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写李光耀的读后感800字
长江日报：心态开放，李光耀便是镜鉴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去世，享年91岁。
对于新加坡，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日发表全国讲话时说：“对于很多新加坡人而言，李光耀先生就代表了新加坡。
”对于世界，“新加坡国父”、强权者、务实派等标签开始堆砌，李光耀任人评说。
对于中国，李光耀和我们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有友谊，有分歧，在两国邦交中，他留下深远影响，值得纪念。
李光耀主政的三十多年间，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瘠之地，很快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创造了东亚奇迹，令世界瞩目。
三十多年，是生命漫长的一段光阴，是国家的一个历史时期，可以说，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影响，渗透着浓浓的个人印迹，他的人生轨迹可以丈量国家进程，“李光耀先生就代表了新加坡”。
今天的世界，这样的政治人物已属珍稀，李光耀式人物，难以复见。
评价李光耀，极其困难。
李光耀有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兼具中西文化背景，政治思想过人却多元、复杂，不容易总结。
世人对他的各种评价，无数的标签，或是取其一面，或是以其为投射，自浇块垒。
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强权体系解体，东南亚走向自立，各自建国之道，从一开始就面对种族、文化、语言被殖民揉碎了的环境，很多政治经验，极具特殊性。
评价李光耀，看待新加坡，也无妨大胆摒弃一些理论框架，以开放心态度之。
舌头在就够了，读后感。
春秋战国时，张仪在楚国令尹手下当差。
一次，令尹家丢失了一块名贵的璧，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
抬回家后，妻子痛哭流涕。
想不到，张仪苏醒过来后张开嘴，居然问妻子说：“我的舌头还在吗
” 妻子回答：“舌头当然还长着。
” 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够了。
” 后来，张仪到了秦国，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相国。
又巧舌如簧，四处游说，粉碎了六国抗秦联盟，为秦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
1972年，新加坡旅游局给时任总理李光耀打了一份报告说，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中国有长城，不像日本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十几米高的海浪，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李光耀看过报告后，在报告上批了这么一行字，写道：“你还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
阳光，有阳光就够了
”后来，新加坡利用那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大量种植奇花异草，名树修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
此后，连续多年，新加坡的旅游收入，位列亚洲第二位。
21岁时，霍金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医生告诉他，病情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全身瘫痪。
霍金问：会不会影响大脑
医生说那倒不会。
霍金很镇定地说：只要有大脑就够了。
做最好自己的读后感
[做最好自己的读后感]实话，我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而多数书中那种条条大道理更是让我没有勇气继续读下去，做最好自己的读后感。
也正是如此，我对李开复老师写的《做最好的自己》特别的喜爱。
以前读过的一些励志的书，看过后总觉得书中说的都是一些空话，只是泛泛的进行了一些要如何做，如何计划等等的说教，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这次的感觉却很不同了，书中利用了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进行分析，以具体的例子来展现道理所在。
比如，书中写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潜质，对一个渴望成功的人来说，主动选择积极、同理心、自信、自省、勇气和胸怀等六种重要的人生态度，并将这种人生态度在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应用到追寻理想、发现兴趣、有效执行、努力学习、人际交流和合作沟通中，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寻找通往成功的道路，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做最好的自己，取得多元化的成功。
这就是成功同心圆的理念，如果要概括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成功=价值观+态度+行为。
这里的给成功的定义就很饱满了，而我们只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去完善自己，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即是是一种很伟大的成功。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生也是这样。
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人生，唯有做最好的自己，才会让生命闪光。
