》。
1941年秋至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
除散文外，还写了长篇小说《引力》。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4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文协理事。
1951年任清华副教务长。
1952年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
历任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
他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先后结集的还有《雀蓑集》、《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何其芳、卞之琳合集，1936，商务 《画廊集》(散文集)1936，商务 《银狐集》(散文集)1936，文生 《雀蓑集》(散文集)1939，文生 《圈外》(散文集)1942，重庆国民图书 《回声》(散文集)1943，桂林春潮社 《欢喜团》(短篇小说集)1943，桂林工作社 《诗的艺术》(诗论)1943，开明 《灌木集》(散文选集)1944，开明 《金坛子》(短篇小说集)1946，文生 《引力》(长篇小说)1947，晨光 《日边随笔》(散文集)1948，文生 《创作论》(论文)1948，开明 《文艺书简》1949，开明 《西行记》(散文集)1949，文化工作社 《散文三十篇》1956，作家 《春城集》(诗集)1958，作家 《李广田散文选》1980，云南人民 《李广田作品选》1981，外文 《李广田散文选集》1982，百花 《李广田诗选》1982，云南人民 《李广田文集》(1一5卷)1983-1986，山东文艺 《李广田代表作》1987，黄河 《阿诗玛》(长诗)据傣族民间故事整理，1960，人文
急~~~~~名著读后感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
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
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
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
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
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三国志》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个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但这仅仅是小说 不能带表历史。
《三国志》当然也是写的这些，不过是以人为题，还有就是他是历史。
这些过程我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这段悠久的历史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周瑜是不是像罗贯中所说的小肚鸡肠和阴险狡诈呢
为此，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直到读了一下三国志，我才明白：周瑜在历史中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的一样。
他很年轻就挂帅上阵，孙策还临终托故给他。
可见他在吴军中的形象有多么好。
哪为什么罗贯中要把他写得那么坏呢
原来是罗贯中对诸葛亮有种寄托，把周瑜写坏点可以村托出诸葛亮的好。
这下子，本来周瑜没有这件坏事变成了有这件坏事，本来周瑜有这件好事变成了没有这件好事。
你们说他惨不惨啊
罗贯中觉得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把诸葛亮再神话一下，就又多了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罗贯中编出来的故事。
这下可好，《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大了，人们就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历史，渐渐忽略了《三国志》。
从人们口里传出来的就只有周瑜的一些或自己本身或罗贯中编上去的一些坏毛病，而没有了罗贯中的好了。
我觉得，在熟读小说《三国演义》的同时，不妨也来读读原汁原味的历史《三国志》。
《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红军长征读后感 今天我听老师讲了长征的故事,还回家上网查了有关长征的资料,使我了解了什么是长征,中国红军为了革命不怕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红军是一个被称为天下无敌的队伍,红军是一个能刻服一切困难的队伍,红军是一个不怕牺牲的队伍,红军是一个创造举世无双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 在长征途中,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草地上,小红军不骑将军的马,不吃将军的粮食,最后英勇的牺牲了;雪山上,军需部长为了把棉衣发给每一位士兵,自己却冻僵了;沼泽地上,一个士兵快被沼泽吞没时,旁边的士兵为了救他自己却永远地埋在了沼泽地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才知道生命有多么的宝贵啊.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他们都完成了,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新中国. 长征途中,红军历经艰难困苦,而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要吃,那个不爱吃,还怕苦怕累,怕脏怕受委屈,在家里就像个小皇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和红军一对比,真是惭愧极了. 我们今天是祖国的希望,明天将是祖国的栋梁.红军的事迹将不断地激励着我,要刻苦学习, 努力向上.长大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现代诗歌赏析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
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
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
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
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
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
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
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
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
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3.现代诗和当代诗 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编辑本段] 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
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
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
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
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
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
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
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
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
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
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
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
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
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
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
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
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
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
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
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
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
”（《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编辑本段]新诗的倡导与初期创作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
