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舍小品 谈话的艺术 读后感
《雅舍小品》读后感 雅舍小品》今年暑假，我读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虽说是读，其实就是 听，因为我的眼睛散瞳了，看不清，但就是这样，我才有机会用耳朵 听到了这么美的散文。
《雅舍小品》每一篇都很美，里面有描写台北故居、写雅舍、时 间即生命……但最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雅舍》 。
雅舍，是作者的故居。
它修建在山上，从房子到山下的大路有二 十几公里，如果有客人来，要爬七八十层土台阶，再走过一段上坡 路才到雅舍。
雅舍不大，共六间，作者只占了两间。
因为房子是 依着山势修的，就形成了一个超好玩的现象。
早晨起来从书房到 厨房是上坡，吃完饭从厨房到客厅是下坡。
房子是用来挡风避雨 的，可雅舍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
不能遮风是因为窗上没有 糊纸，不能挡雨是因为房顶上的瓦片有许多小细缝。
虽然雅舍尽 不到房屋的责任，但作者认为“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 就可爱 。
雅舍给了作者灵感和快乐，雅舍前面是金灿灿的稻田。
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 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土山坡。
这么美好的景色，作者怎么会不 喜欢呢
读了《雅舍小品》 ，我真正认识到了语言的美。
当我读到一些 词句的时候就感觉深处作者描写的那个地方，比如有一篇叫《鸟》 的散文，里面描写了各式各样的鸟，当作者在描写这些鸟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身临其景的感觉。
我不仅体会到了语言的美还懂得了 要珍惜时间。
我在《时间即生命》学到“不要浪费时间，浪费时 间等于浪费生命， 年轻的时候要学习， 不然到了老就会有所遗憾。
” 这本书用它独特的方法让我受益终身。
《雅舍小品》读后感 初二十班 郭瑞琳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一部《雅舍》小品又 让他成为一位小品文大师。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梁实秋在大陆始终不如他在台 湾和东南亚那样尽人皆知，对于他的了解实在有很多不足。
梁实秋生于北京的官宦之家，青年时留学美国的经历磨练了他，造就了他全 球性的文学视野。
在美国时他就筹划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他的翻译成果也 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梁实秋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积极参与社会 政治，却屡屡受挫。
因而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刻意回避社会政治，潜心撰 写闲适、幽默的《雅舍小品》 。
自从 1940 年《雅舍小品》第一篇发表以后， 《雅 舍小品》共发行了 50 多版，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里程碑式任务。
阅读这样 一部小品文集子，更可以读出梁实秋对待文学，对待人生的态度。
《雅舍小品》的闲适性还表现为自得其乐、自我排解的雅趣。
就创作心态而 言，他的小品文都是在一种超脱自然无所顾忌的心态下创作出的，常以超功利的 审美观观赏人生的方方面面。
除了有意回避尖锐性题材之外，日常所见所闻，无 论大小雅俗，他都信手拈来，虚怀静观，努力保持悠游自得的审美心态，潜心营 造闲适自足的艺术世界，以求愉悦性情、调剂人生，使生活展现出原有的艺术情 味，使人们善于观赏日常生活。
《雅舍小品》的开篇之作《雅舍》就显示了这种 随遇而安、优雅恬适的人生情调。
在他的笔下，雅舍不仅月夜清幽、细雨蒙蒙、 远离尘嚣，令人心旷神怡，就是“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若滴漏”之景观也 别有风味，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正是梁实秋希望告诉读者的，作者仿佛从雅 舍中看到了人生，人生不就是在无数不如意、挫折和很少的满足中度过的吗。
另外，《雅舍小品》的闲适魅力，还表现在语言上，简单本色的语言，实际 上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这是深厚功底和造诣的表现。
在文章内容上，梁实秋运 用了一种独到的处理方法和表现方法，也就是对迫切、重要、与人生紧密相关的 种种问题作静化、淡化、内化、深化的处理。
可以说，《雅舍小品》的闲适之主 要特色是“平淡化”。
这是一种表面不动声色的包容深含。
具体说，平淡的处理 方法一指情感的平淡化方法，二指议论的平淡化方法。
从《雅舍小品》我们可以 看到， 梁实秋让感情深藏不露， 克制抒发， 绝不宣泄， 让喜怒哀乐流露但不暴露， 尽量保持住一种绅士的尊严和风度。
比如《又逢癸亥》一文，六十个甲子弹指一 挥间，作者仿佛回到 60 年前的清华校园，当年种种在平淡的语气中娓娓道来， 不见抒情的字词，但对那段年华的回忆让人动容， “癸亥级友在台北的最多时有 十五人，常轮流作东宴集，曾几何时，一个个的凋零了
现只剩辛文锜（卧病中） 和我二人而已。
不在台北的，有孙立人在台中，吴卓在美国。
现在又逢癸亥，欲 重聚话旧而不可得，何况举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华”只在想像中耳!”这最 后一段看似慷慨实则包含了深深的无奈。
梁实秋小品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来自于他的幽默。
他将幽默与讽刺结合在一 起，往往用于对人性恶的讽刺。
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俯视对象，获得对对象进行谐 笑和批判的“硬性幽默”。
如《脸谱》，写傲下媚上的“帘子脸”，“对下属道 貌岸然，或是面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 像一面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 立刻缩短，再往龙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变成曲线”这里 用了漫画的写法，把矛盾之处以夸张的形式凸现出来，以显示其荒谬性，的确有 入木三分之效。
梁实秋的幽默还受其超然、闲适的佛道审美意识影响耳带有“游心于物外， 不为世俗所累”的士大夫情调和绅士风度，这常体现于对自己的生活事业进行回 顾和批判之时。
他用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观照自己的人生历程，心境冲淡，笔调闲 适，文字间暗藏一丝淡远的微笑和自嘲。
如《讲价》一文， “这一套讲价的秘诀， 知易行难，所以我始终未能用。
我怕费功夫我怕伤和气，如果我粗脖子红脸，我 身体受伤，如果他粗脖子红脸，我精神上难过，我聊以自嘲的方法是记起郑板桥 爱写的那四个字：‘难得糊涂’”。
读梁实秋的小品文， 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每篇文章字数都不多， 但字字珠玑， 没有华丽语言带来的刺激感，一切都是娓娓道来，平淡中给人无比的震撼。
尤其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梁闲适的人生观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清新的文字能 让人静心沉淀自己。
《雅舍小品》读后感 初二十班 郭瑞琳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一部《雅舍》小品又 让他成为一位小品文大师。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梁实秋在大陆始终不如他在台 湾和东南亚那样尽人皆知，对于他的了解实在有很多不足。
梁实秋生于北京的官宦之家，青年时留学美国的经历磨练了他，造就了他全 球性的文学视野。
在美国时他就筹划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他的翻译成果也 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梁实秋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积极参与社会 政治，却屡屡受挫。
因而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刻意回避社会政治，潜心撰 写闲适、幽默的《雅舍小品》 。
