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广场的蟋蟀第十三章读后感
时代广场的蟋蟀第十三章“既然柴斯特的一生是它自己的，它就应该去做它想做的事。
如果成名只是让它觉得不快乐的话，那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亨利猫说的太对了，真有道理。
柴斯特的演奏，回荡在整个车站之内。
就像一颗石子给抛进了一泓平静无波的池水，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一般，优美的旋律，以报摊为核心，一波波地往外荡漾开去。
人们在驻足聆听的那一刻，脸上的神情也不禁起了变化。
原本忧愁的眼睛开始变得柔和，宁静，不再喋喋不休，而那些时时刻刻充满在耳朵里，属于城市的嘈杂噪音，也都在蟋蟀这美妙的音乐里平静下来了。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看来柴斯特真是一个伟大的蟋蟀音乐家，把大家都征服了。
蟋蟀抬起了翅膀，轻轻地拉出了一声低吟。
在这一声鸣叫里，它献上了它一切的爱，也代表了它的惜别。
玛利欧依稀听到了这声音，脸上绽放出浅浅的微笑.-------柴斯特要回家了，看得出它很舍不得玛利欧。
我心里也很难受。
蟋蟀柴斯特在给玛利欧带来了不少麻烦以后，用它绝妙的音乐天赋帮助玛利欧一家摆脱了困境，自己也成为了震惊整个纽约的演奏家，但是它并不快乐，它想念乡下自由自在的生活，它终于离开了纽约回家去了。
合上书，我想了很多。
我终于知道了做明星也有做明星的苦恼。
亨利猫说的对：“既然柴斯特的一生是它自己的，它就应该去做它想做的事。
” 生活中有人选择出名，也有人选择自由快乐。
做自己想做的事才能快乐。
但是现实中不可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真是一道世界上最难的选择题啊
穆旦在现代诗歌史上的成就以及地位
旦诗歌(2007-05-23 21:27:11)转载▼ 分类： 备课 一、穆旦诗歌：近年歌评论界和文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
穆旦的诗非常有艺术个性，总是在对传统(也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中显现其创新。
在九叶诗人中，最为深刻地体现出40年代新诗现代性探求的，无疑是穆旦。
他的诗歌以深邃复杂的内涵，内在饱满的激情以及娴熟复杂的技艺，将新诗的审美品质推向了新的高度，在他身上汉语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1)，不仅是现代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在解放后翻译的《唐璜》、《欧根·奥涅金》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其主要诗集有《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旗》(1945)等。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
早期他最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他的写作中也洋溢着浓郁的青春色彩和浪漫情调，如《园》中的诗句：“当我踏出这芜杂的门径，\\\/关在里面的是过去的日子，\\\/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
”当时穆旦写的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然而，在这些浪漫抒情之作中，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现代怀疑精神已经表现了出来。
1937年他写下了名作《野兽》，刻画了一头带着创伤从血泊里站起，发现野性的呼喊的野兽形象，诗行间充满紧张感，比喻奇警，蕴含了深刻的象征语义。
而《在旷野上》一诗则作出惊人的自剖：“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诗人的理性自觉已经从情绪的单纯抒发中凸现出来，热烈地追问着，从自我独白到自觉的深刻内省，使得年青的穆旦迅速转变了诗风，一方面向叶芝、艾略特、奥登等人学习现代诗艺，一方面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周围宏大而混乱的历史现场。
另一位九叶诗人唐祈曾言：“穆旦早期徘徊于浪漫主义和现代派之间，但时间短暂。
当他在40年代初，以现代派为圭臬，很快确立了自己现代诗的风格。
” 40年代，穆旦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诗歌技艺精湛，熟练地运用反讽、象征、戏剧性场景，多声部独白以及拼贴、戏拟等多种现代诗歌技巧，成功地将对动乱的历史现实体会和个人精神的思考化合成令人惊叹的诗歌想象力，并从中引发出对整个历史、人生的形而上追问。
他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其诗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钞》时，收录穆旦诗作多篇，数量仅次于20年代大诗人徐志摩，由此也可见穆旦在当时的重要位置。
诗歌的主题分析。
诗歌是主情，其主题往往不像其他叙事类的作品那样明显，可以简扼地提取归纳。
所以这里的归纳也是为了方便论述与把握。
阅读诗歌时，应当注意不能做过分的条块分割。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出自穆旦笔下的一个有名的诗句，可用来表征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常见的主题。
40年代，历史意识、社会良知在新诗中大面积凸显，九叶诗人也在谋求社会与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中开掘新的诗歌表现力，而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起点，直面严酷的历史现实，拥抱时代生活，让年轻的诗人找到了诗歌想象力的归宿。
在《玫瑰之歌》中，“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的诗人曾不断去“寻找异方的梦”，但最后表示“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时代的熔炉让诗人感受到了火热的气氛，1940年，他在评论卞之琳的诗歌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主张：“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而这个时代无论大街、田野和小镇，“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大的欢唱”，穆旦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写下了《合唱》、《赞美》、《旗》等充满强烈民族意识，歌颂人民力量的诗作。
但不同于抗战时期那些简单空洞的政治抒情诗，他的“赞美”没有停留于情绪宣泄的层面，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感知的“合唱”也没有掩饰住他特殊的、痛苦的嗓音：“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 在这首题为《赞美》的诗中，“人民”并没有被美化、或英雄化，而是包扎于耻辱之中，激昂的语调与现实感知的结合，让诗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一诗中，诗人则转换了抒情的口吻，代以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北方的大地：“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落，\\\/……\\\/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 寒风中的大地，困惑的夜行人，这一切都隐喻着民族的历史命运，但诗人的态度是多思，冷静的，让深沉的思绪弥漫在无言的空白中：“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这样的诗句在客观、节制中，既传达了某种整体的时代感受，又闪烁出诗人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二个主题，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除了以民族、时代为书写主题的诗作外，更具有穆旦个人特征的一类诗作，是对自我、现实乃至整个历史、真理的黑暗拷问。
