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的现代应用 《孙子兵法》作为揭示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现出引导人们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
这种“理性之光”，通过一系列“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等深刻的战略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涵在其中的“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 理念展示出来。
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门，让许许多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沉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这部名著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超越了时空。
正如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的军事箴言》一文中所言：“孙子的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 这部名著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著作，而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领导者的必读书。
孙子的思想不仅在现代军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人们不仅在古人的深邃的思想中获取启迪，同时又为孙子兵法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一、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 孙子兵法的应用现状首先表现在它的极高的普及率上。
据有关媒体报道：《孙子兵法》在西方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在世界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里，目前有多达102种与“孙子”相关的书目，其中由萨谬尔·格里菲斯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平装本《孙子兵法》最受欢迎(见图)，常年位居该书店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几位。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9.11”事件后，这个版本《孙子兵法》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6万册。
经常出国的朋友会发现，许多机场的书店柜台上摆满了《孙子兵法》，在候机或候车的场所也能够看到许多人在翻阅《孙子兵法》。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作家谈道：“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商界人士对中国千年的《孙子兵法》愈来愈好奇，如何利用孙子兵法，成了西方人探讨商场必胜的另一秘诀。
走进美国各大图店的商业书籍栏目下，作者不同，内容各异的《孙子兵法》解释与感悟俯拾即是，就连给美国商学院学生讲演时，《孙子兵法》刚被我提起，一个微型《孙子兵法》的小语录已经被美国学生高高举起。
” (一)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现代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世界许多著名的军事分析家认为，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孙子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战场。
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国防部官员和美军军官中举办了上千次《孙子兵法》讲座。
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
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
最近，有一位名叫马克·麦克尼利的专家写了一部《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
他谈到：“《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
”这部书的出版商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此书时，称《孙子兵法》是军事理论上的一把“瑞士军刀”，足以应对任何局面。
有一位翻译过《孙子兵法》的美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说：“如果我是最高统帅，或被选为总统或当上总理，我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军官，特别是将军，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十三篇》的考试，一次口试，一次笔试，及格分数为95分。
考试不及格的将官立即自动罢免，并不准上诉，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家再一次发现孙子兵法的重大价值，运用其中的战略原理思考现实疑难的战略问题，均获得满意的答案和结果。
例如，有的专家依据孙子战略威慑理论制定了国家核战略。
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一书中，直接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批判美国当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许多出台的现代军事理论都是依据孙子兵法创立的。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理查德·劳伦斯中将在阐述《空地一体战——纵深进攻》时，认为这一作战原则所根据的原理是《孙子兵法》的“奇正之变”和“避实击虚”。
美国1982年新版《作战纲要》，直接引用了大量孙子兵法的名言。
这部《作战纲要》编写组的成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研究。
1983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战略》，第二章的标题是《军事战略的演变——孙子的智慧》。
许多战略决策者直接依据孙子兵法来思考现实的战争问题。
有资料说，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
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
美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 在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
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
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
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
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
”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二)孙子兵法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应用由来已久。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最早将《孙子兵法》引入经营管理的是战国魏文侯时的白圭。
他将孙吴兵法和商鞅之法的原理，用于生产经营，善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策略，取得了成功。
目前，有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孙子兵法的商战应用价值有深刻的体会。
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说：“《孙子兵法》是对两千多年前大量战争实例的精辟总结。
当今MBA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培养学生深入观察现实问题进而找出其规律的能力。
每个企业都欢迎善于解决问题的经理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徐二明说：“在国外学习战略是将《孙子兵法》作为经典的参考书，他们认为战略中的许多思维方式早在2000多年前就解决了。
其实外国人喜欢看的书，反而是我们的《孙子兵法》，他们觉得很有用。
近年来，很多管理学学者发现企业竞争与战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已经将《孙子兵法》的理念应用于管理运作上。
” LG中国总裁卢庸岳说：“我很喜欢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很多智慧的东西。
对于经营管理也很有用。
” 20世纪60年代，日本将《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
日本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写了《兵法经营学》，讲述如何将兵法理论运用于商战，其中特别强调以孙子兵法管理企业。
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他们成功的法宝。
他说：“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
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兵法认真背诵，灵活应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
”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写了《孙子对日本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一文，指出日本企业所以能战胜欧美企业，原因就在于日本“采用中国兵法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更合理有效”。
他在《战略家的头脑》一书中，大量引证《孙子兵法》的内容，宣称《孙子兵法》是日本企业的“最高经营教科书”。
美国的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在对孙子兵法顶礼膜拜上并不比日本人逊色。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则说：“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
必须去读《孙子兵法》
”美国当今著名经营战略学家哈默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引用孙子的语录。
他说：“仅估计已知竞争者的当前战略优势无助于了解潜在竞争者的决心、持久力与创造力。
孙子，一位中国军事战略家，3000年前就曾论证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美国福坦莫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杨壮说：“《孙子兵法》是战略理论领域的传世之作，是世界兵法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一本企业致胜之道的巨著。
” 其他国家的有头脑的成功企业家也同样看到了孙子兵法的价值。
