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二三事读后感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他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
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
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再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
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
1928年至1929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
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
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
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
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
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
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
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的，或是源出于徽州的。
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相与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酒已告罄。
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
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
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
赶快拿酒来。
”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
1931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
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
当晚青大设宴，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
徐志摩曾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种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
1931年6月21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社”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
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英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
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
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
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能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
他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围绕着。
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
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
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
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
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胡先生说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
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产生了多少效果。
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
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
《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样。
”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
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
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胡适先生二三事赏析
《胡适传》读后感 今日完读《胡适传》，一代哲人，为民主、自由而奋争，为国难、民穷而奔波，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应尽责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人、领军人物，一度曾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终生索求，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堪有孔子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风骨，其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及怀疑的精神，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令学人深思。
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如所言，该是为其正名的时候了。
“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侯，替他恢复名誉吧。
”蒋介石送挽联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是对其比较确切的评价。
读《胡适传》有感 百无一用 2008-07-30 00:08:40 来自: 百无一用(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读罗志田新版胡适传，上载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享受的是美国归还的庚款补贴，数额不菲，除接济家中外，甚至还雇了一个佣人。
胡适常对人言，吾等留学生，在外代表炎黄子孙，不可只图省钱，而须处处注意吾等形象，免为西人歧视也
自己留学在外，对胡适当年此言有直接的体会。
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衣食节省无可厚非，但寻机贪图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议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
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会挥金如土，但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决志不做金钱的奴隶，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称心，不图省钱，由此虽落下个“懂得享受”的恶名，也不以为意。
但即便是如我这般消费，每个月的奖学金还是能颇有结余，而一些中国学生想着靠省下的奖学金将来买房买车，实在令人不解。
且不说现在房价已涨，省下的钱实在杯水车薪，买不了几平米，就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应该是在学业上用功，将来谋个好差使，拿高工资，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胡适当年回国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也没听说兜里带了多少钱回来啊。
活着应该享受每一天，年轻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三十岁之后的事情，亏待自己大好的年华不说，还养成个小器爱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国人脸面。
两相衡量，实在觉得不值。
胡适被后人誉为一代大儒，社会导师，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国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则是回北大后“补课”的。