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
这个刊物继发表新月诗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
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
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
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
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
与刘半农相近的是刘大白，他著有《旧梦》、《邮吻》，大多表现民间疾苦，《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则表达了对新世界的憧憬。
他很注意对民谣的借鉴。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胡适认为古今文学革命运动总是从文体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
他作为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
当时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的最早一批新诗尝试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外，尚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
他们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
其中标志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
这首诗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写《冬夜》的俞平伯，写《草儿》的康白情，写《踪迹》的朱自清，写《童心》的王统照，写《晚祷》的梁宗岱等。
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更以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造实力。
他们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层生活的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诗句，从而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
由于文学研究会诸诗人的积极实践，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
朱自清是其中成绩显著的诗人。
他的《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他在《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现实的精神。
王统照也有《这时代》问世，集子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传达了人间的苦味。
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者之一，除小说、散文外，擅长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的断片。
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
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成的人生经验的短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传送出“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
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的阐发的追求相衔接，一时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
其中以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较有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因此为世人注目。
汪静之尚有《蕙的风》和《寂寞的国》。
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编辑本段]多种新诗流派的形成 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
“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
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
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
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
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
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
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
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
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
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
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
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
《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
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
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
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
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
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
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
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
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
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
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
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
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
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
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
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
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
《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
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
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
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
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
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
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
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
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
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
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
语言芜杂而艰涩。
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
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
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
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
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
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
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
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
