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西方文化概论》的读后感
大体上有这样几方面就不细分好与不好了，很多事法说清楚好不：1、西方世界道德体系的基石：基而言，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主要根源于基督教，而价值观则是形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西方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社会的绝大部分社会生活都与基督教有关，这个影响从最基层的日常“礼拜”活动，到早期最高层的三级会议里传教士占一级（这个现象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逐渐消亡），贯穿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生活；3、基督教的文化特点，是分裂：A)基督教三教从最顶层的分裂，将西方世界割裂成3个同源，但是迥然相异的三大块，每一个国家甚至会依据其宗教站队，形成3个阵营；B)基督教三教中，每一个都细分成无数的分支，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统，对方是异端，互撕的不可开交，而且火并不断；C)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基督教区，各个文化派别间的激烈互撕，相互攻讦；4、基督教的文化特点，还有排外：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最多的宗教，没有之一，基督教的原则始终都是——跟我不同的要弄死——这个思想也贯穿其文化特点中；A)“异教徒”这个概念，只在衍生自古犹太教的三个坑爹货那里是必须要弄死的（这三个坑爹货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手段一个比一个残忍，什么火刑架、铁处女之类的，你看看隔壁佛教、道教甚至日本人的神教，出过“异教徒”这词么
B)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够因为教义差几个字，就发动战争和大屠杀把同宗兄弟弄死，三十年战争就是这么出来的；C)这个排外的现象，影射到文化领域，就是相近的不同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攻讦，哲学界如此、音乐学界如此、文学界亦如此。
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不要上当受骗，西方文化不都是与基督教有直接的关系西方文化同时受着基督教（拜上帝）和共济会（拜魔鬼）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
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兼谈人权和民主思想的渊源 西方文明是个内涵相当宽广而丰富的概念，作为其主流的，则是基督教信仰和人权、民主思想。
西方人多数信仰基督教。
他们认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上帝就赋予以做人的基本权利，即称天赋人权。
人权的主要内容是自由权和平等权。
自由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
平等即指任何社会成员在人格尊严和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
除了自由权和平等权外，人权还包括生存权、财产权等。
民主即由人民作主，以使人权中的各项权利得到保证。
民主的最大原则是主权在民原则。
即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力的运用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利益。
如果权力的运用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相反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取消这样的权力。
同时，为了使人民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并防止权力在运用中出现问题，权力在运用时要尽可能地让全体人民来共同参与决策，或让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委托的组织和代表来参与决策，并遵照法定程序进行。
谈到西方文明中的人权、民主思想，不少学者认为它发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通过十五到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得到发掘和提倡，经过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主导思想。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所以不少研究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都把希腊罗马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来介绍。
诚然，古代的希腊、罗马是很早就具有平等自由思想，进行民主施政的地区。
希腊文明中的雅典城邦制，实行公民大会制度，一切重大问题由公民集体决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民主体制的先河。
罗马文明中的共和制政体，实行公民大会、执政官和元老院三者分设的体制，为近代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共和制政体提供了范例。
而罗马文明中的法律体系，更以其内容广博、法理精深而为近代西方社会所接受和借鉴。
从这些方面来说，希腊罗马文明确实为西方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西方文明中自有其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
然而，如把希腊罗马文明当作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来看待，把它们对人权民主思想的促进作用加以夸大，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在人权民主思想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比希腊罗马文明发挥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在时间上比希腊罗马文明要多出十个世纪，而且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越于希腊罗马文明。
人权和民主的概念虽不是基督教所直接提出来的，但它们的实质内容，特别是人权思想中的实质内容，却是基督教早就予以关注并特别强调的。
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之道，其内涵和实质就是上帝的仁爱、公义之道。
基督教所提倡的，就是希望人们能遵循上帝的意志，尊重人、爱护人，秉行公义，做到正直、公平、公正。
请看以下方面的具体事例： 一、提倡爱人如己。
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有人曾问耶稣基督，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最大。
耶稣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 在此，耶稣基督把爱人如己提高到了与爱上帝几乎同等重要的程度，把它作为律法的总纲来加以谈论，从中足见基督教对人的重视和关爱。