在美国的几年，据罗织田推测，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多少书。
先是在康奈尔，书没读好，倒是成了校内小有名气的演说家。
后来转学到哥大，应酬不减反增，平均每天要写好几封信。
记得以前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他常自责不安心读书，朋友来信中也常劝他好好读书。
说胡适在美国没有读书自然不可能，但从日记中按图索骥，其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要是比起陈寅恪吴宓等来，就显得黯然了。
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友人打牌、喝酒，动辄半天，多不甚举。
如此留学之胡适，后来竟能得享大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人物，虽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适本身聪慧过人，又早怀做“社会之导师”之宏志，为此亦做了相当的准备。
胡适读书博杂而不精，自己亦承认此为生平大过，但要成为一代之精神导师，必须是个通达之才，而不能只是一个专功之家，而胡适于专业学习之外尤关注现实政治，实为其归国后呼风唤雨奠定了基础，这些又是陈寅恪吴宓等所不及的。
读至此，不禁想，“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虽在美国虚度了些时日，但后程发力，终成名山大业。
但当年，中国虽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拿学位的胡适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且在其后的岁月中纵横议论，针砭时弊，还差点参选了总统，其一生可谓传奇而多彩。
试想今日回国之留学生，虽有绝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适当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业乎
思之不禁 “西北望长安”，一声叹息尔。
重读《胡适传》有感 转发 评论 2007-02-28 12:02 最近在单位整理东西，无意间看到了多年前《光明日报》连载的白吉庵先生著的《胡适传》，便再次拜读了一遍。
记得当时每天拿到报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连载的《胡适传》剪下来。
今天许多人对胡适可能比较陌生了，因为他生活的年代已经离我们比较久远了。
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和陈独秀一道，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第一人。
我十分敬佩胡适的人品
敬佩他的清正廉洁
敬佩他的骨气
敬佩他的才学
胡适和母亲包办的年龄比他大、且识不得几个字的原配夫人江冬秀（小脚，即缠足）白头偕老，以他的身份地位和才华能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可以再娶第二、第三房姨太太，或抛弃原配，找个年轻貌美的。
所以，从这一点看，他比鲁迅强。
胡适的清正廉洁、他的骨气更令人钦佩。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四年驻美大使，离职时银行存款只有1800美元。
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不愿加入美国国籍，拒绝接受美国人在住宅等方面的馈赠。
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送给他六万美元，被他全数退回。
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欣赏的，是胡适曾经对年轻人常讲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晚年在台湾某大学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题目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演讲也非常经典。
他送给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三味药”：第一味药是“问题丹”，年轻人应总要寻找、思考几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地研究解决；第二味药是“兴趣散”，每个人除了本职工作外，都应有几个业余爱好。
他认为：这种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使你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兴趣、爱好也许比他的职业还重要，还富有成果；第三味药是“信心汤”，年轻人必须自信，要坚信自己能够干成一些事。
他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读《胡适传》有感 (2011-10-10 15:40:16) 转载▼ 标签： 杂谈 有的人一生平平淡淡，有的人一生轰轰烈烈，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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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胡适走过的人生之路，想想现在的我，总是觉得生活很无聊，从来都不发言，从来都不写文章，从来都不广交友人，也从来都不上心于学术，我只是静静地对着电脑，偶尔玩玩游戏，偶尔发发呆，偶尔拨弄自己的头发，偶尔担心自己的作业没有写完。
时间就这样在我这无数的偶尔中流失，流失了又开始后悔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我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胡适大学和读研期间可不是这样，他研究学术，发表演讲，研究政论，发表己见，想着怎样去救过，怎样去顾家。
当然我不能和他比，只是有句话叫做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我想我必须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
不管晚不晚，我希望我也能有一番作为，能严于律己。
感谢胡适，感谢老师
浅读《胡适传》 (2009-03-01 19:12:57) 转载▼ 标签： 胡适 家庭教育 杂谈 分类： 2009 在我的记忆中，胡适这个名字只是在历史书上看到过。
过分的轻描淡写，是我对这位名人的关注并不多，仅仅是知道他曾经是北大的校长而已。
不像鲁迅，几乎每一册语文教材都有一篇鲁迅的名作，这就自然而然地对鲁迅了解更深了。
想去了解胡适，是从教育学课堂上认识到教授对胡适的崇拜开始的。
因为对一个人尚未有基本的了解，所以并不敢轻易去读胡适的文章，只是借了本《胡适传》来看看。
《胡适传》总共十二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胡适先生的一生。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仅仅看了前两章，也就是仅仅是了解到胡适先生在留学美国前的那段日子里的事。
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胡适先生对家庭教育的见解。
胡适先生在十几岁便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此他曾经发表过相关的一些文章，例如《敬告中国女子》和《论家庭教育》。
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其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
有一位受过教育的母亲，才能使其孩子有更好的家庭教育。
胡适先生还引用“三岁定八十”、“山树条，从小湾”说明了：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字上分别出来。
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教育，我想这必定是从自己的成就和别人的成就的对比中，以及自己母亲和别人母亲的教育的对比中总结出来的。
胡适四岁就丧父，母亲二十三岁就守寡，但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良好的家庭教育。
相反，母亲对其在做人上的严格要求以及在求学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胡适渐渐地卓越于其他的孩子。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在做人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母亲。
”在《胡适传》中清楚地写到：“每天天刚亮，就把他（胡适）叫醒，披上衣服坐着，然后训诫他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真改正;并且要他认真学习。
又是向他讲述父亲的种种好处……”、“平时胡适在家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在人前责备他，而只用严厉的眼光一瞅，胡适就吓住了。
