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被乏到潮阳的故事读后感
远贬潮州，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
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获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十二岁的幼女掺死贬途）而愧疚交加的切肤之痛......一齐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沉浮于险象四伏的宦海中，挣扎在苦难的命运漩涡里，却依然以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在不到八月的潮州刺史任期内，为潮人切切实实的办了一系列的好事，为潮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从而赢得了历代潮州人的景仰与缅怀。
韩愈传读后感400字
在寒假里，我有幸阅读了李长之著韩愈传，才感觉自己对韩愈有了更深一点的了解，起初只知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韩愈是让人十分尊敬的。
我还依稀记得里面的这句话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意思是说韩愈因为自己是孤儿，小时候很刻苦的学习儒家经典，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还需要奖励来诱导。
韩愈并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堕落了，或许会被别人所嘲笑，或许少了父爱母爱，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他学习并不是为了奖励，而是自己要学，这样的付出是无价的，想想如今的我们，或许我们曾抱怨过读书累，但是我们的状况比韩愈当时要好多了，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应该发奋，向韩愈学习，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
这是韩愈让我尊敬的一点。
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也让我敬佩不已，当然我想这一点与他小时候勤勉读书是密不可分的。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韩愈也和柳宗元一起开创了古文运动，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
韩愈对于事物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作品更是构思奇特，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韩愈的勤勉读书和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是使他成功的原因，虽然他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他还是努力读书
这和他一系列的成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系。
以“读韩愈读后感”为题以议论文的形式写300字
读韩愈读后感“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原本我还喜欢这句话，喜欢这句话随心所欲、放荡自由的方式，可是，在读过韩愈之后，他那种泰然处之、尽力有为却印在我心中。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虚假和奉承，人们每天都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
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说一句真话
在人们都错了的时候，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职责一下
哪怕是失败了，但是否心中有这一种勇气
可惜现在的人们什么都丢了，留下的只有一个傀儡和一副面具，因为人们知道，说真话的下场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的黑暗就是因此而生，然而韩愈能够摘下面具，将心底的话讲述给世人······再有就是能在任何逆境中葆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能够在人生的低谷中不失信念，用一颗积极的心面对世界
“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这是一位伟人，在我心中，他是魁梧的，一步步迈得那么坚定。
为了人民的光明，他总是面对黑暗，而心中却始终明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伟岸的背影。
《百家讲坛》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观后感 字数300~500 好的 追加50分~~~
今天我读了《聪明的韩愈》这个故事，我觉得故事当中的韩愈他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学生。
韩愈用的办法是：把蜡烛点燃，用烛光照亮整个屋子。
他买蜡烛用的钱比别的同学买的稻草和树苗用的钱少，还完成了老师给同学的作业，所以老师夸他很聪明。
我们要向他学习，遇到事情要动动脑子 （望采纳，谢谢）
梁衡《读韩愈》原文
《读韩愈》梁衡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
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
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
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
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
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水名韩江。
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
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祀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八一九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朽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
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
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
所谓“文死谏，武死战”。
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
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
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
（“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
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
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
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
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
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
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
韩愈自己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瘅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
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
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
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
“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
”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
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
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
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
一是驱除鳄鱼。
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
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
三是赎放奴婢。
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
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
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
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
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
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
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
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
”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
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
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
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
（“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一片拳拳之心。
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
文如其人，文如其心。
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
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
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
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
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
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
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
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
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
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
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
历史会怎样改写
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
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
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
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
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
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
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
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
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
是他大开教育之功。
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
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
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
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
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
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
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
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
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作者简介： 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
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韩愈(或欧阳修)文章风格论述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
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
《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
《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与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
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
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
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
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
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
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
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
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
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
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
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
《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
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
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
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
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
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
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
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
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
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
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
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
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
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
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
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
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
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
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
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
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呜呼
其真无马邪
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
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
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
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
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
”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
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
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
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
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
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
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
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
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
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
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
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
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
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
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
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
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
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
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
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人物。
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
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
——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
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
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
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
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