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全度过”同一性危机”时期
通常员工表现不佳，有来自员工内在思想的原因，也有来自其它多方面外在环境的原因。
其中后者有更多的因素，影响面更大。
因此经理应该把软件环境的改善作为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点。
1、建立共同的目标 有了一个目标，团队就可以对团队成员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只有组织成员在思想意识上高度统一没有分歧，才能确保措施从上之下具体贯彻落实，保证项目内部个体力量与目标方向相同，避免“内耗”现象，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2、让员工说该怎么办 首先，安排工作时让员工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原因。
我们通常认为由于高一级的管理者更加广泛的接触以及其所处的职位高而相应承担的责任、考虑的问题都更为重要。
所以上级对下级布置任务时，上级只需说明要求，而下级一般必须遵照执行。
但如果员工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原因，他只能完全按照项目经理的表面意图去工作，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任何特例问题，他都要汇报，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是正确的。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遇到意外情况，让员工提出解决方案。
管理级别高并不意味全能。
在专业问题上，专业技术员工可能提出更加合理化的方案。
不同的管理级别只能代表不同范围团体的利益，不同的思考角度。
因此，让员工提方案而由经理审批绝不意味他领导经理。
相反，是用他的专业角度弥补经理的不足。
让员工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原因，并且在特例情况下让员工说怎么办不仅能
鸦片战争简介
要了解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首先应了解它在当时所处的地位。
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拥有几百万人的庞大军队，仅此而言，它在国人心目中就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地位，才使得日本在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逼迫国民政府的投降上。
其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无论兵力、武器装备等都还与日本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武器装备。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仅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装备了。
人民军队这样的军事实力，确实难于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相抗衡。
第三，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由于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忙于克服危机而无暇顾及它国事务，而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与扩张而采取了“绥靖”政策。
这样的国际形势让我们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到它国和国际联盟身上，只能靠我们自己。
第四，国民政府在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确实不够一致，由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
但我们应该看到，它始终未曾投降过，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可以说正是这样，国民政府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认可，二战后期，蒋介石代表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就是明证。
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代思想模式”的典型。
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p24）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
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
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
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
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贝尔将前者成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
“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
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
它们相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
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
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
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
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
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
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
（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
”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
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
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
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
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
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
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
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
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
”（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
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
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
”（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
”（p132）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
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
”（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
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
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p302）○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
”（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
“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
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
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
”（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
”（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
（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
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
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
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
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
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