意大利埃尼公司总裁贝尔纳贝说：“关于战略这一题目，我正在读《孙子兵法》，这是一本大约2500年前由一位中国将军孙子所写的经典教科书，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全面的教科书，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去。
” 孙子的思想已经在现代经济战略理论上打上深深的印迹。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也曾在其《营销管理》一书中，探讨了兵法在营销中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在现代经济战略管理学中，有一个叫做“SWOT”的概念(Strengths ,Weakness,Opportunity and Threats),即“强弱、机遇和风险”。
来华讲授经济学的美国学者约翰·阿利，将“SWOT”与《孙子兵法·虚实篇》联系在一起。
他指出：“《孙子兵法》的虚实之分及其倡导的以实击虚的效果，与现代SWOT分析方法的效果如出一辙。
SWOT分析法是营销中流行的策略性方法。
这种方法给出公司强弱的领域，给出市场的机会与风险。
应用实力去追寻机遇的观点，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再版。
这完全是换一种说法说出了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
”这位学者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子七字谋略——营销经理如何应用孙子兵法》。
他在文中写道：“《孙子兵法》虽然古老，却可能成为未来的蓝图。
” 孙子兵法帮助许多企业家获得了巨大商战的战果。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在1984年销售汽车830万辆，居世界首位。
他说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从2000年前中国一位战略家与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了许多东西”，从而使他获得了一个“战略家的头脑”。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
索尼公司应用孙子的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
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这种思想已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
许多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在这方面，日本的任天堂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我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抢占市场要有速度，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而这个“石”就是顾客。
他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海尔走向世界。
沃尔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吴渝章是一位运用孙子兵法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1997年他刚加盟沃尔沃时，该公司在中国年销售量只有27辆。
经过5年奋战，他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将沃尔沃年销售量提高了30多倍，占据了中国大车市场的主要份额。
他深有体会地说：市场就是战场。
不懂市场战争学的企业家，不可能带领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懂孙子兵法的企业家，不可能是真正的成功者。
古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
今朝云：半部《孙子兵法》打江山。
《孙子兵法》是商战中的“圣经”。
特别是在今天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过渡的时代，也就是在各个行业的商战中从一统“周天子”天下的局面向“春秋”，再飞速向“战国”发展的时代，《孙子兵法》对我们的企业家们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实际的使用意义。
这是我个人最爱的一本书。
每个月保证读一次而因所处情况和位置不同，感受和体会自然不同。
《孙子兵法》是我事业上的“充电器”。
我国山东的大王镇，拥有70多亿资产。
它的成功也与孙子兵法的应用有着密切关系。
这个镇的“大王精神”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的中国兵学文化。
(三)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孙子兵法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得到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外交领域，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运筹帷幄》一书中，直接依据孙子的思想阐述对苏的不战而胜战略，并通过对孙子“得天下之众”的“衢地”的理解，提出了“关键性国家”的概念。
在体育领域，据报道说，巴西足球教练斯科拉里带《孙子兵法》出征世界怀，并应用孙子兵法的思想获得了世界怀。
我看到过一篇孙子兵法与象棋的文章，其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精熟地理解《孙子兵法》，并把其运用到象棋的实战当中，我们可以说是把握了大部分象棋战术的源头，我们的棋艺也会有一个飞跃似的发展，我们的水平会越来越接近一个高手的水平，甚至超越他们。
”除此之外，孙子兵法在领导艺术、人事管理、人生追求甚至家庭关系等方面，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应用性的联系。
我们如果细心地浏览一下图书馆和书店的书目，可以轻易地找到这些方面的应用书籍。
(四)孙子兵法应用活动和成果 近几年来，孙子兵法的应用正在向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拓展，组织了许多精彩的孙子兵法应用活动，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孙子兵法应用专家和应用成果。
1、孙子兵法应用研究交流 国内外许多地方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孙子兵法应用研讨会或座谈会。
例如，山东孙子兵法研究机构成功组织了三次孙子兵法应用国际论坛，组织了海峡两岸孙子兵法应用论坛。
山东惠民、广饶等地举办了不同专题的孙子兵法应用论坛。
苏州孙武子研究会组织了自身的孙子兵法应用活动。
天津孙子兵法研究理事会做出开展孙子兵法应用的系列规划。
北京大学组织了孙子兵法俱乐部，组织或参加一些孙子兵法应用交流活动。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关注国内外孙子兵法应用的研究，例如，参加国外孙子兵法应用著作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关注全国高校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情况，关注各地孙子兵法应用性讲座的情况，关注马来西亚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孙子兵法应用情况。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前几次组织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已经进行过大量的孙子兵法应用研究的交流。
我们这次第六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以“战略文化”为主题，更加突出了应用方面的内容。
2、孙子兵法应用性培训 组织孙子兵法的培训，是孙子兵法应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业管理学院都开设孙子兵法的课程，要求学生熟背《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培训已经在国内各个领域展开，在北京有的孙子兵法短期培训班的入场券价值高达5000多元。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在山东惠民、郯城、孟良崮和北京小汤山龙脉温泉等地建立了孙子兵法教研基地和培训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将孙子兵法的应用培训定位在高层次上，与北京大学国际MBA一道，成功组织了企业精英的孙子兵法体验战略教学。
这一教学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学员的高度赞誉。
下面是参加过这一教学的北大学员的实际感受。
北京正荣网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真正说：通过这次战略体验教学，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战略，什么是商业战争。
战略是远远超过了战争之外的智慧和思想的聚合。
《孙子兵法》中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已经非常经典地将战略思想上升为全胜的高度。
我认为，BIMBA的实地战场的战略案例教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大战略思考空间，使我们跳出了现代商业战略运作的思想局限。
同时我们吸纳了古代几千年征战谋略的博大精深和缜密完整，以及中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文化的精华。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谷静说：在这次活动当中，通过研究以前的成功案例，学习军事战略理论，与各位军事专家进行交流，我感觉收获很大。
虽然不一定把《孙子兵法》的哪一计照搬到实际工作当中，但是这种战略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分析和解决问题。
中国网通综合部总经理方竹认为，实地体验不仅能够体会到《孙子兵法》中的精髓，还可以使自己深入一线，感受到了身为领导者的决策会对一线的实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决策者也不能纸上谈兵，所有决策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商业竞争与军事战略本是同根生。
3、孙子兵法应用成果 这方面的成果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只是在我们接触到的范围内择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举例性的介绍。
(1)在著作出版方面： 国内有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该会副会长于汝波的《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该会副会长洪兵的《孙子兵法与经理人统帅之道》、该会副秘书长黄朴民的《新读孙子兵法》、该会副秘书长刘庆的《兵法商战基本原理》、北大国际MBA教授胡大源编著的《孙子兵法体验战略教程》、苏州孙武子研究会会长管正的《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大量孙子兵法应用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非常有价值。
国外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写了《兵法经营学》。
马来西亚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吕罗拔的《我与孙子》、《孙子兵法散论》，《The Iraq War in the eyes of Sun Zi》、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金融、工商经济学教授陈万华和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教授陈炳富合著《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的一般运用》。
