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的殇思》读后感2000字以上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被一个领土小、资源乏、人口少的岛国、小国百般欺辱，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惨痛耻辱的一页。
“系列”论述令人信服。
国家穷则弱，又是一盘散沙，国无凝聚力，人心无理想，清廷腐败是根源。
如今，回顾甲午120年的历史，向国人敲响警钟，不忘血泪史。
激发人们奋起向前的拼搏精神，让人无比欣慰。
反观现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的，是把“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作理想的孩子们；是卑躬屈膝、恭迎拍马的官员；是留在国外永不还乡的“人才”；是英雄流血又流泪；是“真小人”成为明星，大丈夫成为笑柄；是“仁义道德”成为“迂腐”的代言词；是人们都患上了“社交强迫症”，拥有一大堆“朋友”，却遗忘了“知己”的含义；我们听不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也看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气；有种叫做“人格魅力”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种叫做“民族精神”的正气，逐渐抽离我们的躯体。
甲午战争让我们从历史中得以反思，反思历史，也是在反思自己。
我们虽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却是能做到“独善其身”。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也是我们所需铭记的，它与成功对我们一样有价值。
想到，如今中国四周的形势，中日与中菲以及中越等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我们更需要铭记百年前这场惨痛的失败，知耻而近乎勇。
当年，丢掉领土或许可以说是国势衰微，国家落后。
而现在，绝对不容许当年甲午丧权辱国的重现。
没有一寸领土，一里领海领空是浪费的，都是值得誓死捍卫和珍惜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
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魄力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国寿梦的历史新篇章。
《甲午的殇思》读后感2000字以上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竟被一个领土小、资源乏、人口少的岛国、小国百般欺辱，真是中华民族史上最惨痛耻辱的一页。
“系列”论述令人信服。
国家穷则弱，又是一盘散沙，国无凝聚力，人心无理想，清廷腐败是根源。
如今，回顾甲午120年的历史，向国人敲响警钟，不忘血泪史。
激发人们奋起向前的拼搏精神，让人无比欣慰。
反观现在，我们眼前川流不息的，是把“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作理想的孩子们；是卑躬屈膝、恭迎拍马的官员；是留在国外永不还乡的“人才”；是英雄流血又流泪；是“真小人”成为明星，大丈夫成为笑柄；是“仁义道德”成为“迂腐”的代言词；是人们都患上了“社交强迫症”，拥有一大堆“朋友”，却遗忘了“知己”的含义；我们听不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也看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气；有种叫做“人格魅力”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种叫做“民族精神”的正气，逐渐抽离我们的躯体。
甲午战争让我们从历史中得以反思，反思历史，也是在反思自己。
我们虽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却是能做到“独善其身”。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失败也是我们所需铭记的，它与成功对我们一样有价值。
想到，如今中国四周的形势，中日与中菲以及中越等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我们更需要铭记百年前这场惨痛的失败，知耻而近乎勇。
当年，丢掉领土或许可以说是国势衰微，国家落后。
而现在，绝对不容许当年甲午丧权辱国的重现。
没有一寸领土，一里领海领空是浪费的，都是值得誓死捍卫和珍惜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
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魄力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国寿梦的历史新篇章。
谁能帮我写一篇1500字关于甲午大海战影片的观后感，1054729689
《甲午大海战》观后感 走出电影演播厅，思绪仍久久不静，一部反应清与日本帝国主义海上的电影，令我无限感慨。
这部影片描述了在19世纪后期，慈禧太后掌权，中国闭关自守，国家落后，政府腐败的背景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带领全体将士，邓世昌、刘步蟾等海军精英怀揣保家卫国的理想登上各自的战舰，与日本海军在黄海海域上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铁甲舰队大决战，中方英勇反击。
但是，最后甲午海战仍然是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页。
影片从主角邓世昌童年讲起，基本尊重、还原历史，悲壮地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中国广大爱国官兵在黄海海战中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败。
看完影片，我思绪万千。
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泱泱大国，人才济济，却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打的落花流水。
与同事交流，我谈到，看这样的影片，太沉重，太压抑。
这样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正处在晚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技落后，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
清朝统治的腐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慈禧等人寄希望于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增强自身力量上来。
慈禧太后为了举办万寿庆典，挪用了1500万两海军军费，北洋水师多年无钱置办装备。
而日本为了备战，天皇带头捐款，日本各界竞相倾囊。
制度的差异，领导者的思想，致使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必将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落后就要挨打”，当我们看完这部影片，不自然的就会想起这句话。
这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总结，它更是告诫我们当代年轻人要发愤图强，振兴中华，使我们昂首立于世界之林。
因为清政府的懦弱无能，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不计其数。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落后局面不断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距离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差得太远太远。
作为我们新一代的青年，我们就应该立足于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团结奋进，建设祖国，使祖国更加强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首次从执政党战略的高度确立“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这一政策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它的实现，需要每一个国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虽然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倾其所有，无私奉献，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浇灌祖国的花朵，做好一批批人才的铺路石，用我们的青春建设祖国，祖国一定会强大起来。
因此，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看完电影，我还被一种力量震撼着，那就是一个个英雄人物对祖国的挚爱。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爱国志士，他们深爱自己的祖国，为了中华民族的每一步前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奉献自己的生命。
“用血液去警醒国人。
”这是影片中邓世昌说的。
在致远舰沉没之后，邓世昌完全是有机会活下去的，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他所信仰的“与舰同沉”的理念。
邓世昌并非是甲午海战中英雄的个例，提督丁汝昌，撕毁日军的劝降书怒道：“目下我师虽难，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职也。
”管带刘步蟾信念坚定，一位位英勇的士兵……他们与敌人猛烈对抗，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存。
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至今还隐隐作痛。
但是那些爱国将士，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情到深处，我的泪水流下，为了那些英烈们，他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吟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
但是，联想现实，在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影片最后，气势恢宏的人民海军舰艇编队在铁甲舰的残骸旁破浪驶过的一幕，一定感染了所有热爱祖国，关心中国海军发展的人们。
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北洋水师迅速成军，拥有世界一流的战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今天，几乎是同一片海域上，一支崭新而强大的海军又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古老的东方。
作为一名华夏儿女，此情此景，如何不令人激动万分
