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教学”的诗句有哪些
方 峻: 福建莆田人. 宋代著名的藏书家. 白杜万卷楼, 总计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为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 巍巍壶公山，清清兰溪水。
壶公山水孕育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地灵则人杰，自陈朝郑露“开莆来学”，这里便是人才的摇篮。
莆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自唐以来1200多年间，涌现出2345多名进士，12名状元，14名宰相。
有98人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立传，有99部兴化人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户六进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占双标”、“兄弟两宰相”、“六部尚书占五部”、“父子兄弟同朝为官”的风流佳话。
他们恰似灿烂的群星，在历史的银河里闪烁，各领风骚，垂范后人。
唐 ● 宋 林披（公元733 - 802年） 字茂则、茂彦，号师道，莆田县人。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擢第，为将乐令、迁漳州刺史、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贬临汀郡曹椽，改临江（今四川忠县）令。
后授临汀别驾知州事。
官终检校太子兼苏州别驾，赐紫金鱼袋、上柱国。
林披有九子，皆官至刺史，世号“九牧林家”。
徐寅（生卒年不详） 字昭梦，荔城区人。
唐乾宁元年（894）举进士，梁开平元年（907）再试进士，中第一名。
因梁太祖指其《人生几何赋》中“三皇五帝不死何归”句，要其改写，徐寅答：“臣宁无官，赋不可改”，太祖怒削其名籍。
东归，闽王审知礼聘入幕，官秘书省正字。
后归乡隐居。
有《徐正字集》、为清代《四库全书》收录，诗亦收录于《全唐诗》中。
黄滔（公元840 - 911年） 字文江，荔城区人。
唐乾宁二年（895）登进士，官国子四门博士，因宦官乱政，愤然弃职回乡。
王审知主闽，奏授御史里行，充任威武军节度推官。
黄滔是晚唐著名诗人，《全唐诗》收录其诗作一百多首。
还编辑唐代福建人诗作总集《泉山秀句集》30卷，对保护福建文化起了一定作用。
他是莆田早期的文学家，人称闽中“文章初祖”，其著作《黄御史集》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中。
翁承赞（公元859 - 932年） 字文尧，祖居莆田县兴福里竹啸庄（今北高镇竹庄村），后移居漆林里（今属福清县新厝乡七林村）。
唐大中十三年（859年）生。
唐乾宁三（896年），承赞以进士第三人被选为探花使。
擢博学宏词科，授京兆尹参军，累迁右拾遗，户部员外郞。
天佑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自立，国号梁，以承赞为右谏议大夫。
开平四年（910年），又以承赞为册礼使，册封王审知为闽王，承赞次为王审知所赏识。
其从子乾度，官左补阙，乾度有子六人：处厚、处恭、处易、处朴、处廉、处休，相继于宋建隆（960～963年）、开宝（968～976 年）、雍熙年间（948～987年）进士及第。
时称“六桂联芳”。
宋时建有“六桂祠”至今尚存（在今黄石镇清中村）。
陈洪进（公元914 - 985年） 字济川、致先，仙游县枫亭人。
行伍出身，投泉州指挥使留从效手下，以军功被闽主王延政封为马步军都校。
公元945年，泉州置清源军，陈洪进调为清源统军使，后升清源军节度，兼漳、泉二州观察使。
宋开宝八年（975），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献泉、漳二州所辖14个县，归入宋朝版图，为国家统一作出积极贡献，被授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次年，随太宗收复太原，后被晋封为杞国公、岐国公，赐府第于开封祥符县。
公元985年病殁，朝廷废朝二日，宋太宗赠中书令，谥“忠顺”，追封为东海南康郡王。
林默（公元960-987年） 莆田县人，晋代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市）王林禄之十二世女录，唐闽中望族九牧林之后。
其父林惟悫，官都巡检，居湄洲屿（今福建莆田市湄洲岛）。
林默生于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酉时。
出世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名曰“默”。
自幼聪颖，不类诸女；八岁从塾师训读，悉解文义；十岁始喜净几焚香，颂经礼佛。
自小即习水性，善驾舟、泅水，通晓气象与海道。
十六岁起，矢志不嫁，专为商人、渔民救险排难，被人称为“神姑”。
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实九逝世。
不久，乡要在湄洲岛上立祠祀之，号“通贤灵女”，尊为“妈祖”或“娘妈”，并定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为“妈祖”节。
由此日趋神化，被海上商人、渔民奉为“海上救护神”。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徽宗始特赐“顺济”庙额；南宋时多次被封为“夫人”、“妃”；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加封“天妃”。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平安往返，曾奏建南京、太仓、长乐天妃行宫，立碑纪念；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进封“天后”。
至今，海内外许多地方均有奉祀妈祖庙宇。
蔡襄（公元1011 - 1067年） 字君谟， 号莆阳居士，仙游县枫亭人。
宋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时年19岁。
历任谏官、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学士，翰林院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
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历知泉州、福州、杭州、开封府事。
他刚正不阿，仗义直言。
景ネ右 （1036）三年，范仲淹等四臣反对权相吕夷简而遭贬谪，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抨击此事，名声大震，时年25岁。
在任地方官时，他关心百姓疾苦，免除苛杂赋税 ，兴修水利，绿化官道，禁止陋俗，造福于民。
宋庆历四年（1044），他奏减福州丁口税；出任泉州时，主持修造中外闻名的洛阳桥（万安桥），促进了泉州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他还撰写《荔枝谱》和《茶录》等书，为茶、果栽培作出杰出的贡献。
《荔枝谱》为世界上最早的果树栽培学专著之一，近年被译为英法等国文字，流传海外。
诗文造诣较深，有《蔡忠惠公文集》传世；擅长书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称为宋四大家，墨迹有《谢赐御书诗》传世。
蔡襄病逝后，大文学家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葬于仙游县枫亭锦岭。
蔡京（公元1047 - 1126年） 字元长，仙游县枫亭人。
北宋熙宁三年（1070），与其弟蔡卞同榜进士，初任浙江钱塘（今杭州市）尉，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
后任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后被提升为中书舍人。
曾参与支持王安石变法。
宋元ネ右 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废止王安石新法，复差役制，蔡京又积极追随司马光，受到赏识。
绍圣元年（1094），蔡京任户部尚书，此时司马光已死，他又帮助章忄享重行新法，推行雇役制，又得章忄享 赏识。
后徽宗即位，蔡京被降为端明殿龙图阁学士，不久又贬至杭州任职。
崇宁元年（1102）后，蔡京又被重用，历任大名府知府、户部尚书、左丞、右仆射、太师等职，先后五度为相。
他尽复新法，贬元ネ右 诸臣为“奸党”，立党人碑，立于端礼门及各地官厅；又力倡“丰亨豫大”之说，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设立道观，加重百姓负担。
蔡京晚年误国，宋靖康时（1126），被钦宗皇帝放逐岭南（今广东广州），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年80岁。
郑樵（公元1104 - 1162年）字渔仲。
世称“夹氵祭”先生、“ 溪西 ”先生。
涵江区人。
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16岁时从族兄郑厚在越王山下结庐苦读，博览群书，不事科举，立志要“汇天下之书为一书”。
他30年著书，10年搜访图籍，一生留下81部900多卷著作。
他第一个创立中国通史体系，写成《通志》200卷、500多万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天下三通”， 后人对其评价极高。
《通志》、《尔雅注》、《夹氵祭 遗稿》、《六经舆论》等皆收入《四库全书》。
叶禺页 （公元1100 - 1167年） 字子昂，仙游县人，宋绍兴二年（1132）进士。
