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使用的法经济学分析》读后感
Steven Cheung stuck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Adam Smith.\\rFrom the late 1960’s and onwards he wrote a number of papers, now beginning to gain the position of true classics.\\rBy applying the seemingly simple, established methods to important empirical problems that either appeared enigmatic, or had standard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bviously” true, he waved his magic wand and opened new, sometimes amazing vistas.\\r高斯为该结集写的《前言》，也有类同的看法：\\r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r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r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r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r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r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Werin说的斯密传统。
要与斯密并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
\\r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r“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r。
斯密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
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rkeen observation\\r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
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
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
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
\\r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地在市场操作一下。
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
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吵得热闹。
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
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
为什么原石不先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
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
\\r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
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经不起我的烦扰。
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
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
」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
\\r是真理。
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
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
这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
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
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
\\r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
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
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不是凯恩斯那一套，而是站远一点，把大量的现象一起看，淘汰认为不重要的细节。
一旦掌握到有关键性的「宏观」局限转变时，分析来来去去都是需求定律。
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关局限转变，考查一般远为困难。
货币吗
只是另一种物品，可以协助减低交易费用的。
\\r读者如果参阅我自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及跟着的多篇关于经济推断的中语文章——全部在网上可以找到——会同意我的推断很少错。
比行内的朋友准很多，胜出不止几条街吧。
不是因为理论上比他们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论比他们用的远为简单，概念比他们掌握得远为通透，但最重要还是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思考时能把无数实例与琐事加起来，比他们远为全面。
不深知事实，不可能真的懂经济。
\\r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
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
若问劳苦大众：「需要政府帮助吗
需要多点保障吗
需要老板多给钱吗
」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
」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
\\r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行业。
我喜欢抓着有关键性的项目看。
这几年不断跟进农转工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接单工业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
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
我想，这就是了：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学说全盘错了。
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十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个平手。
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
可惜日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
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伤。
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
\\r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远远地脱离了斯密的传统了。
脱离了斯密还不怎样，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
没有内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内情的数字回归分析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
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
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生安白造。
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
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
\\r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
北京当局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
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
三十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经济法案例分析.
对精神障碍患《精神卫生法》就精神障碍的非自愿治疗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其中亮点之一是将强制“住院治疗”治疗的范围限定于 两种情况：即（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对于第一项情形的，该法还规定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对于第二种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承担再次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指派二名初次诊断医师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再次诊断，并及时出具再次诊断结论。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对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的保障，不仅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具体化，也是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宪法性权利的具体化，更重要的是，《精神卫生法》的颁布结束了我国在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治疗方面长期以来的“违法收治”历史，将《立法法》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这一立法保留事项重新收归立法权限范围，其法治意义极其重大。
具体而言，《精神卫生法》确立了精神卫生工作“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首次以权威立法的方式明确了政府在精神卫生工作方面负有的领导责任。
疑点：自愿会不会导致“该收治不收治”? 精神卫生法中“自愿治疗”原则得到了业内人士极大推崇，但也引发了一种疑问，这会不会造成“该收治不收治”问题
其实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依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
另有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600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全部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10%。
此外，世卫组织还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
与高发病率和庞大的患者人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
据了解，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
“在众多疾病中，治疗精神病的花费最多。
”聊城市心理医院宣传科科长翟晖在接受聊城晚报记者时表示，由于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终身吃药维持，许多患者家庭难以承受长期的高昂医疗费用。
虽然目前患者在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相关费用可以按比例报销。
记者了解到，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若持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者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均可按照相应比例对费用进行报销，若持有新农合，则可按照县级医疗机构报销的比例进行报销，报销比例可达70%-80%。
不过，由于精神疾病复发率高，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报销后的自付部分仍然让众多家庭吃不消。
“很多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
他们的贫穷程度让人吃惊。
”翟晖如是说。
从近年来发生的精神病人涉案也能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很多精神病人肇事惹祸之前没有得到家属或专门机构的监管，也没有得到相关救治。
一旦肇事惹祸，经公安部门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才进行保安性强制性入院。
冯玉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精神卫生法提出精神障碍患者自愿接受治疗，但在有效供给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该收治不收治”问题就出现了。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陌生，比如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成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
他认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依靠社会发展来解决。
可喜的是《精神卫生法》明确了政府在精神卫生工作方面的领导责任，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制定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的职责。
“我们期待各级政府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能加大投入，这不仅是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具体要求，更是政府履行其服务社会公共职能的必然要求。
”冯玉厅说。
另外，《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六条授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
降低治疗成本，规范治疗流程是现行的较为可行、务实的办法。
难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表达意愿权利和能力咋确定
在非自愿治疗中，如何断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能力，成为整部法律最具争议性的问题。
冯玉厅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到底是按照法律标准，还是从医学标准上，判断一个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表达的意愿。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很难回答，“法律标准以医学标准为依据，医学判断必须上升为法律判断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这就是冯玉厅认为的答案。
冯玉厅进而解释，我国《民法通则》对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判断标准的基本假定是：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除非依照法定程序认定该公民为精神病人。
我国《民事诉讼法》还专门规定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
就精神障碍的非自愿治疗而言，如果“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为未成年人，其监护人代替其“同意”医疗机构的强制治疗行为，在法律上并无不妥。
如果“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为成年人，如果其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基本假定仍然有效，其他任何人代替其“同意”医疗机构的强制治疗行为均为无效。
所以，法律在具体执行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是否具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能力将成为一大难点。
观点“强制代理制度”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维权 如何切实保证“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不被侵犯
在冯玉厅看来，尽管《精神卫生法》设计了“诊断-再次诊断-鉴定”的程序，但是，一方面该程序没有排除“再次诊断”中利害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该程序面临着成本高昂的难题，即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
就医学判断如何上升为法律判断的问题，《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二条赋予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在各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居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法院裁判。
冯玉厅说，该程序的适用具有被动性，仅在各方意见冲突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保障不利，更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故此，即使是有“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及其近亲属的同意，医疗机构在实施非自愿治疗行为前，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的规定，首先申请认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由法院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指定监护人，并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这样医疗机构与“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近亲属签订的协议才是有效的。
也唯有此才可以避免二难境地：不经“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同意违法，经“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同意无效
另外，在申请认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序中，应当建立“强制代理制度，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法律帮助。
谁能发个这些书随便其中一个的读后感给我，其中一个就可以。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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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字
罗素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通俗化，就诞生了《西方的智慧》。
与其它哲学史不同，《西方的智慧》更着眼于阐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这一系列伟人无疑是西方哲学的亮点，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同样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走得更高的。
没有黑暗时代的经院哲学，可能就不会有作为西方哲学里程碑的休谟，没有休谟就不会产生康德，没有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无从说起，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就不可能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罗素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历史的顺承关系，使人看到的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一个个亮点，而是一条延绵的长河。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汇作者这些年发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说文解字》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