袁可嘉曾言“穆旦无疑是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
在他笔下，现实背后的荒谬，以及个体在历史中体验到的心灵扭曲得到了“剥皮见骨”的展现。
在《出发》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 在这一段诗中，“上帝”、“历史”(“犬牙的甬道”)、“真理”都成为否定的、异质性的存在，欺骗又引领着“我们”，在不和谐的冲突中增添着生存的丰富和痛苦。
可以说“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表达的是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性观照，它成为穆旦诗人一个潜在的核心主题。
首先，它存在于诗人对现实、历史的深入批判中：“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谁也不会看见的\\\/……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 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如他在《三十诞辰有感》中所表述的：“人至高的虚无接受层层的命令，\\\/不过是观测小兵，深入广大的敌人，\\\/必须以双手拥抱，得到不断的伤痛。
” 在穆旦这里，这种“探险”是没有确定的终点的，因为他时时发现“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穆旦的多篇诗作都表达了个体在历史戕害之下的虚无、荒谬体验，甚至将世界终极价值的代表——“上帝”或“真理”也推上了拷问的法庭。
其次，“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披露。
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是穆旦诗中现代意识的一另一种体现。
《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
它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
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理历程不是一条方向明确的坦途，而是始终处于矛盾和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在我们的来到和去处之间，\\\/在我们获得和去失之间。
”(《隐现》)这种痛苦、矛盾的体会甚至延伸到了个体最隐私的情感深处，他著名的诗作《诗八首》便是一个代表。
这首诗在处理被无数诗人浪漫化了的爱情主题时，采取了一种客观的冷处理方式，探索了爱情的火热痴迷，更探索了其中的隔膜与疏离，在“丰富而且危险”的变奏里引申出诗人以爱的痛楚思辨。
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的真理到隐私的情感，“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贯穿在穆旦的诗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核心主题。
穆旦诗歌第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表现“残缺的我”。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
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诗句表达了这种浪漫化的自我意识。
但在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这里，“自我”却被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
穆旦在《我》一诗中这样写道：“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 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自己”，不仅20年代郭沫若式的抒情自我形象没有出现在穆旦诗中，而且30年代现代派诗人笔下的“寻梦者”、“倦行人”也被上面那个痛楚呼救的“我”所取代的。
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如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结果。
《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
“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穆旦典型的方式，是将诗中的“自我”旋转在不同力量的交汇之处，使“我”成为冲突的存在，无法整合成和谐的统一性，如《诗》中所言：“站在不稳定的点上，各样机缘的\\\/交错，是我们求来的可怜的\\\/幸福……”诗人站在过去与未来、光明与黑暗、实有与虚无之间，“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三十诞辰有感》)，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
当然，穆旦的诗歌仍然表达了重塑自我，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渴望，但是无论是在个人的思辨还是在历史的行动中，“新的组合”常常被“新的分裂”所取代。
在人流之中，在时代的宏大合唱里，他听到了“集体的欢乐，但同时发现“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五月》在爱情的体验里，也会听到“主”的暗笑“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八首》)。
在历史的重压下，“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延生。
”(《控诉》)穆旦复杂的自我意识似乎在任何现实对象之中都无法获得平静，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柔和，\\\/主啊，生命的饿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穆旦复杂而深邃的主题世界。
在这里，社会与个人、时代与自我、永恒与当下不仅得到了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它们交织贯穿在了一起，形成相互的劫难，代表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现实、个体存在面前，精神所能达到的可能的深度。
以上我们分析了穆旦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从中可以领会诗人体验、思考和观察生活的特殊的视角，还有他的个性化的发现。
然而，这些思考、体验和发现，都是通过穆旦式的诗意和诗形来表达的。
所以在做过主题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穆旦诗歌进行比较概括式的艺术分析。
为了方便讲述，我们把穆旦诗歌艺术归纳为三个创新点，或者说，是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三个方面探索。
第一，就是戏剧张力的构造。
在新诗现代性探索方面，40年代的九叶诗人们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间接性、客观性呈现，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戏剧化表达等，这些诗歌手法也在穆旦诗中得到大量应用，体现了“九叶诗人的共同特征”。