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
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
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
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
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
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
”（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
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
”（p339）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
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
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
”（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贾政的社会求生方式
什么是汉语的危机
作为《汉语的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8月出版)一书的主编，朱竞感触最深的是，汉语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思想的危机，汉语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汉文化的核心是汉语思想——母语思想。
而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汉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三次断裂。
五四运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以及表达方式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对传统文化作了片面极端的理解，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取代，造成了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
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断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化语模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公共话语到知识分子的语言都被单一的政治话语所替代，进一步造成了汉语和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断裂。
而在我们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今天我们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稀薄，也使汉语与传统文化的血肉之亲越走越远。
朱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段很感性的话表述了我们汉语与传统文化的三次断裂。
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
创作界如此，而批评界和理论界也同样如此。
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
出现了“失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受“文革”“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的影响，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也造成了语言的污染。
思想的禁锢首先是语言的禁锢。
对人格的梅辱，对人性的诋毁，对真理的蔑视，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粗暴、污秽，千篇一律的“排比”，声嘶力竭的叫喊，是那个时期、那个时代一致的无一例外的语言“风格”。
它同样造就了一代人，他们语言贫乏，词汇单调，文风呆板，甚至以满嘴秽语为荣。
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老八股，如今却层出不穷地产生“新八股”，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身为中国人，不能很好用地母语进行思想、文化乃至生活上的交流，不能体会汉语的自身魅力，那是多么悲哀的事
”朱竞无奈地说。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或许能很好地表达我们对于汉语危机难以名状的心情：“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
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已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它已‘培养’出至少不止一代人不认识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更不会阅读古代典籍的中国人。
这些人是‘新文盲’。
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
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
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远离那种由辉煌的古典文学作品培养的优美的文笔、高雅的谈吐以及端庄的举止。
我常想，不会读古书和使用文房四宝的中国人是可悲的。
” 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而引发了汉语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刘方喜认为这种表述很准确。
他分析，全球化对汉语的冲击是一种语际冲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网络化对汉语的冲击表现的是一种语图冲突，表现的是符号冲突，就是传统的语言符号和电子多媒体的符号之间的冲突。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对全球化和网络化引发汉语危机这一问题作了很专业的阐释：社会的开放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汉语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汉语和别的语言杂交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导致了非精英化趋势。
以前语言的使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特别是书面语言。
而网络的出现给大众制造词汇提供了机会，因此引起了代际之间语言的争夺。
随之产生的结果是语言的部落化，使同样是使用汉语的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想更明白地理解这段话，近日发表在某报的一篇中学生作文可以作鲜活的注释，作文摘录如下：“昨晚，我的JJ带着她的青蛙BF到我家来吃饭。
饭桌上，JJ的BF一个劲地对我妈妈PMP，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PLMM。
真是好BT啊，7456……”(JJ指姐姐，青蛙指丑陋的，BF指男朋友，7456指气死我了，PMP指拍马屁，PLMM指漂亮妹妹，BT指变态。
)如果不是经常泡在网上的人看到这样的作文，也觉得理解起来有很大障碍。
作为老师，北京四中的刘波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能在学生作文中看到类似的网络语言。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功利性教育造成的。
这种功利性在基础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语文学科重视不够，另外是受外来语的冲击。
”刘波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胡彦教授也有同样体会，让他感到最无奈的是，现在的大学生会把2／3的时间都花在英语学习上，但最后令人尴尬的结局是，英语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
刘波痛心地指出，功利性教育其实是一种短视教育，人们更多地将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实用和回报上。
拿高考来说，语数外同样都是150分，但人们普遍觉得数学和外语的分数比较容易提高，在高考中容易考高分，语文处在了一个少人问津的尴尬地位上。
很多学生都认为语文学不学一个样，花很多时间在分数上没什么变化；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语文不用努力学也能学好；即使有很多家长为孩子的语文成绩差担心，往往也是从偏科的危害这个角度考虑的。
这两种想法都是对语文学习的误解，都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语文学习重要性的表现。
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语文成绩也并不像很多学生和家长想的那样难以提高，之所以人们有这种误解，往往跟我们的学习方法亟待改进、语文教学质量亟待提高有关。
其次，从语文自身的特点来看，语文既是工具学科，又是人文学科，很多学生只是知道一个粗浅的说法，却没有明白这种说法里面的真正含义。