最近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新书――《经理人的六项战略修炼――孙子兵法与竞争的学问》(Sun Tzu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Six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Managers)。
这是一位名叫麦克内利的美国人写的。
他担任美国IBM公司的战略顾问，曾是美国陆军的军官。
在这本书的推荐语上有这样两段话： 如果你曾经感到商场如战场，那么，这本基于中国古代大师教诲的书会告诉你许多东西。
――美国《企业家》杂志。
终于有人写了一本透彻地说明如何将《孙子兵法》运用于企业经营的书
这本书使我欣喜若狂。
――布里安·布卢姆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总裁、CEO。
(2)在影视制作方面： 上海亚洲电视艺术中心拍摄了大型专题艺术片《中国将校世纪谈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据说，香港著名电影演员成龙准备投资六亿拍摄电影《孙子兵法》。
(3)在文物开发方面： 由于《孙子兵法》的文化带动作用，与中国古代军事有关的中国古代名将、中国古战场、中国古兵器等方面的文物开发也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矽感公司的张伟是一位对孙子兵法文化开发有特殊贡献的企业家。
他集中了一百位有名望的书法家书写了一部极有收藏价值的《孙子兵法》。
他现在正筹建一个包括孙子兵法在内在中华文化主题公园。
许多与《孙子兵法》有关的文物复印品和纪念品，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量。
西宛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精美的《孙子兵法》金书，成为国家对外赠送的礼品书。
孙子兵法被制成游戏软件。
社会上已经推出了孙子和《孙子兵法》的纪念邮票。
(4)在特色旅游方面： 孙子的故乡、孙子建功立业的地方，以及成功运用《孙子兵法》的古代、近代战场，已经被旅游界所关注，都将成为今后旅游的热点地区。
山东惠民投巨资建成了孙子兵法城。
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馆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孙子兵法在现代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孙子兵法现代应用，有很大的成就，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是认识上的，也有些是在现代应用过程中客观形成的。
我们必须关注并花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尽快解决那些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突出问题。
否则，孙子兵法现代应用将会被引入歧途，先祖留下宝贵遗产将会被断送。
问题一：妄自菲薄，总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的圆。
我非常痛心地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当国外对孙子兵法津津乐道的时候，我们国内一些人确对孙子兵法不屑一顾。
有些国内的专家，甚至连《孙子兵法》读都没有读过，就对其妄加评论，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国外的《战争论》、《海权论》、《君主论》捧到了天上。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孙子兵法连起码的地位都没有，如何谈得上应用。
对这种现象，有一位记者曾做过报道：“笔者走访部队了解到，一些官兵却对《孙子兵法》知之不多，研究不够，有的甚至不屑一顾。
认为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行超视距精确打击，与短兵相接的战国时代相去甚远，作战方式和形态有了根本变化，《孙子兵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
” 我们不否认孙子兵法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一些论述并不完全适用于现代，我们也不否认国外一些名家名著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孙子兵法的现实价值，不能忽略孙子兵法基本原理的普遍指导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古代知识和战略知识的浅薄而导致出孙子兵法“浅薄”的错误结论。
现在我们运用孙子兵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其战略思想。
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外国而不是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从外国引进“战略”一词。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较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
中国战略思想已经对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达到哲学的层次，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特征。
《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成熟之作。
《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都已远远超出军事范畴，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
我曾经在《中国战略原理解析》一书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真正的战略在中国。
中国的战略博大精深。
有人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感到惊奇和着迷。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当然不能排除高深莫测的中国战略思想。
我认为，在谈战略方面，中国最有发言权，中国的战略家是西方战略家的老师。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应当有信心。
我们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战略学理论，培养我们自己的各个领域的战略专家。
网上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来，谁来弘扬传统的管理文化
”。
文中写道：“《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这些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智慧正在被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们研究着，并奉为管理圭臬；当国内的企业家们将“洋管理”神化而趋之若鹜的时候，“洋人”们却在挖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他们一个个捧起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研究起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如今，当国内企业家们正在津津乐道于西方MBA管理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时，他们的国外同行正在潜心研究如何将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中。
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通过研究《道德经》焕发出新的活力，创出赢利激增200%的不俗业绩，引起了英国多家主要媒体的关注。
问题二：低层次，庸俗化，将“大智慧”与“小计谋”混为一谈。
现在，许多人把孙子兵法降到很低的层次上，将其与一些生活上、官场上的琐碎之事联系起来，甚至将其与夫妻关系联系在一起，把这部兵学圣典搞得庸俗不堪。
有人认为，这是对孙子兵法最好的应用，这是孙子兵法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的最好体现，实际上，这是把孙子兵法用歪了，完全扭曲了孙武子的本意，是对孙子兵法的玷污。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根本不懂“战略”与“谋略”的区别。
战略，是一种着眼全局和长远的筹划，是一种在高层理性指导下的运用力量的科学和艺术，是大智慧；而谋略，是一种缺乏理性支撑和道德要求的用诈之术，是小计谋。
战略着眼于“大”，谋划大事，而谋略无所谓大小，什么人或什么层次都可以用；战略强调“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统一，而谋略无所谓奇正，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或什么诡计都可以用。
由于没有把“战略”与“谋略”区分清楚，一些人则用一种微观实用的“小计谋”的理念去诠释孙子兵法，用一些老百姓民间的经验之谈去解读孙子兵法。
例如，有些出版物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混为一谈，在一些“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美人计”、“苦肉计”等一些平常手段上津津乐道。
甚至还有人说，现在谈孙子兵法已经过时，要用所谓“谋略”来替代孙子兵法。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孙子兵法是大智慧，是“统帅之道”，是有着深层哲学底蕴的揭示竞争规律的科学，是一种在战略层面上理解和使用的学问，与人们常说的所谓“谋略”完全不是一回事，绝对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们不能片面理解“兵以诈立”的思想。
在不了解战略的情况下运用战略，有很大的危害性。
有专家对中国企业存在的类似问题做了描述，他们说，当今中国企业界在制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关于李鸿章3000字论文
说起权臣李鸿章，人是会想到“卖国贼”、“千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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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星的空间甲午风云观后感（3篇）2014-07-25 | 日记本:《观后感》甲午风云观后感（篇1）看了《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我为邓世昌浓弄的爱国情意所感动。
电影描述了1894年，日本在中国领海内肆意挑衅。
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主张求和。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主动请缨，海战中，邓世昌代替旗舰指挥作战，率领“致远”号官兵英勇战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因为炮弹已经打完了，邓世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撞沉敌舰“吉野”号。
做出了这个决定后，全舰无一人退缩。
但是在追赶“吉野”号时，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