但相对于辛笛、郑敏诗中浑然凝重的意象之美，也相对于杜运燮、袁可嘉诗中随处可见的俏皮反讽，穆旦诗中的个人风格十分显著，构成了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张力之美”。
他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自我分裂”的深刻洞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诗艺，即：总是在悖论、反差与不同因素的对撞中构架自己的诗行。
郑敏在分析穆旦诗歌时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他的诗“总是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矛盾来展开的”。
这种诗艺在有效表达其主旨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了九叶诗派的新诗戏剧化主张，按照袁可嘉的说法，就是“诗即是不同张力得到和谐后所最终呈现的模式。
” “张力”首先表现在穆旦的诗歌体式上。
穆旦的诗体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抒情短诗，诗意凝练紧凑，抒发内心的情感与思辨；一类则是戏剧体长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等，这一类诗作结构较为复杂，一般使用多重人称，不断转换角度，将内心自省、场景叙述、他人话语交织混合于一处，形成多声部的效果，表现出错综的戏剧性张力。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就在“我”与“他”的对话中开展，日常的话题表面上不断干扰着诗歌的主题，但正是在战火与闲话的对照中，还原出历史冲击下个体的真实的心态。
另一种“张力”模式在穆旦诗中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经验、词语和诗境的陌生化并置上。
最典型的《五月》一诗，它是这样开始：“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万物滋长天明媚\\\/浪子远游思家乡” 在这样一段仿古歌谣之后却突然改变了诗体：“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其后诗行始终在这两种诗境和诗体中交替发展，如王佐良先生所称：“两种诗风，两个精神世界，两个时代”，形成“猝然的对照。
”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并置，反讽的效果所表达的是诗人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
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
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
”(《三十诞辰有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 (《隐现》) “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诗八首》) 在“相反的极端”中促发诗歌想象力，在形成“张力”效果的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意义空间。
这就是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不但拓展了诗歌表达的功能，也可能更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这一类诗歌“难懂”，往往就难在这种复杂的纠缠中。
把握其“张力”的诗艺，才能解读其含义，欣赏其特殊的诗美。
穆旦曾言：“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就是要写出前人未有的独特经验，通过对“张力”原则的运用，穆旦在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中激活了全新的“惊异”。
“用身体来思想”，这是穆旦诗歌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
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是九叶诗人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在诗歌中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哲学玄想的内涵，它还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现代诗歌技巧：思想知觉化，即不是用感性形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如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所形容的那样：像嗅到玫瑰花香那样嗅到思想。
这种技巧在穆旦的诗中化为一个更具体，更个人化的方式：用身体来思想。
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譬如下列诗句：“由于你的大胆，就是你最遥远的世界：\\\/我的皮肤也献出了心跳的虔诚。
”(《发现》) “……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轻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 (《诗》) “你我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有它的固执，我底惊喜。
”(《诗八首》) 上面的诗句无不充满了大胆的奇想，内心的波动和抽象的观念都成为可以触摸、感受的现实，“身体”是这些诗句的中心，围绕它诗人似乎打破了灵与肉、自我与世界、物质与精神间的界限。
所谓“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的特殊诗美效果也就出来了。
唐弢就指出，“穆旦也许是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深沉的生命的作用的抒情诗人之一，而且似乎也是中国少数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之一。
”“生命的同化”，指的便是穆旦这种将一切转化成官能知觉的能力。
《春》是穆旦的名作，它表达了一种青春的困惑的自我意识。
诗中描绘的自然景象时刻传达着生理上的热切和焦灼：“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 自然被拟人化了，它渴望着、摇曳着，隐喻了生命的勃发，而最后的结句尤令人惊叹：“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 在这里光、影、声、色，自然的多种元素也被赋予了身体的感知——“赤裸”、“痛苦着”，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完美地化为身体的外延，形成了“新的组合”。
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
穆旦诗歌艺术第三个方面的创新，是对传统诗意的反动。
在新诗诗人中，穆旦是受中国传统诗词影响最少的一个，这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
穆旦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反对诗歌书写那些所谓诗意的“风花雪月”，主张要以特殊的现代经验为表现对象。
他是力图通过追求“非诗意”来达到新鲜的独特的诗意。
他认为中国诗与西洋诗(现代诗)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成为诗歌形象的来源?” 新诗，自从发生之日起，虽然打破了旧诗外在形式的束缚，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思与境偕”的审美理想仍暗中塑造着新诗的品格。
在戴望舒、卞之琳、林庚等人的诗作中，不难见到玲珑精致的古典审美情调的延续，这构成了新诗发展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说明了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关系。
