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世界经济史的时空结构
出版时间：1994年12月1日。
《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 C.诺思的著作。
诺思在书中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进行了解释，提出了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产权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的核心观点。
内容简介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
诺思又是新经济史学派的创始人。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在经济史学中有两大创新：首先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
其次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
其理论一反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关键在于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书的目录
齐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初版于1999年。
其时，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鸿篇巨制，但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
因此，齐先生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小型的教材。
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已在四十多所高校的历史或经济类院系使用，并被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教材。
在重印七次之后，教材的编写者对其进行了修订。
（以上据“再版后记“，页374）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
全书共四十四万余字，由绪论开题。
绪论之后共有八章，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
本书绪论部分的修订者为马欣教授。
绪论提纲挈领地讨论了六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土地赋役制度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
以下就是恒恺读此书时做的笔记，或曰摘抄。
1、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
（1）他（斯大林）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
“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
（页2）（2）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
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
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
（页3）（3）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
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温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
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
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
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
但农牧经济中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
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
（页3-4）（4）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变化。
（页4-5）（5）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
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页5-9） 2、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1）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重要一环。
（页9）（2）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
（页9）（3）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性。
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
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性。
所谓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
（页9-11）（4）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第一，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
第二，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这种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中国古代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其二是工商业的发展，其三是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
（页11-12）（5）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是造就混合型、多元型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
而中国社会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原因又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经济特性，一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页12-13）（6）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到了一起，因此，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国民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
（页13） 3、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1）经济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先导。
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主要由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两大部分组成。
（页13）（2）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组成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其基点应当是农业耕作技术。
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最突出特色便是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的实施，是由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历史上中国农业产量的多寡不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精耕细作的水平。
这种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
（例：牛耕）与技术发展相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封建农业的转化。
（页14-16）（3）手工业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而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
（页16-17） 4、土地赋役制度问题（1）要想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就必须从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入手。
（页17）（2）中国古代的土地赋役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夏商西周至井田制瓦解，其特点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典型代表是井田制；第二阶段是自战国授田制到中唐均田制的瓦解，其特点是以人户为税基的赋税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自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其特点是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逐步占主导地位。
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与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三种土地形态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
（页17-19）（3）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国家政权对私有地权一直处在抑制中。
其次，中国古代地权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
中国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有三：第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
第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
第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
（页20-22） 5、工商业政策问题（1）中国古代的工商政策有三条基本原则：抑商、官办与垄断。
（页22）（2）论者多认为，“重农抑商”的核心是农本思想。
但王朝统治者重农的第一本意不是发展农业、繁荣乡村，抑商的第一本意也不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历代王朝的重农政策固然有保护、扶持农业生产的意义，但其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
（页23-26）（3）“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
与之相应，则是历代王朝对官手工业与官营商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可以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
这种官商结合的后期垄断对于传统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十分强烈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近代历史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
（页26-27） 6、经济区划问题（1）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
（页27-28）（2）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过程。
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多中心时代，后“秦地”（关中和蜀中）占据了龙头地位；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一次出现中心多元化；隋唐时代，形成以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为基点的三个经济中心。
宋元明清时代，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
（页28）（3）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中的三个基本趋势：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
（页28-29）（4）影响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五项：自然环境的变动（两方面）、人口的流徙（有自然环境变迁、社会政治、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经济贸易交流与交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因素）、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促成新兴产业的生长；三是推动经济规模的拓展。
）、政治与战争的影响。
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页29-32）※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将中国传统经济带入资本主义，也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运，它最终还是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
（页32）最后，恒恺从绪论的引注文献中，整理出若干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性著作：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齐涛《丝绸之路探源》。
附带言之，绪论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可参阅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二章《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精彩。
庄恒恺 2012年春（转载请注明出处：庄宝宝的部落格）答案转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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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数学史概论读后感800字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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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