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资料
宗璞简介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
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
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童话、、；长篇小说（之一）、（之二）；四卷本。
永远的大家闺秀 ○ 佚 名 永远的大家闺秀。
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78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
来访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
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
“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
”女作家平静地说。
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
据悉，宗璞正在抓紧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
《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
“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
”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
兵戈沸处同国忧。
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
悠悠
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宗璞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
《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
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对写作的热爱。
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
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
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
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
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
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
没有人写，读什么呢
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
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
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
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
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
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
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
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
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
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那天，她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
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
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
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
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
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
”“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
”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
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
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
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
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
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
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
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
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面还有许多没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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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江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
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
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
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
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留德十年主要内容
主要著作——《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一种人生观》《中国哲学史补》《新理学第一版》《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 一名生活方法新论》《新理学 ，第三版》《新原人》《中国哲学小史》《新原道, 一名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知言》《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 : 料学初稿》《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论孔丘》《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第1辑,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冯友兰语萃》《冯友兰选集》《阐旧邦以辅新命 : 冯友兰文选》《贞元六书》《觉解人生》《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三松堂小品》《我的学术之路 : 冯友兰自传》《冯友兰经典文存》《冯友兰自述》《一种人生观 : 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孟荀善恶论
哦 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
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 我也，我固有之也。
”?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 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
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
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
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
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
既然人是性善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施展人的这一性善本质，也就是如何依据性善而实践的问题了。
孟子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作为都有善有不善，并非可以不加努力完全自动地依据本性去行善。
遵守性善的人，就是顺受其正，就得天之助，得人之心，就是正命，就得以成功。
不遵守性善的，就不得天助，不得人心，就非正命，就要逆天而亡。
有行之者，有不行之者，孟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取舍”一点上。
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强调一个“求”字。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
“仁”与“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在内涵上却是可以合为一体，重合为一的。
“仁”具体化就是“礼”，遵“礼”而行就是“义”。
《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仁”与“义”的差别，不在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
“仁”是名词性的，是理论上的、本体的、静止的。
“义”则具有行为和实践的含义，是动词性的一个概念。
《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又《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又《孟子·尽心上》：“居恶在
仁是也。
路恶在
义是也。
”“仁”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
“义”是有所作为，有所取舍，以达到这个原则和标准。
所以孟子说“仁”是“居”，是“宅”，而称“义”为“路”。
依“仁”而行，有所由，有所取舍，就是“义”。
所以“义”是一个带有实践性倾向的概念。
在孟子当时，关于“仁”、“义”这两个概念，诸家已有争论。
《管子·戒》说：“仁从中出，义由外作。
”告子也持此说，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以仁为内，以义为外，即以仁为本性和本体的，以义为非本性和非本体的。
其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否定作为本体的“义”的概念，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管子·戒》与告子强调“义”的外在实践性的合理倾向。
《孟子·告子上》说：“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孟子坚持认为“义”与“仁”没有内外之分，反对“义”为外，而强调“义”出于天，出于普遍心理。
但孟子说“义”是“行吾敬”，“敬”就是“仁”，“行吾敬”就是“行仁”，对于“义”的实践特点是明白承认的。
? “义” 的关键问题在于取舍一点，孟子提出性善说的目的也是要归结于取舍的选择。
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又引孔子语说：“操则存，舍则亡。
”孟子自述，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引孔子语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万物皆备于我。
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
” 孟子说过的几句最著名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和“舍生而取义”，都是从“义”的取舍意义上的阐述，其逻辑线索则来自于他的性善理论。
性善论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抽象论述，实际上则是孟子思想中实践原则的最得力的理论论证。
? 由此可见，性善论是一个实践的概念，而非出于严格的逻辑推理。
但是，孟子在提出性善论时，却赋予了它一个逻辑论辩的形式，孟子自己也以“好辩”自诩，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性善是可以通过逻辑进行论证的，结果反而使性善论的问题复杂化了。
?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 在这一段论辩中，“熊掌”的价值大于“鱼”的价值，为世所公认，应视为公理。
所以从“鱼”到“熊掌”的推理：“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第二个命题“舍生而取义”中，以“生”比同于“鱼”，以“义”比同于“熊掌”，这个前提条件并非世所公认，所以这个环节是独断的。
因而“义”的价值大于“生”的价值的结论：“舍生而取义”，也是独断的，是不能成立的。
在这一逻辑推理中，孟子确实做出了一个论辩的形式，但其“好辩”性质实有赖于道德的力量。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 在这一段论辩中， “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一组三项，和“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一组三项，具有同样的逻辑关系。
如果肯定第一组是符合逻辑的，则第二组也是符合逻辑的。
如果否定第一组的逻辑关系，则同样也否定了第二组的逻辑关系。
实际上这两组关系都是符合逻辑的。
从第一组的三项中，可以抽象出共项“白”，同样，从第二组的三项中，也可以抽象出包括人在内的三种生命物的共项“性”。
凡有生命之物都有共同的“性”，就是求生，不论是犬、牛还是人，都要求生，这符合事实，并没有错。
在这一段中，孟子先设下“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三项，引导告子予以肯定。
然后又设下与之并列的“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三项，但却否定其逻辑关系，这是不能成立的。
孟子否定了后一个系列，实际上也已经否定了前一个系列，孟子的论证等于是在用不符合逻辑的论据证明不符合逻辑的结论。
所以，孟子的论证是有矛盾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成立的。
孟子这样论证，实际上还是利用了伦理道德的因素，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不愿意将自己与犬、牛这样的动物相提并论。
突出人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以人为自然界的核心，把人从整个生物界中分离出来，这是儒家人本思想的主要观念。
孟子以此观念作为这一段逻辑论证的先在前提，所以说它是独断的。