初任南海县（今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北部）主簿兼代县尉，后知常州（今江苏常州市）。
孝宗即位，召为尚书郎和右司谏，历吏部侍郎、代理吏部尚书。
乾道元年（1165），改任签书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
次年一度罢政，后又召为尚书左仆射等职。
卒后累赠少师，谥“正简”。
叶禺页为人朴实，清廉公正，严以律己，不图私利。
自初入仕至为相，田宅不改其旧。
陈俊卿（公元1113 - 1186年） 字应求，莆田市荔城区人。
宋绍兴八年（1138）进士第二名，授泉州观察推官。
后调睦宗院教授，以校书郎召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
他不肯依附秦桧，主张抗金，反对议和。
孝宗即位，他受重用，迁中书舍人，带职任江淮宣抚判官兼代理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事。
乾道元年（1165）入京，为吏部侍郎，同修国史。
乾道四年（1168）任宰相，以选贤举能为己任。
淳熙八年（1181），上书告老还乡。
卒前，他手书示诸子勿祈恩泽，勿请谥树碑。
卒后，孝宗赠太师，谥正献。
朱熹远道来莆吊唁，并为之撰写行状。
林光朝（公元1114 - 1178年） 字谦之，号艾轩，荔城区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
早年得理学名儒周敦颐濂洛学派真传，讲学于莆田东井、红泉、蒲弄等书堂，后世学者称其为“红泉学派”，尊为“南夫子”。
他以名儒召对，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
官终工部侍郎，谥“文节”。
有《艾轩文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郑侨（公元1132 - 1202年） 字惠叔，号回溪，仙游县人。
宋乾道五年（1169）考中状元。
历任转校书郎、著作佐郎、国史院编修、吏部司封、起居舍人、左庶子、兼任给事中、礼部郎中兼侍讲等职。
曾任建宁（今福建建瓯县）、建康（今南京）、福州知府。
宁宗即位，召其为吏部尚书。
庆元元年后，拜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及资政殿大学士，拜观文殿学士等。
晚年辞官返乡，卒后赠太师、郇国公，谥“忠惠”。
陈谠（公元1135-1216年） 字正仲，仙游县人。
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进士，在瓯宁（今福建省建瓯县）、泉州等地任职，升右司郎中、殿中侍御史。
以直言触犯当朝宰相陈自强，调任太常少卿奉祠。
后起用为兵部侍郎，因上书不纳，遂乞外任，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宁国府。
旋除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国宫。
宁宗嘉定初年（公元1208年），告老还乡，卒封清源郡（今福建泉州市）侯，赠通议大夫。
曾倡建仙游安利桥、石马桥、金凤桥等。
平生博览群书，诗文雅致，擅长书法，楷写尤为雄健有力。
王迈（公元1184 - 1248年） 字实之，号癯轩，仙游县人。
南宋嘉定十年（1217）进士。
历任殿试详定官、南外睦宗院教授、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观察推官、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市）通判，和邵武军知军等职。
为官公正，敢于直言强谏。
受当朝宰相郑清之器重。
王迈还是南宋诗人、文学家，著有《癯轩集》27卷，收入《四库全书》。
刘克庄（公元1187 - 1269年） 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荔城区人。
宋嘉定二年（1209）以荫入仕，淳ネ右 元年（1241）特赐同进士。
历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幕、建阳知县、福建帅司参议、广州提举、潮州通判等职，以太府少卿任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漳州、福建提刑。
再召入词馆同修撰、起居舍人、侍讲。
累迁兵部侍郎，权工部尚书兼侍读。
卒后，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
刘克庄秉性耿直，不满当权者埋没贤能，敢于抨击朝政弊端，一生为官30多载，落职九次。
因其政治抱负无法施展，遂倾注毕生精力于文章诗词。
其词有辛弃疾，陆游词风，洋溢着爱国悯民思想，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人编辑其作品，称《后村居士大全集》190卷，收入《四库全书》。
陈文龙（公元1232 - 1277年） 字君贲、德刚，荔城区人。
原名子龙，宋咸淳五年（1269）中状元，度宗赐名文龙。
先后任秘书省正字、镇东（今吉林省西北部）军节度判官、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抚州知府、左司刺、侍御史、参知政事、兴化知军、闽广宣抚等职。
陈文龙是南宋抗元将领，曾上书弹劾宰相贾似道一味求和误国，遭打击，愤而辞官。
元兵陷福州后，派人劝降，遭严辞拒绝，并斩招降使，倾尽家财募兵，打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旗帜，坚守兴化城。
后因叛将开城降元被捕，诱降不屈，械送北上，一路绝食。
经杭州拜谒岳飞庙时，气绝而死，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被后人誉为福建的“岳飞”。
元 ● 明 陈旅（公元1288 - 1343年） 字众仲，号荔溪，秀屿区人。
少笃学，荐为闽海儒学官。
后至京都与翰林侍讲学士虞集结为文章知己，由赵世延极力推荐，授为国子助教。
元统二年（1334），出任浙江儒学副提举。
二年后应召入京，任翰林文字官，迁国子监丞，除文林郎。
主张推崇孔孟，仁政爱民。
是元代福建著名的文学家，著有《安雅堂集》13卷，收录于《四库全书》。
柯潜（公元1423 - 1473年） 字孟时，号竹岩，城厢区人。
明景泰二年（1451）状元及第，历任翰林院修撰，右春坊、右中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
奉命主持两京乡试一科、礼部会试二科，任东宫讲官、侍经筵等职。
所为文章、平妥整洁，诗律清婉。
有《竹岩集》收录于《四库全书》。
黄仲昭（公元1435 - 1508年） 原名潜，字行，号未轩，莆田市城厢区人。
明成化十四年（1478）举进士，授编修。
因上奏《谏元宵赋烟火诗疏》，被称为翰林四谏之一。
皇帝览疏大怒，谪贬湘潭知县，改南京大理寺评事。
弘治元年（1488），黄仲绍才被起用为江西提学佥事，不久辞职归里，以讲学著述为事。
他在文学、理学、方志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世称“未轩先生”。
著有《未轩集》12卷；编撰《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兴化府志》、《南平县志》等，皆被《四库全书》收录。
郑纪（公元1438 - 1513年） 字廷纲，号东园，仙游县度尾镇人。
明天顺四年（1460）二甲进士。
历任国子祭酒、翰林庶吉士、浙江按察副使、南京左通政、南京户部侍郎、大司徒等职。
卒后赠户部尚书。
他一生经历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人称“三朝元老”。
郑纪为官正直。
宪宗时，目睹朝政腐败，不顾杀身之祸，上“太平十策”奏章。
要宪宗“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
因忠言未被采纳，愤然辞官归里，隐居二十多年。
在家乡兴学劝耕，植树造林，倡修桥梁，崇尚勤俭，做了不少有利于家乡人民的好事。
晚年又被起用，任浙江副使，拨粮赈济灾民；上疏朝廷，免除仙游军户役的苛法，减免钱粮。
终因受奸臣排挤，再度引退。
归隐后还上了19道奏章，为民请命。
郑纪博学多才，有《郑东园文集》、《归田录》等传世。
柯维骐（公元1497 - 1574年） 字奇纯，号希斋，莆田市城厢区人。
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
授官南京户部主事，不赴任，闭户专志读书，家居50年足不入公府，四方从学者四百余人，教以务实志、实功、实用之学。
地方官十八次荐于朝廷，诏授承德郎，即致仕。
著有《宋史新编》200卷。
《续莆阳文献》24卷、《史记考要》10卷及诗文《艺馀集》、《河汾传》等。
今城厢区东岩山下柯氏祠堂，即柯维骐编撰《宋史新编》的地方，有修史堂。
林兆恩（公元1517 - 1598年） 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世称“三教先生”，教徒尊为“三一教主”“三教度世大宗师”。
荔城区赤柱巷人。
他无意科举，专研宋儒和当时王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说。
他认为儒、道、释三教的本源是相通的，创立儒、道、释“三教归一”学说，著有《三教正宗统论》36卷，劝人为善，反对邪恶。
其学说影响深且广，弟子几遍天下，国内外许多地方均有规模不一的“三教祠”。
林兆恩曾在城厢区东岩山报恩寺前的“东山樵舍”讲学，其信徒把此处称为“宗孔祠”，也被世人称之为“麟山祖祠”。
嘉靖年间，倭寇骚扰闽浙沿海，莆田受害甚烈，林兆恩呈《防倭管见》于官府，并倾尽家产赈济难民，收埋尸骨二万二千余身；曾创“艮背法”（气功），著有《九序图》一书，用以防病健身，救治当时兵灾后的流行瘟疫。
林润（公元1530 - 1569年） 字若雨，号念堂，荔城区下务巷人。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
初任临川（今江西抚洲）知县，后授南京山东道御史。
林润刚正不阿，正色立朝。
