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剑桥中国史》是西方学者集体写作的一套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的大型学术著作，基本反映了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
粗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后，使人豁然开朗：晚清史与当今中国多么的相似，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轮回，但不能排除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所以，研究晚清历史对看清当今社会的发展走向仍有不小意义。
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出现了清朝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扩张、分化、重组、分裂，最终导致了晚清的灭亡。
一方面，特权阶层的扩张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当于现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遭到沉重的压抑和打击，使更多手工业者、半手工业者等沦为无产者，加入了反政府力量的大军。
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分化、分裂，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强势，使清政府的整体统治力量减弱。
彼强此弱，两方面力量对比的翻盘，终于使清朝灭亡。
中国的，世界的。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
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历史的轮回，循环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中。
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义务协助中国走向民主化。
在这个民主化协助过程中，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有绝对的长远眼光，不能图一时眼前利益让中国民企竞争垮掉，跨国公司应按国际分工、国际惯例运作。
战术上，一方面扶持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兴倡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大力打压中国的特权势力，迫使中国精简官僚机构。
官僚特权势力的扩展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国漫长封建历史的轮回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每次“改革开放”后的特权扩展。
中国地处亚洲腹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
中国发展了、民主了，世界也就发展了、民主了。
美国奉行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创造性发展模式，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模式。
从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方面说，中国的明天，也是美国的明天……。
中美两国人民终将走在一起。
读剑桥中国晚清史读后感
写的很好 不是简单的说明历史 而是写了当时政治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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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叙述道：“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也像所有其他国
没有删节。
但剑桥版中华民国史有少量删节。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有大量反驳性的注释。
《剑桥中国晚清史》名字翻译成英文
由(美)费正清,(美)刘广京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书名原文为: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中文名根据其内容翻译为晚清史.本书所述内容时间断限始于清代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
上卷包括: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太平军叛乱等11章;下卷含晚清的对外关系,共和革命运动等10章。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关键词
《剑桥晚清史》这样写道：“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
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 19世纪下半叶的外来打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中国内部确已经到了一种质变时期。
史料记载，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内部发生了千位数的规模大小的暴动。
像历朝历代皇权一样，统治者绝对不允许这种“质变”的产生，于是，打压国内的动荡。
“质变”的发生，意味着政权的衰落，这是中国皇朝更替的规律。
西方在与大清皇权的较量过程中，从开始的谨慎小心，逐步发现了这种皇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华帝国“国家”概念之上的象征性的东西，即看清了它的虚弱。
于是，征服皇权，使之为他们服务，便是侵略的目的。
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是很难看清皇权的这种虚弱的；或者即使看清，也很难与之较量。
因为皇权是建立在宗族式的体制之上的。
这种体制，决定了皇权是一种辐射式的统治形式，这种辐射式得到了自上至下、自下至上的层层牵制，这种牵制是建立在封建礼仪、道德伦理、人情世故等这种几千年的传统之中的。
只有一批漠视这种辐射式结构的人，才会不惜抗争，把强力直指皇权，以达到中国另一种传统观念“成则为王”的目的；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迫使中国人只有在无路可走时，才会对皇权实施垂死一搏。
中国内部的这种抗争阻力，对于任何外来民族，包括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
他们可以用强力直指中国皇权——他们知道中国皇帝也是人，而非神，加上先进的物质文明，皇权不倒才奇哉怪也。
于是，对中华民族来说，人的本性在说话了：成则为王。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自皇权至底层百姓，一直处于被西方强权控制之下。
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控制，只增加了一种发自皇权本身、又辐射至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仇外——媚外并存的表象，真正的质变力量只能产生于中国内部，这就是太平天国演练、辛亥革命成功的实质所在。
西方列强在劣根性上与清政权的同质以及他们各自相互的牵制，使他们只能走“扶植”之路。
《剑桥晚清史》所提到的“现代化”，是中国内部质变的结果，而非外部强迫所致。
这种评价更为客观，更为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很清楚，现代化的信息，自皇家园林“圆明园”初建之时，甚至早在明朝时期，已经渗入到中国，不过是由于帝王的打压而使之胎死于皇宫罢了。
由此也可以说明，清末统治者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只取物质的；而大清国内部的现代化发展，才是全面的，质变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叙述道：“1861年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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