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 读后感 500字左右
读《史记之孔子世家》有感——流水人生孔子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
”仁者何以乐山，智者何以乐水
山水是天地自然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万物栖息之所；是仁者对生命的寄托，是智者对自然的依恋。
这是孔子对天人相结合境界的最高体验。
孔子的一生追求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仁者，但是他更是智者。
因为他更钟情于水。
孔子观赏东流的水，子贡问道：“君子只要看见大水都要观赏，原因是什么
”孔子答道：“因为大水流动永不停息，而且滋润世间万物却不自认为有功，就像人的德行一样。
水有时在低处流动，有时在高处流动，这都有其遵循的规律，就像人的仁义一样。
大水浩浩荡荡，永不枯竭，这就像人的道德一样。
水流向百仞高的大山中而不惧怕，这就像人的勇敢一样。
装满了却用不着用盖子削平，这就像人的正直一样。
水的柔弱无所不至，就像人的明察一样。
水从源头必定流向东方，就像人的志向一样，所以君子看见了必定要观赏它。
”孔子用滔滔江水比做人的德行，勉励我们进德修业应像奔流不止的河水昼夜不舍，永不停息。
这不仅体现孔子的智慧，而且不也暗示了孔子的一生如流水一般吗
孔子一生仕途不顺畅，如流水般曲曲折折。
孔子35岁去齐国，见到齐景公。
由于受大臣晏婴的阻止，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37岁返鲁。
孔子从51岁起，先是做了鲁国得县官，后来官至鲁国的最高法官，并代理丞相。
可是只有三个月的功夫，由于鲁王不听他的意见，孔子只好辞职，离开鲁国。
在55岁到68岁这14年间，奔走列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厄困。
于是又返回鲁国。
社会现实却是让人痛心。
周王室统治微弱，“礼崩乐坏”，诸侯纷纷崛起，伦理秩序失控，社会纲常紊乱。
孔子想到自己的先祖弗父何禅让君位，正考父曾接连辅佐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勇猛震三鲁，母亲颜徵含辛茹苦地教育培养自己。
孔子叩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一斧劈开混沌的世界，令天地分开、泾渭分流
为什不能像文武周公那样文治武功，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太太平平
自己虽没有君王之位来施展政治抱负，也没有威武之师可以征伐世上邪恶，但是自己有知识、有智慧，可以用教育开启人的心智，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造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
于是孔子不怕困难，如流水般，坚持自己的信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他下定决心，走上杏坛，传先王之道、授六艺之技、育天下之才。
哀公三年，孔子当时60岁。
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和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
桓魋扬言要杀孔子时，砍倒大树。
弟子们让孔子快跑。
孔子却安慰弟子们，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之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秘密地离开宋国。
等到桓魋得知孔子师徒出行的消息，派兵追赶时，孔子一行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孔子师徒先后来到新郑。
当时孔子风尘仆仆、疲惫不堪，非常狼狈。
子贡等人四处寻找孔子。
有一位老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老头，长相不凡。
脑门子像尧帝，脖颈似尧时的名法官皋陶，双肩类似郑国大夫子产，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脊背微曲，又瘦又乏，累若丧家之犬。
”子贡见到孔子后，便把老人的话学给孔子听。
孔子听后，见大家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大笑，说：“说我形状像贤相，那可不敢当。
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倒是很像，很像
”像这种坦坦荡荡、从容不迫地对待挫折、坚持自己的信仰，孔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后，假如将孔子和庄子相互比较的话，在主观上，我更向往庄子那样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客观上，我更提倡孔子的处世智慧。
尽管孔子曾提出“刑不上大夫”这一不平等的法律。
但人生孰能无过
孔子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人处世的智慧，给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如流水不绝，激励着万代子孙。
读完《孔子世家》后的感受(700字)
孔子--至圣先师 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
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
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
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
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
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一、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
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
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消声匿迹，形同粪土。
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死后却十分尊荣。
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
其后代享其余泽，至今世世不绝。
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
其原因何在呢
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孔子删定了六经，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样。
他是先师，他是圣人
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后世，宜其子子孙孙传行无穷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
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启，即其远祖。
西周初年，微子受封于宋，都于商丘。
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其弟宋厉公，自为宋国大夫（《孔子家语》），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
从此，厉公一系世掌宋国君权，维系著并不出色的世袭统治；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公族，保持著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
再三传为正考父。
正考父知书识礼，以谦谦君子知名后世。
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
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楼背，三命而筹折，鞠躬如也。
他连走路也靠墙循边，不争于人。
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则大为恶化。
嘉作来较公大司马，穷兵领武，“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