自从 1940 年《雅舍小品》第一篇发表以后， 《雅 舍小品》共发行了 50 多版，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里程碑式任务。
阅读这样 一部小品文集子，更可以读出梁实秋对待文学，对待人生的态度。
《雅舍小品》的闲适性还表现为自得其乐、自我排解的雅趣。
就创作心态而 言，他的小品文都是在一种超脱自然无所顾忌的心态下创作出的，常以超功利的 审美观观赏人生的方方面面。
除了有意回避尖锐性题材之外，日常所见所闻，无 论大小雅俗，他都信手拈来，虚怀静观，努力保持悠游自得的审美心态，潜心营 造闲适自足的艺术世界，以求愉悦性情、调剂人生，使生活展现出原有的艺术情 味，使人们善于观赏日常生活。
《雅舍小品》的开篇之作《雅舍》就显示了这种 随遇而安、优雅恬适的人生情调。
在他的笔下，雅舍不仅月夜清幽、细雨蒙蒙、 远离尘嚣，令人心旷神怡，就是“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若滴漏”之景观也 别有风味，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正是梁实秋希望告诉读者的，作者仿佛从雅 舍中看到了人生，人生不就是在无数不如意、挫折和很少的满足中度过的吗。
另外，《雅舍小品》的闲适魅力，还表现在语言上，简单本色的语言，实际 上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这是深厚功底和造诣的表现。
在文章内容上，梁实秋运 用了一种独到的处理方法和表现方法，也就是对迫切、重要、与人生紧密相关的 种种问题作静化、淡化、内化、深化的处理。
可以说，《雅舍小品》的闲适之主 要特色是“平淡化”。
这是一种表面不动声色的包容深含。
具体说，平淡的处理 方法一指情感的平淡化方法，二指议论的平淡化方法。
从《雅舍小品》我们可以 看到， 梁实秋让感情深藏不露， 克制抒发， 绝不宣泄， 让喜怒哀乐流露但不暴露， 尽量保持住一种绅士的尊严和风度。
比如《又逢癸亥》一文，六十个甲子弹指一 挥间，作者仿佛回到 60 年前的清华校园，当年种种在平淡的语气中娓娓道来， 不见抒情的字词，但对那段年华的回忆让人动容， “癸亥级友在台北的最多时有 十五人，常轮流作东宴集，曾几何时，一个个的凋零了
现只剩辛文锜（卧病中） 和我二人而已。
不在台北的，有孙立人在台中，吴卓在美国。
现在又逢癸亥，欲 重聚话旧而不可得，何况举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华”只在想像中耳!”这最 后一段看似慷慨实则包含了深深的无奈。
梁实秋小品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来自于他的幽默。
他将幽默与讽刺结合在一 起，往往用于对人性恶的讽刺。
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俯视对象，获得对对象进行谐 笑和批判的“硬性幽默”。
如《脸谱》，写傲下媚上的“帘子脸”，“对下属道 貌岸然，或是面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 像一面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 立刻缩短，再往龙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变成曲线”这里 用了漫画的写法，把矛盾之处以夸张的形式凸现出来，以显示其荒谬性，的确有 入木三分之效。
梁实秋的幽默还受其超然、闲适的佛道审美意识影响耳带有“游心于物外， 不为世俗所累”的士大夫情调和绅士风度，这常体现于对自己的生活事业进行回 顾和批判之时。
他用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观照自己的人生历程，心境冲淡，笔调闲 适，文字间暗藏一丝淡远的微笑和自嘲。
如《讲价》一文， “这一套讲价的秘诀， 知易行难，所以我始终未能用。
我怕费功夫我怕伤和气，如果我粗脖子红脸，我 身体受伤，如果他粗脖子红脸，我精神上难过，我聊以自嘲的方法是记起郑板桥 爱写的那四个字：‘难得糊涂’”。
读梁实秋的小品文， 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每篇文章字数都不多， 但字字珠玑， 没有华丽语言带来的刺激感，一切都是娓娓道来，平淡中给人无比的震撼。
尤其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梁闲适的人生观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清新的文字能 让人静心沉淀自己。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
1 沁园春长沙 读后感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悲秋。
翻阅毛主席诗词，觉得对秋天似乎情有独钟，大约是因为秋天寥廓、苍凉、大气，与战士的胸襟和英雄的气概较为吻合。
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就是一首秋的赞歌，自由的赞歌，风华少年的赞歌。
毛主席赞美的秋天，是一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秋天，“山”“林”“江”“舸”“鹰”“鱼”这大自然中的“万类”，均在这“霜天”中“竞自由”，逍遥自在，得其所哉。
“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
他们却没有自由
于是诗人为之“怅寥廓”，在这“寥廓”的秋天，诗人的惆怅像秋天一样“寥廓”，面对自由的“万类”和不自由的人类，不禁像“天问”的屈原一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屈原“天问”时，等待“天”的回答。
而诗人设问时，答案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他们这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将唤起民众来主宰沉浮。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不甚明朗，所以诗人“怅寥廓”。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诗词的开卷之作怎么没提国家和人民
其实，那“问苍茫大地”，不就是问我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吗
诗人因不能“竞自由”而为之“怅寥廓”的，不就是我那不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吗
诗人爱国、忧国、报国的情结，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和历代慷慨悲歌的青少年诗人是一脉相承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再回到那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吧，他们是诗人的好友，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们将为中华民族“竞自由”，为苍茫大地“主沉浮”
“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一句是很有兴味的。
历代青少年诗人，大多以“万户侯”为目标。
爱国诗人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南宋杰出词人刘克庄醉后仍感叹“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表示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该词是各方一致赞誉的，其艺术成就多有论述，下面讲一点独特感受。
当我们品味该词时，最初会觉得，从“独立寒秋”至“鱼翔浅底”是一幅湘江秋色图，一位青年在湘江边欣赏秋光，一切仿佛是静止的，凝固的，青年仿佛千百年前就站在那里了。
他是谁
在想些什么
他是被贬长沙的贾谊
在这“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的湘江凭吊屈原
想象的时空是无限的。
而“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如奇峰突起，使上述一切都动了起来，活了起来，那看似千年凝固的“万类”和“霜天”，原来并没有凝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天上地下，它们都在“竞自由”