简单来说，语文做为工具学科，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这个意义放在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尤为重要。
信息时代中，处理信息的基本方式有两个：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
我们普通人输入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读，输出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写，听说读写能力的高下，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高下。
语文就是最重要的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学科。
试想，如果一个学生听的能力差，他在同样一堂课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将比同班同学差多少呢
如果一个学生读的能力差，那么，同样一本书，他从中领会到的东西又比别人差多少呢
从大的角度讲，我们平时学习、生活、工作，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母语。
很难想象连母语都学不好的人，英语水平能高到什么程度。
另外，语言不单单是种工具，还是文化的载体，母语教育对培养一个人的民族情操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汉语的危机不全来自外语和网络的威胁。
朱竞说，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
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
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传播着没有道德感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损害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网络语言、广告宣传、流行文化的一些语言、通俗文学、手机短信等日益制造着语言垃圾，这就是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附产品，这些在高科技温床中孵化的垃圾文化在工具理性的支持下，合法化地使上述语言垃圾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原则，当然还有“来自权欲谎言向情欲谎言战略转移的套话，来自个人与集体极取极欲的脏话，来自以经营绝对语言为业绩的空话，来自枉道而从势、曲学而阿势的废话，无时无刻不在严重污染汉语”。
最近媒体引发了一场关于汉语保卫战的讨论，并且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汉语已经到生死存亡之际，需要保卫了；而另一派则认为汉语保卫战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是危言耸听。
那汉语保卫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呢
针对这一问题，朱竞说很难得出结论答案。
有学者说“并不相信汉语‘危机’这种说法，也不相信汉语的纯洁性需要捍卫”。
也有网友说：“温州人不会说外语，汉语也说得也不好，不是照样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 朱竞认为“汉语的危机”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现在是贫嘴张大民们享用语言的时候”了。
但她认为保卫汉语，是要保卫汉语思想的精华。
朱竞告诉记者，她很赞同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说过的一段话：“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
古典的汉语思想无不充满诗意，语言的简洁明快、意蕴悠长，思想的辨证圆融、朴实无华，这是汉语思想的魅力所在。
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
汉语思想也是用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思考世界的现实与未来。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汉语思想对中国的意义。
用外语思考的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
” 胡彦也认为“汉语保卫战”一点都不危言耸听。
他认为自己有很充分的理由。
原来胡彦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用古代注释学的方式给现代新诗注音。
他发现，尽管现代汉语最基本的词汇还是以传统的文言作为基础的，文言文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基本语汇，但这些语汇在进入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后，它最传统的基本意思被遮蔽了。
譬如“玫瑰”在古语里是一种玉石。
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人们一说起“玫瑰”除了想到花，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它蕴含的古老意思了。
“语言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人对母语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缺乏对文化的认同感。
”胡彦感慨。
他同时指出，现在的保卫汉语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其实保卫汉语并不等同于保卫文言文，而是保卫汉语和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
与“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坚决拥护者相比，陶东风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一问题。
“汉语保卫战的提法火药味太重，战争思维的痕迹太明显，这样容易导致二元对立，容易导致极端。
” 他向记者解释，并不是说汉语不需要保护，但要把握保护的“度”。
他表示要保护好汉语，主要还是要处理好汉语的保护和开放之间的关系。
历史一直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闭关自守；一种是认为语言不要保护，放任自流，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这两种趋势是我们在保护汉语的过程中需要避免。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交流比较密切的情况下，汉语吸收了很多外语的新词，这些新词让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时并不觉得别扭，反而很自然。
因为汉语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汉语的发展是流动的。
像文革时期，我们跟外界不交往，但后果是导致我们的语言很贫乏。
不过现在我们国家对英语的认可程度，陶东风也觉得没有必要。
一个大国应该有一种大国气象，在语言上，除了必要的涉外场所使用双语外，大可不必在大大小小的商店和路标上使用双语。
针对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给我们的汉语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一说法，陶东风部分认同，外来语言和网络语言给汉语增加了许多新词汇，这是事实，但到底好还是不好有待于时间来检验。
不过陶东风强调，如果这种语言使用太多，会导致民族身份的削弱，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语言部落化，对于维持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是有危害的。
一个国家统一语言，这是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家理解的语言有利于建构一个国家共同体，是大家互相理解的符号，语言的碎片化和部落化，会削弱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从这个角度来讲保卫汉语很有必要。
“但我们也要强调语言的多元化，强调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平等，不能导致语言的分裂，这是很恐怖的。
”陶东风很折衷地表达了自己对“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刘方喜的看法和陶东风相同。
“汉语保卫战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
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保卫和保护的问题，语言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一个要靠保护的事物，表明它已经丧失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汉语还没有‘惨’到这个程度。
”语言的延续性很强，因为他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尽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差别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
但是刘方喜还认为，汉语保卫战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只是在表述上有点偏激，但这也无可厚非。
他表示，对于汉语危机，不是靠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解决，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汉语保卫战”的提法过分焦虑了。