正因为有了花儿，这世界才变得芬芳；正因为有了鸟儿，天空才学会歌唱；正因为有了风儿，柳枝才学会舞蹈；正因为有了树儿，炎夏里才有了荫凉。
每件事物，在世界上都有着不同的位置，人，也是这样。
也许，你不曾拥有出众的外表，也许，你不曾拥有敏捷的头脑，也许，你不曾拥有惊人的智慧，但是，要记住，你就是你，你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着。
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要相信，你存在，就是一个奇迹
记得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1972年，新加坡旅游局给总理李光耀打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新加坡不像中国有万里长城、有秦始皇兵马俑，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日本有富士山，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要想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李光耀看后大笔一挥，只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你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阳光，我们有阳光就足够了。
旅游局看了报告上总理的批文，细细思考，终于恍然大悟，总理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让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阳光大做文章。
后来，新加坡利用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种植花草，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国家，连续多年旅游收入列亚洲第三位，读后感《做最好自己的读后感》。
是的，上帝我们每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多的，上帝给了你阳光，你就要让它照亮远方，上帝给了你雨水，你就让它把彩虹铺上。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做最好的自己，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
是颗小小的石头，就不要去羡慕大山的巍峨，一颗小小的雨花石，也能铺成星光大道。
是棵柔弱的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繁多的绿叶，小小的青草，也能见证大地的春天。
你要相信，你是这世界上伟大的一员，你会让这个世界上因为多了一个你，而变得更加精彩。
珍惜你所拥有的吧
把上帝给予你的一切都变成财富，做最好的你，还等什么?是颗星星，就尽情的闪光吧
再者，我们可以谈一个很简单的名词态度，态度有很多种，自然也可以影响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在工作中,不管做任何事,都有应该把心态回归到零,把自己放空,抱着学习的态度,将每个任务都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一段新的体验.让我们一起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起走向成功之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用热情去重燃工作的激情,再来一次触动心底的反思,都能够从内心深处承认并接受,引用一句李开复博士的话：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度量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分辨两者差异.在纷繁的现代社会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或世俗、或理想抑或是有个性的成功而奔波忙碌。
人人都在追寻成功，人人都可以成功，我可以选择我的成功。
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充实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始终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做一个快乐的、永远追逐兴趣并能发掘出自身潜能的人。
拥有完整、均衡的人生态度，不断地追寻自己的理想和兴趣、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妥善地处理好身边人际和沟通问题。
或许无论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结果，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最可嘉许的成功了。
作为如今的大学生，面对的是更多的压力与竞争，能准备的只是不断给自己充电，读一些像开复老师写的励志书籍，从中感悟一些体会一些。
因为读书，能洗净心中因现代的生活压力和快节奏积淀下的灰尘包袱，更可以使心灵得到放松升华，从而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更加坚强的面对生活中的坎坷与艰辛。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好一面，更好的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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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媒体为什么不敢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西方媒体为什么不敢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全世界都在注目新加坡。