到现在这部展现以失败告终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壮史诗还时时刻刻震撼着我的心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瓜分的剧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
爆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虽然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影片在表现这一历史悲剧时，则突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气势磅礴地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颂歌，把一段本是灰溜溜的历史，塑造成了一件亮晶晶的杰出艺术经典。
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甲午海战，一直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
日本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他看到欧美殖民者纷纷侵占中国领土，也对中国虎视眈眈，1894年，日军挑起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中日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这一个历史事件，悲壮地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中国广大爱国官兵在黄海海战中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败，暴露了慈禧、李鸿章、方伯谦等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
关于中国的惨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正处在晚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
2、清朝统治的腐-败。
慈禧、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外国调停，没有把 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
据说日本为了备战，天皇带头捐了4万元，日本各界更是竞相倾囊，而慈禧太后为了举办万寿庆典，挪用了1500万两海军军费，以致于北洋水师缺银少饷。
3、直接原因是指挥不当，贻误战机。
李鸿章避敌保船，不准海军出战，最终丧失了制海权。
本来中国国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中国经过洋务运动，重工业和军事都取得不少发展，日本由于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重工业比较薄弱，其实力于中国不相上下，本来可以一战，但由于指挥者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经过甲午海战，对中国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被-迫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大大加深，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甲午海战的失败，使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自此，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勇敢先进的中国人，也在血与火的交织中奋勇抗击，和争取民族独立，拉开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序幕。
对于日本，不但扩大了殖民地范围，战争赔款也使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
自此，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为发动新的战争作了准备，最终形成了法西斯策源地，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了伏笔。
110年前，在我国黄、渤海水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那是场刻骨铭心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创伤，至今仍隐隐作痛。
110年的国耻，提醒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100年的屈辱，我们将永不忘记。
今天，我们要学习邓世昌那种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坚强不屈伟大精神，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她的强大靠的不是别人，靠的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勤奋与努力。
当然还有那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与鲜血的英雄人物。
我们将高喊着“振兴中华”来祭奠那些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脊梁!甲午风云观后感（篇2）影片《甲午风云》展现了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史， 电影描述了1894年日本在中国领海内肆意挑衅，爱国将领邓世昌主动请缨，抗击倭寇，在黄海展现了英勇的民族气节和无畏的牺牲精神。
影片的整体基调是沉痛的，因为它发反映的是一个没落王朝的懦弱与屈辱，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当权派为了统治集团利益竟向小一弹丸之小国屈服乞和，让我天朝上国颜面尽失，论历史，日本乃中国之附属国，其语言其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延伸，论国力，我泱泱中华强于倭寇几十倍，尽管日本学习西方比我们早，但就其军事而言和我们也相差不大，甚至其整体实力还不如我们，但为什么黄海一战其结果如此
完全是指挥的失败，未战先降，动摇军心，统治集团的懦弱导致军队的懦弱，尽管有个别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但是无力回天。
大多数的历史教材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腐朽的封建制度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的强大攻势。
当然，这种说法很深刻，但似乎又比较空虚，具体看来：一，统治集团目光短浅，一直沉浸在虚伪的繁华中，对战争缺乏预见性认识，战备不足，拿军费办寿宴，军费吃紧；二，依靠外国势力调停，痴心妄想，没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作战;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未充分发挥人的作用，让日本的大炮吓败了；四，丧失制海权，指挥战略失误；六，封建练兵方式，即使是新军也实行旧式管理模式，军队战斗力低下；七，核心领导层缺乏强硬领导人物，女人治国，屈辱求和
影片也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不缺乏舍生取义的人，这是一伟大民族延续几千年的奥秘。
邓世昌率领“致远”号全体官兵英勇战斗，将敌人打的落花流水，后来因弹尽粮绝，不得不以死相拼，用‘致远’去撞击倭寇的‘吉野’号，全舰将士无一人退缩，但在追赶‘吉野’的时候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慷慨殉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瓜分的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
爆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虽然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影片在表现这一历史悲剧时，则突出了中华民族不屈
龙泉市有什么等著名历史人物
答：你说的龙泉市是浙江省龙泉市吧
它的著名历史人物有：1，宝剑祖师欧冶子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越国人{宁波人}（约公元前514年前后）。
相传是龙泉宝剑创始人。
他诞生时，正值东周列国纷争，楚先后吞并了长江以南45国。
越国就成了楚灵王的属国。
少年时代，他从母舅那里学会了冶金技术，开始冶铸青铜剑和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
他肯动脑筋，具有非凡的智慧；他身体强健，能刻苦耐劳。
他发现了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冶铸出了第一把铁剑：“龙渊”，开创了中国冷兵器之先河。
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霸战争中，显示了无穷威力。
关于“龙渊”剑，《越绝书》中有“楚王见剑”的记载：楚王命令风胡子到越地去，寻找欧冶子，叫他制造宝剑。
于是欧冶子走遍江南名山大川，寻觅能够出铁英 、寒泉和亮石的地方，只有这三样东西都具备了，才能铸制出利剑来。
最后他来到了龙泉的秦溪山旁，发现在两棵千年松树下面有七口井，排列如北斗，明净如琉璃，冷澈入骨髓，实乃上等寒泉，就凿池储水，即成剑池。
在此铸剑三把：第一把叫做“龙渊”，第二把叫“泰阿”，第三把叫“工布”。
为了纪龙泉宝剑鼻祖欧冶子，后人在剑池湖建了“剑池亭”和“欧冶子将军庙”，成了一方千年古迹。
2，哥弟窑祖师章生一、章生二兄名生一，弟名生二，龙泉人氏，相传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1127 年前后）。
南宋初期于琉田，即今小梅镇大窑村同业于瓷窑。
又因其作品风格继承龙泉晋唐 青器，又名“龙泉窑”，亦称“章窑”。
所以世称章氏兄弟是开创龙泉青瓷鼎盛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3，南宋大学者叶适南宋著名学者，与朱熹齐名（1150—1223）。
字正则，祖籍龙泉，其父母因龙泉发大水飘没数百里，徙于瑞安，其生于瑞安，晚年定居永嘉。
淳熙五年（1178），举进士第二。
《四朝闻见录》载：本为第一，因策论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遂为第二。
因荐召为大学士，迁博士。
宁宗时，授宝漠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力捍江防，反对与金议和。
后因遭中丞雷孝友诬陷被夺职。
从此迁居永嘉水心村，以经国济世之才自负，杜门著述，多有匡救时弊之言，称水心先生，为永嘉学派创始人。
宋史《艺文志》有叶 适《习学记言》45卷；《周易述解》1卷；《名臣事纂》9卷；《叶适文集》20卷。
《四库全书》有叶适《习学记言》50卷；《水心卷》28卷等。
主张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萌芽，就出自叶适。
4，北宋宰相何执中何执中(1043-1116)北宋大臣，处州龙泉（今浙江省龙泉县。
一说为今浙江省丽水县）人。
字伯通。
举进士。
初为台（今浙江省临海县。
一说今安徽省凤台县）、亳（今安徽省亳州）二州判官。
徽宗（赵佶）时追随蔡京。
1105年（徽宗崇宁四年）任尚书右丞。
四年后代蔡京为尚书左丞，曾引起太学诸生之反对。
在任期间多方迎合帝意，以粉饰太平。
1111年（徽宗政和元年）与蔡京（为六贼之一）同为宰相。
五年后，并以太傅致仕。
5，南宋宰相汤思退南宋著名政治家，官至宰相。
字进之，号湘水，龙泉人氏（1117—1164）。
据《汤氏宗谱》记载，汤氏二世祖永高于北宋初自青田徙居剑川石笏，即今龙泉市八都镇瀑云安田村。
绍兴27年（1157）升任尚书右仆射，两年后改任宰相左仆射。
绍兴三十年冬，侍御史陈俊卿谴责他“挟巧作之心，济倾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父子恩也”，于是思退被免去相位。
孝宗兴隆元年（1163）北伐失败，孝宗再任思退为相。
6，北宋文豪叶涛北宋著名诗人（1050—1110），官至三品龙图阁待制，系王安石弟王安国之婿。
字致远，龙泉东乡人，自幼颖敏好学，博览群书，通今博古，经史子集了如指掌。
