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拉贝日记读后感800到1000字❤️
他似乎并不遵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纳粹。
因而，他才能够显露出高尚的人性光辉。
遗憾的是，之前我从未听闻此人，直到一部电影。
上面一句话，开始切入我写此文的用意。
书中的一些细节，可以作为考证南京屠杀遇难人数的资料。
1937年11月25日拉贝发给希特勒的电报 “致元首：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11月28日关于中国官员的一段记录 “……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20万中国人住在南京。
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能留多久就留多久
(这就是说，他要溜
）……” 12月6日与中国官员的交谈 “……我和现在位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
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
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
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
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
但是我们退却了。
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
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
”对这种奇谈怪论我能说什么
这么个人竟然是最接近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官员
“是这样的：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
尊敬的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
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
” ……” 1938年1月14日拉贝对福田的信函中提到 “……我们听说，经贵方登记的人口共有16万，其中不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城里有几个地区甚至连年长的妇女也不包括在内。
因此，城里的市民总数可能有25万～30万人。
按正常口粮供应这些人，每天需要2000担米，即1600袋。
由此可见，您所配给的每3天1000袋米还不到所需量的三分之一……”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报告中也提到 “……日本人虽然没有承认这个安全区，但是它注意到了这个区域的存在，因此安全区只遭到了为数不多的炮击，战斗期间死亡的人数也很少。
到12月12日这一天，当时滞留在城内的居民可以说全部逃进了安全区，总数约有20万～25万人……” 书中多处提到的数据表明南京市人口原逾百万，战前逃离约80万，日军来临时剩20多万，且多数进入了安全区并得到保护。
若日记描述为真，则官方所称的30万遇难人数值得讨论。
《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第十一章中关于屠杀的描述 ”……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名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
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女干。
……“ 战后的东京审判时，国民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为34万，但国际法庭在最后判决书中，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为20万。
在稍后对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松井石根大将的死刑判决书中，又把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压缩到10万。
1979年之前大陆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比如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样轻描淡写的记述，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
而该书在1927年的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屠杀大量共圌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记载。
1975年版的《新编中国史》中的历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也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丝毫没有大屠杀的踪影。
1979年版的全日制中学历史课本中，南京大屠杀才首次登场，而直到1985年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南京修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也许有人会举出无数”证据确凿“的史料论证官方说法的无比正确性；也许有人会提出”无论人数多少均为不赦之罪“这个本人也无比赞同的观点；也许有人认为纠结人数讨论毫无意义——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如果你耐心看到结尾，那末，楼主想说的只有淡淡的一句—— 从邻家老大哥到霸权沙文，从《XH曰报》中”特别可亲“的国家到万恶的资本帝国，从对屠杀的缄默不语到井喷般的大肆渲染，从被朱德和林彪争来争去的那根无辜的扁担……铭记与遗忘，掩饰或伪装……一片土地的历史，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一位位普通百姓最简单又质朴的情感就这样被稳坐钓鱼台的老爷们以及跪伏在两旁的御用文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沦为了政治博弈的无言工具。