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
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
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
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
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
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
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
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
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编辑本段]革命诗歌的潮流 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由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得到发扬，“左联”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强调诗歌大众化和为社会进步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以战斗号召为主要形式的革命诗歌。
从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胡也频、洪灵菲到殷夫，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者的形象。
特别是殷夫，他的诗既是投向黑暗的武器，又是艺术的高度结晶。
殷夫的诗以进军的姿态、鲜明的形像、富有激情的语言而竖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诗集《孩儿塔》被鲁迅崇为“属于别一世界”的诗。
由郭沫若开创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诗歌创作，到殷夫有了新的发展。
“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而形成壮阔的潮流。
中国诗歌会是在外来侵略日益严重的关头，基于以诗歌唤起民众的要求而集聚的，它由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四人发起，柳倩、白曙、奇玉(石灵)、王亚平、温流、曼晴等均系中坚。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其机关刊物为《新诗歌》。
它倡导诗的革命的内容和大众化的形式，正是“左联”方针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蒲风，其主要作品有《茫茫夜》、《六月流火》。
他的诗歌观念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认为诗是斗争的武器。
蒲风的作品感情充沛，通俗朴实，喜欢具体描写农民的命运和斗争。
由于太重“具体的写法”以及急于传达革命意识，故粗犷有馀而艺术锤炼不足。
从“左联”到中国诗歌会，影响了大批诗人对时代采取积极关注的态度。
他们的诗克服了新月派与现实脱节的唯美倾向以及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空泛叫喊，促进诗歌更为坚实地把握时代情绪和走向人民大众。
弱点在于因过于重视诗的宣传功能而忽视艺术的规律。
艾青、田间、臧克家在30年代的出现，是中国新诗成熟的重要体现。
他们以传达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中的抗争意识为共同特点，又以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显示了各自的才华。
臧克家是其中写得最早的一人。
他的《烙印》于1933年出版即引起社会注目。
他的诗既不逃避也不粉饰现实，而是以扎实纯朴的作风，严谨缜密的布局，充满底层生活气息的描绘，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痛苦。
语言的功力很深，力求将凝练、形像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摒弃对于生活抽象的议论。
他苦心推敲和追求的精神，对于扭转当时普遍不重视诗之艺术的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田间被称为擂鼓的诗人。
短促而富有鼓动性的诗行，传达出时代急促而紧张的节奏。
继处女作《未明集》后，又有《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出版，抗战开始的1937年，他写了《给战斗者》，以全新的声音讴歌了人民的战斗。
他的诗摆脱了记账式的叙写故事，注重运用意象和场景的直写，并穿透表象去直捷地把握生活。
他同时又是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艾青以在狱中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
诗中站起的是一位叛逆者的形像，把仇恨的诅咒投给不公道的世界。
在全民奋起抗战的年代里，艾青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吹号者》、《向太阳》、《火把》等等充满激情的战斗乐章。
他的诗全然摒弃以往革命诗歌常见的浮泛的喊叫，而在“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艾青《诗论‧诗人论》)的追求中，以内在的律动传达出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情绪要求。
他的作品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沛的审美经验，伴之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动的诗行，表现人们的情绪并给读者以暗示与启迪。
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主要流派，至30年代，选择了艾青来总结它的实绩。
巴金的儿子叫什么
的儿子叫李小棠。
李小棠，与萧珊之子，1950年7月出生，笔名。
1982年毕业于。
任文史资料编辑室编辑。
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小说集、、、《最后的晚餐》、等。
作品曾获全国1985—1986年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年、《人民日报》文艺部全国中篇小说奖，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奖。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
诗歌派别详解 尝试派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八首》，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中国的现代白话文诗歌从此诞生。
1920年，胡适的个人诗歌专集《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诗歌个人专集，因此有更多的诗人开始效仿胡适的白话诗体写作，形成了中国的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尝试派”。
该诗歌流派的成熟标志是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所以一般被称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尝试派。
代表诗人： 胡适 刘半农 沈尹默 俞平伯 康白情 刘大白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後﹐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後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
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
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後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
”(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
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
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
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
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
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
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後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後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
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
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
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
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
