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与止谤》全文分几部分
每部分的意思
谁乃真英雄——读《三国演义》有感《三国演义》是一部古典名著小说，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对词中的英雄一词发生了疑问，书中讲到的人物骁勇善战，然而，群雄逐鹿于乱世之中，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
书中写到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关羽、张飞、许楮、典韦，下至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个极其态。
有人说，孔明是真正的英雄。
因为他足智多谋，处事果断，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是千年难见的一代贤相，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无不体现这一点。
然而，我认为孔明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刘禅无能，根本扶不起来，孔明却把自己的一生，死死的绑在了蜀国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上。
还有人说，关羽是真正的英雄。
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
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又读过《春秋》，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他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我倒觉得曹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尽管书中说他大逆不道，奸诈多疑，还敢“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能者居上，为何偏偏姓刘的能当皇帝
他是政治家，牢牢抓住天子，使他做任何事都变的名正言顺；他是军事家，不计前嫌，招贤纳士，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使敌我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是文学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
当然喽，他太多疑，以至于刚愎自用。
但功大于过，曹操无论在哪一方面都称得上英雄。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
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
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
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
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
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自古英雄，有胆略还需有情义。
曹操在这一点上更值得称道，当初刘备在曹营，曹操已知刘备野心，若诛之，也无后来蜀魏之争，可是曹操并未加害于他，直至刘备逃走；曹操安抚关羽，对其厚待有加，与刘备之对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后来关羽念旧日情分，放其一条生路。
曹操不失为一条有情有义的汉子，虽说后来他也做了不少错事，但那是形势所迫，非彼亡便我死，何有顾他人之理
既有乱世争雄，便不免牺牲，历史上的事纠缠不清，也不可以怪罪于一人之上。
至于后来曹操见到关羽头颅吓出病来，则更可以证明其非冷血之人，若是真冷酷无人性，区区一个关羽，又能奈其如何
那再看他人：孙权不过仰仗父兄基业，建功甚少；周瑜虽年少有为，但气度狭小，意气用事；关羽，太骄傲；张飞，勇有余而谋不足；吕布，一见利忘义之徒也…… 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古文与现代文的区别什么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区别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
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
第一个“文”，是文章的意思。
“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
“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
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
”，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
”。
“饭否”就是文言文。
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
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
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很精彩。
这当然是无疑的。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
2.文言文是知识。
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
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
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读后感
读好文章，好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
《邹忌讽齐王纳谏》，读初小时就成诵了，觉得它故事性强，有情趣，引人入胜，六十年后，再读一遍，如故人重逢，格外亲切。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即使君子，也难免有过，不同的是“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已。
古代帝王置谏官，自己有了错误，臣下可以进谏。
帝王，自以为是“天之子”，富有四海，臣服万民，行为万世师，言作万世法，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俯视一切，能倾听逆耳之言，采纳美芹之献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
也有少数聪明一点的，为了坐稳江山，笼络人心，也能从谏如流。
有圣君，有贤臣，使政治稳定，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
像唐太宗与魏征，就是一例。
而最突出最典型的，要数邹忌与齐威王了。
讽谏帝王，是冒险的事。
批“龙鳞”，逆“圣听”需要大勇与大智。
多少忠臣义士，赤心耿耿、尽忠进谏，结果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放逐。
比干、屈原悲惨的故事。
千古流传。
因此，对这位勇于纳谏的齐王，既佩服他的大智，也赞赏他的风度。
这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形象，事隔几千年，栩栩如在眼前。
想当年，他听了邹忌的讽谏之后，立即下令群臣，遍及全国，面刺错误，指陈弊病，不仅言者无罪，反而重赏，这是何等气度，何等磊落胸怀，千载而下，犹令人感奋不已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在同一本《古文释义》里，小时候也读过《召公谏厉王止谤》这篇古文，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名句。
拿这位厉王和齐威王一比，真可谓天渊之别了。
齐威王下令求谏，周厉王却以“能止谤”自喜，天下之人，满腹不平，他要钳住万民的口，自己也捂紧耳朵。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止谤”使得老百姓“道路以目”。