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他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训他……”相比之下，胡适的嫂嫂们对孩子的教育就显得那么的愚蠢，她们总是在不顺心的时候拿自己的孩子出气，骂给别人听。
胡适先生的父亲死后，家业逐渐衰落，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为胡适多交学费，使得私塾的老师能在严加管教年幼的胡适，并倾尽全力教育好胡适。
当其他的孩子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逃学的时候，胡适就已经学会自己读一些深奥的书了。
这应该能给现今的父母们一个启示：要求孩子学特长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令孩子对所学东西产生兴趣，而不是因此产生厌学情绪就更显得重要了
联想到我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还是做的很不错的。
他们向来不会在客人面前埋怨自己孩子的不是，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树立起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另外，我真的有做不好的地方，他们就会在日常聊天中指出。
我的父母始终认为不应该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另孩子失去该有的自信，否则得不偿失。
至于我的学习方面，他们从来不可以要求我去学这学那，而是培养起我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并在我求知的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希望更多的人把家庭教育重视起来，而不至于白白断送了众多孩子的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 有那些，作者是谁
【内容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
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
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
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
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
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
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
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
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
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
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
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
例如，茅盾、瞿秋白和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
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
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
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
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
王瑶、唐tāo＠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
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
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
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
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
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
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
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
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
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
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
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
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
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
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
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
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我的母亲》胡适：试对母亲为人、教子的方式发表一点评论。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
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
“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
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
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
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
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他也是为“文化”而死。
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
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
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
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
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
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
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
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
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
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
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
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
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
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
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
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
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
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
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
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
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
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
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
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二为“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