动静切换是这样的自如，动静反差是如此强烈，而这一切都由那看似信手拈来的“竞自由”三个字完成了，说是“神来之笔”当不为过吧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柳永的《望海潮》。
其上阕铺陈“钱塘自古繁华”，下阕描绘了一幅西湖秋色图：“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
”随后是“千骑拥高牙”的达官出游图。
最后归结为“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虽有人物动作，但只是静态写生，词句华丽却缺少灵魂。
好一个“竞自由”，它浓缩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物竞天择，自由平等正是那个时代的追求。
在全词中，这三个字不仅完成了动静切换，而且承接了由“万类”到人类的转换。
随后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把全词推向高潮。
如果说上阕动静有度，则下阕就是张弛有致了。
前边的许多句子，初看不过是记述少年游冶之事，是浪漫的，轻松的，悠闲的。
“曾记否”三字如猿臂舒展，随后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是弯弓如满月了。
回头再读前边那些看似随意的句子，则顿时充满了张力，那是风华少年为人类“竞自由”的英勇斗争。
在这里，只需举出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就足够了。
融豪放和婉约于一体，是该词的一大艺术特色。
如果只看静态，该词堪称婉约大师的杰作。
静观的“湘江秋色图”，想必不会逊色于柳永的“钱塘秋色图”吧。
而的“湘江秋色图”一旦动了起来，柳永恐难望其项背了吧
写到这里，顺便看看辛弃疾一首著名的词《水龙吟》，也是写秋天的。
开头是“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随即笔锋一转，写青山“献愁供恨”，继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悲叹 “无人会，登临意”，最后是杜鹃啼血，“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烈士悲秋，惟此为最，令人不忍卒读。
婉约派指该词过于直露，但词人国恨未雪，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恐怕很难含蓄了。
稼轩词豪而含悲，豪而含恨；词则豪气干云，豪情贯日，盖时代和际遇使然。
秋的赞歌，自由的赞歌，风华少年的赞歌。
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是灵魂，秋天的万物因“竞自由”而充满生机，风华少年因“竞自由”，为自由奋斗而英气勃发。
《沁园春·长沙》是诗人毛 泽 东 的开卷之作，实际上是诗人改造旧世界的宣言书，但诗人寓动于静，寓张于驰，其锋藏而不露，其势引而不发，其词雅而不激。
诚如古人所言，引而不发，跃如也。
描写“乡村田园生活美好”的诗句有哪些
依我的分析春，第一联好雨知时节，当春生，不管是从字面上的来理解还是从当时的意境析，春雨体贴人意，知晓时节，在人们急需的时候飘然而至，催发生机。
这跟“春江水暖鸭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处。
希望能被采纳
谢谢。
急求鲁迅呐喊的每篇的内容梗概，精彩描写，读后感（每篇共要100——200字）
1）《药》的梗概： 老栓的儿子得了肺痨，现在话就是肺结核，那个时代里是治不好的绝症，当时人们流传人血馒头可以治好，所以老栓花了大钱买下了从判党（共产党）斩首时染好的血馒头，回去蒸给小栓吃，可惜他的努力只起到了安慰作用，小栓最终还是死了．和他的坟临近的地方是那个被斩首的革命党（夏家的小儿子）的墓，他的墓上有一圈鲜艳的小花，但小栓的却什么也没有…… 《药》是一个比喻。
救国的重任，在鲁迅看来，绝不是小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所能胜任的。
因为其脱离工农的固有缺陷，使他们在国家政治力量对比中始终软弱无力。
尽管那些内心有着真诚的为救国不惜付出生命的热情的人，到死也得不到普通群众的理解，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最终为国捐躯，身首异处，自己的鲜血却被没觉悟的老百姓当作治肺痨的迷信药物吃掉。
《药》的明线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
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孤寂。
作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众身上的弱点。
并且不是一般的揭示，而是把这种弱点和革命、革命者联结起来，更加深刻地加以揭示。
诚然夏瑜是孤寂和悲哀的，但作者并没有剖析他这孤寂和悲哀的主观原因，比如“脱离群众”之类，而是着重在揭示造成这种悲哀和孤寂的客观原因。
就在剖析客观原因的时候，作者也不是着重在揭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狡猾，而是侧重描绘群众的麻木和愚昧。
这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哀和孤寂是因为深味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之故。
鲁迅曾经与友人谈及这篇作品，他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我们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如果需要我们做出概括的话，《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昧，他们对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甚至敌视革命。
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他们从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革命的成功就没有希望。
2）《狂人日记》的梗概： 《狂人日记》一书共有四十小节，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讲述一个小伙子患了精神病时写的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是《呐喊》的初篇。
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柔和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 “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
他认定现在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
他半夜察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吃人”的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
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弊害”何在
乃在“吃人”。
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3）《鸭的喜剧》的梗概： 《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作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本篇即以此为素材，作品结构简单明了，但内容丰富深广。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爱罗先珂对世界充满爱心，那是一种趋势博大的爱，他爱一切生物，爱充满活力的生命，爱欢乐的世界，但世界并非尽如人意的。
作者通过鸭的喜剧——也就是由蝌蚪的悲剧，提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的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者的思想。
本篇在写作上有散文化特色，情节性不强，但语言朴实、亲切、雅致、别有一翻韵味。
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
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
当他从孩子口中得知“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
小鸭固然可爱，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先珂的蝌蚪。
