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每回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
演的,虚构出来的人物 历史上解放天京的战役前奏是解放安庆和扬州 苏州也太扯了,八天口粮,从苏州打到南京,你信吗? 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尽。
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预示着清朝统治行将覆灭。
在同治九年，又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
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
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
”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
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
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
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
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
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新贻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
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
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处决，剜了张文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
一句话，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然而，事情的真象总是难以隐瞒的，纸包不住火。
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将马新贻被刺原委，一一公诸于众。
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
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
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
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
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
马新贻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
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
由此可见，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渔色负友，形同禽兽。
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盖起来。
此事轰动朝野，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 更奇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马灵。
由于“刺马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难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将“刺马案”与“”，“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并称为“”。
张汶祥为何“刺马”
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民间则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早在“刺马”尚未结案时，上海就演出了“刺马戏”。
对此，当时官场老谋之士及近现代学者却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刺马”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马新贻居然做上两江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圣恩何以如此眷顾
“刺马案”刚发生便有传言揭马新贻曾遭贼俘、品行不端，难道早有预谋
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勇，案发后清廷又派”湘军老祖“曾国藩主审，这其中有何奥妙呢
按照民间传言和演义版本，张汶祥刺马的根本缘由，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是为友复仇。
至于故事详情，最早的版本为马新贻曾与窦一虎、张汶祥结为把兄弟，始诱降，继出尔反尔，卖友求荣，杀了窦一虎并霸占其老婆。
张汶祥发誓复仇，终遂其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老二窦一虎则名曹二虎。
有趣的是，在后世诸多版本当中，虽然故事大同小异，但“妻遭马占”的这个绿帽倒霉蛋不断更名，比如京剧有一个版本叫陈金威，另一个版本则是张汶祥自己。
武侠名作中唤郑时，张彻的电影版名为黄纵，电视版则叫关云宝。
之所以列出上述举证，并非无聊，而是想借“绿帽倒霉蛋”姓名的变迁说明“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
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
但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
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
就在马新贻即将把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甚至传教士等众多集团，牵扯到慈禧、曾国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怪不得说法蜂起、真相难求。
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淹没了。
-编者按 随着电影的上 映，该片的情节基础、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张汶祥刺马案”再度浮出水面。
“刺马”号称“”之一，凶手当场被捉，动机却迷雾重重，迄今难有定论。
表现的为兄复仇及政治阴谋，不过是历史上众多猜测中的两个版本。
本文详述“刺马案”前后经过，您不妨当一回，看看能否破解这百年疑案。
-刺客交代了三点行刺动机，漏洞百出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箭场参加完阅射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官署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口呼冤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