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湖畔诗派 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于1922年3月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被称为中国的湖畔派诗人。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
中国的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
湖畔诗社于1922年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的诗歌合集，在此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诗人加入诗社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
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出现于20世纪的20年代，主要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其他的象征派诗人或者著有象征主义诗歌作品的诗人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
象征主义始于法国的19世纪下半叶的诗歌运动，象征主义最早的作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集。
之后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从此象征主义作为流派走向成熟。
象征主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已经进入白话诗歌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产生影响，1925年李金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作品《微雨》，在此之后的4年中，他发表了更多的象征主义诗歌作品。
此外，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蓬子和创造社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也陆续发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作品。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通过象征的写作手法来暗示主观的精神意义，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中认识自我。
这种象征主义的创作原则对后来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派诗群 中国现代派诗群的兴起是新月派和中国早期象征诗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杂志在1932年的创刊。
作为现代诗歌的平台，《现代》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现代派诗人群，代表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风格上不受韵律和格律限制，手法上多用象征暗喻等表达方式，诗歌的内容以自我心灵的感受为主。
现代派诗歌形成之后，其诗歌创作的理论，由孙作云于1935年正式提出。
他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群的正式诞生。
七月派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与周恩来等党在后方的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先后主编《七月》、《希望》杂志和《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写下大量文艺理论、评论文章，推出和评介了大量国统区进步青年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长、富有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沉重的悲剧命运的进步文学流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上，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收入被称为“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他们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
《白色花》(注：绿原、牛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绿原作序。
)序中说，“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20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
这些没有指明的诗人，当指艾青、田间、邹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领导得胡风。
由于胡风等的文艺思想在40年代后期起已受到有组织的批判，相应也形成了对这一诗派的巨大压力。
在进入50年代之后，这些诗人的创作已明显减少。
有的作品，发表时就受到批评。
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风在当时的创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写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诗五部曲”。
这部总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分为《欢乐颂》、《光荣赞》、《青春颂》、《安魂曲》和另一部《欢乐颂》。
胡风从中国近现代屈辱和斗争的历史上，来阐发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包括对的赞颂。
不过，他对“历史”的叙述，对英烈、领袖的颂扬，并没有完全采用当时通用的“话语方式”，而个人体验和主观情绪的铺张加入，也使它与当时诗的写作规范产生距离。
它出版不久，即在联系胡风“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评。
此时，鲁藜、绿原、牛汉等也写有不少诗作，但原有的风格已有所损失，而发表的机会也日见减少。
“七月派”是由抗战所催发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与现实胶着的关系，决定着它的流派性格。
救亡与启蒙的互相促进，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
而随着抗战时局的变迁，七月派总体创作风格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后期偏于沉郁悲怆。
七月派是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时空下，与抗日战争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一个文学流派。
伴随着抗战的始终，七月派走过了从发生、发展到消隐的演变过程。
其中，流派人员构成的分化重组，流派风格样貌的前后变化，都与抗战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状态的转变息息相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中，执守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并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剧命运的文学流派，以路翎、丘东平、彭柏山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依托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深厚的生活体验，同时博采表现主义、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手法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流，“七月派”小说呈现出深沉、粗犷、凝重、悲怆的审美风格，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对小说真实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说高度的真实性，集中体现在作品“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七月派”既强调了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又充分尊重了社会生活第一性的原则，总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风一派的诗论，作为其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评。
阿垅(陈亦门)的《人与诗》(1948)、《诗与现实》(1951)和《诗是什么》(1954)等论著，对于诗的见解，对于中国现代诗人所作的评论和依据的尺度，许多地方都可以辩驳商讨。
但是，50年代初对这些论著的批评，却被作为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阿垅的《论倾向性》、《略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注：《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署名张怀瑞)，《起点》(上海)1950年第2期。
批评者认为前者宣扬唯心论的“艺术即政治”，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对后者的指责则是歪曲马克思推销自己的错误观点(史笃、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等文章，也受到严厉批评。