基督教提倡爱人如已，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
圣经《约拿书》上记着这么一件事：上帝曾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要毁灭此城。
当尼尼微人知罪悔改，上帝收回成命后，约拿就怨上帝使他失信于尼尼微人。
当约拿因自己在乘凉的一颗大树被虫咬死而惋惜时，上帝就对他说了：这颗树不是你种的，你尚且爱惜它，何况尼尼微城住着那么多我的子民，我岂能不爱惜呢
圣经多次提到，上帝最爱人类，尽管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但只要真心悔改了，他必广行赦免。
基督教提倡尊重人、爱护人，正是建立在其忠实信奉上帝这一坚实的基础上的。
二、提倡公义、公正、公平。
圣经《诗篇》这样赞美上帝：“耶稣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显然，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是包括普通百姓和受膏者在内的全体人民的上帝，他虽有审判世界，判断万民的权能，但绝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按照公义和正直。
《箴言》是圣经中专门谈论为人处世之道的经卷。
该卷在第一章中就指出，所罗门王做箴言的目的，是“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在圣经先知书中，先知们对违背公义的行为多次进行遣责和警告，预言上帝将派耶稣基督来建立公义，拯救世人。
先知以赛亚对耶稣基督作了这样的预言：“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这正是基督教藉着圣经所发出的强烈呼吁。
三、提倡自由。
基督教很早就看到了自由的重要性。
圣经的《出埃及记》、《利末记》、《申命记》、《耶利米书》、《约翰福音》、《加拉太书》等经卷，都有谈及自由的内容。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
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
”这是在《申命记》中，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诫命。
《耶利米书》写着以色列王西底家与民众立约宣告自由的事：西底家王曾根据上帝的诫命和民众立约，向他们宣告自由，释放了所有在犹大国做奴仆的人。
但后来他反悔了，仍叫被释放的人回来做奴仆。
于是上帝就默示先知耶利米：以色列背约违命，必被巴比伦攻取。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在《加拉太书》中，使徒保罗写道：“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的心互相服侍。
”以上引语中，摩西讲的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是指摆脱做奴仆的身份。
但到耶稣、保罗谈论自由时，其含义由身份状况扩展到精神状况，已是广义的自由了。
这些引语足以说明，基督教是十分重视自由的。
基督教认为，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即使是被迫做奴仆的，也有获得自由的机会和权利。
假如侵犯了人的自由权，就是对上帝的违背，必将受到惩罚。
基督教还认为，自由是有界限的，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四、提倡善待穷人。
圣经多次强调要善待穷人，仅在《箴言》中，就有九次以上。
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戏笑穷人的，是辱灭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
”在圣经《以赛亚书》中，上帝对那些一边在禁食祈祷，一边却在欺负穷人的人进行了责问：“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身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是多么令人反省啊。
无庸讳言，不少人对待生活得与自己差不多或好于自己的人，做到爱人如己和公正公平并不难，但对待生活得比自己差的贫穷、孤苦的人，要做到这样就不容易了。
所以基督教提倡善待穷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无疑，只有那种对待穷人也能一视同仁的爱人如己和公正公平，才是纯洁而真实的。
五、提倡重视每一个人。
基督教提倡尊重并爱护人，不仅仅是对人类的整体而言，而且是对每一个人而言，即对每一个人都要给予尊重和关爱。
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中，耶稣以“迷路的羊”为喻向门徒进道：“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值得指出的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的。
因为说到尊重人、爱护人，这样的话许多人都会说；而说了后是否做到，是很难检验的，因为这样的话是对人的整体而言，并非针对每一个人。
显然，只是那种对每一个人，甚至对后进的人都不加以忽视的尊重和关爱，才是最真实的尊重和关爱。
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对人的重视和关爱，又一次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以上事例证明，有关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实质内容，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和主张，是基督教所特别重视并着重强调的。
那么，基督教中这些人权和民主思想的种子，是什么时候播种到西方的土壤中，它有没有影响并作用于西方文明呢
基督教中人权和民主思想的种子，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传播的。
基督教被西方社会所普遍接受，始于其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公元四世纪。
这以前基督教并未被世人所认可。
罗马帝国原先也把它当作邪教而加以打压。
在公元64年至公元313年间发生过十次大规模残酷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即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等民族的强势进攻下退出了历史舞台，基督教仍以其教义深得民心而不断流传，以致在中世纪的一千年中达到了“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圣经《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
此处的“我”即上帝）的辉煌时期。
在这时期希腊罗马文明尚未引起世人的关注。
尽管它们与孕育基督教的犹太文明一样，都是很早就产生了，但它们被发掘和推广的时间，却被基督教要晚十个世纪以上
公元十五世纪左右，意大利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通过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研究，认为它们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和才能的充分展示，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发，于是以复兴古典文化，提倡人文主义为目标，掀起了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