可巧政敌太宰看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
太宰督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不满情绪，捍然发动政变，杀孔父嘉。
鼓公出面干涉，被就。
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结束世为大夫的贵族生涯，一落千丈，沦为平民。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贩邑。
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
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一连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纥(he2)，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纥是个武士。
叔梁乃字，纥是其名，称“叔梁纥”是尊称。
长于吸邑，又称贩人给，或瞰叔绍。
叔梁给腰圆体壮，雷力过人。
尝为大夫孟献子武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
《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叔梁约随诸侯军讨伐伯阳。
倡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
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倡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
诸侯军不知其诈，狠然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
叔梁给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
七年后，叔梁纥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
一天夜里，叔梁给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
将臧孙给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
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
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
后升为吸邑大夫。
孔氏子孙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纥先娶施氏，连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脚。
叔梁给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业。
于是，在60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还向颜氏求婚。
颜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愿意嫁给这位尽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却慨然允婚，并很快有了身孕。
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
孔子生时头顶内凹（圩顶），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祷于尼山，因字仲尼。
关于孔子出生，还有一个公案。
《史记》说：“绝与徽在野合而生孔子。
”野合，《史记》三家注，说是给年长，徽在少，不合“壮室初等”之礼，非礼曰野，故曰“野合”。
或曰，野合为野外结合，则孔子为私生子。
今存异焉。
怎么理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航 当后儒生几乎把孔子神另一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黑帝之子）并以素王的身份编了一本类似《圣经》的书（《春秋》）以为万世“立法”之际，主张实事求是的司马迁先生却为我们勾勒了另外一幅孔子的“肖像”。
通过这幅“肖像”，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孔子——— 一个平凡的有着很多缺陷的人；终生饱受着一种来自童年记忆折磨的人；一个因为自卑情结的作怪而极其在乎自己外表的华贵的人；一个把有时理想看得高于一切有时有恰恰相反的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终生和内在自我做斗争最终找回了内在自我的人。
总之，他与其说是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在不断地与自我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人。
我这样说绝无“侮圣人之言”的意思，而是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
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自卑的孔子。
从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中我们知道，孔子的出生并不光彩，他是他父母“野合”的产物。
尽管《孔子世家索引》将“野合”解释为老夫娶少妻，不合礼制而已，并非野外性交，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到死都不肯说出孔子父亲的葬处，仿佛有所避讳，则至少说明孔子的出生是不可以在人前炫耀的。
仅就这一点，也势必对孔子幼年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影响。
另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伤害到少年孔子的自尊心的事是鲁国贵族季氏的“飨士”，孔子当时腰里挂起经书，便去讨吃喝，本以为身为殷商贵族之后，自然应当得到“士”的待遇。
结果却让家臣阳虎给轰了出来，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孔子当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来自阳虎的伤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以至于多年后当阳虎去拜见他，得到的是避而不见的待遇。
因为阳虎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某种无意识情结的象征，这个情结将注定折磨他一辈子，甚至会差点要了他的命。
一个有着早年受辱的经历而具有自卑感的人通常会在其得势的时候表现出异常的专断和盛气凌人。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一爬上高位，就忍不住采用杀人的手段来树立其政治威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孔子的后半生中，想干掉孔子的人也屡屡有之。
2好揭人短处的孔子 对于孔子早年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他去拜见老子时得到的几句规劝中获得些许信息。
临别时，老子语重心长地送他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
意思是说：好议论人，好揭人的短，是危险的。
作为侍奉他人的人，不可以太过于自我。
试想，如果孔子身上没有这些毛病，而老子又何必多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倾向一定有其成长经历的来源，在幼年饱受歧视的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攻击性。
所以，孔子身上具有这些毛病从逻辑上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然，孔子是个非常善于自我反省的人，对于他的这些弱点，他是有所察觉的。
他一生强调“慎言”，甚至于他的学生南容仅仅爱读教导人慎言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孔子可能在他达到一生中，吃够了好揭人短处的苦头，但这也促使他尽量地去克服这个毛病。
3虚荣的孔子 自卑的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议论。
象孔子这样在当时就颇有争议的人物不被人议论是不可能的。
一次，一位官做到了太宰级别的人在孔子弟子面前吹捧了一句“夫子圣者与