在胡风一派的诗观中，最受到持续的责难的，1948年关于诗的一番言论。
胡风认为，诗应是对于人民受难的控诉的声音，是对于人民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应在前进的人民里前进；不过，“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并不一定是走在前进的人民中间了以后才有诗”，“因为，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胡风接着又说，“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围。
诗人底前进和人民底前进是彼此相成的。
起点在哪里?在你底脚下。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总要从此时此地前进。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
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是20世纪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诗人群，因此该诗派被称为中国新诗流派。
中国新诗流派的作品注重诗歌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追求灵感和对理性的领悟，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杜运燮、陈敬容、郑敏、杭约赫、袁可嘉等。
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等九人出版了作品合辑《九叶集》，他们也被称为九叶诗派。
严格地说，九叶诗派是属于中国新诗流派的组成部分。
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代表诗人： 杭约赫 辛笛 陈敬容 郑敏 唐祈 唐湜 杜运燮 穆旦 袁可嘉
什么是散文
指不讲究韵律的散体文章 一种文学体裁,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
（一）散文概述编辑本段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
做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
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
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1906--1968)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
他笔下的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断，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
抗战爆发，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面对手枪的英勇气概；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聂绀弩(1900--1986)的杂文在艺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击现实。
此外，丰子恺(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
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国统区成绩突出。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龙》都是名篇，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
建国初期，作家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们，运用散文自觉地高唱反映新时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风貌的赞歌。
因为作者队伍庞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程度。
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巴金的热烈凝重，冰心的细腻柔婉，靳以的热情澎湃，刘白羽的激越高亢，华山的幽默气派，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真实纯朴的感情涂抹着新生活的绚丽色彩。
这时期散文创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项内容交相辉映。
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是：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靳以的《祖国枣我的母亲》、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样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收获之一。
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
游记有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茅盾的《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为的《两姊妹》；杂文有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虽然本时期散文创作收获丰厚，但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学体裁受重视不够，尤其杂文显得更为薄弱。
另外，有时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响，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不敢大胆揭露现实矛盾冲突的现象，散文创作也不例外。
1957年以后，散文创作受到各界重视，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一时期，名家俊作竞相涌现。
老作家叶圣陶发表的《记金华的两个洞》是继《游了三个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记作品；冰心的《樱花赞》和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是两支国际主义友情的赞歌；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是对延安艰苦岁月的追忆；方纪的《挥手之间》记录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伟人从容不迫的风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物抒怀，意味深长；碧野的《雪路云程》、《武当山记》在葱山丽水雪路云程之间洋溢着浓情画意；陈残云的《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描绘了珠江岸边人民的变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将人带入迷朦的画境，诗意盎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以历史学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游记散文写得充实而辞采飞扬；沈从文的《新湘行记》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焕发出了新生活的新气象；韩少华的《序曲》和徐开垒的《雕塑家传奇》是描写人物散文中的优秀篇章。
此外，菡子的《黄山小记》，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笔》、峻青的《秋色赋》、李若冰的《祁连雪纷纷》都是游记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进入成熟的收获期，冰心、巴金、叶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更为可喜的是，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渐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杨朔的散文似轻风抚柳般清新优美、婉转动人，刘白羽散文如同熔岩爆发般恣肆汪洋、炽热如火，秦牧的散文则将知识性、趣味性融合起来，如数家常、娓娓道来。
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如碧野的明艳动人，陈残云的轻盈秀丽，邓拓的深刻犀利，吴伯箫的简炼真诚，曹靖华的平易朴素，峻青的高远深阔，李若冰的豪迈冷峻，陶铸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温婉细腻，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写作散文的真功夫。
文化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散文。
文革后，天开云霁，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首先汇成的是一曲哀挽的悼歌。
这支歌以高亢的旋律、悲壮的色彩、朴素的风格，开拓了一代文风。