这时候，希腊罗马文明才得到了广泛的发掘和推崇。
然而，到这一时期，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间，已达千年之久
所以，就源泉文化所必须具备的时间要素而言，基督教比希腊罗马文化，更早地对西方文明作出了贡献。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要复兴的希腊罗马文化，是由基督教会保存下来的。
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
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作起。
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确实，当罗马帝国覆灭时，许多古代文明都随之消亡了，但基督教却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一如既往地流传不息。
当时，基督教教会是唯一识得希腊罗马文明价值的机构，认为其中的理性成份和人性化思维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于是做了大量的收集、抄录、讲授等工作，使其得以留存下来。
因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得以发掘和复兴，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应归功于基督教对它们的重视和保护。
不仅如此，在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基督教比希腊罗马文化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宗教信仰具有独特功能，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之巨大，绝不是纯理性的文化所能比及的。
当基督教为西方社会所普遍接受后，就充分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
有种说法：西方人最爱看的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沙士比亚作品集。
这种说法正反映了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力。
确实，基督教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伦理道德、政法理念、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等等，均是如此。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其重要教义的“爱人如己”、“公义公正”、 “善待穷人”、“提倡自由”、“重视每一个人”，等等，也都深深地扎根到西方社会之中。
西方社会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 美国的《独立宣言》在开头部分就写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接着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法国的《人权宣言》在阐述了宣言的必要性后写道：“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和庇护下，承认并且宣告下述人和公民的权利:一、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只可以基于共同的利益。
二、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写道：“民主的实质:像尊重自己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人的权利。
这不仅是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还是一条来源于基督教的神圣的规约。
” 美国总统林肯的《演说集》中有这么一句话：“什么是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之保障
并非在于我们厌恶战争，并非在于我们绵延的海岸和战舰上的枪炮，也并非在于我们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们依靠的是对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的热爱。
”罗斯福总统在《论四大自由》中写道：“我们的国家已经将她对自由的信念置于上帝的指引之下。
自由就是人权在所有地方高于一切。
” 以上所例举的，都是由西方人以自身的事实表明：西方社会的人权和民主思想，直接来源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其它。
所以，那种视希腊罗马文明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而对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力及时间上的领先性不予重视的观点，是与真实情况相悖的。
希腊罗马文明固然为西方社会的人权和民主实践提供了具体而卓越的范例，它们对西方文明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但我们决不能因为受了无神论的影响，或者是受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以希腊罗马文明来排斥基督教的主导作用。
事实上希腊罗马文明得以重视和复兴，除了它们自身的优势外，更得益于基督教事先在人们的头脑中播下了人权和民主的种子。
如果没有基督教事先在人们的头脑中播下了“爱人如己”、“公正公平”、“重视每一个人”等人权和民主的种子，希腊罗马文明是否会被西方人所接受和推广，是不一定的。
当然，由于基督教对西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且至文艺复兴时代就己达千年之久，因而人们对它也就习以为常，一部份西方人或许并未意识到基督教对自己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
而中世纪教会的种种违背基督教本义的情况，更使一些人对基督教产生了误解（把教会的错误当作是基督教的错误了）以致反感。
其实，在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事先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思想，并发挥了宗教信仰所独有的巨大影响力；希腊罗马文明提供了具体的范例，起到了足资借鉴的示范作用。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和主流，是第一位的；希腊罗马文明是第二位的。
在说明了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源泉和主流地位后，有必要对国内学术界流行着的一种观点予以商榷。
这种观点是：基督教是以神为本的神本位主义，文艺复兴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位主义，是在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以及对人性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诚然，基督教是以神为本的，但根据基督教原理，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并不矛盾（在此不谈字面含义的不同）。
因为以神为本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意志而尊重人、爱护人、造福于人。