我不愤懑，我只叹息。
《拉贝日记》观后感
对于《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来说，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认可的电影。
虽然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
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
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先生，即使他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即使他曾凭借身戴纳粹标志而保护了难民，这些历史细节的出现也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
因为这是一个有资格去面对历史的国家，而这部电影也可以摆脱历史的纠缠去直面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约翰·拉贝经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底线，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最后成为一个“义人”。
这种人性中偶尔绽放的光辉，在一片黑暗中尤其显得珍贵，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追逐。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想这种黑暗中的一丝微弱光明，是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的。
这一丝光明，不但是爱，而且是大爱。
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伴随着时间推移，那种集体梦魇因为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并没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淀。
70年后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沉默背后所积攒的怨念。
面对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举动，勇敢者会感慨光明的珍贵和自我救赎，怯懦者会哀叹人生的虚无和自我欺骗。
但无论如何，那丝光明总是存在的，只看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
对于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已经拍摄过的那几部来看，都没有做到“正常的表达”，因此也就谈不上升华和质询。
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发现人性，升华人性的故事。
它虽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关于人性的故事，但它并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和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
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观后感
这个我觉得LZ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自己写吧至少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好好看看,看完之后我想你的观后感一定能写不只1000字反正我是感触太深了
东史郎日记读后感
《东史郎日记》读后感 看完了《东史郎日记》，拖的时间比较长了，总算是卸下了心上的一个包袱。
同时还把《东史郎日记图证》看了，这两本儿书一起看，就更能够体会到那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
之所以要看这日记，主要是我想看看日本兵当时到底是什么精神状态的，因为往日的对于日本侵华中对日军本身状态的描写太少了，总是片面的看中国人眼中的日军我感觉反倒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本日记按其编著前言所说为了保证其完整的资料性，所有的语言都采用直译，而文章里出现的历史地理知识的谬误，编辑们也都做了相应的注释，而未对原文本进行更改。
这样好，这样资料的客观性就保持住了，这样这个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就有很大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了。
《东史郎日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并非东史郎战时所写，而是在他因得疟疾回日本养病后退伍之后进行的整理时详细加上的内容，日记里 不少语言都在提示这是他凭着自己的回忆写的，很有可能战时他所记载的只是个框架或者只言片语，等有时间了才整理成了现在的样子。
文章包罗万象，记录了作为 一个普通的日本兵在战场上看到听到体会到的方方面面，里面记载的所思所想尽量保持真实，并没有因为军国主义的社会现状和宣传等等而在笔下修改了自己的想 法。
如此的第一手战地材料我这里确实不多，太多的都是被艺术化了的。
《东》 一书中也用了不少艺术化的手法，但多是在抒情和感慨，是他的思想活动，并不涉及小说式的人物设计和戏剧性情节。
可以看出当时在日军队伍中所流传的说话方式 和修辞手法，以及日军扫荡、征用等制度背景，还有日军军队内部纪律、他们的思想动态、宗教信仰，等等很多，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当时日本文化状态，在日军眼中 的中国军队面貌。
从东史郎这个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时整个中国战场的格局和景观也能够大略的看到一些了，再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比如说我这里还有一本《我认识的鬼子兵》等，当时中国抗日战场的真实情况差不多就能够得到比较完整和丰满的还原了。
如此，再去把握什么战争题材的小说，我觉得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否则难免会出现单薄和偏激。