何其多能也”
这个马屁拍得可谓恰到好处。
而他的弟子又肯定了这一吹捧：“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当然，孔子听了，得意之情，自然是溢于言表：“太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另一次，卫灵公的老婆南子要见一见孔子，孔子先是推辞，后来答应一见。
对这次与美女会晤的细节，《世家》着墨不多，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弟子子路的不以为然的。
而孔子极力地在为这次会面辩解，好象显得不自信。
孔子心虚什么
为什么对于来自弟子的“不悦”如此地敏感
心理学对人性的观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极力地否认什么时，那就意味着被否认的东西对主体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那么，对孔子产生诱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女色，而是一种在被人看重时获得的成就感。
这让他几乎忘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当然，他很快发现自己被美女给忽悠了。
他卫灵公两口子那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花瓶而已。
于是他发出了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慨叹，离开了卫国。
孔子的虚荣也反映在他是生活方式上，齐国的晏婴是这样批评他的；“···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
也就是说，孔子那种贵族化的生活作风，不是“以民为本”做法，不值得在人民中推广。
4丧失原则的孔子 鲁国的陪臣公山不狃与季氏闹翻了，意欲拉孔子支持自己，而此时的孔子因鲁国的政局“陪臣执国政，僭离于正道”而“不仕”。
但日子久了，也甘不住寂寞，在建功立业的诱惑面前，不免跃跃欲试。
他的弟子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却说：“夫召我者，岂徒然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想想，这话按儒家的标准，是多么地悖逆，居然要把一个小小的陪臣公山不狃拥戴成“东周”
幸好这事不成，否则孔子圣贤的名声就彻底玩儿完了。
另外一次孔子放弃理想而背叛自我的例子是中牟宰因受到赵简子的攻击而叛变，也想要拉孔子入伙，孔子又经不起诱惑，想去试试。
弟子子路反对，说：“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子却狡辩道：“不曰坚乎，磨而不棱，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能靠这个机会施展抱负。
5被人瞧不起的孔子 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
他们的身份很低，有是些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
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
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
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
这是什么世道
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
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
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
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
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
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
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
你难道不明白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肮脏，一为女阴，一为政治吗
6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 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
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
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
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
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
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
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
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象个君子了。
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
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
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
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7被徒弟怀疑的孔子 孔子的粉丝徒弟们就象桑丘跟着唐吉柯德般满世界转悠，本希望混个一官半职，到头来，得到的下场却是在陈蔡间差点送了命。
不满的情绪自然与日俱增。
首先发难的是子路。
他愤怒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
第二个“色作”的是子贡。
弟子们的愤怒逼着孔子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对于为什么君子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要是君子一定成功，就没有伯夷、比干那样的人了（这种回答并不比约伯的安慰者们的回答更高明）。
对于子贡提出的是否向世俗稍微作一点妥协的建议孔子的回答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君子“修道”而已，管不了别人喜不喜欢（这个回答暴露出孔子正是老子所指出的那种太自我中心的人，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在孔子的粉丝中始终不怀疑的只有颜渊，他说：“不被人容忍那才叫君子呢”（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反社会型人格”的表现）。
颜渊的说法让孔子觉得很中听，说，要是颜渊发了财，自己宁愿替他管帐。
我不知道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听了孔子和他学生的这些对话，会对孔子下个怎样的诊断，不过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建议孔子接受心理治疗是免不了的。
8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 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
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
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
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
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
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有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一个细节，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人是最喜欢言神怪之事的。