在基督教看来，以神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必要保障；坚持以神为本，有利于做到以人为本。
正因为基督教有这样的思维，所以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往往能正确处理好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遵照基督教的教义而爱人如己、秉行公义、为他人谋福利、为他人而作出自我牺牲，以实践自己对上帝之道的信奉和追求。
正因为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并不矛盾，所以中世纪的那些基督教教会，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不是加以排斥，而是予以保护，使之得以留存和复兴。
也正是因为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并不矛盾，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等，都能向世人庄严地宣告：人类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其他一切权利，是由上帝赋予的，是必须加以保护并实现的。
所以当人们对基督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后，不仅不会把以神为本与以人对本对立起来，相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以神为本对于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会在以神为本的指引下，更加自觉、更加踏实、更加彻底地做到以人为本。
然而，如果按照目前国内学术界的那种观点，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就对立起来了，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基督教了，就不能象基督教保护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地来保护基督教了。
并且，在否定以神为本的情况下，以人为本就好比是失去了根蒂的禾苗，是难以长久地存活于人们的心田里的。
“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
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
”圣经中的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地点明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基督教把以神为本看成是以人为本的依托和保障，是十分明哲而必要的。
至于文艺复兴运动反对基督教神权统治的问题，应从两方面来看待。
一方面，在文艺复兴运动前的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达到了极端崇拜的程度。
那时几乎人人都入教，事事都由教会来作决定，教会实际上成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以致教权泛滥。
同时，不少教会违反基督教的本义，有意无意地滥用教权，过多地干预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特别是有些教会及其教士，甚至教皇，利用人们对基督教的崇拜，以基督教为名招摇撞骗，损人利己，更使人们对他们深恶痛绝。
从这方面来看，文艺复兴运动对教会进行揭露和抨击，提倡富有理性成份和人性化思维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极其正确的，并极大地促进了人权民主思想的形成和社会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在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和领会还不够深刻。
基督教经典圣经只掌握在教皇、教主等少数人手里，一般的教会及其教士并没有圣经，广大的民众就更是看不到圣经了。
这样，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中世纪的教会组织及其人员出现种种问题，并不是基督教有什么错误，而是人们对它的理解有误、把握不当，加之一些人的有意歪曲甚至破坏所造成的。
因此，文艺复兴动运中的有些代表人物，以及后世的一些学者，由于教会组织及其人员的问题而否定基督教是不对的。
其实对于教会组织及其人员的犯罪问题，圣经中是有预示提醒人们的。
圣经在多处提醒人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防备有人凭私意曲解上帝之道，甚至冒充基督或以基督的名义行骗。
只是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伟人等，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选自作者书稿《上帝之道--真理之光》
基督教对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影响
按照基督教经典的说法，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他30岁左右（公元一世纪30年代）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
耶稣声称，他的来临不是要取代犹太人过去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
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己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
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转离恶行。
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
这使得罗马帝政下的祭司团大受影响，深深感到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要把他除之而后快。
后来由于门徒犹大告密，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逮捕。
耶稣受尽打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但耶稣的心意却是为了要赎世人的罪，甘愿地流出自己的血。
依据他门徒们的见证，耶稣死后第三天从石窟坟墓中复活了。
他的坟墓空了，他又多次向满心疑惑的门徒们显现。
他们渐渐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是胜过死亡的救主。
在耶稣升天超离这世界的时空后，他的门徒们起来热心宣扬耶稣的教训，并且宣告他是复活得胜死亡的主。
信徒们组成彼此相爱、奉基督之名敬拜上帝的团体，就是基督教会。
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成为后世的复活节（每年春分以后，又逢月圆的第一个星期日）。
教会又定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耶稣的生日而则成了圣诞节（耶稣出生的确实日子已不可考）。
耶稣出生的那一年被后世定为公元纪年的元年（但因计算错误，耶稣实际出生的年份应为公元前六年或四年）。
部分非基督教信徒的史学家认为，耶稣传达的教义更加接近犹太教，而保禄对基督教教义做了较大贡献，使得基督教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范围。
基督教的经典 基督教基本经典是以《旧约全书》（与犹太教经典相同）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构成的圣经。