《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 孟子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对儒家学说做一番维护论证，认为只有“能言距杨墨”，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后世滔滔雄辩者所师法。
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对于诸子百家不同学说的态度，就没能像《易传·系辞下》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没能像《庄子·天下篇》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对各家学说给予长短两方面的分析。
孟子是以“一治一乱”的判断方法来评价诸子，对诸子进行是非取舍。
或者仁，或者不仁。
或者可以治，不可以治则必可以乱。
孟子对待其他诸子的态度，从理论上的全面否定，一至情绪上的声色俱厉，实开李斯禁百家语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先河。
然而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批评。
孟子认为性本善，但恶从何来
程颐在解释“恶”时，说它不出于心，即不出于性。
《程氏遗书》卷十八：“‘问心有善恶否
’伊川曰：‘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
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
’”但是朱熹又提出疑问。
《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履之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如何
’曰：‘疑此段微有未稳处。
盖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心之为也。
’” 《朱子语类》卷五又说：“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全不是心。
若不是心，是甚么做出来
” 吕思勉先生说： “如实言之，则告子之说，最为合理。
凡物皆因缘际会而成，人性亦犹是也。
人性因行为而见，行为必有外缘，除却外缘，行为并毁，性又何从而见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此说最是。
性犹水也，行为犹流也。
决者，行为之外缘。
东西，其善恶也。
水之流，不能无向方。
人之行为不能无善恶。
既有向方，则必或决之。
既有善恶，则必有为之外缘者。
问：无决之者，水之流向方若何
无外缘，人之行为善恶如何
不能答也。
必欲问之，只可云：是时之水，有流性而无向方；是时之性，能行而未有善恶之可言而已。
佛家所谓‘无明生行’也。
更益一辞，即成赘语。
孟子驳之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
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误矣。
水之过颡在山，固由搏激使然，然不搏不激之时，水亦自有其所处之地，此亦告子之所谓决也。
……故孟子之难，不中理也。
” 二 学术界对于荀子性恶论的理解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 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
”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
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
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
?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
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
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
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
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
”“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
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
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
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
”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
”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
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
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之分”一点上。
? 《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
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是性伪之分也。
” 伪即为，意即人类的作为。
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
但人的后天选择、思考、学习、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天”也同样不可以干预人事。
“伪（为）”与“虑”与“学”与“行”，正是荀子思想中所最终强调的部分。
荀子著《劝学》、《修身》诸篇，并以此作为《荀子》全书的开始，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 荀子认为，礼义是出于圣人君子之伪（为）。
《荀子·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
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
”伪（为）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情的关健，是在否定了孟子之后，礼义和人治赖以重建的新的根据。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为与不为。
《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能行，能止，能为，即是君子。
小人循性而不知为，君子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性与为既是有区别而对立的，又是一致而并存的。
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
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
伪者，文理隆盛也。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 有了“为”的概念以后，“性”之“恶”的情况就得到了淡化，以至于在《荀子·礼论》中，“性”与“为”趋向于一致，即“性伪合”。
“性伪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方法上，是“学”的方法和途径。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积善成德，圣心备焉。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 “为” 不舍弃“性”而独在。
“为”与“性”相联结的关键环节，就是“学”。
其二，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
荀子对礼学有着重要的阐述，“性伪合”表现在具体内容上，就是礼。
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
冯友兰先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很正确的。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
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
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
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
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
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
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
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试以法家韩非为例： 韩非主张人性恶比荀子更加鲜明彻底。
《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
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
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
”《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
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
“因”或者说“循名责实”是法家学说中一个重要原则，早于韩非的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
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
此之谓因。
”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 “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
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
此帝王之政也。
”法家明确表示不要亲情，不要恩惠，因为亲情和恩惠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因素，把社会秩序搞乱。
人是自为的，亦即利己的，因此不可能使人利他。
但是恰恰是因为有人的利己，才可以使人由自为转为为公和利他。
因为人为了利己，就必须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也必须躲避国家法律的惩罚。
于是，利己转而成为了利他。
法家是最强调国家秩序的，而法家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
对于荀子性恶论的本意，学术界也曾有学者予以理解，甚至支持荀子的观点。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
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
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
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
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
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
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伪，就是人为。
”“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
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
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创造。
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
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
” 吕思勉先生说： “荀子最为后人所诋訾者，为其言性恶。
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
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
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
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
’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
”? 三 由孟荀异同略论儒学体系的性质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
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
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
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
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
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
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
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
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
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
《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
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
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
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
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
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
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
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 “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
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韩非子·五蠹》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
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
“义”与 “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
“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冯友兰出过几本中国哲学的书啊 哪本最好??
就那本吧 中国哲学简史 我高中的时候看的后来知道了他在文革中的那些事之后 就觉得怪怪的不过也无奈吧 推翻自己以前的结论 唉 这玩意难说啊不过书还是可以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