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
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文章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鲁迅先生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是十分精辟的，他把北京比喻成“沙漠”，从中体现出北京的安静、干燥等特点。
文中鲁迅写到的小鸭形象，虽然不过一、两句话，但十分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小鸭可爱的样子。
而文章的最后两节，总觉得有些凄凉：景在，人已不在。
真有点可惜了，如此可爱美丽的景色，竟无人欣赏，是不是有些可惜了呢
4）《端午节》的梗概 《端午节》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方玄绰的形象。
方弦绰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
” 从他的身份地位上看，他不仅厕身于高等学府，喜欢发发奇谈怪论，而且又混迹于官场，扭扭捏捏地做个政府的小官。
这个知识分子加官僚的身份，使他说话做事充满矛盾，——“索薪”事件，更是使他不尴不尬，左支右绌，颜面尽失。
从他的文化角色上看，他表面上是新式文人，天天捧着《尝试集》咿咿唔唔。
但骨子里浅薄、市侩，在家里是坐吃等伺候的“家长”，在社会上是袖手旁观，静观待变的“看客”，是个披着新衣的旧式文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采用的是轻松、幽默的讽刺笔调。
通过描写方玄绰的行为、语言和心理，塑造的是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形象。
而在中国的传统里,屈原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屈原的。
用端午节作题目，更加讽刺了主人公的浅薄和市侩。
5）《故乡》的梗概 《故乡》写于1921年，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大多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的30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
作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
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故乡》中有我们所熟知的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形象对比，少年闰土活泼可爱，机灵能干，中年闰土则麻木、畏缩，反映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深刻影响，还有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形象，由一个美丽的女子变为一个庸俗、自私、刻薄的人，这不仅是作者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深刻的思考，也是对统治中国农民的思想的历史文化的不满，所以要“逃异地，走异路，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有新的生活。
6）《孔乙己》的梗概 孔乙己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
他苦读半生，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掉了年华，落到即将求乞的境地。
他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在人们面前显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
只有当人们触到他灵魂深处的疮疤：“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才立刻颓唐不安。
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他和一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一样，养成懒惰的恶习，不会营生。
为生计，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
即使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他还要用手慢慢地走到酒店去喝酒。
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孔乙己却能在瞒和骗中偷生，自欺欺人，以别人难懂的之乎者也为自己遮丑，显示自己的学问，并以腿是“跌断”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封建科举制度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和灵魂，然而他麻木不仁，至死不悟，始终不明白自己穷困落魄终生的原因。
这正是他性格中最可悲的东西。
作者用无情嘲讽的笔触，通过对孔乙己思想性格的刻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制a度。
然而，作者在批判他的封建意识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心，特别是写到他教“我”识字，给孩子分茴香豆，从不拖欠等情节，一再表现了他心地善良，从而更激起读者对迫害他的封建制度的愤恨。
7）《阿q正传》的梗概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
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
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
”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
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小说更深刻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历史根源，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8）《兔和猫》的梗概 《兔和猫》这篇小说带有寓言的色彩，作者以小动物兔和猫为对象，抒发了自己的爱憎之情。
作者同情新生弱小的兔子，憎恶大黑猫的凶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表黑暗势力的大黑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
作者以极强的观察力，传神的笔致把白兔的外形、动作、神态描绘的栩栩如生，语言生动准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9）《社戏》的梗概 名为《社戏》，小说并未直接写“我”小时所看的社戏，开头记述的却是“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历。
那两次戏，都没看好，反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沉闷、世故、污浊，这适与“我”少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真率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
鲁迅心中的故乡实有两个，一是《故乡》中所描绘的现实中的故乡，一是《社戏》中所展现的理想中的故乡，他常常是以理想中故乡的完美来反衬现实中故乡的残破。
《社戏》没有正面描写农村的苦难，但对理想中故乡的讴歌，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
《社戏》可说正是对于故乡之梦的具体描绘，蕴含其中的是对故乡的一腔挚爱。
故乡之美好，最分明地在生活其中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人的健康成长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显示。
人之中，重要的又是小孩，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未来。