但在穆旦这里，这种情调遭到了自觉的抵制。
在他的诗中，读者很少看到风花雪风的“诗化”境界，更多的物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经验。
他早期采用现代手法写成的《还原作用》一诗中，就出现了“污泥里的猪”等丑的字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
”在其他诗中，诸如勃朗宁、毛瑟枪、通货膨胀，工业污染、辩证唯物、电力枢纽等等“非诗意”辞句更是被大量使用，充满了动荡不安的现代的气息，极大地疏远了古典诗境的醇美取向。
对古典诗境的反动，不仅表现在诗歌素材的现代化上，更显示为诗歌审美品质的生成上。
古典诗歌以均衡、和谐、主客体的交融为审美旨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更是诗歌的理想。
但在穆旦这里，张力性原则的使用，打破了“中和之美”，使我和物之间，自我和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呈现出危机和裂痕，形成了另外一种“张力之美”。
在语言上，穆旦也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反叛的姿态，将新诗从封闭的“诗歌语言”的狭隘中解放出来。
围绕着新诗“散文化”还是“纯诗化”，曾经展开过许多争论，在“纯诗化”主张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将诗歌当作特殊的语言，远离日常直白的口语。
在具体实践中，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往往表现为用词的典型，诗境的含蓄，语言的暗示性等，形成了一种幽妙醇美的诗风。
但这样的诗意语言在穆旦诗中十分罕见，他不仅将大量现代生活词汇引入诗中，而且常常采用逻辑关联词和欧化句法，作为诗歌的主干，形成一种理性的推论力量：“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
”(《鼠穴》) 在短短的几行中，反复使用逻辑关联词，一方面使语义准确有力，毫无模糊的暗示性；另一方面形成诗歌内涵的盘曲交错，与30年代诗人柔美舒缓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差异。
在用词上，穆旦也颇有特点，他诗句主要词汇不是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充满感性的传统诗意词藻，除现代日常用语外，还掺杂进大量抽象的观念用语，如“绝望”、“历史”、“诱惑”、“逻辑”，在这些词语的组接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穆旦曾有这样的诗句。
他的写作正是从“古诗词的山水里”挣脱出来，在一个散文的世界里发掘新的诗意。
由于不同于人们一般的审美期待，他的诗歌给人以密度过大，过于观念化的印象，甚至有晦涩之感，但正如唐弢所说的：“他的诗里很少有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因而不容易叫人喜欢，可陌生与生涩一经深深探索，又给人一种莫大的惊异、乃至惊羡。
” 从新诗发生之日起，在诗歌中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受，就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或“西洋诗”的一个标志。
在20年代，它表现于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关注上；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又正面提出了这种现代性的理想。
40年代，穆旦与九叶诗人将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与现代诗艺相结合，在其中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可以说，实现了这一理想，即：用“现代的诗形”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和思想。
经典阅读的当下意义 读后感
不要说有些书读了没用，这个世界有许多书本来就与实用无关，而只为情趣存在。
也不要说有些书离现实太远，换个角度，其实它离你的理想很近。
至于还有些书对你现在帮助不大，但可能对你的终身都会有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可以带着目的读书，但不能太有目的，正如可以带着目的与人交往，又不能总带着目的，否则会很可怕。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
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
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批评的考究》等13种；合作主编有4卷本《中国诗学》、20卷本《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4种。
曾获教育部和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中国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以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多项。
200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经典阅读的意义，本不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问题。
但因为当今市场经济横行，有偏至的物质追求，不断收窄人的精神空间，加以资讯的泛滥和网络的挤占，遂使其重要性不再像早先那样为人认知。
尤其近几年，多种调查显示，国人的阅读率连续走低，从成人到孩子，许多人一年5本书都读不到，更不要说读经典了。
有鉴于此，今天重提此话题就非常有必要。
“愁苦之词易工，欢娱之词难工”什么意思
应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 出处： 唐代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下面的文章可以很好地回答你的问题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
从发端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申述他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后，决心“发愤著书”起，到唐代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宋代欧阳修更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
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这些立论揭示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诗歌创作规律，即：作者愈接近底层民众，愈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作者自身遭受的苦难愈大，义愤愈深，那么，在作品里对现实的抨击愈深刻锐利。
及至南宋陆游在《澹斋居士序》中亦颇有同感：“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而为诗。
不然，无诗矣。
”此说恰与西方“愤怒出诗人”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试看陆游一生，忧愁国事，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屡遭排挤，打击，于是他郁积的满腔悲愤发而为诗，动人心魄。
其情其志浓缩在他临终前所作的《示儿》诗中：“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无不拨动后世读者爱国的心弦。