感谢《甲海战》这部能够涤荡我们灵魂的影片，那个叫中国人不愿回首不愿提起的时代的再现，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思想上重新有了思考。
《甲午大海战》等励志电影 的观后感 不少于600字 各位跪求啊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
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
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
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
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
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
”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
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
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
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
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
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
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
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
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
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
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
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
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
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
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
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
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
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
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
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
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
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
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
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
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
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
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
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
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
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
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
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
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
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惜起残红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无处着相思。
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驻亦哀思，不成消遣只成悲
“惜起残红泪满衣生莫做有情”出自近代词人况周颐的《纱》浣溪纱惜起泪满衣，他生莫做有情痴，人天无地着相思；花若再开非故树，云能暂住亦哀思，不成消遣只成悲。
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
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
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词人，晚号蕙风词隐。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原籍湖南宝庆。
光绪五年(1879)举人。
后官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以知府分发浙江,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
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
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寄迹上海，鬻文为生。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清四大家之一。
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
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
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
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
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
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
《蕙风词话》 5卷，325则。
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白雨斋词话》合刊出版。
红色电影观后感200字
电影观后感这部影片在短短2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再现了我国从1945年结束后，到1949年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再现了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和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为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历程。
整部影片内容十分的饱满、紧凑。
影片展现的的艰难过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是多么伟大，他们总是事事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了全国人民，为了解放新中国，他们不怕辛苦和困难，最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和平安乐的家——成立了新中国。
团结的故事
答：团结的故事 1、《喝汤》有一个装扮像魔术师的人来到一个村庄，他向迎面而来的妇人说：“我有一颗汤石，如果将他放入烧开的水中，会立刻变出美味的汤来，我现在就煮给大家喝。
”这时，有人就找了一个大锅子，也有人提了一桶水，并且架上炉子和木材，就在广场煮了起来。
这个陌生人很小心的把汤石放入滚烫的锅中，然后用汤匙尝了一口，很兴奋的说：“太美味了，如果再加入一点洋葱就更好了。
”立刻有人冲回家拿了一堆洋葱。
陌生人又尝了一口：“太棒了，如果再放些肉片就更香了。
”又一个妇人快速回家端了一盘肉来。
“再有一些蔬菜就完美无缺了。
”陌生人又建议道。
在陌生人的指挥下，有人拿了盐，有人拿了酱油，也有人棒了其它材料，当大家一人一碗蹲在那里享用时，他们发现这真是天底下最美味好喝的汤。
2、《所谓命运》一只鹰蛋从鹰巢里滚落了出来，掉在草堆里。
有个人发现了他，以为是一只鸡蛋，把他拿回家去，放在鸡窝里。
鸡窝里有一只母鸡正在孵蛋，他和其他的鸡蛋一样，被孵化了出来。
于是，他从小就被当做一只小鸡，过着鸡一样的生活。
由于长相古怪，许多的伙伴都欺负他。
他感到孤独和痛苦。
有一天，他跟着鸡群在稻场上啄谷子。
忽然，山那边一道黑影飞掠了过来，鸡们惊慌失措，到处躲藏。
等到危机过去，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是一只什么鸟啊?”他问。
他的伙伴告诉他：“那是一只鹰，至高无上的鹰。
”“喔，那只鹰真是了不起，飞得那样潇洒!”他发出内心的羡慕，“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鹰一样飞起来，那该多好!”“简直是痴心妄想!”他的伙伴毫不留情地训斥他说：“你生来就是一只鸡，甚至连鸡们都为你的丑陋感到丢脸，你怎么可能像鹰一样飞呢?”所谓命运，就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
3、《钓鱼》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
其中一个人要了鱼竿，另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后，分道扬镳。
其中一个马上把鱼烧起来吃了，结果死在了空空的鱼篓边。
另一个向海边走去，因为他知道海里有鱼，当他看到海洋的蔚蓝，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向海边跑去，结果他死在了海边。
另外同样有两个饥饿的人，他们也得到了同样的一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
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分开。
而是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遥远的海边走去。
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日子，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取了妻子，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故事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前者缺少合作精神，后者是通过合作相互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