怀念、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有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袁鹰的《飞》，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菡子的《长江横渡》，薛明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追忆缅怀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它民族精英的优秀作品有：丁宁的悼念杨朔的《幽燕诗魂》，黄宗英悼念上官云珠的《星》，金山悼念戏剧家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丁一岚的《忆邓拓》，荒煤的《忆何其芳》，巴金追念爱妻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庸悼傅雪》和悼念柳青的《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等。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他们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新时期的散文，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灵巧、敏捷地最先带着时代的气息飞进人们的心里。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
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
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有丁玲的记叙与丈夫的牛棚生活的《牛棚小品》，严阵追忆女教授高风亮节的《水仙》，张抗抗的歌颂群众中蕴藉的无穷力量的《地下森林断想》，管桦和丁宁托物言志，寄托气节与向往的《竹》和《仙女开花》等。
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
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风采独具，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萧乾的《美国之行》、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
进入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后，散文也出现了多样化、多极化的趋势，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刘亮程、王充闾、王剑冰、周涛等人的散文，从历史入手，开始了时代与文化的反思。
为民族、为思想浓墨重彩。
青春派散文家接过老一辈人的散文创作风骨，刘卫东的历史散文、韩晗的游记散文别有特色。
（二）散文的古今概况编辑本段 1.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1)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2)两汉散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另说，司马相如,枚乘,贾谊,淮南小山。
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3)明代散文：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
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2.现代散文：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样式。
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语言不受韵律的限制，表达方式多样，可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为一体，也可以有所侧重；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可以像小说那样，通过对典型性的细节欲生活片段，作形象描写、心理刻画、环境渲染、气氛烘托等，也可像诗歌那样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创设一定的艺术意境。
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
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深受人们喜爱。
（三）散文的分类编辑本段 现代散文定义，是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对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
除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外，还包括通讯、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回忆录、传记等文体。
随着写作学科的发展，许多文体自立门户，散文的范围日益缩小。
狭义的散文是指文艺性散文，它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 (1)叙事散文：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
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
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
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朱德的《母亲的回忆》。
根据该类散文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又可将它区分为记事散文和写人散文。
偏重于记事的散文以事件发展为线索，偏重对事件的叙述。
它可以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许地山的《落花生》，也可以是几个片断的剪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叙事中倾注作者真挚的感情，这是与小说叙事最显著的区别。
偏重于记人的散文，全篇以人物为中心。
它往往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作粗线条勾勒，偏重表现人物的基本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如鲁迅《藤野先生》。
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是它与小说的区别。
(2)抒情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
这类散文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
它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风物，也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
优秀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还常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把思想寓于形象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依依惜别的真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樱花赞》。
(3)写景散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
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
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但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的表现主题。
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
(4)哲理散文：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
它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闪现在思维领域万千景观。
高明的作者，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涵丰厚、耐人寻味的美文。
时常涵咏这类美文，自然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洗礼和升华，这种内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与生命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它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
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去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
1.哲理散文中的象征思维：哲理散文因为超越日常经验的意义和自身的自然物理性质，构成了本体的象征表达。
它摒弃的是浅薄，而是达到一种与人的思想情性相通、生命交感、灵气往来的境界，我们从象征中获得理性的醒悟和精神的畅快，由心灵的平静转到灵魂的震颤，超越一般情感反应而居于精神的顶端。
2.哲理散文的联想思维：由于哲理散文是个立体的、综合的思维体系，经过联想，文章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不至于显得单薄，把自然、社会、人生多个角度进行了融合。
3.哲理散文中的情感思维：哲理散文在本质意义上是思想表达对情感的一种依赖。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感悟过程中有情感参与，理解的结果有情感及想象的融入，所以哲理散文中的思想，就不是一般干巴巴的议论，而是寓含了生活情感的思想，是蘸满了审美情感液汁的思想。
从哲理散文的字里行间去读解到心智的深邃，理解生命的本义。
这就是哲理散文艺术美之所在。