鲁迅一直深切关注儿童的成长，在《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在对故乡极度失望的《故乡》中，他也是从少年闰土身上看到了故乡之美好，由儿童身上重新看到了希望。
对于后代，鲁迅作为长辈的心愿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0）《风波》的梗概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里,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 小说描写1917所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状态的无特操的国民性的弱点.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 11）《头发的故事》的梗概 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组织故事,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小说创作过程中也采用了虚构艺术,通过虚构的假,达到艺术上的真.叙述和人物语言也精炼传神,富于美感力量 12）《明天》的梗概 《明天》中通过单四嫂子这个就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的展示，批判了封建男权思想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戕害，痛斥了以蓝皮阿五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农民的愚昧麻木和不觉醒的精神状态，鲁迅对他们则带有深深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13）《白光》的梗概 《白光》塑造的则是在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 在《白光》中,陈世成一心想升官发财,但连续16回的落第,粉碎了他的升 官梦,勾起了他的发财欲望.在幻觉中,银子发着白光,左转右拐地把他从 家引到山里.他怔怔忡忡的追逐白光,最后溺死湖中. 这篇文章有意写得阴森恐怖是为了批判当时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揭露不中第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 14）《一件小事》的梗概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先生把一位平凡的人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车夫写的那样的光辉伟大，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鲁迅先生有急事鼓了一辆车去S门，但路上，人力车的车把碰到了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妇人，当时，鲁迅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她并没有受伤，于是，挥挥手让车夫快些走，但车夫却完全不理会鲁迅先生，而是“傻傻的”跑过去把老妇人扶起来，并关切的问她的伤势，再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检查，当时，鲁迅先生看着车夫的背影，心里觉得他不再低微，而是变得伟大起来，而鲁迅先生觉得自己又是那样的渺小，心里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
《一件小事》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内容警策深邃。
在歌颂下层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同时，还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表现出真诚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新思想。
在五四运动时期能有如此认识是很不寻常的，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艺术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与美学中的其它重大问题一样，美的分类，也是美学史上一直没有规范解决的问题。
我国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是根据审美对象自身性质的分类，如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形式美等等。
这种分类，其最大缺陷是把“美”的分类变成对“美的事物”的机械归类，没有也无法揭示美自身的不同生成特征和规律，因而，也无助于对客观美的认识、分析与把握。
这与传统美学对美的性质的机械理解相关。
从系统美学角度讲，美是不能脱离审美关系系统①而独立存在的，美只是审美关系中客体的系统质。
在现实中，离开特定审美对应关系和审美主体，离开特定审美距离和审美环境，客体便无所谓美或不美；美决不是客体固有的自然质或社会功能质。
因此，美的分类是不能脱离开审美系统的。
当然，如果我们根据科学抽象原则，设定人类类主体为审美主体，同时将审美系统的诸要素－－审美距离和环境等等“悬置”，客体或客体因素②的审美价值或美依然是可以相对确定，并进行分析研究和分类把握的。
但显然，这种抽象的美的分类，决不是依据客体自身的特征与性质，而是依据审美关系生成的性质。
③据此，我将美划分为，前文化美，文化美与复合美三大类。
笔者认为这一新的分类方式既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规范，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学和艺术现象认识的深化。
一 审美系统中的主体是人，而人的生命从属于“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④人的生命本质的这种两重性，使审美关系的生成也分为性质不同的两大类，即前文化审美关系与文化审美关系。
所谓前文化审美关系，就是客体因对主体之物理、生理、心理结构或需求的同构或满足而建立起的审美关系；所谓文化审美关系，就是因客体所包含文化社会价值因素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和肯定而建立起的审美关系。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类审美因素共存于现实审美关系中，因此，又形成第三类，即复合审美关系。
这三类审美关系所生成的便是前文化美、文化美与复合美。
所谓文化美，也就是传统美学所讨论的美，即由“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生成的美，所物化和表现在客体身上的文化审美价值。
文化审美关系发生于人类与动物相揖别的漫长进化过程中，生成于人类类意识、类自觉的形成和体现类自觉的自由创造－－“劳动”的过程中；文化审美既伴随人类类本质生成而生成，又体现着人类的文化特征。
动物能本能地趋利避害，建巢筑穴，但却不能像人类那样，顺势利导，化害为利，能动地为自己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环境，因此，动物没有“文化”，也不会对客体内含的“文化”有任何兴趣－－甘肃的“阳关”遗址，甚至连鸟儿也不愿栖息。
但对人类来说，先民们艰苦创造的文化遗痕，是自然界、动物界任何精妙建构所不可比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存在。
这便是“阳关”文化魅力之所在－－它所凝聚的是中华文明沉积千百年的历史，它所唤醒的是中国文人代代承传的思古怀古情结。
文化审美是人类的“专利”，也是审美的本质构成。
所谓前文化美，系指客体因满足主体潜能本能需求而获得的审美价值。
当然，这种前文化美的获得，只能是在人类审美系统整体生成存在的条件下。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仅仅停留在物理、生理、心理水平上，并不存在主客体关系或审美关系，而只有动物与自然的适应关系。
动物与自然是直接同一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对象性的关系、更不存在享受性体验自己潜能、本能的“审美关系”。
蝶恋花肯定不是审美；一只母猴喜欢上另一只公猴，当然也不是审美。