基本教义（尼吉亚信经） 上帝。
基督教信仰圣父、圣子、圣神三而一的上帝。
上帝是三位一体：造物主、圣子是太初之道而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圣神受圣父之差遣运行于万有之中,更受圣父及圣子之差遣而运行于教会之中。
但这三者仍是同一位上帝，而非三个上帝（三位一体）。
创造。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时间和空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始祖。
罪。
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违逆上帝出于爱的命令，偷吃禁果，想要脱离造物主而获得自己的智慧，从此与上帝的生命源头隔绝，致使罪恶与魔鬼纒身，而病痛与死亡则为必然的结局。
后世人皆为两人后裔，生而难免犯同样的罪，走上灭亡之路。
基督救赎。
人生的希望在于信奉耶稣基督为主，因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并他在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使悔改相信他的人一切的罪皆得赦免，并得到能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永远生命。
灵魂与永生。
人有灵魂，依生前行为，死后受审判，生前信仰基督者，得靠基督进入永生。
怙恶不悛者，将受公义的刑罚与灭亡。
世界终有毁灭的末日，但在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中，却是永生常存。
基督教的诞生和初期的历史 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社群中。
第一世纪结束前即逐渐发展到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并扩及希腊及意大利。
在4世纪以前基督教是受迫害的，直到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它为合法宗教为止。
在380年时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I）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并且所有人都要信奉。
1054年，基督教发生了大分裂，东部教会自称为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教会称为公教（即天主教）。
16世纪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以及其它许多小的教派。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之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哲学领域，基督教奠定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思辨传统。
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基督教哲学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以上帝为核心、神学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早期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的新托马斯主义等三个阶段。
在早期基督教哲学中，关于神的统一性和三位一体论的本体论证明，关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结合的争论以及关于上帝的恩赐和人的罪孽深重的本性的人类学研究构成了教父哲学的全部内容。
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是早期教父哲学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为一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自觉地使理性屈从于信仰，写下了《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多部划时代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进入经院哲学时期，经院哲学家把理性应用于启示，力图证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和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和说明。
托马斯•阿奎那以创新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为基督教创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神学体系，是继奥古斯丁主义之后又一完备的理论形态。
为了更加牢固地确立基督教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对于理性的普遍要求，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进一步标榜自己承认客观知识和人的理性，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把中世纪经院哲学推向高峰。
经院哲学调和理性与天主教教义，缓和了由理性思潮冲击所造成的天主教教义危机。
但理性一旦进入神学的殿堂，也就埋下了使神学走向衰落的种子。
在法学领域，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
中世纪欧洲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 的时代，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它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物的社会组织。
直到11世纪晚期开始，以意大利为基地开始了罗马法的复兴。
在东罗马帝国保存和臻于成熟的罗马法又传回到西方。
尽管罗马成文法的制定是建立在民众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它的有效运行也都基于此，但与教会法相比，罗马法毕竟有着鲜明的非宗教性质，逐渐成了王权用以对抗教权的有力武器，使罗马法获得了与《圣经》同等的权威并受到与《圣经》相似的尊崇。
由波隆那法律学校的罗马法研究专家爱尔纳留于公元1088年编就的《查士丁尼法典》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以致圣伯尔纳曾抱怨欧洲的法庭都被查士丁尼法包围了，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命令了。
对此罗马教廷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教权高于王权、教会高于国家，尽管罗马法在西欧的复活与教会有直接关系，但教会更重视教会法，规定法学课程中的教会法要以宗教会议和罗马教廷公布的教规和命令为依据。
公元1140年，爱尔纳留的学生格拉蒂安把基督教历届会议和教皇的敕令汇编成册，后世称之为《格拉蒂安教令集》，由此推动了教会法的研究。
那时“城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的官员与教会的管理人员均来自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批评的过程，它刺激了一种受过教育的公众舆论的发展”（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16页）。
