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孔子世家 读后感400字
看完孔子 偶无语了
求有关孔子的文章…1000 字左右…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求赞美孔子的话，作文用。
《史记·孔子世家》最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孔子：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还有太和元气”是赞誉孔子的学术思想如同太空天体,循环往复、永恒长存。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以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
“德俟天地、道冠古今” 是赞美孔子之德与天地齐，他的学说古今无二。
赞美孔子的作文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年轻的孔子只得完全依靠自己独立谋生。
孔子明白，先祖的显赫，父亲的战功，母亲出身曲阜望族，这些固然可以为自己进入社会奠定一定的基矗但是，要在鲁国国都立住脚跟，进一步发展，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多亏母亲在世时的苦心教育，使孔子懂得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特别是早早懂得了学习对人一生的重要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小小年纪，孔子就已经立下通过发奋学习来改变自己一生的远大志向了。
对于知识，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这才是一个人真心求知的表现。
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鲁国建有祭祀周公的太庙，孔子初进太庙时，对太庙中的一切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向别人问这问那，好像有问不完的问题。
有人对孔子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不理解，于是就说孔子的闲话：“谁说陬邑大夫的儿子懂得礼呢?他进到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说后，一点也不恼火，他说：“这正是合乎礼的做法呀。
”对生活在孔子时代的人来说，想要参与贵族政治并且取得一定地位，就要学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要熟悉并能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仪，懂得音乐，掌握射箭技术，会驾驭马车，会写字，会计算，这可以说是当时的六门基本功。
孔子是非常善于自学和向别人请教的，他应该是全面掌握而且精通这六门基本功的。
有一些历史资料，能进一步说明孔子的勤奋、博学。
鲁国东南方有一个小国郯国，是鲁国的附庸国，按例是要定期来朝见鲁君的。
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国的当政者郯子又来朝见鲁君。
宴会上，鲁国一个大夫叔孙婼向郯子问起少昊为什么以鸟作为官名的问题，郯子对此作了详尽的回答。
孔子闻听后马上就去向郯子请教有关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情况，事后他对别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管理这类事情的官员，而这类知识却在四方蛮夷那里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现在我相信这是真的。
”孔子在他一生的学习经历中，有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就是他曾到当时周天子的首都雒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专程学习周礼和查阅一些古文献，特别是向一位大学问家老子问礼。
老子，姓李名聃，人们敬称他为老聃、老子。
老子曾担任周朝的柱下史，熟悉礼仪典故，当面向老子请教，这也是孔子梦寐以求的。
但是，曲阜到雒邑，远隔千里，在当时非常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要完成这样的旅程无疑是十分艰巨、辛苦甚至是充满危险的，加上孔子自身贫困，没有鲁国贵族的支持和资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幸好当时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南宫敬叔师事于孔子，在他的斡旋下，孔子从鲁君那里得到了一辆车、二匹马和一个跟随童仆的资助,南宫敬叔自报奋勇地陪同,孔子这才得以成行。
据记载，孔子这次雒邑之行的收获非常大。
他向老子请教了很多东西，如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该葬到远处还是近处，国家有丧事的时候不避战争对不对，与敌国交战时已死国王的牌位该带还是不该带等等，老子对这些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使孔子获得许多知识。
在孔子告别老子准备启程返回的时候，老子还结合自己的丰富阅历再三叮咛孔子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与老子的这次会面，大概给孔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回到鲁国，他还难以平抑自己激动的心情，见到自己的弟子，孔子还不住地赞美老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
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常被人钓起来。
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了网。
只有一种东西，我们不能控制它，它爱云里来就云里来，他爱风里去就风里去，他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龙。
我没法捉摸老子这个人，老子就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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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读后感 每个人都有童年，并且每个人的童年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有高尔基那么贫苦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在家里是独生子，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
高尔基的童年没有我们幸福，家庭也没有我们美满。
高尔基从7岁起就没有了爸爸，跟着妈妈和年迈的奶奶生活，别的小孩都有新衣服，就他没有，他有的就只有几件打满补丁的衣服和一个书包。
然而，他没有埋怨妈妈，而是更努力得读书，准备孝敬辛苦的妈妈。
童年这本书记载了高尔基儿时的一些故事，中间还夹着一点点的苦涩，还夹着做人的道理： 高尔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也能成才，真让我佩服。
高尔基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数学。
在一节数学课上，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考在班上的同学，题目是：“1+2+3+4+……+100=
”这可为难了很多同学，他们一个个都很着急，只有高尔基算出来了，等于5050。
从此，老师不会再因为他们家穷而瞧不起他们，而是觉得他很有数学天赋。
我们要向高尔基学习，孔子说得好：“见贤思其焉。
” ★读《童年》有感 最近，我读了高尔基的著作《童年》，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主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
阿廖沙父母双亡，而外祖父脾气十分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他了。
外祖父不太喜欢他，两个舅舅更是讨厌他。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走过来了。
其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人物来描述自己的童年。
这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丑陋面目。
高尔基的童年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实在是太悲惨了
我们多幸福啊，被父母宠着。
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鱼大肉等着你品尝；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如果有人欺负你，大人会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教训那个人一番。
而高尔基那个年代呢
高尔基很少有安宁的日子，几乎天天有人伤害他、辱骂他、欺负他。
我也有些想不明白，那些人做这一类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干吗呢
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值得他们去做吗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们要抓住童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样优秀的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太对不起父母了。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我常想，要是每个人都会在成年早期突然失明、失聪几天，也许是好事。
漆黑会令人更珍惜视力；静寂则能让人明白听到声音是多么美妙。
我经常问视力正常的朋友看到些什么。
最近，我问一位刚去过树林散步的朋友，在树林里看见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她
孔子是什么样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航 当后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
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
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
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
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
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
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
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
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
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
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
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
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
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3虚荣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
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
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
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
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
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
孔子心虚什么
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
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
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
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
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4丧失原则的孔子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
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
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
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
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
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
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
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
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世道
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
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
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
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
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
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
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6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
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
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
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
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
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
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
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
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
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7被徒弟怀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
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
首先发难的是子路。
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
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
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
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
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8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
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
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
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
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
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有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一个细节，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人是最喜欢言神怪之事的。
孔子幼年也喜欢玩祭祀的游戏。
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那么地避讳这些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
孔子所避讳的，与其说是神怪之类的东西，到不如说他避讳的是他那令他耻于提及的殷商后裔的出身，因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伤害过他的东西。
为了否定那个东西，他极力地要从文化心理上把自己变成周人（“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正是他养成了一种比较讲究排场的生活作风的动力所在。
然而，在他生命的终点，那被他压抑了一辈子的殷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他开始喜欢上神秘的东西，比如喜欢读《周易》，把“河图洛书”的神秘征兆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得知“获麟”的消息，就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尤其是他梦见了他处于“两楹之间”，而这，正是他作为殷人的文化认同的象征（“周人于西阶，殷人于两柱间”）。
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回归到他作为殷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中，从而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伟大轮回。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并不是因为他象耶稣一样完美，而是在于他为我们演历了一个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
而这才是孔子的价值所在。
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稣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违孔子“下学上达”的本意的。
孔子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液的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他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快，死有余辜。
安息吧，孔子。
野航兄，没有人要把孔子打造成救世主，只不过是要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
圣人也是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儒教建立后，孔子肯定也不会拥有神格。
汉儒就有这个倾向，好在后世孔子最多封“帝”而已，没多少人再提什么“黑帝之子”（上帝的儿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