不管战争如何的泯灭人性，战争的双方参与者以及老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和文化背景，对于如此大的题材里说，做到丰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东史郎在日记里说，语言不通是最讨厌的事情，有时候抓到老百姓怎么问对方都听不懂，本来不想杀他，但到最后问烦了仍旧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中国军人，就杀掉了；到了后来抓到了老百姓，索性也不问了，知道问了也白问，就直接杀了。
日军屠杀中国老百姓的心理活动从日记里看是很复杂的，并且中国人和日本军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双方如果有了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近代制度和科技改革背景的话，说不定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作战思维方式也不同，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印发了不少日本军队建制、纪律、兵器、风俗等等方面的情报材料，日军方面也找中国翻译，说明战时摸清对方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个一直都牵扯了军方大量的精力。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到底要干什么，然后就一味的敌对，最终吃亏吃苦倒霉还是一般般的老百姓。
如果不拿敌对的关系来考察战争双方，仅仅看成是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大规模冲突，也就是说不从军事国防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思想行为学的角度来考察战争，我感觉 这种敌对和侵略真是愚昧的和滑稽的。
当然这出滑稽戏表演得非常大，动作很大，动辄就是哪里废墟了多少人死亡了，种族宗教或者政体之间的盲目误解和猜度导致 了他们最终花大力气进行起了壮观的大游戏。
自然也是有野心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和领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和平的 社会，为了争夺一个铁饭碗，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是常常发生的么。
结果就有人会提出新秩序，有人会提出什么方面的践踏另一群体的理论，人们主动或者被动 的认同了这些想法之后，然后就是实现他。
当这些想法完全支配了你的精神，洗脑了，失去了思考和行为的独立性了的时候，可怕的盲目就会发生了。
所有的战争双 方都会告诉自己队伍我们是正义的，然后利用人们心里的善，比如说忠于祖国，比如说净化世界，比如说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比如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化，这些善在 盲目的狂热的情况下，物极必反，却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恶。
然后就是不顾一切的攻击与抵抗，枪来炮往，仇恨越积越大，最终是全盘的毁灭，什么也没有造出来，或 许多多少少的造出了一些战争文化或者战争亚文化，比如说日本战后变态阐释文化的诞生，但终归这些离他们当初的理想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了。
侵华战争不但毁灭了 相当量的中国文化，也同时毁灭了日本文化，无论日本战后多么重视自己文化的重建，他已经伤筋动骨严重残废了。
我奶奶小时候在大连住，那时候正 是日本控制大连的时候，日本提倡女子受教育，我奶奶因此还跟着上了一年学，之后来北京了，也就退学了。
我奶奶经常跟我提到当时的日本人，说并不是那么坏， 尤其是她的日本女邻居，很好的人，那时候我奶奶十五岁，现在她对有些大连的事儿还记忆犹新。
在《东史郎日记》中也提到了大连、开封等当时的日控区，自然也有肮脏失败的角落了，但用东史郎的 话说，这里都是难得的和平的地方。
不知道，站在中国方面那些地方是沦陷的，里面的人都是亡国奴，是要学习日语被日军安抚的，是享受不到基本人权的，可在日 军眼里，他们把占领的地方看成自己的地方，把那里的人看成是自己的人，只是说的话不一样，在日军的逻辑里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要有屠杀，如果不反抗，让我们 顺利占领，我们也会对你好的。
烧杀淫掠在日军的解释也与中国方面不同，我感觉这简直是两个哲学体系。
日本军人把自己当成天皇的孩子，神所挑选的战士，他们 进行的是“圣战”，注意，这个词里面有很大的浪漫的思考成分，是有邪教氛围的。
日军追求的是天真烂漫，无论考虑生死还是报国，都有这方面的味道，可以说是 有些幼稚的，而我感觉中国军队始终都没有把日本鬼子当孩子看，中国军队的这种观点有时让日本军人感到自己还挺委屈的。
日军将领是管理这些孩子的人，他们总 会有些家长气质，可实际上也是孩子。
在日本只有一个大人，那就是天皇，剩下的都是孩子，将领是孩子王。
他们军队的整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即使是一个新兵从未 上过战场的，但只要是来了就当了官，那就会被士兵们无条件服从，或许有的时候会发生下级对上级的攻击和殴打事件，但打完了就完了，谁也没在乎那个指挥权。
当领导死了，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代理领导，根本不用跟上级打招呼，所以直到一个大队最后只剩下几个人了，仍然能够保持完整的纪律和仪式，这些我想都和中国军 队是不同的。
思维方式太不同了，这个差异下，如果是中国侵略日本的话，可能中国就会输掉，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东西只了解一些皮毛，就过来招 摇，不输掉才怪呢。
虽然开始的几次仗都打胜了，但也只是争夺了地盘，暴力控制，至于中国人，不管他们怎么砍杀，仍旧根本就没碰到一根汗毛。
从这一点看，《东史郎日记》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当年的误解，通过这些战时的文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冰释吧。
《东史郎日记》中说到了华北战场，上海南京战场，中原战场，徐州战场和武汉战场，因为后来他得了疟疾，对后来的情况有些记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日记并没有被整理完整。