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
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
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
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读《叶圣陶先生二三事》有感
有时候我们将拥有当种习却从未想过失去后的。
她离开得很决绝，甚伤之后也是不跟他回去，直到在太平间看到他苍白而僵硬的面孔，指尖碰到他的骨灰，良生明白父亲去了。
一个人的旅途中，无意间看到的一些场景总让良生想到曾经枕边的苹果，那些深深埋在记忆里的画面竟是如此清晰，淡漠的她却在车上掩面哭泣。
让我想起奶奶去世时，我没有流泪，直到又一年习惯性地回到那个小院落，没有了那个慈祥的面孔，没有那只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颊，没有那个柔和的声音喊我的名字，只看到渐渐坍塌的小屋，我才明白她真的去了，带走了很多我曾经不懂的东西。
在恍惚和朦胧中，我知道那份亲切早就消散在我的怀念里，而我的眼泪只是留给自己。
也许是从未想过失去，那份痛楚迟迟才从心底蔓延到心头。
曾经所坚持不放手的东西，最后还是离开了。
良生爱护莲安就像爱护自己，她们在旅途中第一次相遇时，灵魂便融在了一起。
即使莲安不告而别，只要她需要良生，良生便会放下所有陪在她身边。
她们不是朋友，却没有一丝疏离， 她们不是亲人，彼此却有超过亲人的信任。
当良生抱起血泊中的莲安时，她的灵魂似是被抽掉一部分 ，而莲安彻底离开，这次她没有要带着良生走。
很多个夜晚，良生仿佛能感觉到莲安在自己身边，虽然良生有时会点燃一支烟，但我想她应该是不愿让灰烬掉落的吧，也许她害怕那灰烬一不小心便会烫伤自己的灵魂。
胡适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作文立意
胡适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只有梁坚持了下来。
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
如果有学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第二，他必须没有天才。
如果有天才，他就去做研究、写小说、诗和戏剧等创作性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
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 弟子余光中谈及老师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功绩时说：“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
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 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 晚年，梁实秋用7年时间写成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
他每天伏案，笔耕不辍，夫人韩菁清发现，梁椅子的坐垫上，常留着一摊鲜血。
因伏案太久，以致痔疮出血，而他专心于著述，竟不自知。
立意1：能力与毅力立意2：现代管理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立意3：从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看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与译者的关系——保真与再创作附：梁实秋与他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台湾《联合文学》记者丘彦明，在梁实秋逝世前几个月曾对梁作 全面的采访。
其中谈及梁实秋所译《莎士比亚全集》一事，当时梁实秋激动地说，又是莎士比亚，我已与他绝交。
是的，梁实秋在所译 《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后就声言与莎士比亚绝交。
为什么呢
40大册 的《莎士比亚全集》由他一人独力译出，而且后30册是在他56岁以后 花10年工夫赶译而成。
整部全集前前后后花去他38年的宝贵人生。
当 得知在美国的外孙Macbeth（《麦克白斯》，莎剧之一种）得D不及格 时，外公梁实秋回信说：“没关系，根本没有用，曾经误我半生。
” 莎译确实给了梁实秋很大的辛劳。
梁实秋致女儿文蔷的信中说：“一 星期校对10本莎氏，可把我整惨了，几乎把我累死了
……译书之苦， 不下于生孩子。
”特别是翻译的最后几年，他已60多岁了，身患糖尿 病和胆结石，后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以老病之躯，对付艰难的莎作翻 译，不能不令他痛苦不堪，以致说出愤激之语。
他后几年中病情恶化， 年龄增大，对能否顺利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常感力不从心，没有把握。
在致文蔷信中说：“我打算以余年完成此一工作……但是上天是否准 许我……我自己也无把握，只有靠你们给我祷告了
”为此，他有时 “真恨莎土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梁实秋的“怨恨”并不是表明 他的厌倦，只说明莎译的工程浩大艰辛，此非常人所能体悟。
相反， 他对莎氏全集的译成颇感自慰。
他曾说，这件事恐怕是他所能做的 “最大的一项贡献”，想到此，“心理的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达”。
自 言：“我这一生有30年的工夫送给了莎氏，我自得其乐而已。
但也有 无形的报酬，我从莎氏著作中，培养了一种人生态度，对世界万物抱 有浓厚兴趣，对人间万象持理解容忍的心胸。
”梁实秋与莎翁的恩恩怨怨是如何结下的呢
其初，梁实秋与莎著 并无深交。
在清华读书期间，读过《哈姆雷特》、《朱利阿斯・西撒》 等几个戏，巢林老师教他读魁勒・考赤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
赴美留学时，哈佛的吉退之教授教他们读《麦克白斯》、《亨利四世》 上篇，同时，看过几个莎剧的上演。
他对莎氏的认识仅此而已，翻译 40本莎氏全集，想都不敢想。
梁氏与莎著交往30多年，缘起胡适先生。
1931年底，胡适开始掌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 会）的翻译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的翻译计划，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莎 士比亚全集》，原拟由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5人 承担，预计五到十年完成，经费暂定5万。
梁实秋立即动手翻译，拟一 年交稿两部。
可是另外4位始终未动手，于是这项任务落到梁一人头上。
抗战开始时，他完成了8部，4部悲剧4部喜剧，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梁实秋所译这8本戏剧。
抗战期间又完成了一部历史剧的翻译。
其后基 本中断，直到1959年，梁实秋在台湾继续他的莎译工程。
他自行规定 每天译两千字，两月一本，一年译成五六本。
因事务多，很难按计划 行事。
有时因事未能完成预定任务，第二天加班补上。
特别是后来身 患多种疾病，他硬是坚持翻译。
1966年春，译到最后几本，梁实秋感 到最苦，因为比较难，而且较僻，趣味较少，欲“硬着头皮，非干不 可”。
他特别担心天不假以年月，完不成这一任务。
经过这一年的最 后冲刺，终于在他预定的年限内大功告成。
1967年8月他完成了37本莎 士比亚全部戏剧作品的翻译，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为此，8月 6日台湾“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台湾省妇女写 作协会”、“中国语文学会”在台北举行盛大庆祝会。
这项工程发起 人胡适曾许诺等全集译成将举行酒会庆祝。
遗憾的是，胡适先生已于 五年前逝世，无缘参加这次盛大庆祝会。
梁实秋又用了一年时间译完 莎士比亚的3本诗作。
至此，40部的莎氏全集全部译完，前后长达38年。
以一人之力花费近40年时间译成全部莎作，其功劳自不待言。
还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翻译原则。
首先是存真。
梁实秋译作的最早读者是 他的妻子、女儿。
她们读译作都感吃力，妻子程季淑建议改为流畅的 中文，弄通俗些。
梁说：“不成，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
” 看来，在“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他首要遵循的是“信”。
不只 是在语体上，对莎作中的淫秽内容也坚持存真，不作通常的删节处理。
女儿文蔷偶读莎剧，感到其中猥语甚多，不便朗读，便提醒父亲在翻 译中可否去荤。
他告诉女儿早在1818年，Thomas Bowdler就把莎剧内 太荤的部分全删了，编印了一部所谓“在家庭里可以朗诵”的全集。
这种去荤的办法于是就叫作Bowdlerism。
“莎士比亚与性”一直是莎 学中一个重要命题。
一位英国学者说：“莎士比亚是最长于性描写的 伟大英文作家。
他毫不费力且很自然，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
”对 此，一直褒贬不一。
梁实秋认为，戏剧中含有狠亵成分很正常的，中 外皆然。