当时严嵩、严世蕃父子权横朝野，林润毫无媚骨，弹劾严嵩死党鄢懋卿五大罪状，数列严世蕃不赴谪所，藏在老家占田地、盖府第，凌辱官民、有“负险不臣之心”等罪状。
使严家父子伏诛。
《明史》评严嵩父子之败，及“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
陈经邦（公元1536 - 1616年）字公望，号肃庵，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
隆庆时，陈经邦被选任东宫太子朱翊钧的讲读官。
太子登位时才十岁，仍以经邦侍讲读。
由于他态度恳切，讲读明白，深得万历帝圣意，屡获晋封，官至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
陈经邦还对国家政令、兴革利害多所条陈，皇帝亦予以采纳，并御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此匾已于“文革”期间毁坏）。
因为万历皇帝成年后贪图宫闱享乐，委政于辅臣，而陈经邦常与辅臣议事不合，受到排挤。
40岁时，陈经邦请求退休，前后在家达30年，终不得重用。
曾鲸（公元1568-1650年）字波臣，莆田人。
明代著名的肖像画大师，承古代人物画大师顾恺之“以形写神”的手法，并大胆吸收西洋画法，熔中西于一炉，创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凹凸法”，人称“波臣派”。
所画肖像，神情生动、逼真，如镜取影，前无古人。
在明清两代画家中，享有很高声望。
《中国绘画史》称其肖像画在朱明王朝三百年间，首屈一指。
传世有《黄道周像》、《黄宗羲像》、《谢在杭像》、《钱澄之像》、《张岱像》等，皆属珍品。
宋珏（公元1576-1632年） 字比玉。
自号荔支仙，又号浪道人。
莆田县（今城厢区）人。
肄业国子监，不久弃去，寄寓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三十余年。
平生落魄，而疏财仗义，济急排难，无所避畏，为人所难能。
长于书法，章、行、草俱佳，规抚《夏承碑》甚苍古。
善画能诗，时称为三绝。
尤擅长山水画，《国朝画征录》称其“能脱尽画史习气，自是士人高致，其写松树尢秀绝。
”诗情画笔，倾倒名流，片纸只字，皆成珍宝，外国使才多以重金购其作品。
此外，又工篆刻，首创以八分入印，自成一家，世称“莆田派”或“闽派”。
手刻有《古香斋宝藏蔡帖》、《荔枝谱》等。
林兰友（公元1594 - 1659年） 字翰荃，号自芳，别号猗斋，仙游县枫亭人。
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
授广西临桂知县，后任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
任职期间，发奸剔弊，不畏权贵，不徇乡情，曾一日三劾薛大丰（兰友同乡，少时同就读于枫亭塔斗山会心书院），轰动朝野，人称“铁面御史”。
后因上疏论大臣杨嗣昌反被谪贬为浙江按察司充散员，旋又起用为光禄寺卿，调南京吏部考功员外郎。
崇祯末年，李自成入北京，兰友被捕，旋脱身归故里。
明唐王立于福洲，起用为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出漳、泉督师，力图恢复明朝，却以失败告终，带全家逃往海岛，隐居15年，后病卒。
亲属将灵柩运回故乡，葬于枫亭九社登乾山麓。
清 ● 民国 ● 现代 郭尚先（公元1785 - 1832年） 字元开，号兰石，荔城区人。
清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贵州乡试主考官、编修提督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官终大理寺卿。
他精鉴赏，长书法、工墨画。
作品尝为仁宗皇帝赏识，时人视若珍宝，墨迹流传入朝鲜、日本，多为故宫收藏。
著作有《芳坚馆题跋》、《芳坚馆印字》、《增默庵文集》、《使蜀日记》等传世。
江春霖（公元1854 - 1918年） 字仲默，号杏村、梅阳山人，莆田县萩芦人。
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名列第一。
他先后历任江南、新疆、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访察吏治，不避权贵。
前后六年，封奏六十多起，与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孙宝琦等权贵抗争，声震朝野。
宣统二年（1910）被罢官归里。
从此，厌谈政治，致力于公益事业，任修筑韩坝海堤、萩芦溪大桥等董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总统，请他出山任福建宣慰使，授其二等嘉禾勋章，均被拒绝。
有《江御史奏议》、《梅阳山人诗文集》著作传世。
李霞（公元1871 - 1938年） 字云仙，号髓石子，仙游县赖店人。
少时随伯父（民间雕刻艺人）学画，为庙宇作壁画。
16岁始以卖画为生。
1908年在北京故宫以《麻姑晋酒图》誉满京城，被称为“麻姑李”。
1910年，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轰动一时。
1914年，其名作《十八罗汉渡江图》被选送巴拿马参加世界博览会，获优等奖章。
1923年所绘的《函谷跨牛图》在美国纽约赛会上又获优等奖章。
李霞的人物画多取材于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神话，笔法神逸，老练奔放，继承中国画传统技法，又有独特艺术风格。
李霞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追求艺术真谛，成就卓著，为祖国画坛增添光彩。
抗日战争期间，他抱病卖画，捐助抗战，直至病逝，精神可嘉。
张琴（公元1876 - 1952年） 字治如，号石匏老人，莆田市城厢区人。
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是兴化科举以来的最后一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次年，废科举，兴学堂，首任兴化第一所官办兴郡中学监督（校长）。
民国成立，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
在北京与爱国人士创办《亚东新闻》报，任主笔。
因该报文章揭露袁世凯图谋帝制，剌杀宋教仁等内容，被袁世凯拘留，报纸亦遭封禁。
民国六年（1917年）赴广州出席国会非常会议，拥戴孙中山，受聘为杜起云师长秘书。
后归故里著述，有《六书考源》、《桐云轩碑帖题跋》、《读尔雅稿》、《莆田县志稿》、《桐云轩画集》、《桐云轩诗文集》等。
李耕（公元1885 - 1964年） 仙游县人，原名李实坚，字砚农，号一琴道人、大帽山人。
历任福建文史馆研究员、福建省政协委员、仙游县政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他祖父、父亲都是民间画师，成人后，他能吸取唐寅、黄慎诸名家之长。
笔法超脱老练，形、神、韵三者兼备，独树一帜，在国内外久负盛名。
他绘画的《弥勒佛》曾在1926年华东五省画展中获第一名。
徐悲鸿评赞“有奇拙者，首推李耕君，挥毫恣肆，可追踪瘿瓢，其才则中原所无”。
李耕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广收门徒，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为国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有《画论》、《菜根精舍》等论著传世。
1954年，仙游县建有李耕国画研究所。
欧元怀（1893-1978年） 字愧安。
莆田市城厢区人。
1915年赴美国，先后在西南大学文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922年毕业回国，历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上海大夏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上海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教育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
解放初任“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事务委员，并被邀为上海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欧元怀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因创办大夏大学，成绩显著，贡献杰出，美国西南大学特赠予荣誉博士学位。
林景润（公元1897 - 1946年） 字琴雨，莆田县人。
莆田哲理中学毕业后，入福建协和大学政治系学习，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19年获硕士学位，又获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
1928年起，任福建协和大学校长，历近二十年。
并创办琴雨幼稚园、捐办小学。
曾任福建省临时参议会议员，1946年病故于美国。
黄羲（公元1899-1979年） 原名文清，又作文倩，字可轩，号大蜚人，仙游县人。
中国著名的古装人物画家，美术教育家。
少年时，拜李耕为师，后随要霞学画。
浪迹苏州、杭州、上海、上海福建闽南和台湾等。
1926年考入上海美专，又进新华艺术进修，毕业后任教42年。
其画既继承传统的国画技法，又吸取民间艺术的气质和特点。
代表作有《风尘三侠》、《伯乐相马》、《伏生传经》、《文姬归汉》、《麻姑》、《达摩》、《观音》等。
1957年应著名画家潘天寿邀请，受聘于浙江美术学院讲授中国古装人物画传统技法，著有《说画》和《中国画理法研究》等书。
1980年，浙江美术学院和闽、浙美术协会联合举办“黄羲遗作画展”，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题词“意思横逸，动笔新奇”，给以高度评价。