在对教会法，特别是民法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合法性、合法政府的原则，包含了国家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观念。
法律也开始被人理解为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诉讼程序。
现代罗马法精神正是经历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改造，是宗教信仰进一步理性化和世俗化的产物。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
“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戒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
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时代，因为上自7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12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207页）。
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制度都是源于中世纪的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其文化知识和多种学科也是在中世纪早期兴起的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音乐这“七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2世纪城市大学的诞生，带来了西方社会学术生活和教育制度的深刻变革。
最初的大学不是按照君主的意志，而是由有意学习的人们自己组织的。
后来，教会主管各大学的事务，发特许证给已经建立的大学如意大利、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学，又与倡导办学的贵族合作。
这些大学主要是专科性质，在意大利的撒勒诺大学以医科著名，波伦亚大学以编订教会法典和罗马法闻名。
那时最大的大学巴黎大学是哲学和神学的中心，它是中世纪后期牛津、剑桥、布拉格、维也纳等大学效法的榜样。
威尔•杜兰在其名作《世界文明史》中写道，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和巴黎大学所造成的影响相比拟。
在3个世纪里，它不但吸引了最大量的学生，并且招来了心智最敏捷最突出的人士，例如阿伯拉尔、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大阿尔伯特、布拉班特的西格尔、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格脱、威廉•奥卡姆等，几乎构成了从公元1100年到1400年之间的哲学史。
而这些伟大的学者，又必然是由那些伟大的教师，在一种令人们的心智激荡高昂的气氛中，在人类历史达到文明的巅峰状态下造就出来的。
从欧洲历史上看，各种教育制度、机构设施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基督教会分不开的。
中世纪大学所确立的一些制度，如指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在文学方面，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教会文学作品多是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创作。
至于中世纪盛行的英雄史诗，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等，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们大多借基督教反对异教斗争的形式，表现一种寻求统一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
譬如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全诗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宗教意识，主人公为了正教的利益在作战。
马克思评价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中世纪还盛行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是对骑士阶层的文化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理想的文学表达。
这类作品以忠君、信教、行侠为信条，歌颂骑士们为荣誉、信仰和爱情而战的献身精神，暗示出原始活力如何同禁欲主义相抗衡的悲剧主题。
骑士抒情诗、骑士故事诗和骑士传奇是骑士文学的三种主要类型。
如《亚历山大的故事》采用12音节诗句，也称“亚历山大诗体”，是法国诗歌中的著名诗体。
随着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也在逐渐形成，进入12世纪以后，市民创作的文艺作品即城市文学开始发展起来，成为继教会文学、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而兴起的中世纪第四类文学形态。
正象塞万提斯笔下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在整整一千年中，西方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一切进行无休止的战斗。
这种神性和世俗性的矛盾在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的《神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它以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为题材，充满了神学典故，它把基督教神学作为最高指导思想，却又把异教徒维吉尔作为引路人，它既崇奉基督教来世思想，又在作品中讴歌现实生活。
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今不衰。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
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世纪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力士参孙》和《失乐园》、散文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及当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都取材于《圣经》。
由此可见，《圣经》已成为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音乐方面，基督教要表现的是神的爱，爱在神和人类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交流，而音乐是最恰当不过地表现了这种情感。
在世界所有宗教中，惟有基督教音乐作品最多，音乐水平发展得最高最快。
在罗马帝国后期，教堂音乐开始形成以赞歌颂诗为主的独特体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剧、圣乐曾是欧洲音乐的主体。
当时教会内部涌现了许多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理论家。