诚然，古今中外，许多诗篇固然由于诗人先有穷愁经历而后才工者，可是，当人们的精神风貌处于积极向上或正在热烈地追求某一理想事物之时，眼前的壮丽景色和美好事物也会激发起诗人的诸般浮想联翩，创作出表达欢愉情怀得以流传千古的好诗来。
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
曹操在北征乌桓东临碣石时，远望浩渺大海，顿生满怀豪情，挥写下著名的《观沧海》；杜甫2 5岁时游历山东，遥看巍峨的泰山，写下他现存诗作中第一首诗《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气魄的雄伟，语言的警拔，已足够惊人了：王安石早年登上杭州灵隐山的飞来峰，高瞻远瞩，引吭高歌，唱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这么振奋人心，曲调昂扬，情理交融的景物诗。
凡此种种，无不佐证着一个常理：一个诗人无论喜、怒、哀、乐，都可以由于客观事物对诗人心灵的震撼，触发出创作冲动，同样写出传世名篇。
宋代洪迈“登临自有江山助，岂是胸中不得平”(《次韵蔡瞻明登巾山》)两句诗，却好验证了前述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这个传统诗论的破绽与片面性，指出了并非诗人只有胸中时时郁塞不平之气，才能创作出好诗。
这是很有独到的见解的。
事实上，沉沦于社会底层生活受尽苦难的民众是每个时代的多数者，但并非每个小民都能够成为诗人的。
因为，这还得靠个人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和作诗的才气，即有与民同甘共苦的品格，认识现实，反映生活，锤炼词藻，驾驭艺术手段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感悟力。
这里既有客观的条件，更需有主观的兴趣。
杜甫主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应该“转益多师”，向多方面学习，广泛获得教益，若仅靠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是远不能成为伟大诗人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具有重祖宗，尊传统，以古为尚，递相祖述的个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大的盲从性，把名人的片言只语奉为至宝，以至于20世纪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狂遍及神州。
就韩愈这位因为两度被贬谪受尽磨难后而提出“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之说来看，有其切肤之感，然而，他未免将“欢愉”与“穷苦”两者过于绝对化了，不符合诗歌创作实际状态。
事实上，世界异彩纷呈，“人心感于境遇，而哀乐情动，诗意以生”（吴乔《围炉诗话》），与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看法吻合。
人作为社会一分子，在广泛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既有哀愁，当然亦有欢快之时，要不然，一定会很快愁死无疑。
翻开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颇多，占了很大比重，感情诚挚、热烈、纯朴、健康。
例如首篇《关雎》，写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在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并设法追求她，弹起琴瑟表达爱慕之意，奏起鼓瑟使她快乐。
因此，成为爱情诗经典之作。
又如《风雨》里写一个女子正在思念她的情人而情人真的回来了的喜悦之情。
《静女》则写一对情人在城隅幽会的欢乐。
尤其是受历代推崇的战争题材诗《东山》，以征战胜利回乡士兵独特身份，用第一人称写出归途中对家乡荒芜田园的思念和将与妻子重逢的喜悦之情。
再看南朝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是江南民间采莲时姑娘们集体所唱的歌谣，表达收获时的愉悦。
此外，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写诗人年轻时背井离乡，归隐绍兴镜湖畔，已80多岁了，只是乡音无改，儿童们见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才领悟出自己是皤然一老翁了。
诗意也就在人生变迁的戏剧性对比中升华为永恒性，琅琅上口，成为人人爱诵读的佳作。
还有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语言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诗史上写欢愉之情，最为出众的当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当时杜甫在战乱中，客居四川剑门关南的梓州，“安史之乱”已延续七八年之久，杜甫渴盼战乱早日平息，好能返回故乡洛阳安居。
此诗即写意外获悉战乱平息佳音的刹那间狂喜情态和心理活动。
前四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通过“忽传”、“初闻”、“却看”(回头看)、“漫卷”，传达出喜极欲狂情貌。
后四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佳音传来，有望国泰民安，赶快饮酒开怀，有明媚的春光作伴，可打点行装上路，回归故乡洛阳去。
后人对此诗评价甚高，说是善写愁诗的杜甫生平第一首欢愉诗：“说喜者云喜跃，此诗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跃。
甚喜在‘还乡’，而最妙在秉笔直写还乡之路，他人决不敢道。
”(王嗣爽《杜臆》)无怪乎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庆之时，许多诗歌爱好者翻出《唐诗三百首》，将杜甫的这首同样写战争结束的诗篇加以品评，诵读，以表白心中无限的欣慰。
至于现代新诗里，亦不乏写欢愉之作。
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作于伦敦，1923年发表于北京《晨报》，当时标题叫《情歌》。
全诗围绕一个“想”字，不直说想她，却用反问句“如何不想她”。
感情缠绵，真挚坦率，风格清新明快，雅而不俗，后由赵元任谱曲传唱至今。
还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诗人1920年在康桥住过，1925年和1928年先后两次重游康桥，此诗作于1928年。
诗人用单纯的外部结构表现单纯的情致，那就是他对母校的欣赏爱慕，是悄悄的、轻轻的、静静的，加上开头和结尾同样的句法对称，反复强调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使全诗韵律柔和、自然、幽雅，达到诗境圆熟的地步，回味无穷。
考察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顶峰唐代诗歌繁荣状态，约略可知诗歌理论的力量何其渺小。
清代《全唐诗》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多位，有帝王、将相、朝士、布衣、妇人、童子、僧尼甚至行乞者等各色人物。
这些诗歌，无论是体制的完备，技巧的成熟，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多样，意境的各别，韵律的精严，揭示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前代和后世无可相比的。
那时从事各种职业的诗人们从自我感受出发，抒写内心奥秘，不受什么诗学理论指挥，唯一是尽己才力，自成一家，悲欢离合纳入各自的主题，绝不致有循规蹈矩沿袭说教之弊，故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形成一个诗的海洋，以至于20世纪鲁迅慨叹：“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徜非能翻出如来佛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 著名美学家丹纳有道是：“真正天才的标识，就在于脱出惯例与传统的窠臼，另辟蹊径，显出艺术家的自由。
