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球3篇读后感和1篇调查作文
以前,我认为周杰伦只是一个“打遍歌坛无敌手”的“小天王”。
而在读了《成功的背后》这篇文章后，我认为周杰伦不只是一位“小天王”，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章主要讲周杰伦从小父母离异，在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吴宗宪“相中”，经过努力，终于成了如今的“天王级”人物。
其实，只要你努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功。
爱迪生不就是这样一位因为不怕挫折，坚持不懈而成功的人吗
古今中外，因为付出了努力而走向成功的人，难道还不多吗
姚明、贝多芬……多少位名人在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个道理
成功的大门是用汗水和毅力作为钥匙来开启的，而成功大门前的路决不是平坦的，而是布满荆棘，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些荆棘会不时地刺疼你，只有少数人能咬咬牙挺了过去，才获得了成功
天才是九十九分的汗水加上一分的天分而成的。
当今的钢琴界打食——朗朗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他小的时候，被父母硬逼着弹钢琴，每天都有规定的练习时间，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几年下来，朗朗已经有了一手很好的“手上功夫”。
这再一次说明了那个不变的道理——“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不能做什么事都只有三分热度，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
要想成功，就要现在开始好好努力
牛奶可乐经济学 读书笔记
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读物这几年大行其道，2006年的《魔鬼经济学》，2007年的《货币战争》，今年的《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牛奶可乐经济学》等等，观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成为一种时尚。
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种“反其道而行之”，《日常经济学》的作者罗斯?吉廷斯说，“经济学往往从飞机的角度看待经济，也就是从上往下鸟瞰，这样一来，经济制度的轮廓倒是看清楚了，可地上栖居的人却变得如蝼蚁一般大小。
”而上述的这些书不同，它们稳稳站在红尘万丈之中，用兴致盎然的眼神看待周遭的现象，思索现象背后的原因，人的欲望、人的生存状态不再渺小如蝼蚁。
《牛奶可乐经济学》是今年备受关注的一本书，原名叫做《经济博物学家：破解日常生活的密码》。
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教授著有最畅销的中级经济学教材《微观经济学和行为》，他教的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每年都会吸引6000多名学生，他布置过这样的书面作业：“利用经济学原理，探讨你亲身观察到的事件或行为模式中的有趣问题。
”而且不要长篇大论，字数限制在500字以内。
“文章里面不要掺杂复杂的技术，要假设你是在给一个从没上过经济学课的亲戚讲故事。
” 《牛奶可乐经济学》就是一本这样的故事合集。
问题千奇百怪，分析工具却相当简单——成本效益原则。
当一个行动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就会采取行动。
这是绝大多数举动的根源。
比如，为什么最畅销的书常常打折销售，而最热门的电影却不打折
因为对电影院来说，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座位。
大受欢迎的电影即使不打折也会满座，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电影院有理由不给票价打折。
但是书不一样，如果预见到哪些产品更热门，卖家往往可以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库存。
卖家给书打折以促进销量，是更有利的做法。
为什么机票现卖价格更高，而演出门票现买却更便宜
因为航空业主管们发现，出公差的商务人士更倾向于临时决定出行安排，而他们往往是高收入者，要么很富裕，要么可报销，对价格并不敏感。
而演出不一样，高收入者一般不愿意到最后一刻才买票，临时买票毕竟要面对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座位等不确定因素。
事到临头才在售票口买票的，大多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
为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要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镶钻胸罩，虽说从来没人买过
因为镶钻胸罩显然是个很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闻噱头，而且成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它的主要价值在于镶钻，而钻石很容易回收，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却非常明显。