黄震（公元1900-1969年） 原名经芳，仙游县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历任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处长兼试验场场长、福建省科学馆馆长、中国动物学会福州分会理事长、莆田一中校长，以及福建农学院、福建师大等校教授。
黄震对教育、文化和科研事业的贡献至为卓著。
早在30年代，即编著生物科学读物，供各大专院鹇应用。
40年代，曾在永安大湖创办10所国民学校、10间民众教育馆、32个读书站，并组织3个巡回教育队，极力在农村普及文化、卫生及科学知识。
举办全省动植物及防治病虫害展览会，受到国内外科研人士和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编著有《福建兽类简志》、《福建农业害兽目录》、《农作物防治病虫害》、》鸟类对农作物的危害》、《福建动植物之研究》等20多部书。
吴德懋（公元1902 - 1942年） 莆田市城厢区人。
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系，历任厦门集美中学体育主任、南京东南大学体育教师、中央大学体育科主任和福建省政府参议等职。
1924年，获福建省学校联合运动会个人总分第一名，同年又荣获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冠军，轰动全国。
1925年，在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又获五项全能第一名，为祖国获得了仅有的一项冠军，成为当时中国杰出的体育明星。
著有《女子篮球训练法》一书。
1942年在重庆不幸罹车祸身亡，年仅40岁。
关于陶渊明的论文
从陶渊明的人生经历解读其诗作摘要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中国诗坛的一颗明星，他是继屈原之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的诗歌以纯朴的语言风格和高雅的生活情趣，描绘出了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与生活。
纵览陶渊明丰富的人生经历，其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还艺术地再现了他的生命内涵。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诗歌艺术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功名事业心甚烈，早年就立下了“大济苍生”之壮志。
但从少年时期起就经历了政治上的倾轧争斗、时局紊乱的纷扰。
诗人在世的几十年中，曾三易朝代，几次废立皇帝，而每次变化无不伴随着一场清洗和大屠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其时是一个门阀势力强固统治的社会，门阀士族为了把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转嫁给百姓，于是大量兼并土地，加重赋税徭役。
陶渊明在29岁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步入仕途，欲通过出仕实现理想成就大业，但黑暗现实使他碰了壁。
41岁时，他从彭泽令任上决然辞官。
为官12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结果碰壁、失望、归隐，再抱希望出仕，再碰壁、再失望、再归隐……这样三仕三隐，最高也只是做到参军、县令这样的小官，故而叹息“求之靡途”，很难向上发展。
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卑劣和腐败，也鄙视那些士族们的腐烂生活“，代耕本非望，所以在田桑”，他宁愿归隐种田。
这种情形就使得他逐渐从士族中游离出来，和普通农民倒有了“共话桑麻”的可能性。
他自己的确“躬耕自资”，“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的艰辛，不只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在农村生活的体现中发生裂变，诗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乡间普通百姓，和他们建立了不带功利的亲密关系，这是陶诗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陶渊明归隐以后“，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出仕之念完全寂灭。
弃官务农，谋生维艰。
晚年，他贫困尤甚，竟致“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但他对自己的归隐之举毫不后悔。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携厚礼上门拜谒陶渊明，劝他复出做官，尽管他当时已“偃卧瘠馁有日”，但檀道济的劝说并未使其动心，反而被他连人带物“挥而去之”。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出自真情，并非是“诱我松桂，欺我云壑”的沽名钓誉之举。
自此他静守园林，老死田亩。
那么，为何陶渊明对出仕的态度前后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原因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在于世风颓败、官场腐朽的黑暗社会现实，毁灭了他早的幻想。
这一点，他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十分清楚：“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雷同毁异，物恶其上。
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
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因此，他的归隐可以说是他的觉醒，是他与黑暗现实决裂的一种方式。
陶渊明看到了黑暗世道已经不可改易，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为了保持自己耿介的品格和志节，不与浊气蒸腾的社会同流合污，毅然走上了岩栖归隐的道路。
这是他鄙弃仕途、彻底归田的一种表示，同时也显示了他洁身自好的高尚人格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孤傲个性。
但是一分为二看，陶渊明一方面热爱隐居生活，另一方面又总觉得这样做有所欠缺，与心不甘，这在他50岁时所作的《杂诗》中可窥见一斑，迟暮的诗人感到自己终将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禁悲从中来。
少年时代的壮志已成梦幻，却还常常搅扰他的灵魂。
自己心中的这种矛盾、痛苦也无人理解，又感到多么孤独
他也独自悲叹贫苦，忧念死亡。
总之，正如鲁迅所言：陶渊明决非整日整夜地飘飘然，决非“浑身是静穆”。
读陶渊明的作品，应该全面地读，了解其复杂的心理和思想上许多消极的成分。
陶渊明的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平淡自然，情真味永陶诗平淡自然，是指其诗无论是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朴质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
陶诗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
其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宅院、草屋、鸡鸣、狗吠、树林、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
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被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而且是几经险恶黑暗官场生活的陶渊明的笔端。
于是诗人强烈地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
极其普通的景物，他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真意，经过他的笔触，便变成了一幅和平、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
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那种对生活的真情美意便从诗人的心中汩汩溢出，充斥于诗之始终了。
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
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又让我们感到几分亲切和质朴
苏轼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元好问评他的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都抓住了陶诗艺术上“平淡中蕴深厚，自然中见真切”的重要特点。
诗人脱口而出的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使读者也在朴素平淡的语句中体味作者的深意。
二浑融完整，意境深远陶渊明的诗中，有许多描写景物的诗句，林庾先生称其为“历史上最优秀最朴素的白描诗人”，他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想象。