因为剧本主要供演出，并不当案头文学供人阅读，因地因时 因人而宜，随时变动，另外过去看戏的观众主要是男性，故没有忌讳， 不加限制。
梁实秋对英国文坛争论莎氏是不是色情作家，感到不可理 解。
他还引用了莎氏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以描写性欲为主题，表现 诗人对于性交的强烈厌恶，以此说明莎作未必是最富色情。
梁实秋认 为，就莎剧中的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尤其是双关语 表现的，通常是隐隐约约，并非常人所能欣赏的。
朱生豪译莎剧时， 将这方面内容，以及一些较为费解的地方删去了。
据梁实秋估计，每 剧约删去二百行以上。
对此，他颇感可惜。
他认为“莎氏原作猥亵处， 仍宜保留，以存其真”。
不只是存真，作为译者他还指出莎剧中许多 “时代错误”，即中国所谓的“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时空错位。
梁实 秋译莎作看了大量参考书，加上他学识渊博，故能发现许多莎作错误。
曾写下专文《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此不赘述。
梁实秋不仅是莎作 译者，同时也是莎学专家。
从存真和辨误两点可看出梁实秋学者品格。
梁实秋翻译莎作40年，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 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
他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 断断续续30多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适 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特别是他的妻子程季淑，是莎译漫漫 长途中陪伴他体贴他唯一之人。
在莎剧译成庆祝会上著名女作家谢冰 莹于致辞中大声疾呼：“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 夫人
”对此，梁实秋很感动。
他说，妻子容忍他这么多年做这样没 有急功近利可图的工作，而且给他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之能安心 地专于其事。
在梁实秋翻译时长久伏案不知时刻，程季淑不时地喊道： “起来
起来
陪我到院里走走。
”她是要他休息，调节调节。
每当 梁实秋译成一剧，即将手稿交妻子，程季淑便用古老的纳鞋底用的锥 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钉缝成线装书的模样。
我们褒扬梁实秋 用近半生的时光独立完成莎作，不能忘记他身旁那位默默无闻的贤淑 女性。
梁实秋一生对文化贡献殊多。
他写下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几 十本散文；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编写教材辞书多种，嘉惠后学。
单单是他花费38年漫长人生年华完成煌煌40卷的《莎士比亚全集》的 翻译就是一件不朽的盛事，永载中华民族文化史册。
刘绍唐 什么时候出生
刘绍唐：记文学》之父 《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刘绍唐(1921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
“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
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
人生简历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毕业于沪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九月二十父亲病逝上海，年六十岁；秋，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
二十七年春，学校在湖南湘乡县永丰镇复课，师生以校为家，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
”、“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后以战火南移，学校再经广西、贵州播迁四川，先在重庆上课，继迁往自流井新校址，课余以各种笔名向陈纪滢（寄瀛）主编之“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投稿。
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设于云南昆明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课余仍向文艺刊物投稿，以稿费帮补生活费。
三十一年，母亲病逝辽宁锦州，年五十八岁。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战胜利，三校纷纷计划复员平津；九月四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介石）〕任胡适（适之）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
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学生依志愿分发三校肄业，计愿入北京大学者七百四十三名，刘绍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适抵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十月十日，北大举行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入学后（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曾在图书馆工作，对近代史和民国人物传记有浓厚兴趣。
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补修未完之几个学分，半工半读，在大学秘书处任兼职职员，在此之前，“自己有机会干过报人，也曾出过报纸，我的报纸曾拥有不少的读者”（“红色中国的叛徒”），同年修毕所有学分，自言：“从西南联大到北京大学，作者确是一个受过多年自由主义教育的人。
”（“红色中国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几点说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沦共，旋接到北大“暂予停职”通知，于失业后为求生活，参加“南下工作团”（简称“南工团”），由于是时该团“只是一个空架子，干部正在遴选中，我们已被集中在一个曾为‘帝国主义兵营’的地方体验生活”，稍后“南下工作”变成“志愿参军”，成为“人民队伍”一分子，于经过“体验生活”、“学习”后，编入“南下工作团”先遣工作队第三小组；四月，于（润之）、朱德（玉阶）颁布“渡江命令”之时，随南下工作团由北平经天津、郑州、许昌南下，任“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随军记者；五月，于共军攻占武汉后，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司令员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谭政（举安）〕宣传部，任秘书工作；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立于北京。
三十九年，年三十，夏，于对“革命实际”之“失望已忍无可忍”之时，决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时间，我有如被嵌在一个不能稍作伸缩的机器里边，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物质，我绝不能主动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动地接受配给。
我，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踏进‘革命实际’，我们都被迫而失去了有关个人的所有。
在‘革命实际’中，我看到许多企图调换工作而遭拒绝的人，许多不满意配婚而被惩处的人，许多企图脱离‘革命’而再被‘集中学习’的人，许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经过一次‘斗争大会’便不明下落的人。
正因为我知道得太多，我与处理这些工作的支部与首长接触的机会太多，纵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无可忍，但我从未在行动上、语言上，流露一点久已蓄意求去的迹象。