它改变了人们对送礼物该花多少钱的参照系，把“别人花了几百万美元”的想法悄悄灌输到人们的意识里，于是，花几百美元买上一款高级胸罩就显得没那么荒谬了。
为什么男性立法者也赞成废除一夫多妻制呢
很多人觉得一夫多妻制对女人不利、对男人来说倒是件好事。
其实，对于一部分男士来说，一夫多妻制的确是有利的，但是，多妻制会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女性供应量持续短缺，不少男人完全结不上婚，男人面临的压力更大，所以，禁止多妻制的法律实际上充当了一种限制恶性竞争的协议，以免男人过得太辛苦。
为什么某企业奖励员工一辆豪华轿车，而不是等值的现金
经济学家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最好的礼物，往往是我们想要但是又不舍得买的东西。
被奖励，等与别人帮着自己做出了选择，自己可以开开心心享受奖品，又无需为自己的奢侈行为感到愧疚。
为什么很多酒吧喝一杯清水卖四块钱，但咸花生却可随意索要
理解这种做法的关键在于，花生的生产成本虽然比水高，但花生和酒是互补的。
客人花生吃得越多，要点的酒或者饮料也就越多。
水虽然几乎没有成本，但是客人水喝得越多，点的酒自然也就越少了。
所以，即便水成本更低，酒吧还是要给它定个高价，打消顾客的消费积极性。
书中提出了100多个这样的问题，全部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涉及产品设计、供求关系分析、公用品、人际关系、心理学、职场风云等等各个方面，作者说“这些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公式和概念，它们并没有标准确切的答案，每个人都有可能给出更多更合理的解释。
”这也许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人人都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生活现象，我思故我在，人生因此充满乐趣。
作为一个“从没上过经济学课的亲戚”，这种书让人读得真是高兴。
别出手眼，独特的观察角度，如同一场美妙的智力探险，情趣盎然。
不枝不蔓，一个圈子也不绕，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没有高深的数学模型，成本效益原则，边际效益分析，机会成本分析……都是最基础的经济学概念。
如同高手，无招胜有招，手中不需藏利器，拈花飞叶，皆可伤人，何必非要倚天剑、屠龙刀
洒家依葫芦画瓢，也举出两个故事来试试看。
第一，限塑令一出，为什么大超市积极响应，农贸市场的商贩却我行我素
是他们缺乏环保意识吗
这不是素质问题，是成本收益对比问题。
通过限塑令的实施，大超市不但可以节省下每年几十万元的的免费塑料袋，而且还可以从几毛钱一个的环保塑料袋、几元一个的无纺布袋中获取利润，同时还营造了环保的正面形象，当然积极得多。
而农贸市场的多家商贩们面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不能提供免费塑料袋的，可能就把顾客赶到隔壁那家菜摊去了。
第二，为什么买盗版书会有内疚感，而从网上在线收看、下载视频，大多数人完全不内疚
首先，是书籍往往是个人作品。
我们买盗版书侵害到了这个人的利益，一个具体的受害者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内疚感。
而电影背后往往是一个团队、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我们就不太容易惭愧。
而且，很多小众电影，在院线市场和碟片市场根本无法看到，因为这种电影的市场太小，商家无法从上映和出版碟片中获利。
这种即使想花钱买正版也无处可买的无奈也冲淡了负疚感。
这样观察、分析身边的现象，着实很有趣。
德谟克利特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也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
我们没有德谟克利特那么伟大，能一生以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性为至大乐趣，但起码，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原因，总是有意义的吧
积极地思考，总胜过浑浑噩噩，不是吗
当然，如果你拒绝动这类脑筋，坚信只要存在的事物必定有它的道理，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然后见怪不怪，当然也是一种活法，也未为不可。
======================================================================我是被”妙趣横生”四个字所吸引的，才读了这本书．刚开始读时，感觉到翻译文的弊病，文句不太流畅，还好有些有趣的故事弥补了它的缺陷，吸引我继续往下读．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是，产品设计的几何学应用．要是易拉罐矮一些，胖一点，能省下不少铝材料，但为什么厂家还是选了高一点的呢，由于存在错觉，消费者会觉得矮胖易拉罐装的饮料容量较小，而不愿购买．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卖，而可乐装在圆瓶子里卖