三年之后土壅而川决，这个特大暴君——人民之敌，被“流于彘”。
齐王与厉王，那种对待谏谤的态度，得到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历史是一面镜子。
《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止谤》这两篇古文，我们对照着读，大有可以借鉴之处。
追古思今。
现在我们有些作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言行方面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文过饰非，怕听逆耳之言，一听到正中要害的话，立即火冒三丈，像阿Q听到别人说他头上的疮疤一样。
有的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同志，打击报复，仗势凌人，以冰棍对付热情，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全成为过耳东风。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贻误工作，伤害同志，最后，自己也难免于垮台。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四人帮”的所作所为。
他们当道之时，得意忘形，凌驾一切。
江青一句屁话，成为“圣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以棒止谤，冤狱累累。
人力无穷，天网恢恢，他们的滔天大罪，终于被清算。
谏难，纳谏尤难。
要得到成果，需要双方合力。
有敢直谏或讽谏的良臣，还要有能纳谏的明君。
邹忌的譬喻再妙，辞令再巧，没有齐威王善听的耳朵，也是白费唇舌，枉运心机。
《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不仅由于它的意义，也还因为它那委婉而讽的进谏方法。
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邹忌并没有板起面孔，摆出义正词严的态度，反之，却以与徐公比美，妻妾评议之闺房琐事出之，如果遇到一个暴君，责以亵渎之罪，也是责无旁贷的。
这种构思，这样笔法，与《触龙说赵太后》如出一辙，而同样奏效。
这么写，生动亲切，娓娓动听，饶有情趣。
这篇文章，用了大半篇幅用了譬喻的描绘，三个人物的情态和心理，真实透切，入情入理，令人信服。
譬喻止于“皆以美于徐公”，接下去，“今齐地方千里”来个陡转，入了正题。
由于妻妾、朋友的“私臣”，联系全国上下“莫不私王”，譬喻与正题扣得极紧。
谏议的结果是“战胜于朝廷”。
读罢这篇绝妙佳作，掩卷沉思，忽发奇想。
如果现在我们的某个部门或机关，也来个“悬赏纳谏”，那该是“门庭若市”，批评、建议，雪片飞来。
最后的结果呢，也可以想知准是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像不干净的身子洗了个清水澡，受到广大群众的鼓励与表扬，对四化的进展也起来了推动作用。
如若不信，盍试为之。
左传僖公十三年读后感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和是绝对不能不说的。
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
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
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
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
《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
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和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和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左传》原名为，汉代改称，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
清而婉，其失也短。
辩而裁，其失也俗。
”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
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
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
”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
”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
齐师败绩。
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
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
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
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进。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
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
”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
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
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
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
《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
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
《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
”（《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
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
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
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
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
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
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
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
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
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
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
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
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
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
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
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
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
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
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