但人类在从消极适应自然到能动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一面不断改造自身的感官结构，生成“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一面丰富发展自身的感觉，使之“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⑤从而将人的本能潜能需求从被动性、适应性动物水平提升到能动性、主动性人的水平，并伴随着肯定自身本质力量的文化审美关系的生成而获得审美性质，使前文化动物性适应关系成为人类审美系统的构成部分。
⑥因此，同样是对色彩和花的喜爱，人恋花成为高雅的审美活动；虽然是与猴子“同宗”，人对异性的关系便具有了审美意义，甚至如学者瓦西列夫所比喻的，人类性本能是为绚丽多彩的美提供无形琼浆的生命之根。
⑦ 这里，所体现出的正是系统整体性原则：在系统整体生成之前，构成元素或子系统本身并不能获得系统属性；但在系统生成之后，系统之元素或子系统则作为系统的构成部分而获得系统属性。
因此，尽管从生物自然发生史角度讲，人类前文化关系生成在前，文化关系生成在前，但从人类文化发生史角度讲，则是文化审美关系发生之后，前文化审美关系才得以存在，因为只有文化审美生成才意味着人类审美系统的建立，前文化审美关系才能作为人类审美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相对独立地存在。
二 传统美学之所以没有划分前文化审美与文化审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在表面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是一种主客体对应关系结构。
一个人欣赏一朵花同另一个人欣赏一把石斧，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
但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这两种审美关系中的主、客体因素及其相互结构动因是有着显著差异的。
在前文化审美中，审美关系是由客体，譬如“花”的形象形式刺激主体生理心理机制，满足主体潜能或本能需求而建立的。
某个个体能否与某个客体建立前文化审美关系，完全取决于主体生理心理机制是否健全、取决于客体形象形式能否吸引或激起主体好感。
设若主体生理心理机能残缺，比如色盲耳聋，那么，任何绚丽的花朵、和谐的旋律对他都没有美的魅力；设若客体形象丑陋结构失衡，比如瞎眼跛腿，那么，它对任何健全的主体也不会产生美的魅力。
在这种纯粹前文化审美关系中，任何美的理性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人们交口赞美，色盲的人对花也无动于衷；即便某位盲公品格超众，他的外在形象也无法使人赞美。
这表明，在前文化审美中，人类之所以对客体产生不同的好恶选择和美丑感觉，其内在生理心理机制只能从人类的动物进化史中去寻找；人类前文化审美能力并不需文化修养或审美教育而获得，其相应的美感与动物性的快感生成机制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一般说来，纯粹的前文化审美在实际审美中并不占优势。
像艺术中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便内含丰富的文化因素，并不属于纯前文化审美。
纯文化审美与前文化审美正相反，其审美关系是超越生理心理感官水平，与人的潜能本能需求无关，纯粹由主体文化意识理性觉悟体察到客体，譬如“石斧”内含的文化社会价值而建构的。
某个个体能否与文化客体建立文化审美关系，完全取决于主体文化素养社会觉悟，取决于客体内含文化因素对主体是否具有足够的价值引力。
设若主体缺少必要的文化科学修养，是一个文盲科盲，那么，任何具有文化科学价值的文物，对他也没有美的引力；同样，设若客体并不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比如寻常可见的石块，那么，它们也是不会对文化主体产生审美引力的。
在这种纯粹文化审美关系中，客体的外在形象是没有直接意义的。
假古董伪文物，即令具有华丽或古朴的外表，但一经专家验证是膺品，其文化美的引力也便即刻消失。
这表明，在文化审美中，人类之所以对文化客体产生审美兴趣，其内在发生机制只能从人类类本质类觉悟中去寻找；人类的文化审美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文化修养或审美文化教育获得的，其相应美感实质上是一种属人的自豪感或充满类意识的愉悦感。
相对说来，纯粹的文化审美在现实审美中更是不多见的，即使锈痕斑斑的战国兵器，断壁残垣的秦代长城，也总是或多或少具有某种感性魅力，不能归属于纯文化审美。
我们将前文化审美与文化审美两相对照，它们之间之特征差异便看得更为清楚了：从客体角度来讲，前文化审美侧重的是外在形象形式，譬如“花”，其形象形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文化审美侧重的是内在本质内容，譬如“石斧”，其形象形式不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
从主体角度来讲，前文化审美中所激活的主要是感官，是主体对“花”的感性直觉；文化审美中所激起的主要是意识，是主体对“石斧”的理性反应。
虽然文化审美中由于人类对某些价值因素的理性反应（如对人文、人性价值的反应），已经在“类”生成过程中千百亿次地重复而化为一种文化本能或社会良知，积淀成为一种群体文化无意识，使这种理性反应同样会表现为一种感性直觉，表现为一种审美直觉，但这只是表面之类似。
在这里，一个很明显的划分理由便是，在前文化审美中，主体之好恶除去归咎于主体潜能本能结构之外，是无法用理性概念去分析说明的，而在文化审美中，这种关系建立之因缘却是可以借助理性概念加以解释说明的。
譬如，我们对花的欣赏无需理由，对花的生物学“合目的性”分析甚至有害于对花的欣赏；但我们对石斧的欣赏却需要理由，对石斧的考古学“合目的性”分析绝对有利于对石斧的欣赏。
而这，正体现了两类审美关系的不同特征：在前文化审美中，客体之审美价值直接存在其感性形象身上，主体进入审美角色经常是一个不加理性判断的感性直觉反应过程，因此，前文化审美是直接审美、非理性审美、受动审美、无中介审美、形象审美；而在文化审美中，客体之审美价值在于其结构中所包含的文化社会价值，与其感性形象并非直接同一，主体必须经由理性确证文化社会价值存在并被其所吸引，才能进入审美角色，因此，文化审美是间接审美、理性审美、能动审美、中介审美、内含审美。
关于两类不同性质审美之间的这种差异，美学史上的先哲们已经有人涉及到了。
如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美学家哈奇生所谓的绝对美与相对美，实际上就是试图概括前文化审美与文化审美之不同特征：前者指事物本身某种性质令人感到美，后者是由观念联想而感到的美。
⑧康德对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的划分：“前者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美，后者却依存于一个概念”，⑨也是近似的划分方式。
但由于传统美学中“美”是一个浑一的概念，根本不可能从审美关系的内在结构分析中给予这种划分以科学根据，因而，只能凭借经验或先验理论作出主观裁定，使这种主观的划分不仅没有揭示审美现象内在规律，反而使美学理论陷入迷津或悖谬之中。
三 基于审美发生的性质，区分文化审美与前文化审美，对于我们认识审美现象，尤其是某些所谓“自然美”和“形式美”的生成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传统美学一大误区是把低层次的审美现象，统统提升到文化层次上阐释，将所有自然美都千曲百拐地归结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譬如阐释月亮的美，一定要先联想为“白玉盘”之类，再将“白玉盘”归结为劳动者的创造，最终让月亮间接地被“人化”。
这样作的结果恰恰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使美的规律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在论及对人类生理结构功能认识时曾说过，必要时“我们就得在哺育动物的进化阶梯上下降到最低的几级才行。
”⑩对许多属于前文化审美现象的解释也是这样，当我们把它下放到人类结构的低层时，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所谓月亮之美，就在于它的清晖在夜色中悦目，适宜人的潜能需求；而一轮圆月，还有着视觉最容易接受的简捷形式－－圆形。
这便是不熟读唐诗，缺少人文修养的人们同样赞赏月亮美的原因。
类似情况还有花之美。
由于的征引，格罗塞在一书中有关原始部落人对花冷淡的事实广为人知：他们“从不曾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
（11）由此，便很容易得出花之美产生于劳动的结论，使花之美具有文化美属性。
其实，这也是将审美发生论与审美本体论混淆而产生的错觉。
从发生论角度讲，人类对花欣赏的事实的确是发生在人化自然的劳动实践中，但人对花的喜爱倾向和欣赏能力，却是动物人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就早已经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并自然具备的，只是在向人生成的漫长过程中，由于生存维艰而暂时蛰伏起来成为潜能罢了。