圆柱形瓶子要浪费一定的货架空间，但可乐要直接拿着喝，圆柱形物体更称手．机会成本，也是一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我们经常会作出一定的选择，而怎样的选择更划算呢，那就要衡量一下，选择的事情的价值是否比放弃的事情的价值大．时间成本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否值得你排长队去获得它，也启发了我们，那些事情是可以外包给别人干的．供求关系实践．为什么很多酒吧喝水要钱，却又提供免费花生米
简单来说就是，酒水互为替代品，对一方的需求量的增多，将减少对另一方的需求量，而酒吧是靠卖酒赚钱的；而花生与酒水是互补商品，对一方的需求量的增多，将导致对另一方需求量的增多．经济生活中的折扣．卖家允许顾客以折扣价购买，但前提条件是顾客必须首先跃过某种门槛．门槛是各式各样的，关键在于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发现，同时也要自己有条件去跃过这样的门槛，比如说要等足够长的时间．为什么许多超市（小镇上的也不例外）24小时营业
大多数顾客会选择最适合自己要求的商店，以后大多数时间也都到这间店买东西．这也就意味着商店有强烈的动机要成为尽量多顾客的第一选择，不惜24小时营业．为什么股票分析师很少推荐卖掉某家公司的股票
分析师除了分析股票之外，也要考虑其他分析师的判断，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做出跟其他分析师一样的推荐，更何况买进推荐，即可以讨好公司，又对一只股票未来的价格，并未提供有用的信息．回归平均．我们经常误以为，这是某种方法的绩效．新任领导一般是在环年景之后才上任的，这意味着，即便新任领导并不比原来的领导更出色，第二年的绩效也会好一些．为什么维罗利亚的秘密要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镶钻胸罩，虽说从来没人买过
但这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为什么人们在有了异性朋友之后，更容易找到另一个异性朋友
光看一个人的外表，很难判断他到底够不够好．一个有魅力的姑娘，对一个认识的男性给予这么亲密的关注，显然说明，这个男的没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失调．对每一个有志于跻身顶尖大学的高中生来说，参加应试复习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花在这些复习上的大量时间和金钱其实也没什么用．争取被录取，这本质上是一场竞赛，而在这场竞赛中，不管人们竞争有多激烈，奖牌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桌上要真摆着免费的午餐，总不会一直没人去吃吧．诸如此类的例子，让我对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有了更多的了解．
谁有《经济学原理》读后感
龙年伊伊始，春节假期看了《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刚刚读完，颇为赞同对顺差的分析，不能将追求顺差作为一种目标。
好像当全世界的债主就能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
欧美之所以放弃制造业，盖因其发展已经不需要更多智慧参与。
能免费役使中国劳力充当廉价机器自是好事。
如果中国人自己也把受人奴役当成了最高成就，那就未免荒唐。
这是一本非常难得、通俗易懂的讲述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普及性经济学读物。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聪明智慧。
但不幸的是，中华民族聪明反被聪明误，民众里面大部分聪明过头的人都被执政者选拔去当官了，这些最聪明的人穷尽心智地为执政者服务，不断地愚化、矮化民众，结果把好好一个民族搞成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整体愚昧落后的族群。
于是，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与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是擦肩而过了。
中华文明里，没有经济学的概念，这是舶来品，而且是通过西方周转到日本，再传到咱们这里来的，是倒过几遍手的。
对一个泱泱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悲的事。
近三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名家、大师辈出。
从经济学开山派的鼻祖亚当斯密，到异类马克思、再到凯恩斯，从《国富论》、到《资本论》，再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及我们经常听到的马尔萨斯、米赛斯、哈耶克、萨缪尔森、佛里德曼等等，真正是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群星璀璨。
我们却是一片苍白，解放后有一个马寅初，却被批判打到，结果多生了几亿人出来。
如今，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但在西方，而且在号称以其思想学说立国的东方也没有出现一个半个的公认有作为的衣钵传人。
现在，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莫不以凯恩斯的印钱救市、增加社会总需求为指导。
凯恩斯经济学已然取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