其诗文，重视词藻，奇情险句，清雅绝俗，与苏东坡交谊甚厚，常以诗唱和、宋熙宁六年（1073）中进士时，神宗召廷试，赞叹其才思过人，于御屏上书：“文章叶涛”，授为国子直讲。
《宋史》有传。
惜叶涛诗存世极少。
《宋诗纪事》引《宋文鉴》叶涛《望旧庐有感》诗曰：重来旧屋谁为主，江令萧条叹独 存。
已愧问人才识路，却悲无柳可知门。
舟车到处成家宅，岁月唯惊长子孙。
孤客滥由非得已，故交零落与谁论。
此诗当在上党人碑之后，感叹身世飘零之作。
悔当初未尝退隐田野，植柳门前。
7，北宋副相管师仁北宋著名政治家，官至正二品副相 (1045—1109）。
字元善，城东后甸村（今龙渊镇一村）人。
宋熙宁六年（1073）进士。
初任沧州教授，深受学子爱戴。
后出知邵武军，政绩卓著，朝廷考核为第一。
升任知建昌军时，多有善政，《江西通志·名宦》有传，谓“人戴其德，为立生祠”。
任右正言职时，河北水患，奏请减负租赋，以安定流民生活，得到朝廷采纳。
任吏产侍郎时 ，敢于揭露选用曹吏中的挠法违纪现象。
不久又升为刑部尚书。
任定州安抚使时，致力于精兵储粮，严肃军纪，鼓舞士气，巩固边防。
时北方辽国知宋有备，打消侵疆索地之意图。
徽宋得知，嘉奖师仁：“有臣如此，朕复何忧”。
乃升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
朝廷授职文书中褒奖他有“智同事物，学洞古今。
有猷有为，允文允武。
甲兵不试，边境以宁。
人为天官，益隆时誉”。
不久染病，力辞同知枢密院事。
拜资政殿学士，佑神观使。
大观三年（1109）卒。
葬于汴京，封南阳侯。
宋史《本传》评：“崇宁，宣和间，政在蔡京，奸党日蕃。
管师仁执政才两月 ，引疾求去，斯可尚已。
”《两渐名贤录》称其为“名宦”。
8，南宋诗人叶绍翁南宋著名诗人，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氏（1200年前后在世）。
原姓李，祖父李颖士于宋政和五年（1115）中 进士，曾任处州刑曹，后知余姚。
建炎三年（1129），颖士抗金有功，升为大理寺丞、刑部郎中，后因赵鼎党事，被贬。
绍翁因祖父关系受累 ，家业中衰，少时即给龙泉叶姓为子。
光宗至宁宗期间，曾在朝廷做小官，与龙泉同乡进士、当朝参知政事（副相）真德秀过从甚密。
9，南宋考古学家叶大庆南宋著名考古学家，字荣甫，龙泉人氏（约公元1180—1230年前后在世）。
开禧元年（1205）中进士，大庆少时入县学，弱冠升京师国子学。
授建州州学教授。
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当朝名家著述，无所不谙，并以词赋知名于时。
对诸生授业解惑，辨伪纠谬，议论精确，说理透辟，深得学子爱戴。
晚年，身患痼疾，杜门辞教，将数十年之教学笔记，整理成《考古质疑》一书，内容涉及历朝史实、曲章制 度、文字训诂，诗词文章，而以考证史实为多。
如考司马迁《史记》记事前后矛盾处，辨析中者，结论令人信服。
大庆死后，好友建州郡丞叶 武子慷慨解囊，将《考古质疑》付梓，于宝庆二年（1226）问世，后收入《永乐大典》。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对今日考古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系大学文科古汉语专业、考古专业、古典文学专业的必读书。
10，何澹何澹(1146～1219）字自然。
县南上河村（今属兰巨乡）人。
十八岁人太学。
宋乾道二年（1166）中进士礼部第二人。
历官秘书省正字、武学谕、校书郎、秘书丞、将作少监、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右谏议大夫等职。
庆元二年（1196），同知枢密院事。
不久，兼参知政事。
任职期间，依附权臣韩侂胄，排除异己为伪党，立“庆元党禁”。
数年后，澹有韬晦之意，于嘉泰元年（1201）七月力请辞职，奉祠禄闲居故郡近七年，未忘乡土建设。
开禧元年（1205）奏请朝廷调兵3000人，疏浚处州通济堰，将木坝改为石坝；修筑保定村洪塘，蓄水灌溉2000余亩；修撰《龙泉县志》，开龙泉地方志之先河。
嘉定元年（1208）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病卒，终年74岁。
著有《小山集》，收人《永乐大典》及现代唐圭璋编《全宋词》。
《宋史》有传。
11，鲍由鲍由(1085年前后）又名慎由，字钦止。
县南廓人。
少时随父在外。
一日，同乡何琬（官至监察御史）在长沙宴会文士，慎由侍父赴宴。
宾主命慎由即席赋画舫诗，立就，且有警句。
宾客皆惊叹：“此郎他日定以文章显。
”后从王安石学文词，又拜苏轼为师。
元祐六年（1091）登进士。
哲宗当朝召对，任工部员外郎。
内外所至，颇有诗名。
因犯庆元党禁，贬监泗州转般仓。
历任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
又起用为员外郎。
再因言事被罢官闲置。
复用知明州、海州。
终年56岁。
曾注杜甫诗；有文集《夷白堂集》五十卷，汪藻作序，对其评价：“自黄鲁直、张文潜殁后，钦止之诗文独行于世，而诗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之口相传以熟。
钦止于斯文可谓毫发无遗恨矣
”《宋史》有传。
12，香菇祖师吴三公原名吴煜 (1130—1208）。
南宋龙泉县龙溪乡龙岩村人，相传是世界“砍花法”人工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
因其排行老三，后人敬称“吴三公”。
他年青时常到县城担盐，路经凤阳山脚时，发现阔叶林里榆树上长满了雨伞状的菌蕈，十分鲜嫩可爱，他就采摘一些带到家中烧汤喝，味道鲜美，香气扑鼻，于是他就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香菇”，并带领村民上山采菇，吃不完就用炭火烘干，来年再吃。
有一次，他用斧头砍去榆树上长满香菇的败枝，不久发现被他砍过的地方香菇长得特别旺。
还有曾被他摇动过的树干，香菇长势更好，于是他就从这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明了“砍花”、“惊蕈”种菇法，传之于世。
民谣曰 ：“朱皇钦封龙庆景，国师讨来做香菇”，是说明洪武年间，处州香菇入贡，被朝廷列为佳品，国师刘伯温就向朱皇进贡说处州龙庆景三县菇民之艰难，朝廷要多加扶持。
朱皇就将香菇生产的专利权赐给龙庆景三县人民，并封赠吴三公为“羹食公侯”。
明万历三年皇帝又敕封为“判府相公”。
后世菇民奉吴三公为“菇神”，并建了规模宏大的凤阳庙，设菇神之位，年年祭祀。
13，章溢章溢(1314～1369）字三益，别号损斋。
八都横溪村人。
其和青田刘基，丽水叶琛并称处州三杰
元末，组织地方武装，助元将石抹宜孙在龙泉一带对抗农民起义。
至正十八年（1358），授溢以龙泉主簿、浙东都元帅府佥事，皆辞不受。
退隐龙泉与浦城交界之匡山。
朱元璋克处州后，至正十年三月，溢与刘基、宋濂、叶琛同被聘用，于应天府（今南京）建礼贤馆待之。
溢提出“唯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初授营田司佥事，巡行江东、两淮，推行按田分等纳税。
任湖广按察佥事时，倡导分兵屯田。
龙凤十一年（1365），升任浙东按察副使，巡视处州。
溢以处州山多、田少、民贫，课税累重，奏准仍按旧额。
浙东建造海舶，向处州征集巨材，溢力谏罢征。
洪武元年（1368），任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因奔母丧，辞官归乡里。
一年后卒，终年56岁。
著有《龙渊集》。
《明史》有传。
14，杨载杨载（1271—1323）字仲宏。
县南琉田村（今大窑）人。
后徙蒲城，晚年定居杭州。
精于诗学，与虞集、杨奚斯、范椁等齐名。
叶子奇《静斋文集》称：“琉田杨仲宏，诗学之宗”。
著有《杨仲宏集》行世。
《李鸿章成事之道读后感》 不少于3000字
千夫所指是国贼\\\/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评论李鸿章\\\/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作者：朱骥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问题。
可现在不但成了问题还成了大问题成了历史界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历史界、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股奇怪的翻案风席卷历史学界与学术界。
给汉奸卖国贼翻案。
给秦桧翻案说秦桧跪了几千年了也该站起来休息休息。
给袁世凯翻案、给李鸿章翻案。
更有甚者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翻案竟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样的神圣讲堂上。
隋丽娟说慈禧后又竟然在杂志《百家讲坛》上发表《慈禧，想说爱你不容易》。
而争论最多争议最大的还是对李鸿章的争论。
特别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更是将李鸿章、袁世凯拔到极点。
因此对李鸿章的争论尤为突出。
在众多对李鸿章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
我们知道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屈辱饱尝蹂躏与欺凌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变革的时代。
而李鸿章做为当时朝廷最大的当权者之一，他在当时的一举一动当然是举足轻重备受国人与世人关注的焦点了。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既没有向林则徐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当中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也没有向左宗棠那样率兵出击收复故土失地。
倒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中国最屈辱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却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外争国权内主改革。
在cctv中央电视台教科文行动：中国史话的《呐喊声中图强变革》中刘坤宁说：在过去，李鸿章在签“李鸿章”三个字，绝对不会连笔的，但这一次不同，他把三个字连在一起，画得你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猛一眼看上去象个“肃”，这个“肃”字是清政府在他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即一等肃义伯。
这时候他就在想，我这是在给朝廷办事，不是想卖掉这个国家，是你皇帝叫我签这个字的，要卖这个国的，那就用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算了，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签在上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马关条约》他是这样签的，《辛丑条约》也是这样签的。
我们无从得知李鸿章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否真是这样。
可从刘坤宁为李鸿章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与感受到的是李鸿章的无奈与痛心。
让人觉得李鸿章是多么的委屈多么值得同情。
可事实的确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前的表演吧。
做为大清皇朝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是据理力争维护清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帮助帝国主义威胁朝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在给清政府另一要员张之洞的电报中竟然说：电报每个字4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
......意思就是要张之洞不要再为力争国权而努力了。
可奇怪的是在《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要中国赔偿：9.8亿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要中国赔偿2万万两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
可偏偏对外争国权的张之洞为国家利益而努力花4角银圆一个字的电报费他嫌贵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李鸿章对卖国求荣他不嫌贵，对卖乖讨好帝国主义他不嫌贵。