”(《艺术哲学》)今天，在新世纪全面开放的好时光里，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人们应立足于自身生存空间，精思独悟，有感而发，抛却陈词滥调，运用与自己心灵对应的话语，奉献出反映我们伟大时代风貌的诗篇
这首顾城的诗是表达什么意思啊
路也许很窄 但总是会有 路也许很长
顾城的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正如这首《一代人》，短短的两行诗句，却清晰地勾画了一群探索者的坚定形象。
我暗叹诗人独特的想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字，字里行间却还有着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意象。
在顾城的诗作中，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便是意象的呈现。
而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
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
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双是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中的隐喻表现手法与象征一样也是具有其暗指性，通过一个非直接的比喻来使情思或感觉具体化；通过隐喻创造的意象，诗人的情感往往藏得很深，我们最先接触到的仅仅是意象的直观世界，而要进一步体会“幕后”的心灵世界，需要一段路程。
诸如他在《生命幻想曲》中这样写：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前一节里用“瀑布”来隐喻“阳光”，随之又用瀑布洗黑人的皮肤，来隐喻阳光晒黑我的皮肤，而皮肤被晒黑，原是一种健康美的标志，因此，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巧妙的隐喻结构所形成的意象正如一位意象研究者所说的：“两个视觉意象形成我们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并且合起来提示了一个与二者都不同的意象。
”的确更妙地暗示出了诗人渴望于自己的生命在光明世界锻炼得更强壮这么一种健康的情调。
后一节里，用“纤夫”来隐喻“太阳”，又用“绳索”来隐喻“强光”，用纤夫背着绳索我在逆流中前进，来暗示这一种昂扬的气概，光明的信念，鼓舞着生命，使他在任何险恶的困境中奋力前进。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
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例如诗人眼中脱落的叶子能够露出干燥的内脏，诗人眼中的美丽的口花竟然是一片血腥。
诗人也照样可以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阳光象木浆样倾斜，／浸在清凉的梦中。
诗人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情绪的流露，就顾城而言，他的童年充满梦幻，而少年时代的他，梦幻被现实击碎，纯真的少年压抑了自己，面对文革中红海洋中的暴行，躁动和血腥味道，他敏感的心变得恐惧，以至有些畸形。
他极度渴望纯蓝的天，纯白的云，纯洁的人生和爱情，可现实的污染和残酷愈发导致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哀，他笔下的世界往往开始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最终却都归于悲哀心情下灰色视线中的一片灰暗的世界。
诗人的心灵被扭曲，流露出的诗人的视线也被扭曲，因此视觉中的一切改变了原有的形态。
在他的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界线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哈哈镜似的－－人和世界在其中被简单、粗暴的歪曲。
诗人的主观意识犹如各种凸形凹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接近照相式的效果，它的效果是一种表现歪曲了的内在真实，从而带着极强的刺激性和无尽的魅力。
第三种意象表现手法是感觉的沟通，即我们常说的通感。
通感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早有运用，我们的祖先早就熟知“听声类型”，比如一个愁字可以有长度，“一水牵愁万里长”，声音可以有气味，“风来花底鸟声香”，而庞德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通感就是取于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不无道理，而现代诗学中的通感范围大大超过古典诗，而诗的含量也骤然增大，在优秀的诗作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声音可以有形象，冷暖可以有重量，气味可以有锋芒。
由于五官的相互沟通，彼此相生，诗的联想空间得到今非昔比的开拓。
听观嗅味触等感觉的相互“转移”所产生的综合性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的主体性，可以预计，一种具备质感重感“雕塑型”的立体诗可望与平面式的“小小感情画面”相抗衡了。
顾城诗中有大量的关于通感的运用，诸如顾诚在《爱我吧，海》里有这样一个意象：声音布满／冰川的擦痕，这里声音本无形，而诗人笔下的声音却是一个有形的躯体，身上布满被冰川擦伤的伤痕，无声的听觉形象被表现为有形的视觉形象，即视觉与听觉彼此打通。
再如诗人意象世界中的建筑是新鲜的，也是愚钝的，诗人笔下的梦是深红色的，夜晚是淡绿色的，等等。
通感的运用使客观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并且物物沟通，各种感觉互相沟通，在诗中创造了广阔的世界。
第四种诗歌意象表现手法是物象叠合：即不同的物象在注入作者主体情感之后交叉叠合在一起，进而成为另一种物象的表现手法。
这种手法往往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渗入物象所致。
此如顾城在其诗《眨眼》中这样写道：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这里彩虹和蛇影是美丑截然分明的两种物象，而诗人眨眼之间彩虹变成蛇影，蛇影又和彩虹叠合，两者互动互换，使无形中映射出另一个物象，即诗人的无形的心灵世界。
在他的心中崇尚美，渴求美，但往往美的东西会在瞬间被摧毁，变得丑陋不堪。
这样一种物象叠合实为诗人不同情感的叠合，情感依靠物象来流露，而物象又真实地反映内心情感，二者互为依存，构制了眼中象和心中意巧妙的结合的领域。
第五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物人转换：即把诗人的主体情感完全倾注于客观物象，通过把物象拟人化表达到以物言人的目的。
它有点类似于传统诗歌中的拟人，但又比传统诗歌赋于物象更多的主体情感，使其具有更多的深意和更广的人性。
诸如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有这样几句：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诗人通过树熊淋漓尽致地刻划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内心深处深挚的渴望。
树熊没有家，坐在树枝上发愣，不知该去向哪里，有的只是许多甜美的梦想和一双渴望幸福之光的眼睛，作者把树熊拟人化，树熊实为诗人的影子，通过物人转换，间接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这比直叙其事直抒其情来得富有韵致，诗歌的暗示性再一次得到体现。
第六种表现手法是因意取象法，就是利用想象，即知觉与表象的功能，然后以错觉或幻觉去感受这些知觉之中的表象，完全抛开作为客观实在的客观物象。
诸如在顾城诗歌《我不知道怎样爱你》中这样写道：我还在叫／制造着回声／在软土中鳞闪耀／风在粗土中叹气／扁蜗牛在舔泪迹诗中并没有出现能够使人产生如上的听觉和视觉的客观物象。
诗中诗人是在“以情合景”“因意取象”“创造性想象”中使审美物象完成错觉化与幻觉化的。