”（“红色中国的叛徒”），于决心“背叛革命”后，伺机窃取“四野”两张“军用护照”，故意布下乘车北上疑阵，然后秘密由汉口出走，乘粤汉铁路火车经岳阳、韶关南下，再由广州乘广九铁路火车逃离“铁幕”，安全抵达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内心的兴奋与愉快是无法描摹的，像经过持续年余的阴雨天，第一次见到阳光”，由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所学识之第一句广州话歇后语为：“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历久不忘，意谓没有鼻梁承着眼镜，“冇”，没有也，“冇得顶”，无与伦比之谓也），局处斗室，在斗室中铺纸，奋笔直书，将一己在共区年余之所见、所思、所闻，陆续写成六十篇短文；冬，只身“避秦”来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将前撰之六十篇短文汇刊为“红色中国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华日报”（社长叶明勋）发表，以报导真实可信，文笔清新幽默，见报后轰动一时，美国新闻处特加转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几点说明”（初版代序），说明共六点，其（四）云：“我自信，这本书的报导，绝无任何夸大意味。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更能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不然的话，任何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都将会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损失。
”出版后大受欢迎，并由美国新闻处购得译文版权。
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适为“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撰序，其中提到：“读者应该记得刘先生笔下所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间的情形，那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征服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正是他们的‘蜜月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失望却已经渐渐的开始了。
……本书在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经这样的说过：‘要想改造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件终身的工作。
’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明了红色的罗网已经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所谓‘洗脑’运动还没有发动以前，就逃了出来。
以后就在一九五二年发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英文译本（胡适撰序，贾德超、华尔德·亨利合译，译本由美国纽约、波士顿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时出版）。
四十三年六月，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稍后任为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编辑，曾主编“国魂”月刊；七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泰文译本（内添大幅精美插画十余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阿拉伯文译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版）；同年蒋经国为国防部“青年战士报”社长唐树祥夫妇证婚，以介绍人身分在婚礼上致词，语多诙谐，其后获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简称“设考会”）主任委员崔书琴师任为该会编审，后升总干事，“以属员身分追随他工作过几年”（“永念书琴老师”）。
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日文译本（日文译名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闻记者所见之中国革命”，村石利夫译，东京“国际文化协会”版）；八月，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译本）；同年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韩文译本（韩文译名为“北京的黄昏”，李相昆译，南韩首都汉城“中央文化社”版）、“红色中国的叛徒”德文译本（德文译名为“我来自红色中国”，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红色中国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译本（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计共译成十三国、十六种文字，并经联合国采为数据；同年以此获蒋中正总统单独召见，慰勉有加。
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书琴师病逝台北，年五十二岁。
四十七年，敬撰“永念书琴老师”一文为悼。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榆林王爱生在台北结婚〔两人由查良钊（勉仲）师介绍认识，刘绍唐“是他赏识的学生，因此对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别关心”（王爱生“纪念查良钊先生”）〕，胡适师手书“墨子”鲁问篇语“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为贺，婚后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时值春节，春节期间去向老校长胡适拜年，其“漫谈传记文学”记云：“我很荣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讨论创办‘传记文学’杂志的问题。
……我说，胡先生您提倡传记文学，但是您是以单人匹马方式来提倡，为何没有想到办个刊物来推动呢
假如您三十年前（从写‘四十自述’算起）办个月刊，甚至于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请朋友学生协助来办，那么这三十年来的累积成绩一定非常可观，到现在可以说是传记文学的一个宝库；也没有人再不承认传记文学这门学问了。
当然这是一个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龄的时候再创办刊物。
但他对我这一假定很感兴趣，他表示很遗憾没有这样做。
最后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正在计划筹办一个‘传记文学’月刊。
没想到胡先生的反应，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他说这事谈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几万字至几十万字，哪里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征的稿子。
最后，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气衰（时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不复有当年的锐气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学派考证癖的影响，不大相信人家写的东西，他认为每一期十五万字也好，二十万字也好，如何能够使它成为信史
当时我就跟他辩论，我说我有几个原则（也是我后来“传记文学”创刊时稿约所定的原则，后详），可以使它尽可能的成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万字，字字句句都经过‘考据’才发表，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事。
胡先生当时点点头，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许世英回忆录’的期刊，他说：静仁（许世英字）先生这篇回忆录，其中就有许多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
……他说，你要办个刊物的话，将来难免有这类错误。
我并不因为胡先生不热心帮助的态度而气馁，我认为胡先生是受了考据癖的影响。
”前引“后详”所指者为“三不主义”：“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发表时必须署真名。
第二：是不刊登当事人健在（自写回忆录或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酬的诗文。
第三：是‘不炒冷饭’，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发表过的旧文章。