冷兵器时代的刺杀行动技术含量要求非常高，荆轲刺秦王尽管挖空心思最终还是一去不复返。
可是，就在检阅完军队回家的路上，在成群的亲兵随从护卫下，堂堂的两江总督竟被一个大街上窜出来的刺客刺中了，而且刺得非常到位，马新贻第二天就毙命了。
怪不得慈禧太后接到奏报后吃惊地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 更奇的还是刺客的供词。
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汶祥，46岁，河南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
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
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
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
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汶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这份供词漏洞百出，却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尚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民间流传的说法：为兄弟复仇
为国家锄奸
张汶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
显然不能服众。
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汶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清稗类抄》就搜罗了另外两种：一说马新贻在合肥办团练曾被捻军头目张汶祥俘虏，张久欲投清，就放了马新贻，并连同其友曹二虎、石锦标与马结为异姓兄弟。
后马新贻编选张汶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屡立战功，很快就升迁到了安徽布政使，对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却逐渐冷淡。
这时正好曹二虎把妻子接来同住，马见曹妻美貌，不仅设法骗奸，还诬陷曹二虎“通捻”将其捕杀。
张汶祥为替二虎报仇，将马刺杀。
另一种说法是，张汶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
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汶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
一次，张到杭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
张汶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汶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督抚不和”之说在审案过程中得到了官方讨论 《清稗类抄》成书距刺马案未久，可见这些说法产生很早，但都只在民间流传，而马死于“督抚不和”的说法却得到了官方讨论，此说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正式提出的。
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归马新贻查办。
王家璧认为丁向马“请托不行，致有此变”。
他还说这个传闻流传很广，而且传播得很远。
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未必是空穴来风。
清廷向来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此举也是人臣本分。
但他的奏折当时就遭到了主审官郑敦谨的否定，郑认为丁惠衡的案子始终都是丁日昌大义灭亲，自行奏办，不会向马请托，当然也不会有怀恨杀人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况且丁惠衡当时尚未投案，未经审理，更没有被杀头，丁日昌恐怕不至于因为走后门不成就动了杀心。
此外，章士钊认为：“夫文祥，官文书明明宣称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
”章先生所说的南田洪秀全余党，在张汶祥的供词中是海盗，与太平军毫无干系。
这很可能是章先生把张汶祥参加太平军的经历与海盗混淆了。
说张汶祥为太平军报仇，可能性似乎不大。
-湘军集团是元凶的说法缺乏扎实的证据 马新贻死于湘军集团策划的政治谋杀案的说法起源也比较早，其中论述最全的是高尚举的《刺马案探隐》。
他认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实力逐步做大，成了朝廷心腹大患，于是慈禧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子，派马新贻担任，以牵制湘军势力。
另外，马还肩负着调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慈禧密令。
马的到任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所以湘军指使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
随着电影《投名状》的上映，高先生观点多次出现于报刊网络，被认为最接近真实。
但是仔细阅读完高先生的著作后，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如作者说湘军将领曾给张汶祥立碑。
这是一条关键证据，可是出处在哪呢
不注明资料来源是史书大忌。
而高先生的著作还有另一大硬伤，那就是小说化。
如写钦差张之万等三位主审官欲将案件拖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人商议的具体情节、对话、各自表情动作，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同亲见，这显然是一本历史考证著作不应该有的。
而细究之下，这些情节描写竟然出自高阳的《慈禧大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两相对照，就可知此言不虚。
这就非常难以置信了，高阳先生虽然深谙清史，但是其最成功处在于小说，小说中真真假假，怎么可以拿来做史料看呢
此外高先生虽然指出了马新贻死于湘军主使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凿证据，作者提出的一些理由也多经不起推敲。
如慈禧密令马新贻调查太平天国金银的下落以及马新贻上任前对兄长表示自己凶多吉少，这两条关键证据，据作者所说，是得之于马新贻后人，这就使其可靠性大打折扣。
所以马新贻死于湘军的说法，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但还缺乏扎实的证据。
-此案牵扯面太广，传奇因素众多，真相已被淹没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在日记中说：“或谓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马公者。
盖谓汶祥奋不顾死，非深仇不至此也。
” 张汶祥究竟受何人指使
是湘军、太平军还是海盗