这种意象构成方法的运用，扩大了诗歌的取象范围，诗人因减少客体的限制而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可以把自己复杂，微妙，难以直接诉诸实用性规范语言的审美情感，通过这种新奇，生动的感性画面诉诸直觉，投向心灵，收到更积极主动的意象效果。
第七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省略跳跃法。
即诗的前前后后似是毫无联系，完全是没有关联的意象，只是那么并列着，不同意象之间完全是跳跃式的，省略了其中的过渡或某些有关联的词句。
诸如《孤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这里四组没有什么联系的意象，就这么并列着，并列的基础就在这四组意象所共有的“弧线”，这种并列形式的处理方式有点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
意象同样在于要把一个个浸透诗人思想感情的局部画面组合成动人心弦的完整形象。
所以《弧线》中的叠加意象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蒙太奇，是一门关于诗歌画面组合的文法。
只是它不是靠摄影机去拍摄，而是靠语言来表达。
而这种语言又不是平白详尽式语言，而是省略的，跳跃性的佯谬语言，这样从语言转化来的画面不可能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是在人们的悬想中浮现出来。
总之，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了的语言。
顾城诗作中的意象，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诗的简介
诗 诗是文本体裁之一。
《诗大序》诗者，志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和歌同之处是：诗以诵为主，歌以唱为主，所谓诗要诵其言，歌要咏其声。
诗多为有感而作。
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洒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对许许多多的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无法理解，于是 统统把这一切归于神明。
出于敬畏，原始人类唱歌跳舞地对神明唱出颂歌，表达了人们的期望——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等等。
这便是诗的起源。
它源于宗教。
还有一种形式，起源于劳动。
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痛苦和振奋精神，协调动作。
渐渐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
”所以我们说，诗是普遍的艺术，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文学艺术样式。
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
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
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
在艺术领域中，诗无所不在。
诗美是艺术美的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
诗歌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著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而在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
诗并不是只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
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甚至是超过艺术疆界的艺术． shī【名】 (形声。
从言,寺声。
本义:诗歌) 同本义〖poetry;verse;poem〗 诗言志,歌永言。
——《书·舜典》 诗,志也。
——《说文》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
——《国语·鲁语》 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典,曰雅,曰颂。
——《周礼·大师》。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临清流而赋诗。
——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又如:诗筒(装诗稿的竹筒);诗瓢(放诗稿的瓢勺);诗友(以诗词唱和的朋友);诗虎(作成诗句的灯谜);诗流(诗的流别系统);诗案(因诗获罪的案件);诗眼(诗句中最为工巧传神的一个字);诗债(指向他人乞诗或索和未及酬答);诗传(诗集);诗狱(因诗篇的内容为言官所检举而引发的文字狱) 指《诗经》。
在古语中凡称“诗曰”、“诗云”都是指《诗经》〖TheBookofSongs〗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孟子·梁惠王上》 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
——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又如:诗什(《诗经》以十篇为一单位,编为一卷,因乃名为一什);诗序(《诗经》的序);诗教(《诗经》的教化功能);诗传(《诗经》的注解) 诗人〖poet〗。
如:诗公(对诗人的尊称);诗手(诗人);诗侣(诗友);诗囚(指苦吟诗人。
因其诗境艰涩困苦,如被囚禁一般);诗奴(轻视下乘的诗家。
好作诗或绝无佳篇);诗宗(对诗人的敬称词);诗翁(负有盛名而年岁已高的诗人);诗圣(有极高成就的诗人) 比喻美妙而富于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感情的事物〖finething〗。
如:诗景(优美的景色);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诗 诗shī【动】 诵诗;作诗;赋诗歌颂〖poetize〗 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又如:诗功(作诗的功力);诗酒(做诗与饮酒);诗道(作诗的规律、主张和方法);诗牌(用以题诗的木板);诗怀(做诗怀念) 诗碑shībēi 〖poemtablet〗名胜中刻诗的石碑 诗才shīcái 〖poetictalent〗写诗的能力 诗歌shīgē 〖poemsandsongs;Poetry〗中国古代称不合乐的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统称为诗歌 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诗格shīgé 〖poetryrule〗∶做诗的法则 〖poetrystyle〗∶诗的风格 诗格不高 诗行shīháng 〖verse〗诗的一行 诗话shīhuà 〖notesonpoetsandpoetry〗∶评论诗人和诗篇的著作 《随园诗话》 〖notesonclassicalpoetry〗∶旧时有诗有话的小说,可以说唱 《唐三藏取经诗话》 诗集shījí 〖collectionofpoems;poetryanthology〗编辑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诗而成的书 诗节shījié 〖stanza〗诗的一节,由排列成为一个单元的一组诗行构成 诗经Shījīng 〖ShiJing(ClassicofPoetry);TheBookofSongs〗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收集了周朝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
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采自民间乐曲,“雅”是王都附近的乐曲,“颂”是祭祖祀神的乐曲。
所有诗歌均可歌唱,但乐谱今已不传。