”二十四日，胡适病逝台北，年七十二岁；六月一日，“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台北，每月一册，由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孟邻）题写刊名，任发行人（实则集发行人长、主编于一身，由邀稿、审稿、校勘、考订，从不假手他人），撰发刊词“我们的想法与作法”，强调“传记文学”不仅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必然创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新风气”，同时于创刊伊始之时，“谨愿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两语而自勉”，创刊号先声夺人，作者阵容鼎盛，均一时之选，计有：毛子水（准）、蒋复璁（慰堂）、吴相湘（良善）、沈刚伯、陶希圣（汇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纯（绍文）、李朴生（沃龄）、苏雪林（梅）、邹文海（景苏）、戴君仁（静山）、吴延环、浦薛凤（逖生）、刘崇鋐（寿民）、张秀亚，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之喜爱与支持，属手作式、夫妻档、自耕农、个体户之“传记文学”，创办初期，筚路蓝缕，实行“苦干实干，一部六成新的脚踏车，骑着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厂。
每逢出刊之日，全家总动员，帮忙封装杂志，然后再送邮局。
”（吴相湘“创业维艰 期再创新”），以广交游，加上人缘甚佳，经常到处拜访党国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绝，此后一直视一手创办之“传记文学”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蒋永敬语），常言：“有这个杂志，我的生命才有乐趣。
”五十二年九月，黄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莅台，以沈云龙（耘农）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忆”分期交“传记文学”按期发表，“她对绍唐兄特别器重，有时竟称之为‘野史馆’馆长，乃至径呼他‘刘馆长’而不名”（沈云龙“‘野史馆’与‘后野史亭’），人称“刘传记”。
五十四年十一月，于全国各界隆重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时，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五期发表“扩大研究国父生平运动”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传记文学杂志社”由台北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四号之一迁往永康街七巷十八号之三（六十八年迁至信义路二段二三○号“信义华厦”四楼之一自置现址），在此前后于“传记文学杂志社”外，加设“传记文学出版社”，编印：1. “传记文学丛书”〔为三十二开本，由数万字至十数万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为刘绍唐等着之“什么是传记文学”，2.“传记文学丛刊”〔为二十四开大本，容纳二十万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为王云五（岫庐）之“谈往事”〕，3.“传记文学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蒋复璁、梁实秋（治华）主编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辑），由蒋复璁、薛光前（桂生）主编之“蒋百里全集”（蒋中正题签，每部六辑）〕，4.“民国史料丛刊”（与吴相湘主编，十六开大本精装，第一辑共二十二种，三十八册；以上四大类丛书、丛刊之书目详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五十六年一月，在“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发表“关于传记文学丛刊、丛书与集刊”，同月“中华文学协会”成立，为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兼院长张其昀（晓峰）〕二十分科协会之一，加入为会员；同年中华学术院传记学研究所成立，任为所长，后兼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董事长张其昀）华冈教授；六月，值“传记文学”创刊十五周年，张佛千制联嵌“宗向”及“传记文学”六字，由台静农（伯简）书之同贺，联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传’，高‘文’皆锦绣；一时称‘向’，言行宜作‘记’，后‘学’有楷模。
”九月，出版“崔书琴纪念集”（题张其昀等着，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编者名义撰之“崔书琴先生略历”，内收刘绍唐（用名刘宗向）“永念书琴老师”一文。
五十七年十一月，黄季陆（学典）继罗家伦（志希）为党史会主任委员，稍后由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调为党史会纂修〔此据蒋永敬“绍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润生）“敬佩刘绍唐的敬业精神”作：“他的老师崔书琴先生推荐他到党史会工作。
”〕，与蒋永敬、李云汉在党史会有“三老纂”之称〔传主于六十五年秦孝仪（心波）接任党史会主任委员后申请退休〕。
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编著之“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列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开本）第一辑共一百种（包括收购已停办之“文星丛刊”及其它著作多种），同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发表“传记文学与文史新刊”一文。
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百期纪念号敬告读者”，是时喜见“由于‘传记文学’创刊的影响，社会上对传记文学已日渐重视，许多读者开始对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认为“百期纪念号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过去辛劳的纪念，也是未来工作的起点”。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任主编，在“写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则八项；六月一日，撰“‘民国大事日志’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沈云龙、吴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册（民国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册（民国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续出第四册（周培敬撰序，民国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华民国出版界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欧洲、美国，在此之前曾出席“亚太地区出版会议”，多次率团或随团前往香港参加中文图书展览，并每年至港三数次，每次逗留三数天，终日忙于购书、访友、搜集史料。
六十三年四月，出版与沈苇窗（惠苍）主编之“平剧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平剧史料“富连成三十年史”、“京剧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谭鑫培全集”等十二种，精装十四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版）；七月“传记文学”为纪念创刊十二周年，发起“推荐好书一百种运动”。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蒋中正总统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灵至“国父纪念馆”，三次前往瞻仰遗容；五月九日，梁实秋续弦，与韩菁清在台北“国鼎川菜馆”举行婚礼，柬邀少数亲友观礼，筵仅三席，与夫人前往致贺；六月一日，撰“‘民国人物小传’编者的说明”（载“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第一册（封面题字恭集国父墨宝，卷首冠以“编者的说明”，第一辑共十二册，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辑第二十册），“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两套专书，不啻为研究民国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应英国“国际传记中心”之邀，前往美国参加该中心假纽约“华尔道夫旅馆”举行之“国际传记会议”，在会上作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报告，介绍中国传记之历史与传记文学之兴起，以及“传记文学杂志社”十四年来之简要工作概况，其英文稿除在会议上宣读外，并印发与国际人士参阅（中文原稿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题为“传记文学十四年来的道路－－为参加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在纽约举办之国际传记会议而作”），会后旅美学术文化界设宴欢迎，与顾维钧（少川）、张公权（