诗人在创作时，善用白描和写意的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并且注意意象的整体把握和构图的和谐统一，因而能够创造出似浅而实深的高远意境。
如前举《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以下八句是写景，前四句写近景，后四句写远景：近景是一种素淡的环境，用“桃李”略加点染，便使整个景色跃然纸上，灵动起来；远景乃一幅静态画面，用“狗吠”“、鸡鸣”点缀，使整个画面充溢勃勃生机。
而从全诗看，这一田园景象如此幽静而美好，与“尘网”般的世俗、“樊笼”般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地表现了“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的喜悦。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陶诗中，景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寄托着情，很多时候也是理、情、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是陶诗超出同时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陶诗或理随景深，或寓理于情，绝无单独说教之意味。
如“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等诗句，这些都是既有田园的幽静风光，又有诗人的恬然心境，还有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和阐释。
前文所举《饮酒》（其五）中，该特点更为突出。
诗的前四句主要阐述“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但其中也不乏客观之景的写照和主观之情的抒发：这里的景乃大环境———“结庐在人境”，情是超尘脱俗的心理感受———“而无车马喧”。
诗人着意刻画看似矛盾的环境与心理，让读者领略、回味“心远”则自觉“地偏”的道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南山”之景，则是“采菊东篱”的诗人在“悠然”自得的情况下“见”到的，诗人怡然自得的淡泊心情与大自然清幽静谧的优美环境浑然无间，融为一体。
最后二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抒情，也是说理。
在这里，诗人直接抒发了自己在隐逸生活中产生的内心实感，这种无须辩说的大彻大悟的境界，深刻反映了诗人对人生意义的真正理解。
同时它也说明，只有返璞归真，归隐田园山林，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意义的道理。
在作者的笔端，傲岸的秋菊、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诗人心中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
自此酒和菊也成了诗人的化身，成了文学里象征情致高远的意象。
三语言质朴，构思精妙陶渊明的诗句语言质朴，构思精妙。
陶渊明在语言锤炼方面有很深的功夫,在语句构思方面又独具匠心，如《时运》中写春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翼”字描画新苗在微风中摇曳，动态形象。
《和郭主薄》写夏日树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树阴似乎如清水一样可随时贮存，使人解暑，朴实而有情味。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冬雪：“倾身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将雪的轻虚洁白描写得十分传神。
这些均能以少总多，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陶诗的这一语言特点，在“金刚怒目”式的诗中体现得更为简劲英拔，与诗的内容完全统一。
如《咏荆轲》中“，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指”与“冲”，突出其豪气冲天“，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哀”与“寒”“、萧萧”与“淡淡”渲染其慷慨悲壮，都极具有艺术感染力，其锤炼词语之功往往令人叹服。
四题材广泛，手法多样陶渊明诗歌的主要风格是自然冲淡。
尤其是在那些田园诗中，描绘的是清幽、静谧、平和、优美、安闲的田园风光，抒发的是恬静淡泊、悠然自得的思想感情，阐释的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哲理，这种风格特别突出。
陶渊明诗中还有一种抑郁悲戚的风格。
陶渊明早年也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方面，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岁月流逝，功业无成，他的内心也常怀苦闷与矛盾。
如他50岁所作《杂诗》之五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这里概括了诗人悲剧性的一生。
少年远志，何等壮伟
岁月绵绵，青春转瞬，惜气力已衰。
虽归耕无疑，但仍惜寸阴，这里包含着诗人壮志难酬之深恨。
《杂诗》之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等等，都是这种情绪和风格的再现。
陶渊明所作咏史诗，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既咏史又抒怀，有一种雄健豪迈之气，表现出慷慨豪迈的风格。
代表作《咏荆轲》写荆轲刺秦王，既赞美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豪迈之举，又表现了诗人对勇士的无限惋惜之情，《读〈山海经〉》其十咏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均为奇卓悲放，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之慨叹，是“金刚怒目”式诗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
行役诗表现宦游时苦闷的心情。
陶渊明正是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经历的田园生活和实际劳动，而使他的诗具有与当时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鲜真实的内容。
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称赞陶诗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下，未害渊明是晋人”。
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摒弃骈俪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很多作家都从其诗品中悟出文道。
陶渊明的后半生是在田园里度过的，他在田园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离开了官场的喧嚣和污浊，诗人获得了自由、宁静、畅快、舒坦的心境。
他把田园风光作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并在艺术上卓有成效，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
参考文献：[1]程郁缀：《唐诗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隋慧娟编：《〈唐诗宋词〉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3]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4]赵治中：《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5]赵治中：《陶渊明生死观剖视》，《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6]顾农：《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龚斌：《陶渊明“忠愤”说平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曹丽环：《论陶渊明思想性格的矛盾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9]郝清菊：《浅论陶渊明诗歌的感伤特征与审美价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0]张驰：《陶渊明之“隐”新说论谱》，《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明代散文流派有归有光等人的“――和袁弘道三兄弟“――””
姓名：毕升 或者地区：中国 学科：发 发明创造：活刷术的发明者 升（
- 1051）中国古代发明家。
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
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
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毕升用一种细胶泥刻成单个反体字，一字一印，字的笔划凸出的高度像铜钱的边缘那样厚薄，字刻好后，把印泥放入火中烧硬。