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
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
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
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
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
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
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
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
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
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希望能帮到你
文言文的文体分类状况怎样
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
文体分类就是把各种文章按照体裁方 面的特点加以分类。
对于文体进行分类，便于把握文章的特点，对阅读、分析文章或指导写作，都大有好处。
所以，鲁迅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
”从历史上看，文体分类是随着创作的增多而曰趋细密的。
三 国时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 四科，分类很粗略，特别是把大批的记叙文排斥在外了。
西晋人 陆机作《文赋》，将文章分为十体，比《论文》完备了一些。
南 朝梁眧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后代人称为《昭明文选》。
《文 选》不选经书、诸子、史书的文章。
《文选》采用当时流行的 “文、笔之辨”的理论，不选“笔”（没有文采的文章），只选 “文”（有文釆的文章），并将入选文章划分为三十八大类和许多 细目。
《文选》影响很大，但是它的分类缺乏逻辑性，划分标准 不一，而旦显然烦琐了一些。
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只重 视古文，将入选的古文作品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zhudn)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等十三类。
《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仍然缺乏逻辑性，内容、形式 交错，不是科学的分类。
文体分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法，详略取舍也各有差 异。
我们对古代文章进行分类，既要考虑文体本身内在形式、表 现手法等方面的特点，考虑文章的应用范围，又要考虑历史的因 素，如古代的分类方法影响深远，我们不得不全面照顾。
古代讲 述各类文体区别的著作，以明朝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 的《文体明辨》最为完备。
《文章辨体》辨析了五十九类文体， 《文体明辨》辨析了一百二十七类文体。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主张首先将文言文文体，划分为六个 大类，再在各类中介绍细目，并将流行的古代文体名称归并于 其中。
文言文文体的六个大类是：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韵散 夹杂类、戏曲、小说。
古文类、韵文类、骈文类是古代的正统文 章，韵散夹杂类、戏曲、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古代 的正统学者，轻视戏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实际上戏 曲、小说、说唱作品等通俗文学在古代作品中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大类：古文类。
古文，就是不讲究押韵、也不讲究对偶 的普通文言文。
经、史、子、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古文，一 般的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等都是古文。
《古文辞类 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 志、杂记等，都是结合应用范畴而给古文划分的细目。
这些细目 的作品，或侧重于议论抒情，或侧重于叙事说明。
(一）侧重于议论抒情的，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 序、沼令等。
“论辨”是论证或辨析事理的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
“奏议”是给君主陈述 事理的文章，如：晁错的《论贵粟疏》。
“序”，亦作“叙”， 作用是总括书的大义，大都放在一本书之前，也可以放在一本书 之后。
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
“跋”性质同序，但放在一本书之后，有时只是读后感。
“赠序”是从序演变而生的，是赠别的文章，如：韩愈《送董邵 南序》。
诏令是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汉武帝《轮台沼令》。
“书”是书信，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白居易《与元九书》。
“说”是论说，往往是就某件事情发表看法，如：柳宗元《捕蛇 者说》。
(二）侧重于叙事说明的，有传状、碑志、杂记等。
传状主要 是记叙人物，如：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柳宗元《段太尉 逸事状》。
有的传状是故事或寓言，如：李朝威的《柳毅传》、 马中锡的《中山狼传》。
“碑志”评述人物或事件的始末，大多 刻在碑上，如：柳宗元的《箕子碑》、《永州铁炉步志》。
“杂 记”，可以写景，可以记事，或记述感悟。
如：柳宗元的《小石 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写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文 章大多数是记事或记述感悟。
第二大类：韵文类。
韵文类，包括各种押韵的诗文，有诗 歌，还有其他韵文、通俗歌诀。
韵文类中的诗歌是大家较熟悉的 文体。
诗歌有不同的体裁，大体可分自由体诗和格律诗两种。
(一）自由体诗：古代的自由体诗，就是广义的古体诗，包括 一切不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诗歌，狭义的古体诗 只包括七言古体诗、五言古体诗等。
本题使用广义古体诗的概 念。
广义古体诗包括：①《诗经》及起源于《诗经》的四言诗、 杂言诗。
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模仿《诗经》的四言诗。
②楚辞体诗。
楚辞体诗起源于楚国民歌，它有一个突出的“兮” 字作标志，或一句或两句就有一个“兮”字，内容与手法多浪漫 色彩。
代表作品是屈原的《离骚》《九歌》等。
③辞赋起源于 楚辞，喜欢铺陈夸张，以四字句为主，虽然讲究押韵，但句式自 由，可以夹杂散文句式，实际上是近乎散文的诗。
如：汉武帝的 《秋风辞》、陶潜的《归去来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粲 的《登楼赋》、杜牧的《阿房宫赋》。
④乐府诗。
乐府诗流行于 汉朝、魏晋南北朝民间。
如：汉朝的《十五从军征》，南北朝的 《木兰辞》等。
⑤狭义的古体诗，包括五言古体诗和七言古体 诗。
如：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蔡文姬的《悲愤诗》、曹植的 《七步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 百字》等，都是著名的五言古体诗；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李白的《将进酒》、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 的《山石》等，都是著名的七言古体诗。