而刘波更关心的，并不是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冲击，而是我们国家重英语学习轻汉语学习、重外来文化轻传统文化。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有更多人来关注，无论它给现代汉语带来的是弊多还是利多，都将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首先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网语，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研究它。
就像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样，每一次文明带来的振荡都有可能使得我们的文明更趋成熟。
” 刘波解释，网络语言受到现在年轻人的欢迎，首先在于它的人性化，譬如，在网络聊天和BBS交流中，使用这些简洁的词汇很省事，同时也显得新鲜有趣，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
不过他也承认，这种阅读快感对于那些不怎么熟悉网络语言的人来说，就可能增加阅读难度，带来阅读的痛苦。
因此他坚决反对学生在作文中大量使用网络语言，因为他们还都处在语言的学习阶段。
汉语的前景怎么样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受访者对汉语的前景都持乐观态度。
陶东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他的经验，一种语言被同化掉是很难的，香港开放这么多年里，也没有被普通化和英语所同化，因此汉语也不可能被完全同化掉。
只不过人们的生活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生活变得多元了，不像以前没有现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很单纯。
因此他相信语种自然的深变进化，经过时间的证明，有些词语会积淀下来，而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像白话文刚刚提倡时，也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美感，但在后来事实证明，白话文一样能写出优美的诗和小说。
“当然，对于汉语的现状，我们要做一些努力。
”陶东风建议要多发挥民间的作用，不要一想到保护，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政府的指令。
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
他认为对一种语言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管理往往会使语言受到伤害。
因此他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于所有地方台和节目都不能使用方言的规定持反对态度，这种做法不利于汉语的发展。
陶东风把保卫汉语与保卫普通话分得很清楚，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这对中国各种语言的发展很不利。
同时他认为所有的高校教师评职称都必须考英语，这是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英语霸权主义，显得有点荒唐可笑。
国家的语言政策对语言的影响很大。
因此他呼吁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一定要听取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尤其是语言学的学会、诗歌朗诵社团等非政府结构，应该多发挥作用。
而胡彦更希望不论是一般的普通的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本土文化。
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方式是现代汉语的形式，但他们的语言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用价值观念都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话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是舶来品。
譬如前些年知识分子热衷谈论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不是从我们本土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而是知识分子强占话语领域的权威从西方引进的，跟我们本土面临的生存困境或者文化困境，没有内在的关系。
因此尽管他们在表达，但他们只是在重复和转述他人的语言，是处于“无根”的状态。
胡彦强调，汉语要摆脱西方思想的渗透主宰，首先应该认识汉语的来龙去脉、汉语形成的根，只有在重新认识汉语的源头之后，汉语才来在未来发展中有存在的根。
尽管刘方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汉语还没有惨到需要保护的程度，但他说如果汉语需要保护的话，那么使汉语焕发生命力就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不等记者问，刘方喜用逻辑的方式就开始告诉记者答案了。
要使汉语焕发独特的文化魅力。
首先体现在研究层面，研究语言和文学的学者要做一些工作。
他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刘方喜的印象中，现在语言学的角度停留于技术研究和形式研究，没有把汉语当成一种文化。
譬如对汉语古典诗歌，研究得就不是很深入。
尽管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在五四以来就是不断地进行的，并且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成果，但研究人员一般强调诗歌的魅力在意向，意向丰富是汉语重要的表现。
但刘方喜的独特见解在于，汉语古代诗歌的魅力除了来自于意向外，还还来自于声情。
他认为对汉语诗歌声情的研究是我们目前研究忽视的一个方面。
他相信后者更能体现汉语的魅力。
我们要把古典诗歌的意向翻译成英语比较容易，但汉语的声情翻译成英语就很难表达。
怎么能体现声情呢
刘方喜认为就需要去读去呤诵。
最早的诗歌都需要唱，这样才能体现诗歌的魅力，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英语诗歌和汉语诗歌的差别。
其次从教育的层面来说，刘方喜认为文学教育不重视语言的操作，语言操作包括两个方面：朗诵，写作。
尽管高校中文系开了古代文学史这一门课程，介绍很多文学理论，但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建议学生多读原著。
中文教育应该叫汉语教育，但我们现在的中文教育，作为民族语言教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因此文学教育肯定得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
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语文教育负载了过多的功能，譬如德育，而最能体现汉语魅力的作品没能进入到语文教育的视野中。
最后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刘方喜认为由于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个问题，忽视开发汉语的魅力，主要的影响就是西化，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创作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据他了解，有很多现代诗人，他们的诗歌启蒙，是模仿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
这样一种诗歌启蒙和创作途径，他感觉存在很大问题，如果顺着这种途径发展下去，汉语的魅力多少受到一些遮蔽。
许多人认为白话诗还没有创造出像古典诗歌这样优秀的作品，如像李白这样的作品。
刘方喜分析，这如果是我们的白话诗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不重视对汉语内在魅力的开发，侧重于对西方文学和诗歌的模仿应该是原因之一。
因此，刘方喜坚信，汉语不是保护问题，而是发展和创作的问题。
如果使汉语成为像英语一样的强势语言，则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要使汉语靠自身的文化底蕴立足世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焕发出汉语的魅力，不断生发出精深的哲学美妙的诗歌的汉语，让其他民族的人想了解一种高深深邃的思想就不得不读汉语原著。
对于“汉语保卫战”，朱竞身体力行，花费了很大心血主编《汉语的危机》一书。
她捍卫汉语的主张是建议学校教育更多地来关注汉语生命的自然需求。
因为从对儿童的言语早期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维系着他们言语学习活动的都是规定好了的具体的现实目标，在教学情境下的每一个游戏，每一次远足，每一篇作文，每一回对话或演说，背后都有一个精心策划的应试圈套。
如果说，保卫汉语作为一种思想攻略与坚持的战役从渗透于中小学时段开始，那么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其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同步在全球时代才能表现为一种乐观的从容。
尽管汉语危机重重，但让人备觉欣喜的是，我们的学者和政府都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为重新焕发汉语魅力不断地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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