一旦劳动实践使人类的这些潜能被重新解放出来，它便作为前文化审美需求而存在，相应地，花之美便也存在了。
因此，现代人欣赏花，根本无需想到什么劳动、丰收、果实之类，恰恰相反，那些为人类所培养和喜爱的花卉，几乎统统是“花”而不实的。
实际上，构成人类审美基础的诸多视觉或听觉形式美元素，也大都属于这类前文化审美发生现象。
譬如“对称”。
“对称”在形式美中的重要地位是难以动摇的，所谓“反对称”、“不对称”，依然是以“对称”的存在为前提的。
但人对“对称”美肯定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人自身结构的对称。
早就猜测到这一点：对称规律的“根源是什么呢
大概是人自己的身体的结构以及动物身体的结构：只有残废者和畸形者的身体是不对称的，他们总是一定使体格正常的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因此，欣赏对称的能力也是自然赋予我们的”。
（12）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奇想，设若人的身体，尤其是人的眼睛不是横向对称的话，比如是上下对位或者是像比目鱼那样两只眼挤在一边，那人类肯定不会对“对称”有如此执着的偏好了。
再如“”。
“”律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神秘规律。
就视觉之“”矩形来说，它之所以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好图形，以至从普通书籍外形到各类建筑结构几乎无处不在，就在于它与人类静观视野结构相对应。
假如人的上下视域宽、左右视域窄，这种横向黄金分割图形便决不会如此受欢迎了。
在人类听觉系统中同样存在这种结构“共振”现象。
譬如单一频率的“单调”音响或杂乱频率构成的“噪音”之所以令人不快，和谐的乐音之所以令听觉快适，都与人耳的物理结构和声学性质相关。
有研究材料表明，美声歌唱演员声音之所以悦耳，就是因为其从声带“共鸣区”发出的响亮声音能进入人听觉器“最佳可听区域，使声音明快、响亮”。
（13）因此，所谓“美声唱法”，实质上就是歌唱家对自己的发声器按声学规律进行自觉训练的一种唱法。
由于客体对主体感官结构的适应或同构而生成这种前文化审美规律，如果通俗地表达，可借用的一句话：“也许并不是这块物质比另一块物质具有更多真正的美和丑，因为我们人如果构造成为另一个样子，那么现在使我们嫌恶的东西也许会使我们爱好。
”（14）狄德罗作为唯物主义美学家，同样发现并强调了这一看似简单却往往被忽略的真理。
他明确指出，美的客体关系结构、安排，“这只是对可能存在的、其身心构造一如我们的生物而言，因为，对别的生物来说，它可能既不美也不丑，或者甚至是丑的”。
（15）尽管我们可以感知或发掘由自身躯体的物理或生理结构制约所产生的生理本能、潜能需求，但这种结构关系本身却显然是我们自身所无法觉察或改变的，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这，不正是为客观美论或唯物美论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吗
四 不过，应当再次强调指出是，虽然前文化审美与文化审美可以从性质特征上将其明确划分开来，但在现实审美中，以纯粹形态存在的前文化审美与文化审美皆不多见。
前文所谓形式美，也只是构成客体的审美因素而已。
由于人类所面对的客体，绝大多数都是“人化”客体，都内含着相应的社会文化因素，甚至连月亮太阳等纯自然客体也往往被染上人文色彩；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客体，绝大多数都具有“物质”躯壳，都表现为一定的形象结构，甚至连文字符号等纯文化客体也无一例外地具有某种自然形式；同时，又由于作为主体的人类，本身就是感性与理性、感官与意识的统一体，任何感性反应都在理性监控之下，任何理性反应都需经感性表现；因此，只要审美主体从前文化客体中“发现”文化意蕴存在，“觉悟”到某种文化社会价值引力，便即可会有文化审美并生；或者，只要审美主体被文化客体形象的某种感性魅力或形式所吸引，便立即会有前文化审美并生。
这便是通常情况下复合美占据优势的原因。
复合审美之特征也是前文化与文化审美特征之汇总：审美客体是形象形式和本质内容的统一体；审美主体之感官感性与意识理性“全方位”调动；主客体关系结构既有直接性又有间接性，既有“中介”又无“中介”，如此等等。
在现实中，最典型地体现复合美特征的莫过于艺术美了。
艺术美由艺术内容美和艺术表现美构成。
在艺术内容构成中，既有作为反映者所摄取的大千宇宙形象物貌，有前文化审美价值因素，亦有现实形象中所蕴涵的伦理，有文化审美价值因素，其复合美特征突出。
但由于这种复合美只是对现实存在的复合美因素的集中再现或表现，毕竟不是艺术美的本质构成。
艺术美的本质在于艺术的表现美。
借用一句常用的话说就是：艺术的本质不在于“表现什么”，而在于“怎样表现”，即艺术家的艺术创造。
其下，我们便集中于此作些例析。
尽管不同艺术门类中的艺术媒体不同，符号系统不同，艺术文化审美特征也不相同，但各类艺术家都要借助特殊艺术媒体和对前文化审美形式因素（色彩、乐音、对称、均衡等等）充分发掘运用，使作品既具有丰富的感性形式，同时又能塑造出丰富的艺术形象，传递丰富的文化社会信息。
譬如中国现代国画家，不仅墨有七法（），而且彩用七色，创作出一幅幅江山多娇，百花争妍的生动画卷；画卷中不仅有传统笔墨情趣，而且色墨交响，充满现代气息，寄寓着画家高逸情趣和哲理意味。
显然，正是在这种艺术媒体操作和艺术语言运用、艺术表现形式中才体现出创造者的智慧，才表现出艺术家的才气，才产生出艺术品的文化审美价值。
所谓内行看门道，对艺术品来说“看”的就是艺术家形象创造中这种化难为易举重若轻灵活自由大胆独创的技巧运用奥妙，就是如何作到“难能为美”①。
像欣赏国画，画家一笔一墨、一丘一壑、一花一叶的背后，都有着无穷奥密，有些甚至可能让人看到画家几十年的笔墨功夫，看到中国文人画几百年的承传轨迹。
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色彩就是色彩，形象就是形象，他们的目光被由自然物质媒介所构成的艺术形象躯壳所挡住了，它们的注意力为艺术的感性魅力所吸引了，因此，他们所欣赏的主要是艺术的前文化审美价值和艺术的惩善扬恶之类内容。
所谓外行看热闹，“看”的就是艺术形象或形式的构成，是否新奇，是否好看，是否刺激，是否能引人如胜以及善恶报应的大团圆结局等等。
对于形象背后的艺术家所匠心运用的高难技巧，所寄寓的丰富内涵，则无法理解，或根本不感兴趣。
因此，在艺术评价中之所以内行与外行尺度难以统一，就在于，两者的着眼点和标准不同，所着重欣赏的艺术美的层次不同：一个侧重文化美，一个侧重前文化美。
譬如象建筑。
建筑师们对新建筑的审美标准当然也包括建筑的观赏功能与使用功能，但他们主要的着眼点是放在建筑的、建筑的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处理、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运用，以及建筑的使用观赏功能与建筑的协调统一上。
而对大众来说，这些标准一律不了解，甚至永远也不想了解，他们只是从建筑是否好看、是否新颖、甚至体量是否大等等方面去评判－－这怎么能与专家尺度趋同呢
象电影。
电影是最大众化但又是最技术化的艺术。
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工、服装、道具、特技、化装、灯光、音响、作曲、演奏、配音、录音、剪辑等等，哪一个部门没有自己一整套技术要求
哪一部门的技术水平不影响电影的整体艺术效果
即如剪辑吧，不表不演只凭“剪力”一把，却可能“剪”出惊心动魄的画面效果来
但这诸多门类中的技术形式法则即其美学意义又有多少观众知道呢
像由镜头景别、运动、角度、组接等电影语言所构成的电影独特的叙述规则，又有多少观众能看出门道呢
大众所重视的是电影的娱乐功能：情节是否紧张、刺激、感人，明星是否漂亮、性感、年轻等等。
有时，满足观众这种需求的影片几乎可以说不费什么事，往绝处编一个让人悲痛欲绝的故事再加几个著名影星即可－－港台流行影视足可为证。
当然，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也有，但那要求编导必须兼顾两类对象，兼顾两种不同的审美规律，使作品具有丰富的复合美，这当然是很难作到的。
其实，在古典艺术中，艺术家所追求的就是前文化美与文化美高度和谐统一的复合美，艺术家艺术创新的重点在于给人从感官到心灵的和谐享受。
著名的古典艺术家对人类艺术潜能创造性地发掘、发现或运用，几乎达到了令人的叹为观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这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人类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交响曲便是人类古典艺术的颠峰。