然后取一块铁板，在上面涂一层松脂、黄蜡和纸灰等制成的固着剂，再将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把要印的文字一个个有序地排列在铁框放在铁板上，把要印的文字一个个有序地排列在铁框内。
排满了字的铁框就为一版，放到火上烘烤，等脂蜡稍稍熔化，就用另一块很平的铁板压在字面上，字面即被压平，待其冷却后，泥活字便粘在一起，成为活字版了。
这样的活字版即可施墨铺纸印刷。
印完之后，再经烘烤，取下活字，又可再用。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
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
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
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州和欧州。
公元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
宋代庆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
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样印刷。
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
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据考证为毕升的墓碑。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
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和《灵宪图》等。
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 后世称张衡为木圣（科圣）。
张衡字平子。
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人。
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
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
张衡出身于名门望族。
其祖父张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
光武帝登基后张堪受荐拜官。
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有大功。
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拜为渔阳(今北京附近)太守。
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
此后在他的任期内匈奴再也没有敢来侵扰。
他又教人民耕种，开稻田八千顷，人民由此致富。
所以，有民谣歌颂他说：“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张堪为官清廉。
伐蜀时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对公孙述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珍宝毫无所取。
蜀郡号称天府，但张堪在奉调离蜀郡太守任时乘的是一辆破车，携带的只有一卷布被囊。
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
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
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
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
以后又到了东汉首都洛阳。
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
崔瑗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等学问。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
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
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
他在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迁尚书郎。
次年，迁太史令。
以后曾调任他职，但5年后复为太史令。
总计前后任此职达14年之久，张衡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
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升为侍中。
但不久受到宦官排挤中伤，于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相。
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许多豪强与他共为不法。
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
3年后，他向顺帝上表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尚书。
此事颇有蹊跷，因尚书的官秩远低于侍中或相，他是否应征，史载不彰。
就在这一年(永和四年，即公元139年)他即告逝世。
张衡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
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蔡伦字敬仲。
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人。
约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生；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卒。
造纸术。
蔡伦家乡地处长江以南湘水(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米谷之乡。
他出身于 普通农民之家，从小随长辈种田。
汉章帝刘■(公元56—88年)即位后，派人至各 郡县选聪明伶俐的幼童入宫。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宦者， 时年约15岁。
当时幼年宦者须习字读书礼，蔡伦因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公元 76年)任小黄门。
此后他作为黄门侍郎而掌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就 座等事。
蔡伦初入宫时，章帝妃宋贵人所生皇长子刘庆被立为太子。
次年梁贵人 又生皇子刘肇(公元79—105年)。
正宫窦皇后因无子，遂指使蔡伦诬陷宋贵人 “挟邪媚道”，逼令她自杀，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
窦后又指使人投“飞书” (匿名信)诬陷梁贵人，强夺刘肇为养子且立为太子，梁贵人忧死。
章帝卒(公元 88年)后，刘肇10岁登极为和帝，由窦太后临朝(公元89—97年)听政。
蔡伦因替 窦后尽力办事，即被拔升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刘肇左右，备顾问、掌理文书，凡 下达诏命或百官奏章悉由其传递，能出入宫禁。
此职权力极大，能参与军国机务， 秩俸二千石，与九卿同等。
中国历史上宦官干预国政，即始于此。
窦太后无视幼帝，愈益骄横，永平九年(公元97年)卒，和帝亲政，废其太后 尊号。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邓绥(公元80—121年)为皇后，蔡伦旋即投 靠邓皇后。
他见邓后喜欢在纸上舞文弄墨，乃自请兼任尚方令。
尚方令为少府属 官，俸禄600石，主管御用刀剑及诸器物，与中常侍高位本不相称，蔡伦为投邓 后所好，甘屈尊兼就此职。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和帝卒，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 位。
不到两年幼帝再卒，邓后乃立13岁皇侄刘祜(公元94—125年)嗣位，是为安 帝。
刘祜为清河王刘庆之子，即位初期(公元105—121年)由邓太后柄政，故蔡伦 又得重用。
他不但是中常侍，且被太后封为龙亭侯，食邑300户，封地在今陕西 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
封侯后不久，约于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 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
从此他成为邓太后首席近侍官。
他的特 殊地位使他不但能随时与皇帝接近，还能与皇后、皇太后接近，受到满朝文武奉 承。
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时，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卒。
安帝亲政后，因 蔡伦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其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皇位继承权， 乃敕令廷尉审讯蔡伦。