在和《东史郎日记图证》对比的时候，可以到看当时日军侵华的大概思路和中国军队的反侵略思路，当然对抗日军事问题的分析要比这个日记里说得更明白更宏观。
东史郎从一个刚上战场的新兵到一年之后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兵能够很准确的抓住自己在战场上到底是在干什么，并且很能动的提出并执行了一些战斗计划，尽管也有失败也有牺牲，我能够从中感到战争的确是很锻炼人了。
《日记》反复提到这么一句名言“所谓战争就是不断的走路”，真够经典的
很少有描写战争的文章能够提到这一点，大多都去描写激烈的正面冲突了。
东史郎身体不好，所以一直都是后备队，一直都是别人攻城他警戒，所以五百页的日记里就打过几次正面的仗，剩下的时间都是休整、走路，饥饿疲劳是他最大的痛苦。
这点很真实。
并且我感觉东史郎自从一出征就是被日本抛弃了的炮灰了，因为回国的事情永远也轮不到他们这些普通兵的头上，就是让他们东奔西走的不断的打仗打仗打仗，他们也是那个时代里典型的悲剧人物了，得到两块奶糖就跟见了亲妈似的了。
和平，在《东史郎日记》中只要不涉及到和中国军队的正面战斗场面，这个词就会不断出现，那怕在前线五十米之外打得正热闹呢，他在战壕里抽烟，也会感慨自己享受到了和平了。
或许这是内心正常并未疯狂变态的士兵的普遍想法吧，他们在异国他乡更喜欢和自己的亲人通信，和自己的老邻居拉家常。
这些思想或许也是导致他们对敌人痛恨和不留情的根源吧。
东史郎会在行军途中欣赏周围的美景，这些可能想起来是有一些孩子气，不过我感觉他的这种精神状态要比当时中国军人健康多了。
不清楚，或许这是中国对中国军人精神状态的宣传有失真实的缘故吧。
嗯，这本书和《图证》资料性很强，可以从里面挖掘的东西太多了，先说这些吧，呵呵。
我就喜欢看别人日记，尤其是老日记， 不管表达水平有多么恶劣，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他总是有充分的张力的，是可以进行大量的挖掘的，可能里面任何有用的道理都没有，但仅仅是那些文本的存在就已经 最充分的说明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情况了。
如果善于解读文本的话，我觉得看历史上的手记要比看当时的文学作品能够有更多更大的收获的。
拉贝日记中拉贝先生弹的钢琴曲名字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六十多年前,金秋十月,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位巨人的宣言,使一个古老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是否还曾记得在这个强大民族头上横行的侵略者吗?还记得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张开的魔爪伸向我中华的狞笑吗?让历史的风吹开百年前的那一页,去看看那永不能忘怀的国耻吧!一八六零年十月十八日那是个让中国人痛心的日子,因为举世闻名富丽堂皇的圆明园就在那一天毁灭.那天两个强盗闯入了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一把大火焚烧了这座“万园之园”而这两个强盗却手挽手的回到了欧洲.使得这艺术杰作在地球上消失,这也是中国噩梦的开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是更为血腥的一天,这一天南京变为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日本侵略军就像那红了眼的修罗,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甚至还将活生生的人焚烧、掩埋.在这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中使得“江边流水尽为赤,城内外所有的河渠、沟壑无不填满了尸体.”卢沟桥畔的烽烟还依稀可见,七七事变仿佛就在昨天,八年的战乱使得大地满目疮痍,兵祸连连,烧杀奸淫兽性大发的日寇制造的南京惨案震惊寰宇.面对这些荆棘林莽、泥淖沼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有多少忠贞儿女抛却头颅、洒尽热血.使得抗战取得胜利.不堪的往事,都在向我们警示,中华民族要站起来,不能再任人宰割,回望历史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要让警钟长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三十年的征程是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林,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这三十年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增长了近六十倍,这成就不仅仅写在中国历史上,也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三十年是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三十年,一九八四年许海峰摘得第一枚金牌之后,中国的奥运健儿奋勇争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奥运大幕将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成为奥运的主人!这三十年是科技不断创新的三十年从神五飞天到太空行走不断创新的航天技术使得千年飞天梦得以实现.当这些喜讯一一传来时,全国沸腾,有多少人为了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而中国就像那雄鸡,唤醒那拂晓的沉默；像那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向那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但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当今世界仍处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硝烟任然弥漫在地球上空.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应该为祖国做出一点贡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翻开昔日的记忆,重温抗战艰辛,将会激励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历史的重任,也是我们的责任.