（四）散文的主要特点编辑本段 1.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可以叙述事件的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
“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为了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在选材上应注意材料与中心思想的内在联系，在结构上借助一定的线索把材料贯穿成一个有机整体，散文中常见的线索有：⑴以含有深刻意义或象征意义的事物为线索；⑵以作品中的“我”来作线索，以“我”为线索，由于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侃侃而谈，自由畅达，使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2.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3.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所谓优美，就是指散文的语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行文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
所谓凝练，是说散文的语言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寥寥数语就可以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场景，显示出深远的意境。
散文力求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人心脾。
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
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五）散文的鉴赏技法编辑本段 散文鉴赏，重点是把握其“形”与“神”的关系。
散文鉴赏应注意以下几点： 1.读散文要识得“文眼”。
凡是构思精巧、富有意境或写得含蓄的诗文，往往都有“眼”的安置。
鉴赏散文时，要全力找出能揭示全篇旨趣和有画龙点睛妙用的“文眼”，以便领会作者为文的缘由与目的。
“文眼”的设置因文而异，可以是一个字、一句话、一个细节、一缕情丝，乃至一景一物。
并非每篇散文都有必要的“文眼”。
2.读散文要抓住线索，理清作者思路，准确把握文章的立意。
结构是文章的骨架，线索是文章的脉络，二者是紧密联系的。
抓住散文中的线索，便可对作品的思路了然于胸，不仅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且也是对作者谋篇布局本领的鉴赏，从而透过散文的“形散”的表象抓住其传神的精髓，遵循作者的思路，分析文章的立意。
线索通常有以下几种：⑴以事物的形象为线索，如巴金的《灯》；⑵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如杨朔的《荔枝蜜》；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⑷以空间顺序为线索，如朱自清的《绿》；⑸以人物活动为线索，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6）以事理为线索，如唐韬的《琐忆》。
3.注意散文表现手法的特点，深入体会文章的内容。
散文常常托物寄意，为了使读者具体感受到所寄寓的丰富内涵，作者常常对所写的事物作细致的描绘和精心的刻画，就是所谓的“形得而神自来焉”。
我们读文章就要抓住“形”的特点，由“形”见“神”，深入体会文章内容。
4.注意展开联想，领会文章的神韵。
联想的方式有：①串联式：如《猎户》“尚二叔→百中老人→董昆”；②辐射式：如《土地》以“土地”为中心生发开去，写“热爱生活，保卫土地，建设土地”；③假托式：如《白杨礼赞》；④屏风式：如《风景谈》。
注意丰富的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到虚，这样才能体会到文章的神韵，领会到更深刻的道理。
5.品味散文的语言。
散文的一大特色就是语言美。
一篇好的散文，语言凝练、优美，又自由灵活，接近口语。
优美的散文，更是富于哲理、诗情、画意。
杰出的散文家的语言又各具不同的语言风格：鲁迅的散文语言精练深邃，茅盾的散文语言细腻深刻，郭沫若的散文语言气势磅礴，巴金的散文语言朴素优美，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清新隽永，冰心的散文语言委婉明丽，孙犁的散文语言质朴，刘白羽的散文语言奔放，杨朔的散文语言精巧。
何为的散文语言雅致。
一些散文大家的语言，又常常因内容而异。
如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语言，锋利如匕首；《好的故事》的语言，绚丽如云锦；《风筝》的语言，凝重如深潭。
体味散文的语言风格，就可以对散文的内容体味地更加深刻。
了解情技 6.了解情技 了解情技即弄清抒情散文的写作技巧，也就是高考考点要求的“能鉴赏作品的表达技巧”。
因此掌握诸如渲染、铺垫、象征、伏笔、照应、悬念、衬托、过渡等技巧有利于鉴赏散文，把握美文实质。
（六）散文鉴赏需要注意的问题编辑本段 1、整体入手，理清文章脉络。
材料丰富，思路灵活是散文的主要特点之一，阅读时一定要着眼于文章的整体，注意理清内部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驾驭文章，体察作者寄寓其中的意，倾注其中的情。
如《长城》（2000年）一文，从深秋晚景写起，引入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再从历史回到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深化主旨，卒章显志，含蓄而又深沉。
在这种整体阅读的基础上，再来回答题目，就会洞若观火，游刃有余。
2、了解背景，透视创作历程。
作品是社会的折射，内容是背景的产物。
有不少散文的创作，往往受环境的影响。
因此，了解文章的相关背景，是阅读鉴赏散文的一把钥匙。
阅读《兽·人·鬼》（2000年春季），就必须认真阅读注释，分析背景材料。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当局却大行不义，倒行逆施，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先生十分悲愤，坚决主张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对个别教授畏首畏尾，保全小我的做法极为不满，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透视创作历程，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感情，再对照原文，试卷中的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
3、借助想象，体察作者情感。
散文属于文学范畴，阅读散文必须发挥联想和想象，结合个人生活体验，和作者情感发生强烈共鸣。
读《长城》，如果能联想到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对“长城”的议论，能想象到长城上狼烟四起，民族斗争的惨烈，想象到中华民族的屈辱历程，就不难触摸到作者那颗希望中华民族走出封闭与落后，走向繁荣与强大的赤诚滚烫的心。
4、辨识手法，找准突破口。
托物言志是散文常用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托物言志类散文也多次出现在高考试题中。
如《报秋》（1998年），这是一篇章法严谨而又情文并茂的散文，深含着生活的哲理。
作者通过玉簪花这个载体，提醒人们要多珍惜光阴，抓住现在，抓住人生的每是每刻，有所作为，不能虚度年华。
这就是“玉簪花精神”。
抓住这个“精神”，也就等于找准了阅读的突破口。
5、明确技巧，提高答题效率。
阅读散文，掌握一些常见的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可以提高阅读效率，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常见的有：①比喻。
如“兽”“鬼”各指什么（《兽·人·鬼》）；②反衬。
如《报秋》中用太阳花反衬玉簪花生命力之强；③对比。
如《青菜》（1993年）中，“高高翘起的狗尾巴草”，“自我炫耀的灯笼草”，“凌空悬挂的黄瓜”，与“紧紧依靠大地，朴素沉着的青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④象征。
如《门》（2001年）中的“门”；⑤排比。
如“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报秋》），层层铺开，逐步扩大，对点明主旨起到了强化作用；⑥变换人称。
用“我”增强文章的真实性，用“你”便于抒情，便于对话，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用“它”或“她”只是写了不同人的感受。
6、瞻前顾后，分析句段关系。
阅读散文时还要瞻前顾后，注意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前后勾连。
如《话说知音》（2002年），为什么说“知音的传说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清前四段之间的关系。
第一段写自从有了关于知音的传说后，人们对知音的神往和渴求；第二、三、四段写了关于知音的传说在历代典籍中的记载。
综合这两部分，就回答了以上问题。
二者缺其一，都不是完整的回答。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阅读散文还需注意文体特点。
叙事散文讲求以小见大，形与神的关系是重点；写景散文注意情景交融，情与景的契合是关键；咏物散文托物言志，尽可能体味象征手法。
但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阅读鉴赏散文要用自己的“心”去发现“散文的心”，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智慧去解读“作者心灵弹
领导喝多了，值班的时候叫我到他办公室，说我工作辛苦负责，送了我个
表面上是喝多了，实际没有情场老手啊。
早就预谋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