而对爱国护国对外争国权就是1个铜板他都会嫌贵，更何况是4个银圆简直是天价了
可是不是真如现在一些人与李鸿章认为的那样赔款与国权就无争取之余地了
不是。
我们看看9.8亿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
9.8亿两白银可以组建160只北洋水师。
这么庞大的数字使侵华联军都不敢相信。
俄国公使拉姆斯道夫向沙皇汇报时得意忘形的狂叫：“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请注意拉姆斯道夫用的三个词：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
因为赔款数额远远高于八国联军的损失。
美国人最初认为，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他们分赃到了3千多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竟然比强盗的想要的价还高出30倍
现代的某些人与李鸿章竟然还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代的某些人居然还认为李鸿章外争国权尽力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得意洋洋的说《辛丑条约》没有割地，由此来为李鸿章辩护。
真是这样的吗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
并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
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 这是《辛丑条约》第7、8、9款之规定。
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划出一部分只准外国人居住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不叫割地叫什么
一个连首都都可以割让的条约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外争国权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二、李鸿章是忠臣还是逆臣。
1900年11月7日就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也灯枯油尽一命呜呼了。
清政府给李鸿章极高的荣膺懋赏赐谥号：文忠。
而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臣》中也说：“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 而说李鸿章是忠臣的依据是李鸿章办的两件事：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2.洋务运动。
对于第一件事是不存在争议的。
因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忠实于大清王朝。
关键是第二件事洋务运动。
历史学界还称之为“同治中兴”。
不光是李鸿章的“功劳”还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功劳”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当事人李鸿章自己的评论呢
李鸿章自己就曾经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 说实在话我对李鸿章没什么好感。
可李鸿章能说出这样的话评论自己，这说明李鸿章有自知之明比起现在吹捧他的奴才们不知道要明智多少倍。
如果就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而言应当说李鸿章是忠臣。
可别忘了李鸿章还干了一件事——卖国。
那就是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
何为忠臣
就是忠于国君。
忠于国君就是要忠于国家。
可是《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资。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如今宝岛台湾尽入倭寇贼手
亿兆黎民落入日酋瓮中
而《辛丑条约》更是连首都土地都割让给列强。
就不知道李鸿章忠于何君忠于哪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人们高呼：“恨不能食中堂肉”的话来。
可见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痛恨李鸿章
最后让我们看看与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怎么评论李鸿章的来结束全文。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
中国近代109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
从1871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侍候洋人颜色呢
” 而在1982年9月24日也指出：“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 正如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撰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中指出的：“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
”而我要加一句李鸿章一类人必将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之国贼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文章提交者：yihongkuailv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为同清政府签订更有利于自己的和约，不惜动用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七十万两）收买清朝高官。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电告沙俄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说：“此款如不敷用，尚可增加”。
这样的“痛史”，今天的中国人大约只能在苏联的历史书中零星读到，如同中国政府喜欢揭批当年国民政府的黑暗一样，苏联政府也不忌讳曝光沙皇政权的“劣迹”。
至于其它的西方列强，这方面见之于史料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反正在中国人眼里，那些“卖国条约”的签订都被定性为“外患”，从来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内忧”。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名臣，一生中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日本好战分子开枪打伤，特别为中国人同情；但《中法新约》则属于明显的“胜战败约”，为时人也为后人所诟病。
沙皇俄国由于一再侵华，与李鸿章打交道特别多，俄国人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此人是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卑鄙龌龊的妥协政策和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莫斯科条约，中国人又称为《中俄密约》。
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为诱使李鸿章就范，俄方答应签约后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贿金。
实际交付了100万卢布，剩下的200万卢布，俄方一直拖延不付。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俄国人写道：“中国这个老官吏死了，因而使俄国政府省下了这笔钱”。
1898年3月2日，沙俄政府为从清政府手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建通往这两个港口的铁路的权利，一次给李鸿章、张荫桓每人各七十万卢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
3月27日，条约签订，沙俄政府如愿以偿。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再次启用贬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列强交涉。
李鸿章接到诏书后，立即从广州打电报给维特，请求他派自己的老相识——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
1900年9年，乌赫托姆斯基应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上海。
李鸿章安排他儿子与其商谈，承诺答应沙俄政府和谈条件，要求俄国政府把它原先答应李鸿章而未付清的贿金付给他，哪怕是先付一部分也好。
维特接到乌赫托姆斯基的报告，认为李鸿章尚未重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李身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于是，沙俄政府转而下令关东州“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也夫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
谈判内容传出后，受到日本等列强反对，中俄谈判中断。
1901年8月，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中俄恢复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答应，在沙皇要求得到满足时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的贿款。
然而，没等到事情办成，李鸿章于1901年11月3日去世。
后来接替李鸿章谈判的是王文韶。
沙俄买通王文韶及其随行官员，只花了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
对此，沙俄官员拍手相庆：“已不如那个老头一贯索取的那么多了”。
李鸿章去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应验了民间“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开放并本人的天性——1622年本曾烧死53名天主教徒，随后颁布令”。
后来，列强东渐，日本也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 约。
危机—自保—进攻，乃至疯狂。
把自己搞成“武疯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那需要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即是如此。
1715年到1718年的3年间，20万日本观众为一出戏而倾倒。
这出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戏剧的主角——日本武士和藤内，完全以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原型。
在戏中，和藤内是在“天照大神德威”庇护下所向披靡的一个猛男。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郑成功是福建商人兼海盗和日本女子的后代，7岁回到中国；戏中的和藤内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回到中国，为扬日本国威和鞑靼人（入关的清兵）作战，战胜之后，摸着老虎的脊背对被他打败的中国士兵说：“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生国是大日本……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