如说因帷薄事(男女欢合之事)被杀，似乎又陷入了“渔色负友说”，此说如此盛行，原因何在呢
张汶祥的供词是官方捏造的吗
为什么供词中张会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如果张与马并不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张对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
如果张与马相识，马的遗折为什么说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
刑部尚书郑敦谨审完案后未及回京复命就在途中上书以病乞罢，而他14年后才亡故。
是因为未审出真相，羞于做官吗
一切都是未解之谜。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甚至传教士等众多集团，牵扯到慈禧、曾国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怪不得说法蜂起、真相难求。
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淹没了。
○“刺马案”刚发生不久就被改编成了戏文，被京剧、文明戏等各种艺术形式编演。
1949年“刺马”故事被搬上银幕，此后在香港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版本是张彻1973年导演的《刺马》。
而最新版本是陈可辛的《投名状》。
○《投名状》中有一个情节是太平军苏州守将变相自杀，死于刘德华扮演的清廷将领之手，这纯属虚构。
事实上，淮军攻破苏州时太平军的将领是慕王谭绍光。
他16岁参加太平军，后隶属忠王李秀成，勇敢善战。
在苏州保卫战中，他在议事过程中被太平天国内部的叛徒刺杀。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在：和能查到。
有据可查，清朝的就是文字狱，严重的不止灭门，还诛九族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顺治朝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事迹的史稿，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一本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 乾隆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水浒传》前三十回 读后感 急~~~~
读《传》有感 《水浒传》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读后感600字 很早就听说《水浒传》非常好看，张老师也觉得适宜我们初一学生课外阅读，我便央求妈妈买。
正好妈妈的一位朋友家有，便送给了我。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总算把《水浒》的上册啃完了。
令我最佩服的就是作者在描写两方交战时的高超技巧。
就拿杨志和索超在大名府的那场比武来说吧。
不谈两人的盔甲武器，也不谈双方打斗的场面，单是两人的马，作者就写得活灵活现。
索超的马“色按庚辛，仿佛南山白额虎；毛堆腻粉，如同北海玉麒麟。
”而杨志的马“骏分火焰，尾摆朝霞，浑身乱扫胭脂，两耳对攒红叶。
”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虽然在这里只用了比喻的手法，但在描写杨志的马时却用了四种不同的物来比喻马全身不同的红，使人觉得可信、真实，足可见作者技巧的巧妙。
除了看，当然也要思考，我思来想去，就是一个问题不大清楚，那就是何为好汉
一个人的好与坏是由法律、真理来判断的，那书中所谓的好汉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
武松，他为兄报仇，杀了嫂嫂与西门庆，那是兄弟情深，也就算了。
可他血溅鸳鸯楼，把气撒到了别人身上，连在张都监家看马的也被他莫名奇妙地杀了。
这看马的老头与武松无怨无仇，连面都没见几回，有什么理由杀他
就因为他帮张都监看马
武松见孔亮喝酒吃鸡，自己只有熟菜，便打跑他，自己霸占了，这也能称作好汉
想着想着，倒也想出了几分道理。
以前，人们把“义”看得特别重，史进不就看在朱武和杨春重义气上，放了陈达吗
如今，做事都得依法律，如果也学他们一样，反而会害了别人。
因此，时代变了，人的观念变了，我们只能用欣赏的角度去看这本书，万万不可把它当成教科书。
水浒传读后感500字 楼主适当 再编点 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 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 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 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 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 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 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 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 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 ,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 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 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 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 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 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 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 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 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 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 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 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 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 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 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 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 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 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 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 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楼主这篇也可以800字的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啃完了,好辛苦!