艺术中前文化美与文化美的自觉分离主要源自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反传统反和谐，就是减少前文化美的比重，强化艺术的文化社会价值内涵。
那些丑陋割裂的视觉形象，就是让观众视觉受刺激，心灵受震撼；那些艰涩玄奥的文学作品，就是让读者不能本能地好感和通畅地阅读，而要去反复琢磨和理解，以至评论家们只能白天硬着头皮读呀评呀，晚上躺着去看“前现代”或后现代的通俗小说以休息大脑。
作为反拨，或作为电子工业时代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大量文化”，或“受众文化”（16）则侧重于艺术的前文化层次，专门为取悦大众而批量制造那些缺少思想深度，没有丰富营养，膨化松软的文化快餐食品，以满足大众的感官需求。
有青年学者将此称为“幸福的感官化”，是很形象而切入本质的。
（17）如何防止这种“受众文化”戕害真正的审美文化，如何提高这种能“化”大众的“文化”的艺术品位，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逻辑或历史地推导，面向21世纪，我想，我们应当会迎来新的追求和谐复合美的“‘后’后现代”或“‘新’新古典主义”艺术的。
读后感（字数不少于600字）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陕西西安人。
其祖父、父亲都曾入仕为官，他自己也是唐代著名的“风流浪子”，才名俱佳，更与李商隐有“小李杜”之美称。
然而，杜牧却与陈子昂一样，始终“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身抱负难以施展。
他在自己的《赤壁》一诗中也写下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脍炙人口的名句。
与其说是怀古咏史，倒不如说是对自己境况无能为力的愤懑。
众所周知，赤壁之战虽然是巧用天时，但如果没有诸葛亮精心地“借”恐怕空有东风了。
假如没有诸葛亮，东风来时，吴军毫无准备，谈何破曹
所以，善于巧用天时，倒不如善用人和。
要善于与人相处，需要帮助时才会有决定性的胜算。
假如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商鞅恐怕就是“前车之鉴”。
商鞅治理秦国时，使百废待举的秦国蒸蒸日上，成为天下第一大国。
却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得罪了许多秦国贵族，光有秦孝公这阵“东风的支持，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结果“东风”过后（即秦孝公死后），自己也遭到了车裂酷刑。
所以说，像周郎那样善借天时，倒不如善用人和。
假如周俞不忌妒诸葛亮，也不会落得个“英年早逝”的下场。
在自己困难的时候，必要的“东风”固然重要，可“东风”的背后更需有人“观察”与“帮助”。
如果处理好人际关系，困难之时，则“东风”常起；若处理不好，即使“东风”到来，也不会有另一个“诸葛亮”来提醒你此时可“破曹”了。
这正是生命的“弹性”，杜牧只认天时，不识人和才会难以得志。
若识人和，哼，恐怕早已“出将入相”了
《遥远的村庄》的读后感
先说下，最高悬赏金就50...对于看客，鲁迅是铭心刻骨、深恶痛绝的。
在日本学医时看幻灯片，看到外国人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在围观，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那一镜头极大的刺激了鲁迅，并在他心里定格，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自己的第一要做，就在于医治他们的灵魂，从此弃医从文，为改造国民性而奋斗。
对于看客内心的阴暗丑陋鲁迅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揭露和抨击，在《药》中写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那些看客的丑态是：三三两两聚集，又围成半圆，脖颈伸得很长，仿佛多鸭，被无形的手提着了似的；在《祝福》中作者写人们的那种生了蛆的同情是，跟着祥林嫂围观祥林嫂来一遍一遍地听她阿毛的悲惨故事；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整篇小说来揭示看客内心的阴暗；在《阿Q正传》的前文写阿Q的丑陋是，从城里回来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还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
好看
”在其杂文中也有多处对这种看热闹看杀头的癖好的批判。
这里鲁迅再一次用尖锐犀利的语言，穿透了看客的皮肉，活画出看客的灵魂。
这样描绘的确使文章更具批判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
但这段描绘虽然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上却是失败的，它不符合艺术的真实。
一、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
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
以前且不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
阿Q太可悲、太可怜了。
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
阿Q不也曾是一个看客吗
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阴暗呢
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
二、即便阿Q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
他可能会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死前的恐惧。
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
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
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而求思想了。
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
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张中行散文三话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读来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
“入“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能。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
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
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
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
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
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
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
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
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
”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
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
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
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
”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
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
”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