(二）格律诗。
格律诗是讲究句数、字数、平仄等格律的古代 诗歌。
包括：①近体诗，起源于南朝，成熟于唐代。
产生较 迟，故名近体。
四句的称为绝句，要讲平仄；八句或八句以上的 称为律诗（八句以上叫“排律”），要讲平仄和对偶。
如：王之涣 《登鹳雀楼》是五言绝句，李白《望庐山瀑布》是七言绝句，王 维《终南山》是五言律诗，李商隐《锦瑟》是七言律诗，杜甫《风 疾舟中伏枕书怀》是排律。
②词。
词是孕育于隋末唐初而成型 于中唐、繁盛于两宋的一种新诗体。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 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③曲。
包括小令 和套数。
小令是一支曲子，套数由同调的多支曲子组成。
每支 曲子就是一首短诗。
如：相传马致远所作的小令《天净沙•秋 思》，睢景臣的套数《般涉调哨遍•汉高袓还乡》。
作为文体名称的“词”和“曲”，都是指受近体诗影响而又不同于近体诗的 诗歌体裁。
近体诗句式整齐，“词”和“曲”，都起源于民间的 歌曲唱词，大多数是句式参差的长短句。
“词”和“曲”都跟音 乐密切相关，刘熙载《艺概》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
“词”和“曲”的出现，是汉语发展变化的产物。
曲可加衬字， 用语也比词更通俗。
曲，有“北曲”和“南曲”的分别。
“北 曲”起源于元朝的北方歌曲，而旦盛行于元朝，故称“元曲”。
“南曲”，起源于元朝的南方歌曲，盛行于明朝。
(三） 其他韵文。
如：以规劝、告诫为目的的“箴”，以自警 为目的“铭”，都是一种韵文。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古老 的《虞箴》、刘禹锡的《陋室铭》，都是著名的箴铭。
《古文辞 类纂》所划分的“颂赞”、“碑志”、“哀祭”类作品，有的是一 般古文，有的是韵文。
“颂赞”是歌颂、赞扬别人，“碑志”是 评述朝廷的文治武功或死者的业绩，“哀祭”是哀吊死者。
(四） 通俗歌诀。
歌诀是一种押韵的应用文，是为了便于学习 者的诵读和记忆而编写的知识读物。
如：儿童识字和启蒙课本《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中医入门读物《医学三字 经》、《药性赋》等。
第三大类：骈文类。
骈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又称 “骈俪文”、“四六文”。
“骈”的本义是两匹马并列在一起驾 一辆车，“俩”字的本义是配偶，它们的引申意义都是成双成 对。
骈文的基本特点是讲究通篇对仗，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在句式方面，通篇的句子都两两相对，又以四字句、六字句为 主；二是在音韵方面，对偶的上句（出句）和下句（对句），要求平 仄相反；三是在修辞方面，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如 《滕王阁序》的一段文章：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俨骖腓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
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
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
鹤汀凫渚，穷岛屿 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 盈视，川泽盱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 雀黄龙之轴。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 之浦。
汉语具有句法灵活、容易排比对偶的特点。
文章家们就利用 汉语的这种特点，把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发展为骈文这种文章体 裁。
骈文滥觞于汉魏而盛行于南北朝。
当时，正是中国音韵学 兴起的时代，所以，骈文除了讲究语句对偶外，还讲究音韵铿 锵、平仄协调，又追求辞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
唐朝古文兴起 后，句子成对的“骈文”踉散句单行的“古文”，形成相互对立 的局面。
骈文的细目跟古文相同。
记叙文、论说文、抒情文、应用文 等都可以写成骈文。
《古文辞类纂》所划分的论辨、序跋、奏 议、书说、赠序、沼令、传状、碑志、杂记等各类文章，都可以写 成骈文。
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几十篇议论文，都是骈文。
特别是移檄（声讨、揭露对方的文体）、哀祭类的文章，更是经常 写为骈文。
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 檄》、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等。
第四大类：韵散夹杂类。
韵散夹杂的文章，是一种由散文和 韵文交错组成的文体。
这种文体，首先来源于佛经的翻译，接着 出现了又说又唱的“变文”。
早期“变文”是宣讲佛教故事，后 来也出现了讲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的“变文”，如：《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
变文直接孕育了 “诸宫调”、“鼓 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孕育了戏曲，也间接孕育了小说。
戏曲既有唱的部分(韵文），又有说白部分（散文）。
小说也往往穿 插韵文。
第五大类：戏曲。
中国最早的成型的戏剧，大概是唐朝的 “参军戏”，宋朝的“南戏”。
中国古典戏剧成熟于元朝。
中国 古典戏剧大都是歌舞剧，既有韵文部分，又有散文部分。
韵文部 分叫“曲”（唱词），是古典诗歌，属于文言文范畴；散文部分叫 “白”（说白、对话），基本是白话文范畴。
元朝盛行的戏曲叫作 “杂剧”，每折戏的唱词都用“北曲”。
明朝、清朝盛行的戏曲 叫作“传奇”，每出戏的唱词都用“南曲”。
如：元朝王实甫的 杂剧《西厢记》、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明朝汤显袓传奇《牡 丹亭》、清朝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
清朝中叶兴起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也大都是“唱”、“做”（舞 蹈化的动作及表情等）、“念”（独白和对话）、“打”（武打动作） 四类基本功紧密结合的歌舞剧。
古典戏剧着重“曲”，故称“戏 曲”。
话剧则是从西方引进的品种。
第六大类：小说。
古代小说有文言文小说和白话文小说两 类。
文言文小说有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等，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具有集大成的地位。
白话文小说有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 长篇章回小说等。
以上分类照顾了今天的概念，又照顾了古代的习惯名称与写 作实际，便于读文言文时参考。
但是，应该说明两点：第一，一 种文体是不断变化的，切不可死守着分类。
如：“赋”就有四个 发展阶段，汉赋（又称古赋、辞赋)是韵文散文夹杂的（以押韵为 主）；六朝的骈赋则很讲究对偶，介于古赋与骈文之间；唐代的律赋则完全押韵；古文运动后的文赋则句式参差、押韵随便，与散 文接近。
今天，有人写的白话散文也有叫“赋”的（如：《荼花 赋》《珍珠赋》），甚至完全不押韵，那就不是古代的“赋”的概 念了。
第二，各种文体之间是互相渗透和贯通的，即使是古文、 韵文、骈文三大类之间，也无绝对界限。
就某种文体看，如“墓 志铭”，前面的“志”是散文，后面的“铭”是韵文。
又如“祭 文”，既可以是韵文，如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但也可以是 古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
就单篇文章看，如《岳阳楼 记》是古文中的名篇，但它大量使用四字句，讲究对仗，又往往 押韵，明显地夹杂有骈文和韵文（赋）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