如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花费了十多年时间选出了许多典型的歌调，并订立了许多演唱规则，形成了音调简朴、旋律优美的格列高利颂调，至今通用于天主教会弥撒仪式中，是为“格列高利圣咏”，代表着教会非人格化的精神势力，是欧洲普遍公认的古典音乐典范。
基督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利用了当时的骑士文化和法国游吟诗人的歌谣作品，以及德国恋诗歌手的抒情诗，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同时被称为“奥尔加农”的多声部宗教歌曲诞生，到17世纪，基督教新教音乐又创造出清唱剧的形式，近代圣剧的集大成者亨德尔的代表作《弥赛亚》就是借清唱剧的体裁，以其大规模的合唱、优美的宣叙调和流畅舒适的咏叹调，而成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圣剧。
18世纪欧洲音乐界举世闻名的一代宗师巴赫，为了“使上帝的话语广为流传，从而把宗教音乐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点”，他创作的圣咏、康塔塔、经文歌和受难曲等，蕴涵着热烈的情感和诗一般的沉思，使“巴罗克”音乐风格达到了鼎盛。
可见，教堂音乐不仅为中世纪欧洲音乐确立了模式、方法和风格，也为近代欧美世俗音乐，如交响乐、歌剧等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基督教发展密切相关的“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等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西方建筑的特色。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因此，建筑艺术一向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
正是这种象征性，使它能够成为神的象征。
公元532～537年建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墩和墙是用彩色大理石贴面，柱身却是深绿或深红。
一个人到这里来祈祷的时候，立即会相信，并非人力，并非艺术，而只有上帝的恩泽才能使教堂成为这样，他的心飞向上帝飘飘荡荡，觉得离上帝不远”（《外国建筑史，第69页》。
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艺术代表之一巴黎圣母院，其中厅宽仅十二点五米，长度却有一百二十七米。
两侧支柱间距不大，造成了内部强烈的导向祭坛的动势，祭坛上锦绣铺陈，摇曳的烛光照着受难的基督耶稣，呈现出一种极强的宗教情绪。
再加上中厅高度很高，窗子又占满了支柱之间的整个面积，且以垂直线构成的支柱显得瘦骨嶙峋，显示出一种清教的冷峻和严酷，而这恰恰是基督教所宣扬的纯洁精神生活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否定。
因此恩格斯说，哥特式教堂内部体现的是“神圣的忘我”。
文艺复兴式建筑则提倡复兴古罗马时代的建筑风格，多用希腊式石柱和罗马式圆顶穹隆以及半圆形券、厚实的墙、水平向的厚檐，与哥特式风格中的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飞扶壁和小尖塔等相对抗。
在教堂内部布局上，表现为高圣坛与中殿已不再分开，大厅总面积扩大，座位增多，世俗色彩加重。
最后，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西方古典奴隶制衰落和中世纪社会诞生的转折时期里，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末年起到了调和各民族、各阶层矛盾的安定团结的作用，又在帝国灭亡后的西方大混乱中充当了秩序的代表，在无政府状态中行使着政府的职能，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法兰克王权的确立，而且承担了国家机器的相当一部分职能，并帮助那些刚刚从氏族制解体阶段走过来不久且毫无国家统治经验的法兰克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了一套适合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封建政治制度。
17世纪新教发展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传入英国的加尔文教称作清教，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大多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英国宗教改革不彻底，要求彻底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如废除主教制，提倡教会组织的民主化，建议个廉俭教会。
他们反对铺张浪费的宗教礼仪、骄奢淫逸的贵族风格，甚至禁止一切戏剧娱乐。
为了积累财产，他们提倡勤俭节欲，经商致富。
这些主张符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被其采用，作为自己革命的“旗帜”。
这种宗教思想是以改组教会为名，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制度，1640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以清教运动方式发动的一场政治革命。
“钦定本”《圣经》实际上适应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需要，在随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曾借用过《旧约》的词句、热情和幻想”，“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
可见，基督教在西方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在促进西方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以及转变西方社会风气、促进西方经济恢复与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作为中世纪初期西欧主体文化，它对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是肯定基督教的积极影响，并不能淡化其曾经的负面作用。
早在西罗马帝国末期，随着大量富人的皈依，基督教会由于活动繁多，经费匮乏，不得不改变对富人的排斥态度，以便在他们身上开辟新的财源。
富人一旦进入教会，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必然会影响早期基督教教义，新约圣经向后人提供了富人入教后教义蜕变的很多信息。
首先是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启示录》教人以复仇，《罗马人书》则训诫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
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任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其次是对奴隶制的立场，早先基督教认为使用奴隶是不公正的，而且破坏了自然律，到了《彼得前书》则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他。
”再次是耶稣形象的变化，由刚毅果决一变而为逆来顺受，在新约圣经中，并存着这思想内涵与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耶稣，如《马太福音》中有这样明显对立的话，耶稣说道：“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 另外，《路加福音》对人间天国的许诺被转移到心灵信仰中，《约翰福音》借耶稣之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