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为公）、姚崧龄（仲年）等聚首一堂，访张大千（爰）于其“环荜庵”，至圣若望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参观访问，“本校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托‘传记文学’在台总代理，故一面聚餐欢迎，一面举行座谈会”（薛光前“困行忆往”）；十月一日，应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之邀，在“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讲“漫谈传记文学”（由纪录卓遵宏记之纪录稿收入该中心“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六辑，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传记文学”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号起，别开生面，增辟“每月人物座谈会”专栏，逐月邀请该月专题人物之戚友、故旧及其它有关人士与会，共同追忆与论述其生平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庭、为人、治学、治事、著述、交游、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对社会国家之贡献与影响等，并特邀一位或数字与该月专题人物有特别关系之戚友或有特别研究之学者为主讲人，主讲人备有讲稿，与会者之发言由纪录即席纪录，或自撰讲稿，元月号之专题人物为傅斯年，专题座谈会之主讲人为傅乐成（秀实，伯父斯年），主持人为刘绍唐，与会人士有：毛子水、王世杰（雪艇）、李济（济之）、李方桂、屈万里（翼鹏）、查良钊、陈盘（盘庵）、陈雪屏、张子文、陶英惠；每月专题人物止于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继傅斯年之后，各期之专题人物依次为：黄郛、张君劢（嘉森）、陈布雷（畏垒）、胡适、胡汉民（展堂）、顾孟余（兆熊）、曾琦（慕韩）、陈果夫（祖焘）、吴铁城（子增）、蒋廷黻、朱家骅（骝先）、罗家伦、谢寿康（次彭）、段锡朋（书贻）、连横（雅堂）、陈独秀（仲甫）、张季鸾（炽章）、宋哲元（明轩）、蔡元培（孑民）、张自忠（荩忱）、张作霖（雨亭）、阎锡山（伯川）、林语堂（刊毕，汇刊为“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辑”第一、二辑）；四月，在“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蒋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三次召见”一短文，略云：“我没负责过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国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间，有幸蒙故总统蒋公单独召见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与我的一本报导大陆的书，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有关。
蒋公除深表嘉许外，并以慈祥的口吻问我：‘你的国文是跟哪一位老师学的
’……一时竟举不出一位国文老师的姓名以对。
记得还是当时坐在蒋公右侧的参军长（编者按：疑为侍卫长）皮宗敢将军看到我苦思的窘状，而以其它的话题解了围。
第二次是蒋公指示党政军负责人‘保举人才’（那时还没有‘青年才俊’的名词），规定每人每月要保举一人，我是被业师故崔书琴教授保举而晋见的。
最后一次是蒋公垂询我对于敌情研究方面的意见，我一边说，蒋公一边用红蓝笔记录要点。
”十二月二十一日，“传记文学”获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丁懋时）授予首届“优良杂志金鼎奖”。
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传记文学”复获“国家文艺基金会”（主任委员吴俊才）授予首届“优良文艺杂志优等奖”。
六十七年一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继“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告一段落之后，新辟“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使读者看完每一期杂志，不仅对该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有一较全面而翔实之认识，并且等于保存此一段历史之数据，聘沈云龙以编辑顾问主其事，是期之主题为“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自撰“主题说明”，沈云龙为撰专论“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继“孙中山先生与民国初建”之后，各期之“史事与人物”专题依次为：“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台儿庄大捷四十周年纪念”、“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北京搜查俄使馆事件”、“北伐统一五十周年纪念”、“八二三炮战廿周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之回顾”、“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孙中山先生逝世与奉安大典”、“从联俄容共到绝俄清党”、“民初国会之渊源及其演进”、“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中美关系之回顾与检讨”（续）、“国共商谈之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回顾与评估”、“政治协商会议的面面观”、“少年中国学会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参政会之由来及其成果”、“广州非常会议与宁粤沪和平会议”、“金门古宁头大捷三十周年”、“民国初建与南北议和”、“宋教仁与民初国会”、“三个中俄友好同盟条约的历史教训”、“舟山胜利回师三十周年”、“韩战三十周年纪念特辑”、“七七对日抗战的一笔总帐”，每期自撰“主题说明”，画龙点睛，使读者明其来龙去脉；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湾恒春，年六十岁，灵位安奉于台北松山寺；六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发表徐自强撰之“刘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着，陈香梅译〕，在此之前曾重编重排重印陈香梅著作“一千个春天”、“谜”、“半个中国人”、“陈香梅时间”、“陈香梅通讯”、“陈香梅短篇小说选”、“陈香梅中篇小说选”、“张岳公闲话往事”、“陈纳德将军与我”九种〔尚有“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英文）一书在翻译中〕。
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致开会词，主讲人李璜，讲题为“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发言者有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等人。
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办“黄膺白（郛）百岁冥诞纪念会”；六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列为“远景新刊”(1)，书末殿以编辑后记“‘不误正业’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续集，列为“远景新刊”(10)，书末刊有编辑后记“毁誉参半‘卜少夫这个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续出所主编之“卜少夫这个人”第三、四集，香港“新闻天地社”版，第四集为“挂名”主编，内收刘绍唐“问鼎金氏纪录”一文）；七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发表沈云龙“变节投降者谁曰不宜编列小传
”（书简），对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报”副刊冯去疾“不宜为变节投降者立传”一文（冯文不满“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关志昌“傅抱石小传”、关国煊“陈望道小传”），不敢苟同，除于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复申大义，认为“民国人物小传”栏诸位执笔者秉春秋之笔，援正史“贰臣传”、“逆臣传”之例，为晚近已故变节投降者立传，以彰其丑，以昭炯戒，谁曰不宜
（其后“传记文学”续刊出伪府汪兆铭、温宗尧、曾仲鸣等小传，“红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宋庆龄、叶剑英、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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