其内容对统治者征战田猎,贵族集团奢侈荒淫的生活,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婚姻爱情都有所反映。
形式以四言为主,采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创作手法为后代诗人所继承。
汉代将《诗》列入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为“五经”之一 诗境shījìng 〖poeticconceptionandbackground〗∶诗中所表现的意境 〖poeticenvironment〗∶也指富于诗意的环境 诗剧shījù 〖poeticdrama〗对白为诗的戏剧 诗礼Shī-Lǐ 〖TheBookofSongsandTheBookofRites〗∶《诗经》和《礼经》,封建社会读书人必读的书 〖cultured〗∶旧时常用来称读书讲究礼教的人家 诗礼之家 诗律shīlǜ 〖poeticrulesandforms〗诗的格式和韵律 诗朋酒友shīpéng-jiǔyǒu 〖friendofwineandpoetry〗在一起写诗喝酒的朋友 寻几个诗朋酒友,向尘世外消磨白昼。
——元·不忽木《辞朝·村里迓鼓》曲 我一心待相伴着诗朋酒友,我其实不爱你紫绶金貂。
——明·无名氏《东篱赏菊》 亦作“诗朋酒侣” 诗篇shīpiān 〖poem〗∶诗的总称 这些诗篇充满了革命激情 〖epic〗∶比喻类似史诗的事物 我们时代的壮丽诗篇 也比喻富有意义的故事、文章等 光辉的诗篇 诗琴shīqín 〖lute〗源自东方有大梨形琴身和带品的指板、有六到十三对琴弦、用置于琴头中的弦轴调音的弹拨乐器 诗情画意shīqíng-huàyì 〖idyllic〗形容自然景色很美,好像诗、画中的境界 我们来到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顿觉心旷神怡 诗趣shīqù 〖interestandcharm〗诗的意趣 富于诗趣 诗人shīrén 〖poet〗作诗的名人 生来就是一个诗人,不是造就出来的 诗圣shīshèng 〖bepoetofhighattainments〗造诣极高的诗人。
如杜甫 诗史shīshǐ 〖historyofpoetry〗∶诗歌发展的历史 〖poetryofhistoricsignificance〗∶指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如杜甫的诗歌 诗书Shī-Shū 〖theBookofSangsandtheBookofHistory〗∶指《诗经》和《尚书》 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
——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boks;literatures;works〗∶泛指一般书籍、诗文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漫卷诗书喜欲狂。
——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诗坛shītán 〖poetryworld〗诗歌界 诗坛盛会 诗仙shīxiān 〖fairypoet〗才情高超、气韵飘逸的诗人,如称唐代诗人李白为“诗仙” 诗兴shīxìng 〖pegasus;poeticinspiration〗做诗的兴致 诗兴大发 这种奇景,古时候的文人墨客看到了,往往忍不住诗兴大发。
——《海市》 诗意shīyì 〖poeticqualityorflavour〗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 富有诗意 诗余shīyú 〖verse〗诗词中词的别称,因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而得名 诗韵shīyùn 〖rhyme(inpoetry)〗∶做诗所押的韵 〖rhymingdictionary〗∶做诗所依据的韵书,一般指《平水韵》 诗章shīzhāng 〖poem〗诗篇 诗作shīzuò 〖poeticworks〗诗歌作品 诗（诗）shī 文学体栽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诗歌。
诗话（a．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b．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
诗集。
诗剧。
诗篇。
诗人。
诗章。
诗史。
吟诗。
中国古书名，《诗经》的简称。
笔顺编号：45121124 诗是一种文学体裁，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现象来高度集中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成为歌。
诗学关于诗，就像美学关于美一样，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如果你问一位诗学家“什么是诗”，就像你问一位美学家“什么是美”一样，是难以得到你满意的回答的。
诗之所以难于定义，大概因为“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1〕，而且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当诗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时，“什么是诗”就显得更为纷纭复杂了。
海德格尔就不满于“把诗归入文学”，对“诗必在文学之中谋得其存在形式”〔2〕不以为然。
这不免是偏颇之论。
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当然应该属于文学，文学包括诗、散文和小说等，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不过，这里所谓的诗，只是狭义的诗。
还有一种广义的诗。
广义的诗就不再属于文学，不再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了。
当我们把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混乱，诗的定义就开始明晰了。
广义的诗 广义的诗，是一切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通称，是自然美、艺术美和人生美的代名词，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的灵魂逃逸现实后的栖息方式。
作为艺术的通称，我们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诗：音乐是在时间坐标上流动的诗，绘画、雕塑是二维或三维空间里的具象的诗，建筑是对空间进行格式化的诗〔3〕，舞蹈是人的形体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一同展开的诗，散文、小说是无韵的诗（试读《庄子》和《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文艺理论，是艺术哲学。
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
世界几大宗教的经典文献如《圣经》、《古兰经》及佛教经典，也不妨说都是诗。
作为自然美的代名词，蓝天白云是诗，山水田园是诗，莺歌燕舞是诗，桃红柳绿是诗，海上明月是诗，大漠孤烟是诗，枯藤老树昏鸦是诗，小桥流水人家是诗，东南西北是诗，春夏秋冬是诗，天籁是诗，人体也是诗…… 作为艺术美的代名词，旋律是诗，色彩是诗，线条是诗，结构是诗，雄浑激越是诗，轻灵优雅是诗，壮丽崇高是诗，恬静闲适也是诗…… 作为人生美的代名词，青春是诗，爱情是诗，事业是诗，理想是诗，天真是诗，智慧是诗，守望是诗，淡泊是诗，入世出世皆可为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 诗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人类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宗白华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主要有哪些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