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书属于国学类的?大神们帮帮忙
四书五经 资治通鉴 史记 四大名著
国学书目
楼上有两位推荐的书目含金量确实较高，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类肯定不适合初学入门者阅读。
我觉得有本新出的书还不错，是几位台湾学者编的。
《国学课》，著者邱燮友、田博元、 张学波、简松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本书根据当代人的知识背景，精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中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各方面内容，书中还附有国学基本书目、自测题库等。
名家所编的入门书如吕思勉的《经子解题》值得一读。
有些名家导读的书是不错的，但既然需要导读，可见不是谁都读得懂的。
不如先读些有译注的版本，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
国学怎么学
从古到今，说到学习古代文学经典，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背诵，难道就没有更好更适合孩子的办法了吗
成都妈妈ANNA：孩子学国学，要用适合孩子的方式 儿子去了国学班我才知道，现在很多学习上的新兴文化，让儿子一代，甚至我们自己这代人对国学基本没什么了解，有些基础知识都弄不明白。
儿子在学习班，每天除了背诵老师要求的古文，对很多的知识并不了解，久而久之他便对学习国学厌倦了。
后来我给儿子讲许多古代传统文化故事，比如峨眉山一些风景的传说，《宝莲灯》的动画片等等，他都很感兴趣，记得也很清楚。
语文老师：生活和游戏是学习的好方法 其实，国学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和复杂。
我们应该把国学的学习游戏化和生活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从发音和意义跟现代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就要从他们的发音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本意义，还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很多的成语，我们就可以在游戏中去了解国学的意义，比如做个成语接龙，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从内心去接受国学。
国学爱好者：背诵是不可避免的方式 目前多数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国学教育时，采用的是背诵法，即要求背诵经典著作中的名篇名句。
这种方式最大好处是避免了教师的水平问题，因为国学教育对老师的素质要求特别高，尤其是国学涉及面非常广泛，仅仅对单一的某个方面了解还不够，老师总体上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真正成为全面型人才的老师还是少数。
背诵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性，而且自己理解的内容印象也是最深刻的。
专家建议 民间的国学学习热情不低，方法也不少，不过，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钱文忠教授：千万别忽略了“温书”这个环节 背诵这种方法当然是可行的，我甚至认为，这几乎是唯一可行的踏踏实实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可以建议的。
唯一想说的是，千万别忽略了“温书”这个环节。
已经背下的东西，还是需要时不时地温习的，绝对不能一背了之，那样做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温故而知新”，“温”不仅能够增强记忆，还能催生新知。
学习语文的意义
语文教学的文本主体是文化形态的提炼与提升，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承载形式与内容。
人类优秀的文化基本上是凝练在文本之中的，而语文是把优秀的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在平常的学习、研读中，养成优良的文化品质，简单点说，就是形成优良的文化素养。
因此，语文学科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体现这样的精神与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 提出了语文素养的观念，教材编写者也要充分吸收文化内涵丰富的作品，课堂教学要把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素养的重要内容与指标，学习者更要把铺垫自己的文化台阶作为核心的追求目标和方向。
可是，必须承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把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的联系割裂开了，甚至连文化素养的意识也荡然无存。
其三，语文素养的现实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语文教学的直接成果，不仅仅是试卷的分数，而是直接体现在现实的行为和活动中。
语文素养从现实的角度上讲，还体现在行为素养上。
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阅读表达，行为处世，表现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是语文素养。
我们这样表述，决不是否定其他学科的实用价值。
因为语文学科作为母语教学，实用价值是它的责任，也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地位。
认识了一定数量的字，我们可以看报，可以读书，可以知道道路的标牌，文化文明的标识。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阅读量，有了一定的语言修养，那他就会选择合理、得体与科学的表达。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语文修养和文学修养，他就可以欣赏高质量和高品位的作品。
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人又懂得了多样的表达方式与方法，他就可以进行创造和创作。
可以写好文章，可以写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展示品行的优良与优雅。
其四，语文素养的现实价值在于它的品位与品质的要求。
人除了思维、思想品质外，还应该有思绪品质。
思绪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和心境，思绪追求的是心理的光亮和充满色彩。
落实语文素养，主要就是通过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进而塑造一个人的良好心境、心态和心灵。
语文素养培育的载体，是蕴涵光亮思绪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人类灵魂的闪光，是塑造人的思绪和情感的基本要素。
语文素养的形成，当然需要理解和吸收作品中的优秀成分，并且有可能保持和作品相应水平的层次与品位。
《语文教学大纲》要求的是要吸收积极的思想教育意义，而我们在过去的教学中，也过分地强调了思想教育的重要，忽视或丢弃了良好思绪品质的培养与教育。
思想教育的成分过重，势必影响和减弱良好思绪状态的形成。
语文素养的另一个现实性意义，就是要回归思绪品质的培育，形成良好的心境，进而形成良好的个性，培育出健全的人格。
良好思绪的形成，主要靠情感的投入和润和。
语文教学如果缺少人文思想，缺少情感关注，就背弃了语文教学的本质与宗旨，就失去了语文教学应有的素养优势，而《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和《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提到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文化素养”等，也会因此而失去了语文学科重要的支撑。
其五，语文素养的现实价值在于它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的审美心理和目标。
语言是艺术，文学是艺术，文章是艺术。
艺术是美的聚焦，是审美的天堂。
语言美、情感美、表达美，语文教学中充满审美的资源。
语文素养有着很重的审美教育价值，这不仅是文本本身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语文学习的过程和方法，挖掘生活中无限的审美潜力。
文本中的美、生活中的美，要通过学生的感官去接受，通过大脑来分析和筛选。
这个接受和研读的过程，就是语文学习的具体而细致的过程。
需要观察生活，需要整体感知，需要分析鉴赏，有时甚至需要咬文嚼字。
而要想获得真谛，得到应有的审美素养，教学中必须教会学生学习的方式与方法，掌握领悟的技巧和艺术。
在教师的引导下，不仅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更要不断开阔眼界，产生具有个性化的发现美的角度。
进而去创造美，传播美。
语文素养的现实价值是很丰富的，也许人们会说，如果语文素养的现实价值包容得这么多，那么是否语文教学又将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泛化和空洞呢
其实，这正是语文教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关注人文性，关注人文素养，关注语文素养，决不是空穴来风，是要在关注工具性的同时，注意不是在关注工具性的基础上，来关注素养的要求。
培养语文素养，不能弱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知识和能力本身就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工具性，在新课程背景下，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工具性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语文素养培育的工具性。
语文教学是要通过识字、写字、阅读、写作、表达、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活动，达到语文素养的目标要求。
我们系统地认识、理解和实践语文素养，就是要把知识和能力联系起来，把素质和素养完善起来，把工具和人文结合起来，把内容和方式一致起来，从而实现由“教学大纲”向“课程标准”的全面过渡。
如何看待学衡派对于新诗主张的质疑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
《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
“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
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
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
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
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
“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
（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
“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
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
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
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
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
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
《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
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
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
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
（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
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
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
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
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
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
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
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
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
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
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
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
《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
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
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
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
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
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
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
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
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
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
《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
《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
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
《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
《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
《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
《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
“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
《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
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
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
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
（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
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
《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
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
《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
《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
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
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
（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
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
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
（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
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
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
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
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
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
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
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
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
《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
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
收入《古史辨》第1册。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
《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
”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
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
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
“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
“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
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
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
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
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
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
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
《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
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
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
《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
《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
《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