他自知死罪，遂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宦46年，先 后因侍奉4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太后而节节上升，位尊九卿，身居列侯，然以惨 死告终。
他在这方面本不光彩，但他在兼管尚方时，却因作出推动手工业工艺发 展的事而得以留名于后世。
蔡伦主管尚方期间，曾“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 工坚密，为后世法”。
《后汉书·蔡伦传》后汉书中的这段话有近代考古发掘实物为证。
当时所造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是精工坚密，堪为后世仿效。
说明蔡伦在 兼任工官时亦尽心尽职。
尚方令这项工作使他对工业技术发生兴趣，他每有空暇 即闭门谢绝宾客，亲至现场作技术调查，掌握了有关工业技术知识。
他的创新精 神，对发展当时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
此 时制造的钢刀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成百炼钢。
但他对工艺技术的最大贡献 在造纸方面。
先秦时中国书写纪事用的是竹简、木牍及缣帛。
但简牍笨重，丝织 物昂贵，均不便使用。
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需要廉价易得的新型材料取而 代之，为此人们作了各种探索。
早在西汉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初就已有了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 成的麻类植物纤维纸。
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麻纸， 年代为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前141年)之时。
1957年西安市灞桥也出土不晚于 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的麻纸。
另外，在陕西、甘肃其他地方所出土的西 汉麻纸，可用于包装和书写，确是简牍、缣帛的理想代用品。
东汉定都洛阳后， 西汉麻纸技术得以继续发展。
邓皇后因喜欢文史及纸墨，曾令各州郡勿贡珍品， “但岁贡纸墨而已”，说明公元102年前各地已生产麻纸进贡。
凡帝、后喜欢的， 蔡伦都在尚方精制。
他掌管宫内文书档案时也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于是他决定造出比西汉纸更好的纸。
为此，他总结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经 验，组织生产优质麻纸。
邓太后嘉其能，从此造麻纸技术在各地进一步推广。
蔡 伦在主持研制楮皮纸时，完成了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并扩充原料来 源、革新造纸工艺。
皮纸的出现是一项重大技术创新，蔡伦正是这项创新的倡导 者。
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有重大作用。
关于蔡伦与 造纸术的关系，当今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他是造纸术发明者，第二 种意见认为西汉初已用纸代简，蔡伦只是造纸术革新者。
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是 正确的，因早在蔡伦200年前的西汉初即已有用于书写的麻纸。
蔡伦的贡献是组 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发展，但“造意用树肤以 为纸”者，倒有可能是蔡伦或其尚方下属。
皮纸用树皮纤维制成，其技术难度比 麻纸更大。
蔡伦的贡献就在于使皮纸生产在东汉发展起来。
麻纸及皮纸是汉代以 来1200年间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国文化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
至晋代(4世纪)时，纸已最终取代帛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蔡伦在促进麻纸及皮 纸生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虽不是造纸术发明者，但作为技术革新者和组织推 广者的历史地位应予肯定。
元初元年(公元117年)邓太后鉴于内廷所藏经传传抄多误，乃诏儒者刘珍及 五经博士等人于东观校订，令蔡伦监典此事。
东观是洛阳宫内藏书及著述之所， 蔡伦领衔率这批学者校订，是为了向全国提供经书的标准文本。
这次校订经书的 工作，是朝廷提供钦定经传纸写本的开端。
因完成后要将所抄副本颁发各地方官， 从而形成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 具。
东汉纸于20世纪时在西北地区也曾出土。
中国造纸术起始于西汉，在东汉时 期打下坚实基础，至魏晋南北朝(3—6世纪)获得发展，且开始向国外传播。
东汉 在造纸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阶段，蔡伦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成为促进造纸术发展的 关键人物。
仙鹤代表什么?有什么含义?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二十亿两有奇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而强”。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是二亿三千万两。
副都统萨彬图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要求严刑审讯“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四人”，对和宅院附近进行挖掘，寻找“窖埋金银”以及查清和家帐本和各大银号，以求彻底查清。
他的府邸装潢胜似皇家园囿，其华贵为其他大臣府邸所不及。
和珅“跌倒”后，他的府邸被转赐给恭亲王，成为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恭王府。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各个阶段及代表人物和学派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先秦时期1. 第一部散文集《尚书》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
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
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
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
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
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
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
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
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
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
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
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
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
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
《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
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2. 历史散文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
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
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
《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3. 诸子散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
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
《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
《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
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
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
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
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
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
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
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
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
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二）两汉两汉时代，散文进一步发展。
1. 政论文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
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2. 史传文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
（1）《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
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贡献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
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
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
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②《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
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③ 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
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
《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
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
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
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
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
《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
司马迁是反天命的。
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
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
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
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
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④《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
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2）《汉书》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①《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
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
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
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②《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
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
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③ 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
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
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
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
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
《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3. 赋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
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
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
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赋以铺叙事物见长，继承了《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称为“大赋”。
大赋是对东汉以后抒情为主的“小赋”而言。
大赋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
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其他代表作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
小赋是汉代后期继大赋后出现的新体赋，至六朝而盛行。
多为抒情作品，篇幅较小，少用典故。
至唐宋，进士考试科目中的律赋亦称小赋。
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
（三）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马并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
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
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
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
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
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
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
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
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
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
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
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
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赋家是庾信，代表作《哀江南赋》。
（四）唐宋时期。
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
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
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
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五）元明清时期。
本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
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
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
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
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
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
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
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