金陵十三钗经典影评，1000字
从“姬百合”到“十三钗” ——中国和日本战争电影之比中国的抗日叙事已经汗牛充栋，《金陵十三钗》的突破在于人物谱系的多元化，在这部影片的肖像学图谱里，能够看到多国电影二战叙事的基因，也能看到以往抗日叙事的延伸和进化。
创作者花费心思利用既有的肖像学传统，颇为讨巧地将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冲突编织在一个关于反抗与拯救的故事当中。
最难得的是，叙事折射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性状况，这一点恰是以往很多抗日叙事所忽略的。
《金陵十三钗》以一名白人男性作为主人公，将故事空间设置在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堂，两组对位的女性人物——女学生和妓女，分别以教育\\\/正途和商品化\\\/邪路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因日本攻入南京这一灾难而中断了，这恰是中国国家命运的缩影——初具雏形的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战争破坏，在当时唯一能够依赖的便是居高临下的盟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男主人公。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次现代性创伤，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状况有意无意地通过二战叙事反映出来。
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抗日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前现代”痕迹，是千篇一律的“复仇叙事”，运用的是一套高度本土化的肖像学，英勇的游击队战士、凶神恶煞的鬼子、农村空间等等，与其它国家的二战叙事没有构成有效的呼应和交锋。
近年来《南京、南京》、《风声》、《拉贝日记》等影片试图跳脱这种模式，开创新的肖像学传统。
与之前的尝试相比，《金陵十三钗》的话语模式是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通过详细梳理该片的肖像学谱系，能够发现本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叙事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恰是建立在国族现代性体验之上的。
女学生：西方栽培的现代性纵观世界各国的二战电影，将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电影中并不多见，反而是战争加害国日本津津乐道的主题。
最典型的便是“姬百合”神话，《姬百合之塔》（1953）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反战电影之一，由今井正导演，水木洋子编剧。
自1953年之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除了1987年今井正自己重拍的版本，还有1962年版、1968年版、1995年版、2007年版等等，每一版都启用一批当时代最受欢迎的少女偶像们来出演。
故事讲述了美军登陆冲绳时，一群冲绳本地的女学生被军方组织起来，称为“姬百合部队”，与军队一起行动，承担医护任务。
在美军和本国军队的双重威胁之下，女学生们倒在了冲绳的海边。
今井正的版本创造了一种“无辜者叙事”模式，将主人公们作为纯洁的化身，看着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被战火无情吞噬，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金陵十三钗》中的教会女学生与《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年龄相仿，形象也略有相似，可以放在同一个肖像谱系中来比较。
《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是单质的、平面化的，她们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最核心的主人公（也是最重要的少女明星），几乎分辨不出个体。
《金陵十三钗》亦然，比起风姿各异的妓女群像，女学生们显得面目模糊，连主人公书娟也不甚清晰，她们的蓝布长衫和“姬百合”们的水手服具有同样的符号功能，是战争年代纯洁无辜的受害者的标签。
女学生身份究竟负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
为何在日本二战叙事中如此盛行
中国电影此番运用女学生形象，与“姬百合神话”蕴含的创伤感是否有共通之处
《姬百合之塔》反复强调女学生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细节包括她们在战火中举行了毕业典礼；她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自己关于英国经济的研究手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少女们唱的歌曲是《故乡》（《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军人也唱了同一首歌），歌词诉说的是在外求学的游子对乡土的怀念，流露出一种典型的明治意识形态，即为了追求现代文明和进步，远离故乡，功成名就之后内心泛起怀旧之情，这种意识与片中少女们的身份是符合的，她们是现代人／文明人的代表，代表着“正常的”现代化途径（教育），而军人代表着以战争为手段的“非正常的”现代化。
《姬百合之塔》并没有强烈指责敌人\\\/美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入非理性狂热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流观点——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
武汉二七纪念馆作文320个字
二七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汉口，是为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在林祥谦、施洋等39位烈士牺牲的江岸地区修建的，1963年对外开放。
1987年新馆建成开放。
馆内的陈列厅分为七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二七”革命斗争的全过程；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字、文章、画作，以及“二七”发源地继承和发扬“二七”传统、再创新业绩的各个时期的英模事迹。
二七纪念馆周围还有亲笔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林祥谦烈士就义的江岸车站、施洋烈士墓等纪念地。
二七纪念馆 背景资料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进行阻挠。
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
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铁路陷于瘫痪。
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
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