连老虎都害怕我们
” 《国姓爷合战》的作者近松门左卫门，本是下层武士兼业余作家，因“国姓爷”声名大噪，被他的后人称作“日本的莎士比亚”。
直到今天，《国姓爷合战》在东京还偶有上演；2001年吴子牛导演的电影《英雄郑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又名《国姓爷合战》。
该片由中国大陆、香港和日本三方合作，赵文卓、蒋勤勤等主演。
目前在网络上搜索《国姓爷合战》，依然能找到很多下载该片的链接。
“（早期）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略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学者、文化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向远在其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是说。
在书中，王向远将自17世纪开始，散见于日本文艺、文化作品及报章 杂志上的反华侵华野心梳理成一条 绵延300余年的河流。
开始是小水，分布散乱不成气候，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各种民间反华思潮中浸淫了近200年，细流扩展成狂澜。
日本的军国主义，正是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和这些终日做着侵华迷梦的文人所产下的怪胎。
师夷之长技以制邻 1875年11月，李鸿章 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
向对方赔款50万两银子，承认日本攻陷石门、登陆台湾属“义举”，之后，李鸿章 扯闲篇一样和森有礼聊起了日本的服装。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 这段交谈被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记录在案，记录的文字是英文。
李鸿章不知道，不独是服装，当时的日本正在尝试在一切领域和“亚洲”划清界线。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
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大小。
然而，事实并非如德川齐昭所料，侥幸之余，日本人并未松懈。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纪中叶，在幕府和日本知识阶层中间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日益增多，但信息来源五花八门，很多是一知半解的传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
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继续搞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马里乌斯。
詹森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上海不仅成了日本购进西洋军火的中转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桥头堡。
在购买军火的同一条 航线上，一批批日本留学生经过中国洋行输送到西方去游学。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
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把这种当时流布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观点总结进《脱亚论》。
福泽谕吉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
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 1885年是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17年。
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军部的10年扩军计划正在实施中，现代化的陆海军已初现轮廓；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法国学会等机构相继建立起来。
鹿鸣馆的权贵名媛们正以说英语、听歌剧、喝咖啡、吃西餐、与欧美人士通婚为骄傲。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泽谕吉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达了揪着头发离开亚洲的决心。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丰，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梦呓、现实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如果“脱亚”只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那是日本的自由，但“脱亚”当中已经蕴含着“吞亚”的野心。
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 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文人的纸上痴梦，其背后有一整套野心勃勃的变革作为支撑。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
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于主导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
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
”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蚂蚁吞大象式的“大陆政策”并不是明治时代突发的奇想。
私塾先生德藤信渊在幕末时代就发表过“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的满洲莫属”，“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的企图。
明治时代日本把这些前朝遗训接过来，一点点扩充，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配合建军，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
在等级分明的幕府时代，日本的农民、贱民是没有姓氏的。
一个村子可能有3个三郎，这给征兵带来困难。
新户籍法让农民和贱民有了姓氏，这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征兵和纳粮有了依据。
由此可见，日本的现代工业乃至国民的身份都是在战车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与这些动作同时进行的，是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
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
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日本人将神道教转化为国教这件事，让人联想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从先人那里寻找变革的合法性依据是改制者常循的法门；渲染先人的辉煌卓越往往是在面临外来生存压力时，重拾民族自信心的利器。
在日本，传统势力和现代战争机器的另一个成功的嫁接品种是武士道的扩展。
这方面的两个重要文献是《军人赦谕》和《教育赦谕》。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
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
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短不过200余字的《教育赦谕》对后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种之多。
从1891年到1907年，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赦谕》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成为各种演绎的正典。
至此，向战的国家机器已经初具轮廓，这架机器基于对于自己优越性的泡沫一般虚妄的想象。
“战争可以发财” 机器雏形已具的时候，日本人对其功效进行了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的八瑶湾，因语言习俗不通，被当地的土著居民误杀，史称“牡丹社事件”。
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试剑的绝好机会。
出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
先是派人将台湾地形物产侦察清楚，3年之后派出一支3000余人组成的“台湾土藩探险队”攻陷石门，进驻台湾。
当时的宫古岛和八重山岛岛民都是琉球的属民，而琉球又是清朝的属国，按照道理，“牡丹社事件”跟日本并无关系，但武力驻军已成事实之后，就有了向清朝开价的筹码。
谈判的结果不仅是50万两银子进账，也迫使中国间接承认了琉球改属日本。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从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对“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预演习。
蓄势20年之后，更具野心的进攻开始了，那便是中日甲午之战。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
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
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上下喜出望外。
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
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
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
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 日本政府用战争赔款主要做了3件事：扩充军备、确立金本位制、推行义务教育。
扩军开支占去了赔款的62.8％。
在扩军计划下，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第四海军大国。
金本位的建立，使日本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谋划将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但因资金匮乏难以启动，7600余万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及时”地弥补了资金缺口。
日本的企业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大赢家。
迫于日益提升的生产能力和本国狭小市场之间矛盾的大企业主是日后策动日本政府发动对外战争的主力军。
“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
”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在总结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时说。
把国家架在战争机器之上，结果真靠战争发了财，日本人的得意之色立刻漾上眉梢。
当时的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