虽然李光耀过世的假消息一时间铺天盖地，但新加坡总理公署及时辟谣，表示老爷子依然在医院，情况不容乐观。
这位堪称20世纪最重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把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治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各大国倚重的重要政治力量，李光耀的智慧不得不令人佩服。
侠客岛(ID:xiake_island)想起了十个月前推送过的一篇旧文，谈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如何对付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的具体做法。
从这些与西方媒体的过招中，可以见到李光耀的智慧和性格。
旧文重温，一起祈福这位三十多年前引导中国认识世界的老爷子。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李光耀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包括大环球时报
)，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
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干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
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有民主，无自由”的国家
总理一当30多年，过了几年换儿子继续当，这么一说，看上去和朝鲜差别也没想象中那么大嘛。
其实，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
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
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太年轻，太简单，有时还有点幼稚”来形容。
掌控国内媒体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2、3个。
总理嘛，李光耀当了31年，交给了手下亲信继续当，过了几年儿子李显龙接任…… 把政治对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
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freedom”那一套。
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威胁说，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结果呢
30多年后，李光耀不无得意的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
《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
1965年，该报迁回新加坡后，转而支持行动党，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
那时候新加坡乱啊，离花园城市、金融中心还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离，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个GDP的20%，竟然都来自英国驻军。
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都在暗流涌动，通过控制媒体来传播观点，这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掺杂的复杂状况……如果你让我说人话，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党”。
对于这些“美分党”，李光耀基本就没客气，连吓唬带谈话，进入他视野的基本都被击退。
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决定从制度上毁掉持不同意见媒体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
这个夸张的比例，自然会导致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
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谁获得了管理股
精明的李光耀，把它们分给了本地的四大银行，这些纯粹利益驱动的第三方，才没有兴趣理会“西方新闻freedom”这回事，让他们当股东，和让政府当股东区别不大……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
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
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
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
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
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
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
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
道德感爆棚有没有
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
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
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
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
