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
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
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
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
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
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
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
“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
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
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
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
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
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
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
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
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
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
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
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
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
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
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
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
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
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
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
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
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
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
《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
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
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
”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
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
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
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
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
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
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
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
”《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
《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
《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
《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
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
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
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
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
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
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
”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
”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
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
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
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
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
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
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
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
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
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
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
”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
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
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
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
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
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
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
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
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
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
”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
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
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
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
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
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
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
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
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
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
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
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
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
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
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
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
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
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
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
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
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
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
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
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
”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
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
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
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
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
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
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
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
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
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
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怎么写读后感
不能太懒，自己想
怎样写好读后感
敬请尚赏：先念清楚，了解文章的主题，围绕文章中心，适当修辞。
你会写出读后感，是你看完的领悟，把你学到的东西写进读后感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说到中国的近代史，人们免不了要讨论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先打破清朝闭关锁国局面，使中国由闭关逐步走向开放，走向近代化。
而定海保卫战作为鸦片战争的重要战场其地位不言而喻，定海战役是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的大规模战争，也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败仗。
我也借着这次契机，踏上了去舟山竹山公园（2001年为了扩大知名度，改名为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的路，爬上山顶，去瞻仰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
与父亲早早的约好了，趁着清明佳节回家的空档来到了竹山公园。
这是个安谧的公园，平日里总会有一帮老人相约了来到公园，或谈天或互相切磋歌艺，拉着二胡，唱着小曲，十分惬意。
清晨的时候也会有成群的人们爬上山锻炼身体。
而在这座山的顶部就屹立着定海三总兵的人像，以及此次的目的地——定海鸦片战争纪念馆。
竹山公园位于定海城区晓峰岭隧道上，占地12公顷，1997年6月建成。
公园为纪念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而设立，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4800名清军将士奋勇抗击英军入侵定海，前仆后继，大部壮烈殉国，击毙英军410余名，竹山就是当年主战场之一。
走到大门口，“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赫然引入眼帘，想到马上就要爬上山，瞻仰先人，不禁热血沸腾。
未至山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忠烈齐仰”四个字。
这里便是“百将题碑”碑林，一座座墓碑依次排列在那儿，以前也晓得这是烈士的墓，但是也未曾详细考究。
在爸爸的提点下，才知道这里镌刻张震、迟浩田等30余位将军题词手迹。
如此多的将军题字，足以见得英雄对英雄的敬重之情，我也不禁肃然起敬。
沿着林荫小道，踏着一块块大石头铺成的阶梯，着实有点吃力，毕竟这阶梯确实有点陡。
或许是我们去的太晚，只见着一拨拨的人往下赶，少有人和我们一同往上。
登山的不仅仅是锻炼身体的人，还有一些是跟着旅游团来参观的人，看来鸦片战争纪念馆的魅力还是不少的，毕竟这是一次具有多么重要意义的一次战争。
或许太久没有锻炼了吧，爬到一半就开始气喘吁吁了，脑子里也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要不回去算了，但是这个念头马上就被我打消了。
今天我要见得是一个个英雄，一个个烈士。
那几千个将士，为了守卫自己的家园，他们顶着各种压力，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没有他们，或许就没有定海保卫战的胜利，或许就没有这个令我骄傲的定海。
行至半山腰，就是远远的看见了伫立在山顶的三根柱子，那三根柱子笔直的挺立在那，大概就象征了当年的定海三总兵吧。
那么的正义凛然，眺望着定海城。
拼着一股脑儿的劲儿，终于是爬上了山顶。
或许是因为知道我们要来，天气阴阴的，或许是老天也想趁着清明节，缅怀各位先人。
总算是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
鸦片战争纪念馆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
展厅分国耻篇、抗争篇和回归篇3大部分，陈列140多幅历史照片、20多幅展现当年场景的美术作品，以及数十件模型、武器、旗帜和服装等实物。
展厅正中为大型定海第二次保卫战沙盘，两翼各摆设逼真的战船模型，加上陈列的古铁炮，全面展示了舟山军民奋勇抗英的历史画卷。
展馆设计精致，形象直观，是浙江省第一家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纪念馆。
我和爸爸仔细的观摩了各种古物，不禁感慨，当时作战的激烈，以及舟山军民的勇敢。
近年来，随着对定海保卫战的深入研究，有许多新的说法出现。
据舟山收集的史料表明，第二次定海保卫战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
汪浙成在《竹山门》中描述，第二次定海战役从1841年9月26日到10月1日，经历了六天六夜。
前5日，英军每次进攻都铩羽而归。
而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英军的劣势下，仍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血战六昼夜的定海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交火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殉国，麾下5800名守军无一变节投降。
将士捐躯、忠魂昭昭。
至今竹山门上，仍然到处是一座座阵亡的无名将士合葬墓”。
老说法则认为鸦片战争期间共发生10多次战役、战斗，有些史料认为镇江战役是其中战斗最激烈、中英双方伤亡最重的战役。
“……至英军死伤者则特多，为鸦片全战中所未有，……共死37人，伤128人，失踪3人”。
（姚微元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鸦片战争史实考》） 还有各种类似于定海抗英早于三元里，英军侵犯舟山蓄谋已久等新的说法出现。
2006年舟山举办的“鸦片战争与定海”学术论坛也是吸引了众多专家。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舟山人民的英勇，以及定海保卫战在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参观完博物馆，我们沿着小径又来到了另一侧，那里有着三总兵的浮雕：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面对生死他们义无反顾。
人们在三总兵前谈笑，留影，或许这种安逸的生活才是回报他们的最好方法。
后言：结束了今天的参观，我在三总兵纪念雕塑前凝视和沉思良久，我在心里默默的念叨，中华民族终于站起了。
现在在舟山有着全国举足轻重的东海舰队，守卫着我国的东大门，舟山再也不会被侵占，也绝不容许侵占。
你们鲜血不会白流。
驻足片刻，我便与父亲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了山……
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有什么收获或意义
学名著：亚里士多《政治学》柏拉图：想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拉斯维尔：《政治学》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穆勒：《代议制政府》穆勒：《论自由》汉米尔顿：《联邦党人文集》边沁：《政府片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柏克：《法国革命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及其起源》政治学类教科书：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
《红星照耀中国》第十章读后感不少于200字。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
作为一名西方记者, 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
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
并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
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
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
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更是让我对当时的人民、红军、等等都有了崭新的可谓是颠覆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
”；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
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
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
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
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
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
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
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
”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
”。
同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
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
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
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
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
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
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
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
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学术理论中都有那些错误?
没有最完美的理论，只有更完美的理论
所以，批判错和对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说谁更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