” 对于这种国民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点评道：“大和民族没有和其他民族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经验，一旦接受西方的优秀文化，变成新的帝国主义，民族优越感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变成比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恃强凌弱，天经地义
屠夫们小试牛刀的时候，那些已经寂寞研究“支那”、论证侵略合理性150余年的文化人也没闲着。
“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这份最初只在纸上操练“分裂支那”而未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惆怅心态一扫而光。
在甲午战争之后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大日本膨胀论”、“支那分割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新秩序”相继出台，“东洋史”、“支那史”、“支那国民性研究”相继出炉。
“高山下有深谷，闭关后有开放，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封闭的隧道，进入开放的天地。
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尝试大胆运动”，日本人本来就是“天孙人种的子孙”，“天孙人种”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踏着波涛，在北洋南极之间寻求新的故乡，这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运动”———“大日本膨胀论”的理论。
“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在满洲的原野上与俄国开战。
当时，俄国以锐不可挡之势南下，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
日本虽然在自卫上有很大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来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
”———“大东亚主义”炮制者小寺谦吉对日俄战争的“解读”。
他在日本和其他入侵中国的列强之间划一道线，自动站队站到黄种人一边：“对白种人分割支那、显现其白人统治世界的理想，（日本）决不能坐视不管。
” “支那人有句俗话，‘常山之蛇，打头而尾来扫，打尾而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支那论》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
类似的看法还有：“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
” 从文学角度研究“支那国民性”的安冈秀福，更是别出心裁地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里搜集对中国人负面性格的描写，并以煌煌十章 的篇幅将中国人定性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缺乏同情，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
“‘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
”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中总结说，“例如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 熟悉近代西方思潮的人一眼即可看出，日本文人论证侵略合理性的“学术方法”，已经与西方列强迅速接轨：合理性中掺杂进扭曲、偏狭和侮蔑，将特殊情境下人类共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悄然论定为弱势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有的卑劣。
但当军国主义文人以《金瓶梅》为分析母本，罗列中国人劣根性的时候，中国的“地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价值30万的奏折，透着对“中国民族性”的坐立不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刊出一条 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 》。
曾让苏联人出价30万日元，美国出价25万日元的《田中奏折》被中国的报纸免费公之于众。
这背后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祯传达给张学良。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祯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
蔡智堪从日本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了解到元老派对少壮派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蔡便向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
在一个深夜，蔡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奏折》上，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送给王家祯。
王家祯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张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
”《田中奏折》继承了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基调，但更为狂妄，“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而不敢向我侵犯”，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满蒙”经营了十几年。
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巩固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既得利益，也是日本人有步骤向中国东北和内蒙古输入移民和殖民经济的开始。
最初输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以退伍军人和武装农民为主，其目的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和后援，操纵地方势力，抵挡苏联的南进。
后来扩展到普通的农民。
到“九一八事件”前夕，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已达23万。
投资方面，据《田中奏折》自曝，日本通过设立“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名”，在东北投资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达4.4亿日元。
这些到别的国家开疆扩土、积累财富的日本移民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
最初是不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加之物资匮乏，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时有发生。
“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经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中国人热心于修筑自己的铁路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于当时东北形势的描述与《田中奏折》流露出的紧张情绪是吻合的： “无奈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
进展迅速实令人惊异。
” “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益，亦因九国条 约而大受限制。
因而我国人民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
甚至威追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
” “支那人日就觉醒，虽内乱大正之时，其民众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货以自代。
因此，颇阻我国贸易之进展。
” 1927年，发生在千里之外南京北伐革命军武力回收英国租界的“南京事件”催生了《田中奏折》。
日本人为“南京事件”专门召开了11天的“东方会议”。
“东方”即中国，这种地理方位错乱的称呼基于这样的观念：“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在外表上看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是属于西方的。
”日本人把“南京事件”和自己在“满蒙”的殖民经营受阻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这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
“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日后直呈日本天皇的秘密奏章 《田中奏折》的蓝本。
退出国联，不疯不罢休 4年之后，《田中奏折》中早已被披露于天下的阴谋被关东军先斩后奏，变成了事实。
“九一八事变”给当时的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该如何应对身为国际联盟成员而悍然武力入侵别国的日本
事件爆发的初期，国联派出了调查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了锦州，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3月宣布“满洲独立”。
日本大言不惭地宣称，满洲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的地方”。
这种说法和日本国内日渐聒噪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
“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进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
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
英国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
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
”做出这番惊人之语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辉。
当年鹿鸣馆里紧随欧美老师之后的谦卑小学生之所以变得这么强硬，在法西斯意识不断膨胀之外，也有其经济基础：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别人的脸色，1933年，紧随德国之后退出国联。
在另一条 战线上，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
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
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至此，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完全占了上风，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录入 陈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