不过,我总算明白了很多道理.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醉拳,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虽然说现在仍离内行很远,不料却也看出一点门道. 鲁达何以成五台山和尚 俗话说不在高,有仙则名.五台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的和尚当然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的,何况象鲁达这样有命案在身凶犯 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的故事,至于他如何做了名山古刹的大和尚,不细心看还未必看得明白. 鲁达三拳打死郑屠之后便 亡命天涯,一日,在代州雁门县的十字街头正好遇上了他曾搭救过的金老,金老的女儿嫁给了雁门的大财主赵员外,赵员外既然取金老的女儿,鲁达自然成了他的大恩人,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赵员外和五台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寺里的智真长老是他的弟兄,而且他祖上便曾舍钱在寺里,是寺里的大施主.赵员外还曾向寺里买了一个名额,寺里曾许过愿让他剃度一僧.于是,赵员外就把这名额给了鲁达,有了名额还不够,赵员外还向寺里缴纳一笔集资费,那集资费便是赵员外带鲁达上山见智真长老时特意准备的一担段匹礼物.如果没有赵员外的一个名额和一担集资费,鲁达便有天大的本事也进不了五台山山门,更不会成为后来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了. 生辰纲事发与晁盖的关系网 劫了当朝太师的生辰纲,绝对是死罪一条.作为这桩劫案的首犯,晁盖在生辰纲东窗事发之后,利用他多年精心编织的关系网居然安然逃脱,远走高飞.《水浒》虽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不过里面的108将很少是正儿八经的正宗农民,晃盖当然也不是. 晁盖是山东郓城县东溪村的一名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他独霸一方,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气.晁盖有很多钱,也很会花钱,他的钱绝对不会是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得,生辰纲都敢劫,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晁盖用大量的钱财精心编织了许多的关系网,而这些关系网在紧要的关头发挥了作用.先是他的把兄弟--在县衙门作事的宋江从济州府捕头何涛处获得秘捕晁盖的消息后,便立即前去通风报信,使晁盖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围捕行动中,郓城县的两位和他交往很深的,平时得了许多好处的都头朱仝,雷横更是心怀鬼胎,阳奉阴违.打前门的的雷横故意大惊小怪,高声叫嚷,暗示晁盖快逃,打后门朱仝更是不但放过了他,还特意为他指出了一条逃生之路说 quot;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能安身.关系网织到这个份上,谁还奈得他何 宋江使梁山泊兴旺发达,宋江又把梁山泊引上绝路,真可谓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应该说宋江取得梁山泊第一把交椅之前,还是为山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尤其是彻底抛弃了王伦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路线,广纳天下豪杰,使得山寨一片繁荣.他还常亲自下山,率领一帮弟兄冲州过府,立了不少军功,三打祝家庄,攻克高唐州,都有他的功劳.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梁山泊英雄排定座次,宋江坐稳了法定的第一把交椅后,他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身先士卒的宋江不见了,自那以 一向不曾下山,每日肉山酒海,大吹大擂,与弟兄们打团儿吃酒.而且他下山的第一件事竟是去东京赏灯,任凭众人苦谏不住,他坚执要行.拿着弟兄们出生入死换来的血汗钱供自己肆意挥霍.看完了灯会之后他还去逛妓院,为了会一会名妓李师师,光见面礼便花了黄金一百两.为了不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弟兄们的不满,他早就想好了一个绝妙的理由:这一切都是为了山寨的前途着想,为了让大家将来有个好的归宿.说到底,他的旅游,嫖妓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山寨宋江真可谓是奋不顾身. ——《水浒传》读后感 我对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情有独钟.《水浒传》是本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巨著.它引人入胜的连环章节中塑造了不计其数的人物形象.个性之鲜明,在中国文史上首屈一指.但在这些英雄豪杰的斗争之中,却隐藏着施耐庵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你只需随好汉们—齐发威,一齐狂笑,一齐叫骂,在无拘无束的痛快淋漓之中,便能发现这一百零八个人,每一个都是作者精神追求与内心情感的寄托.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的威猛仗义,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名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那是忠义二字. 他是一团火,一团抗争的烈火.在他身上,永远体现着性格的彻底自由与无拘无束.他是桀骜不驯的人,一切的封建束缚他都不放在眼里.他要用他那两把板斧砍尽天下不平事.施耐庵将自己对于社会,制度,正义不得伸张的不满淋漓尽致地挥洒在李逵身上,同时又寄托了作者对反抗和自由的热切向往.然而,他一生追随宋江,忠义不二,即使对宋江招安的想法不满,最终仍然选择服从,因为在他心目中宋江永远是他的大哥.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说:到地府也要做哥哥身边的小鬼. 希望能帮到LZ
水浒传43回简介300字左右+回目
一、《水浒传》第四十三回的回目是：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二、关于这一回目的内容概括如下： 李逵回家搬母，途中遇李鬼冒名自己剪径打劫，未杀，给银十两。
后知受骗，杀了李鬼，李鬼妻逃走。
回家见娘，娘双目失明，李骗娘说做了官，接娘享受。
哥哥李达回家，揭穿李逵秘密，并去财主家要领人捉拿李逵。
李逵给他留下一锭大银走了。
李达领人亦不去赶。
背娘至沂岭，给娘取水，娘被虎吃，连杀子母四虎，被众猎户迎至曹太公庄上，被李鬼老婆认出，曹太公设计灌醉，报告知府。
朱贵朱富救得李逵性命，李逵杀了曹太公、里正及李鬼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