孔子幼年也喜欢玩祭祀的游戏。
为什么他终其一生都那么地避讳这些
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
孔子所避讳的，与其说是神怪之类的东西，到不如说他避讳的是他那令他耻于提及的殷商后裔的出身，因为那出身正是在他的童年伤害过他的东西。
为了否定那个东西，他极力地要从文化心理上把自己变成周人（“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正是他养成了一种比较讲究排场的生活作风的动力所在。
然而，在他生命的终点，那被他压抑了一辈子的殷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他开始喜欢上神秘的东西，比如喜欢读《周易》，把“河图洛书”的神秘征兆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得知“获麟”的消息，就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尤其是他梦见了他处于“两楹之间”，而这，正是他作为殷人的文化认同的象征（“周人于西阶，殷人于两柱间”）。
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回归到他作为殷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中，从而完成了他这一生的精神之旅的伟大轮回。
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导师，并不是因为他象耶稣一样完美，而是在于他为我们演历了一个凡人要走的人生道路。
而这才是孔子的价值所在。
所以，把孔子神化到耶稣的程度，加以崇拜，是有违孔子“下学上达”的本意的。
孔子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液的人，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他为榜样，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快，死有余辜。
安息吧，孔子。
野航兄，没有人要把孔子打造成救世主，只不过是要恢复孔子的先师地位。
圣人也是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儒教建立后，孔子肯定也不会拥有神格。
汉儒就有这个倾向，好在后世孔子最多封“帝”而已，没多少人再提什么“黑帝之子”（上帝的儿子）了。
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后感
何谓大师
留下文字，如下《史记》，让后人仰望，失色、方可称为大师。
凡成大师者，必经所未经之事，必忍常人所未能忍之行，必尝常人所未尝之苦，必行常人所未行之为，才终于苦尽甘来，成就大师的一翻事业。
如何成为大师
读了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之后，我对成就大师的道路行为有了一翻更为清醒的认识。
我辈仰望司马迁如同仰望星辰，仰望李长之先生也是如同仰望高山。
我也认识到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的内在精神的把握是何其透彻，认识到李长之先生对待学问和研究是何等地严谨，认识到李长之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是那种真正的隐藏的大家，他们的研究是一种拓荒式的研究，不断启迪着后学者的思维，鼓舞着后来者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师。
也许人人都想成为大师，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师的，只有那种不畏艰难险阻，朝着正确的方向攀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
本书读完之后，我想如果成为一代大师，需要具备如下几个因素吧。
一是有丰厚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的祖父、父亲都是学问家，他们家读书的门风对司马迁的学习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中他的父亲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更大。
父亲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
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他又曾经在杨何那儿学过《易》，而且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这个官职对司马谈来说太重要了，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后来司马迁也是世袭了他的职位，做到太史令的。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它是一个文官，整理历史资料，撰写本朝的历史，撰写学术论文，研究当时的各种经典书籍，更为可贵的是可以游历名山大川，还有可以随汉武帝一起周游天下，他还想参加封禅大典，可惜的是他就在这个时候病倒了。
为了栽培司马迁，司马谈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不仅亲自教育他，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入小学，还送他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还资助他壮游天下，大大拓宽了他的见识。
可以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司马谈却在教育司马迁时，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这些都激励着司马迁为《史记》而努力。
好学与好奇成就的奇才。
司马迁对历史的热爱有着自己独有的家风。
但是他好学上进，对待具体事物也特别好奇。
因为好学，他能够拜师学艺，能够博览群书，能够学习儒家经典，能够师从古文大师。
因为好奇，所以能够遍游全国，把历史的记载和现实生活做一种最鲜明的比照，因而过上一种冒险而浪漫的生活了。
他敢于探奇，探天下之奇景，他尤爱人中之奇，就是爱才。
他特别欣赏有才能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在他的《史记》中都有着鲜明的刻画。
也正是因为爱才，他才会替李陵辩护，使自己遭受天下之奇耻大辱。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学和好奇，他才能够博文广识，才能够完成《史记》这样不朽的作品。
二是有具体的人格偶像。
思想决定行为，一个人的崇拜对象与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关系，司马迁是有自己的崇拜偶像的，只有把崇拜别人，并且不自觉地参照别人，自己的言行才会有潜意识里向着自己学习的目标前进，力求达到完美的程度。
司马迁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
在长之先生的书里，特别谈到了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里，儒学大盛，父亲设法给他最新的教育，鼓励他成为一个新时代中的大文学者，那么孔子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
孔子的才华给了司马迁更多的精神元素。
司马迁在精神上和孔子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反映。
长之先生把司马迁的《史记》很好地研究了之后，发现《史记》中引用孔子语言的地方非常之多，足以证明孔子的言语深入了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孔子的风度、教化、德行、君子等思想都和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孔子的思想也做了很好的诠释。
比如司马迁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
同样，司马迁对于“六艺”《春秋》的看法，其实和孔子的认识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甚至把孔子抬高到了一种浪漫而又古典的地位，从而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浪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司马迁的潜意识里，是对人才的热爱呼唤。