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
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买了《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等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 由 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
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
文\\\/司徒格子
求这篇《有阳光就够了》读后感，急
我说这话并非夸大，更非有意奚落，而是有所根据。
学习任何语文，基本上包括看、说、读、写四个方面，李光耀对于华文，到目前学习仍然停留在看、说、读三个方面，而且还在努力，学得十分辛苦。
至于写则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这三个方面，原以说较为易学，但是李光耀在此方面还是感到十分吃力。
何以见得
假如要他面对群众，直接用华语把一件事情完整说出来，他是觉得甚为困难的，如果不是事先进行多次彩排练习，或者在电视摄影棚内布置字幕，他就会说得词不达意，语法无章，句子颠三倒四。
这种情形，已在许多次演讲上出现。
不过李光耀毕竟是政坛老手，每逢感觉自己语无伦次时，他会抓腮挠鼻，或以笑声掩盖，或故意放慢速度，或装作思考状，其不畏人们笑话的勇气，倒是可嘉。
老实说，李光耀的华语，无论在语音、语调、语速、表达各方面，都是不如吴作栋。
李光耀踏入政坛后，开始学习华语，数十年过去了，水准仍然如此，不得不令人觉得奇怪，政坛精英学习华文，为何至今表达如此迟缓
仔细研究原因，应该有两个。
第一，李光耀学习华文是在成年之后，而且不是从小学起，不是在自然的环境中学习，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十分勉强地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一种外力强迫式的驱促，抗拒的心理自始至终存在，可是政治需要成为强大的鞭策压力，这样的学习结果，语文成绩必然低落，抗拒与厌恶的心理也跟着产生。
这就是语言学习所说的心理环境假设，以及非智力因素发展缺陷，对学习产生排斥的结果。
李光耀学华语，随着中国的崛起，他的内心十分矛盾，他从小岛望过去，那里欣欣向荣，他很迷惑，为什么不是因为讲英语而崛起，他多么希望中国人崇洋媚外，把英语当成国语。
他甚至敢于说上海没有一两百万人讲英语就成不了金融中心。
可是，他忘记了李瑞环当年访问新加坡时说过的一句话：用虚无主义看待自己的语言文化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人时时刻刻都是在捍卫自己的语言文化，买办思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有的是强烈的民族自尊。
可是李光耀是一个非常好胜之人，他在学习上征服不了华文，心中非常不服气。
于是他对华文有了自己独自的看法，比如认为默记死背词语不是教学的善法，又比如惊见华语中的成语意简言赅，深不可测，于是鼓励学成语，似乎华语中最精辟的部分就是成语。
李光耀还不知道，华语中还有多种熟语，例如“死马当着活马医”、“不见棺材不掉泪”、“寿星公吊颈——嫌命长”……。
甚至方言中也有许多绝顶传神的熟语，但是李光耀也憎恨方言，看来他这辈子无法欣赏此中奥妙。
要想知道李光耀学不成华语，又不甘心，可以找来那本由蔡智礼先生执笔的《学语致用》，一看便知。
根据学习原理，学习迟缓是学习心理方面有障碍，李光耀学习华文的心理障碍，源自他向来以华语华文为仇视对象。
这一心理障碍，从他接受大英帝国教育就已经产生，而且根深蒂固，无法稍改。
他不喜欢华语，更不喜欢华文，他内心知道，华族社会华语的后盾，就是各种方言，于是他振振有词，以马来人只有一种语言为由，公开宣扬“多讲华语，少讲方言”，企图消除华语的后盾方言。
李光耀不是不知道，中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再详细分析下去，语言何止数百种，人家有没有“多讲普通话，少讲方言”
新加坡提倡讲华语运动，最终是要把华语挤出主流，让百分之七十五的华族都讲英语，而且目标是只会讲英语。
李光耀很有耐心，不像吴作栋急着要制造 SINGAPOREAN。
在李光耀担任总理时期，先是提倡两种语文政策，然后散布有人说我们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言论，再来散布我们在马来海洋包围之中的言论，再来就公然宣布英语是工作语言，再来是宣布华语华文没有用途，把四种官方语言的承诺抛弃得无影无踪。
李光耀对于华语华文的仇视不是后来形成的，早年新加坡巴士公司的车票上有“不准转让”的几个华文字，有人投诉，李光耀马上下令将此四字删除。
这陈年往事说明什么，是历史沧桑，是铁证之一。
学习障碍致使出现学习困难，学习无能现象，在学习上不能取得良好成绩。
然而，语言是民族尊严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也没有把英语当成自己的母语，尽管英语在这两个国家流行，而只有李光耀，不断地强调英语是新加坡的优势，还要日本人、中国人学英语，言下之意是要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他因为学习华语产生障碍而至于对华文华语反感之至而说这话时，已经不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了。
李光耀不是不知，今天的东北亚，正朝着蓬勃贸易发展，中、日、韩这三个汉文化国家正在携手合作，英语完全不是那里的优势。
第二，李光耀在学习华语过程中，聘请了许多专人，这些人包括王世明、马国志、冯仲汉、蔡芙蓉、梁荣源、叶汉源、周清海、蔡智礼……其中有广播人员、讲师、报人，如此一支庞大队伍，长期却教不成一个政治精英的华语，除了学习者本身出现问题，其教学方法肯定也有问题。
在古代，这种身份的人，属于太傅、侍读、南书房行走，更好听的名称叫“翰林待诏”。
清朝时光绪皇帝身边的翁同龢就是此种人物。
可是，李光耀所用的教材并非《四书》、《五经》，不是《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之类真正中华文化材料，也不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通俗读本，对李光耀来说，这些大块头材料是可望不可即，完全陌生，无法沾边，因此他的教学材料是日常的报纸。