当初所谓唯有信徒中“疲倦者”、“重荷者”这些穷人才可享永福的上帝之国，如今穷人和富人都可享有了。
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蜕变，传教使徒保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因信称义”说虽然使得基督教排除了犹太传统的狭隘性，却又淡化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特性。
这一方面为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作了准备，另一方面也埋下了信徒们在信仰名下犯罪的隐患。
随后教阶制度的诞生，是基督教无可逃避地打上了世俗政权的烙印，为基督教投向罗马帝国的怀抱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公元392年基督教终于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立为国教，而基督教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对初衷的背叛，从罗马帝国的反抗者，变成了帝国当局的统治工具，君士坦丁曾经说过：“我的意愿就应当成为教会的经典”。
但是在西罗马末期，基督教徒仍然以道德严谨而著称，那些加入教会的人出于个人信仰，在精神与肉体的矛盾之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虽然那种近乎疯狂的自我折磨看起来是一种灭绝人性的表现，但同时也表明了信徒们的崇高道德和坚定信念。
只是到了中世纪，随着教会权势的确立和信仰强制化倾向的出现，赎罪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
以对上帝的信仰为依托的肉体自我折磨的赎罪方式，除了在修道院中以一种苦行竞争的变态形式走向极端外，在一般信徒的道德生活中却演变为各种以教会的承诺为根据的替代性赎罪方式，如购买圣徒遗物、向教会捐赠财产、参加十字军圣战和购买赎罪券等等。
而在信众面前进行的公开忏悔也让位于悔罪者与神父在密室中私下进行的灵魂拯救交易。
“赎罪方式一旦走向外在化和形式化，灵魂就成了无所羁绊的。
人们可以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堕落，另一方面痛心疾首地忏悔，用外在的善功和种种替代性手段（如金钱）来补偿内心善意的缺匮。
于是，中世纪基督教徒的道德实践就开始走上了一条普遍虚伪化的道路”（赵林：《西方宗教文化》）。
到了11世纪，天灾人祸笼罩西欧，黑格尔写道：“在这种情形下，不法横行，兽欲放纵，野蛮残暴，奸刁诈欺，竟是当时道德人心的特征。
其间位居基督教世界中枢的意大利尤其惹人反感。
任何美德均非当时人所能有；结果，德之一字也失却了它正当的意义：它通常只指暴虐和压迫，有时竟指奸淫大恶。
这种腐败局面，在俗世人民固然，在教会人员亦莫不然”（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95页）。
当基督教教义已经沦为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再也不能有效约束信徒们的修行实践时，为了维护天主教会的既得权益，罗马教廷逐渐背离了他们拯救世人灵魂的神圣天职，转而公然以上帝的名义来从事种种卑鄙龌龊的世俗交易，并对持不同信念者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
这种迫害“异端”的野蛮作风在13世纪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后愈演愈烈，最终使基督教会日益沉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这只唯我独尊的专制黑手在迫害“异端”的同时，当然也不曾放过学术界，保守的神学思想助长了教会内部的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批判遂演变为思想迫害。
13世纪末期“77禁令”的颁布，结束了经院哲学的鼎盛，清除了信仰的理性基础。
然而，信仰和理性的分离却使经院哲学从此动摇了立身之本，盛极而衰的经院哲学轰然崩溃。
结果，一方面，信徒们丧失了对理性的信心，日益朝着神秘体验的方向前行，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感悟，在上帝与人之间不需要任何东西以为媒介，由此深刻影响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理性从此摆脱了信仰的束缚，可以根据经验而非教条去探索自然了，由此孕育了近代意识的形成。
可见被誉为“文艺复兴”的两大发现“人”与“自然”，在中世纪末叶已经翘首可见了。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西方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它追求上帝之国，却在世俗界泥足深陷；它在理论上遵循唯灵主义，在实践上却采用感觉主义；它希望拯救世人，却一度沉沦为人间地狱……这种典型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以及由于力图克服这种对立而导致的普遍虚伪，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造成了恒久不变的痛苦。
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心灵特质，只能靠个人默念体察，固然可以借助外在的修行实践来使其偏向一端，但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接引方式，用一种自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仪式强以为所有人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末倒置的教条化结果，不仅没有拯救出信徒，反而戕害了亿万民众，使思想形成禁锢，学术不得昌明。
直到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分别从肉体享乐和精神自由方面试图打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死结，前者催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后者导致了德国宗教改革。
这两场彼此呼应、相反相成的改革运动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近代西方文化过渡的分水岭，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从此信仰和理性各司其职，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宗教宽容的气氛和政教分离的局面，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终于得以挣脱了宗教的消极制约性，反而获得了宗教的积极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
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5页）。
文艺复兴终于在中世纪死亡的喧嚣之中孕育出希望的种子，并启动了一个世界性的理性化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又伴随着部分地也是由其自身衍生出来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诸运动一起，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