正是因为热爱人才，呼唤人才，如李陵、项羽等都是作者赞美的对象，还有一些有着特殊技艺和本领的人，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侯赢和朱亥，如平原君的随从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在司马迁的笔下都是那样地栩栩如生。
这是因为司马迁自己就认为自己有才能，自己可以做一翻事业，所以他才能喜欢有才能的人，哪怕只是偏才、怪才，这和儒家经典的入世理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司马迁博览群书，周游天下，正是怀抱着济世天下的理想，可是一个小小的李陵案，就彻底把他推入了无底的深渊，可是这样的痛苦有谁能够知晓，如果不是因为爱才，不是因为惜才，司马迁犯得着去得罪众臣，得罪君王而大声替李陵辩护吗
三是有卓越的治学才情。
司马迁自幼收到很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书，师从孔安国学《尚书》，浏览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了解祖国丰富的历史文明，做太史之后，更加有助于他博览群书，这些都为他写作《史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再加上父亲的亲手提携，督导和视野的提高，司马迁自然就具备了研究写作《史记》的技能和本领。
李长之先生说，一个人要想完成一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具备才学识三个基本本领。
司马迁学养丰厚，这是他的第一大财富，“他恐怕是那时第一个据有广博的知识的人，在这点上他可以和孔子相比，他参加过订历，他有历法的知识。
他巡行过全国，他有地理——而且是活地理，应该说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知识。
他理解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他留心到人类的宗教行为，所以他又有着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知识。
他有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哲学。
他在政治上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社会理想。
他是一个巧于把握文字的人，他有语言学上的训练和技术。
——他的确是亚里斯多德拿一型的哲人
他自己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所有这些从《史记》里面牵涉到的任务之多，学术范围、门类之多就可以看出。
司马迁之难能可贵，不仅在于他的博学，而且在于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
——这就是所谓识。
他对于人物的评价能够还原历史，能够超出一般人的见解和看法，能够发别人所未发，能够透过一层看事情。
比如他对李陵案的看法，就迥异于当时的君臣，比如他的《史记》之中，写了那么多性格迥异的人物，比如他对苏秦、张仪的看法，他对刘邦、项羽的看法，他对商鞅、韩信的看法，都是那么深刻而独特，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见识高人一筹。
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的精神。
司马迁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能够写出《史记》这样的史书，实属难能可贵。
鲁迅赞誉此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有事实依据的。
司马迁首先明白他是在写历史，所以必须有一种鲜明的“历史意识”，司马迁受到他父亲的深刻影响，继承了中国学者的优秀传统，就是并不以纯粹的客观事实之说明为限，认为历史也要致用，这个就是鲜明的儒家思想的浸润的结果。
司马迁在历史的记录中还抬高了人民的地位，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贫民人物，如仲尼弟子、游侠、刺客、滑稽等等。
所以在研究文科的学问中，我以为一个人要有一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很重要，思想决定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历史的积累，研究起来也是比较累赘的吧。
四是有坚韧的追求精神。
坚韧的追求精神是每个从事研究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从他的天才储备，家庭条件和后来的条件来看，司马迁都具备了写作《史记》的条件，但是《史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搜索资料，去实地采访，这些都是需要有着与一般人所不同的坚韧的最求精神。
在司马迁的身上有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背负着父亲的遗愿，带着深深的重负，即使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亦不可能，所以要“发愤著书”。
司马迁是这样地执着和努力。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他写作《史记》的崇高理想。
为了完成这个理想，他忍受了宫刑，他忍受了世人的嘲讽和辱骂，他忍受了内心的巨大的折磨。
他为了写《史记》披肝沥胆而闭门不出，潜心研究，在父亲写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写出了《史记》这部振聋发聩的作品。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写造。
读《史记》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上面注入了太多的热情，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注入了毕身的精力。
他自觉地接过了父亲司马谈写作《史记》的大旗，他把自己的难言之隐巧妙地蕴含在写作中，尤其是对于汉代的讽刺，他采用的方法是指秦骂汉，他用《自序》和赞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见解，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则尽量采用纯客观的方式，所以长之先生以为，“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
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
”（P169页）读《史记》，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读他他的才华和情感，读他的人生智慧。
李长之早年求学北大，稍后转学清华，所治虽是理科，但对文学情有独钟，虽非杨丙辰及门弟子，却私淑甚深，造就了一身“德国文化”的基本修养，为他日后的学问养成与事业规模奠定了基础。
（引自叶隽《凤去台空江自流——追念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先生认为司马迁是一位抒情诗人，但是李长之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抒情诗人呢。
他以理转文，学术研究严谨有致，但是他的身上有着诗人一般的热情，所以才能热情地为文，并把这种热情转化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
李长之长之先生对于司马迁的研究、对于《史记》的研究是如此地深入和独特，能够从史学的角度、从语言学的角度、从伦理学的角度、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从一个人发展的才学识的角度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不能不给我们以很深的启发。
诚然，李长之先生是一位大师，并且是一位隐藏的大师。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开头就介绍道，“李长之，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批评家，与季羡林、林庚、吴组缃并成为清华四剑客”，李长之先生研究司马迁，是一种读史的研究，是那种历史的还原，同时也是一种考据式的研究，着眼于人情，立根于人性，从司马迁一生的踪迹和他的思想轨迹来研究，所以，这本书就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面，给后来的研究者者以更多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