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王选课文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500字读后感，谢谢
今天读了王选先《我一生中的重择》.王选在文中提扶植年轻人”让我深有感在王选的演讲中， 他提出了关于权威问题的表达。
他认为年轻才是权威的体现，人一过了60岁就相当于失去了黄金时期，60岁之后，人的思想会更慢,但人们却当这些人为权威，世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往往成功于年轻时。
他说:“我觉得人们把我者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的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
春》选自《朱自清全集》。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
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名人传》序言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
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
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
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
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
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
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
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
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
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
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
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
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
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
（注二）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
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
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
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
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
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
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
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
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
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
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
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
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
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
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
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
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
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
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
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
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
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
而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
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
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
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
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
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
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
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
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
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
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
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
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
追念之感深。
且奉孝乃知孤者也。
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
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武则天人物评析1000字就够了
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杰出的，有绝顶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心狠手辣。
在她再位间任用酷吏以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
取李唐江山而代之，她的王朝号(周)。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
祖籍初唐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四川省广元市人（在广元皇泽寺有1955年出土的后蜀主孟昶“广政碑”（公元959年），它是考证武则天出生于广元的重要依据。
）。
她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
生母是武士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
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
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
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
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
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
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
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
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
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
太宗九子李治唐高宗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
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
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
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
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徐世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
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
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另眼相看。
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
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
显庆五年（66O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
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
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
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
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
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
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
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代]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
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
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
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
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
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
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
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人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出身高贵而为所欲为。
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
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
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
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
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
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
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O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
”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
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己当了皇帝，此时她已经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
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
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
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
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
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
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人口不断增加。
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O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i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
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
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
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
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
武则天还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
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在抗击外来人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
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
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
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
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
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
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
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
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
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
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
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
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
她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
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
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
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
武氏晚年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
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
同年十一月去世。
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
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功绩相比，难以同日而语。
历史功绩，昭昭于世。
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宗白华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主要有哪些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庆余年是讲什么的
朱（现代散文家、诗人，1898一1948）当时害了胃病，却无钱治疗，那时物价飞涨，他那点薪水，买三袋面粉，全家十二口人吃都不够，那有钱去治病呢
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
” 吴路展开折叠的大纸，只见抬头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
朱自清只着了一眼，便用颤抖的子拿起笔来。
吴晗看见朱自清太贫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 “宁可贫病而死，也不领取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朱自清推开吴晗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名字。
吴晗走后，朱自清在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市，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已身做起。
” 决不吃美国救济粮 走进风景如画的校园,在绿树成荫的池塘边,有一座小亭子, 人们叫它自清亭,来纪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原名朱白林,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他幼年读书十分刻苦.一九一七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在大学期间,由于家里穷,他在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只有一床破棉 被.为了勉励自己在困难中不丧失志气,不心灰意懒,他改名叫自清, 意思是要保持高尚的气节. 朱自清从大学毕业以后,到担任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这个时候,正是我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朱自清参加了这场斗争, 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了中国的海港,遭到了我国守军的还击.日本政府便联合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撤除守军.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礼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三月十八日,北平(今天的北京)的大学生和很多的市民,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朱自清也积极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反动派的政府门前时,反动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三 一八惨案. 朱自清亲身经历了这一惨案,极为气愤.事后,他奋笔疾书,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沉痛悼念被害学生,一篇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时期,朱自清虽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坚持写文章,热情地歌颂中华民族的. 一九四五年,朱自清在家中听到的消息,兴奋异常,他走上街头,同人们一起,欢庆这喜悦的日子. 一九四六年,朱自清回到了北京,投入了北平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在北京逮捕了两千多人.朱自清对此非常气愤,他毅然签名,抗议国民党任意逮捕人民. 朱自清的行为,受到了反动派的仇恨,他们通过报纸,造谣诬蔑朱自清. 国民党特务还多次到他家闹事.但是,这些都没使朱自清动摇,他以更大的勇气投入了新的战斗. 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劳累的工作,使朱自清得了严重的胃病.一九四八年初,朱自清的病情加重了.这时,人民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朱自清不顾病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去. 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支持,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一九四八年六月,北平学生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无耻行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朱自清虽然重病缠身,又没有钱医治,但是他断然拒绝美国提供的一切物资.他在拒绝购买美国物品的宣言上签了字.他又让自己的孩子把美国面粉的供给证退了回去. 八月初,朱自清病情更加严重了,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因为治疗无效, 不幸于十二日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朱自清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家里人:有 件事要记住:我们家绝不能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朱自清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将永远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吴晗回忆：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第4卷，第1499页）。
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
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
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
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
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
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
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
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
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
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
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
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
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
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
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
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
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
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
”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
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
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
我还要活
”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
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
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
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
到了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
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 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
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 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 谴责。
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
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
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
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
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
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
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
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
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
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
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
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
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
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
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
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
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 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开会时他也发了言， 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 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
一条 是向下的。
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
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
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
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
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
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
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
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选集》第4卷，1499页）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
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