利用报纸当教材有几个好处，一是内容新鲜，二是方便易得，三是用字通俗。
李光耀上课时，地点就在总统府，教员从侧门进入，先到专门备用的房间等待。
主人现身了，随身带来华文报纸，一般是以社论为对象，文章已经看过，上头用笔划了许多红綫，都是不甚其解的句子和段落。
教员就红线所划的句子段落逐句逐段加以讲解，以至通篇意思明白为止。
当然，间中也会讲解个别词语。
由于偏见，李光耀对于词语无心背诵牢记，因此逐渐养成问了就忘，忘了又问，反正身旁之人会随时解答，他只想要了解文章通篇意思就行了。
在教学过程中，有时秘书进来耳语，李光耀就起身暂时离去，教员只好枯坐房中等待。
这些人当中，不乏战战兢兢者，也不乏沾沾自喜者，更不乏恃宠生骄者，听说李光耀对待他们都以老师称呼。
在这种教学情况下，李光耀不是进行华语口语训练，不是认字识词训练，也不是造句作文训练，而只是偏重文章内容讲解，其语文程度之进展可想而知。
打个比方，这有如奥巴马叫旁人翻译《人民日报》让他明白一样。
所谓李光耀至今仍在学习汉语的传闻，其真相却是如此，以他对华语华文不是真诚的态度，以及自己忙碌的程度，他犯上学习语文的一些缺点而不自觉，例如依赖他人、缺乏任务感(成就感)、学习动机不正、缺乏学习目的、学习兴趣不强、注意力不集中。
李光耀现在已经不用在群众大会上用华语演讲，也就是没有政治上的需要，他仍然学习华语，不外是有意向世人表示自己好学，尤其是向中国人散布他们不知真相的迷惑。
学习华语而不成功，是李光耀的心头郁结，是他铲除华文教育系统之后内心的惴惴不安，是犯罪心理学的一种反向恐惧招供。
根据语言学习心理，学习语言有障碍，会产生挫折感、焦虑、封闭、窒息感、忧郁、自卑，以及自我评价差。
也许读者们会问，既然李光耀学习华语这么差劲，其教学人员为何没有看出来
有的，这些人奉召入教，可以说无一不是诚惶诚恐，况且都看出来李光耀不是真心诚意要学习华语。
何以见得
李光耀聘请这么多人教导华语还有一个目的，每当教学完毕，他就会向教员询问外间事务，要教员发表见解，打听消息，这样一来，教员无形中充当起他的耳目，这就是一些人无法继续下去的缘故，而其中以周清海执教最为长久，也最受宠信。
周清海曾经说学习语文不等于学习文化，完全是李光耀的口气。
李光耀至今华语还是讲得结结巴巴，用词不当，简单的会话没有问题，对方只要运用深奥一点的词语，他立刻词穷蹩乃见，一一无答腔。
这是谁的责任，教学者乎
李光耀乎
不，是新加坡政府三四十年来没有诚意，亏对华文的结果
名著《一生的挑战》读后感500字
阅读李光耀先生的《我一生的挑战》的时候，没有想到本书描写的主要是新加坡语文教育改革史，难怪李先生在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所有的语文教师”呢。
读后感悟很深，但头绪很杂，仿佛有很话要说又无从下笔的感觉。
还是先从李先生的学习语文经历开始谈起吧。
1 李光耀先生的母亲是位智慧而个性坚强的女人，希望李光耀能够有一技之长，而学历不高的父亲的经历也触动了他。
于是当13岁的李光耀进入新加坡英文学校莱佛士书院学习，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律师。
那时，律师专业需要非常强的英语基础，很多律师都是英国人。
李先生努力学习英语和其他课程，成绩高居马来亚榜首。
若干年后，他如愿以偿成了律师。
很庆幸自己接受了英文教育，不仅能出国了解世界，而且能够从宏观视觉看待事物，对其他人与事多了一份宽容理解。
在岛国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为了谋生，他学了日语。
当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充当日译英的通译员。
战争结束后他在英国读大学期间，常常参加当地的中国协会，因不懂华文，常受到冷落而吃亏，加之在做律师期间，他意识到语言和政治息息相关，产生了在律师生涯中打开一扇通往政治生涯大门的念头。
1955年组织人民行动党并参加精选，然而，因为不懂华文，没法代表华族选民而接受对手的挑战，这更促使他思考语言的使用价值并加激发了他学习华文的决心。
后来的日子里，他每天抽两小时时间学习话语，包括发音、语调、俚语、成语、格言等，终于能够在以后的大选中用话语发表即席演讲了。
即使做了总理之后，无论多忙，他仍旧保持着每天学习华文的习惯，坚持在家里用华文和孩子们交流。
李先生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敏锐地发现语言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影响。
早在1959年新加坡未独立之前，他在代表各党派九人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书中，就提出了以英语为主导共同语言进行双语教育的建议。
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政府抛弃而被迫独立。
作为国父，李先生深知语言政策可以成为政治经济成功的动力，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者但米尔语是没有办法谋生的。
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学好英语，人民才会有好日子过。
尽管英语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存的工具，而母语在当时的功能主要是用来民族特性和传统的价值观。
但是，在语言问题上他不得不谨小慎微，否则，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他所承担不起的。
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将华文作为第一语文。
他却清楚尽管新加坡80%以上的都是华人，但独尊华文会给新加坡人带来麻烦，作为总理，他不能任由任何语言，种族或宗教议题来主宰政治。
衡量过后，他在当年10月份发表声明说新加坡的四种语文(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和英文)都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官方语言，并没有立即推行将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母语作为第二语文的教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