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文化论》读后感
马凌诺斯基是一位波兰籍的人类学家，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家塞利格曼的引介下，到澳洲打算完成图腾制度的梦想，不料一战爆发，为了不被遣返，一个人在超扑连群岛进行田野调查。
并于1922年撰写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建构了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
1944年出版的《文化论》是其晚期总结性的作品。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紧密围绕着功能主义的观点，用精练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虽然功能主义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是有待重新考虑的，但书中很多具体分析还是直指问题本质的。
马先生刚开篇就把人的差别分为两个方面，“体质”的和“心灵”的，而心灵的差异更多的来自所谓的“社会嗣业”，也就是文化。
而文化又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方面之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
接着马先生就这几个方面的其他观点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以往的文化研究理论中过度强调物质文化的批判。
在前两章节章节，马先生首先批判了以往的理论研究中对物质文化过度强调的倾向，“这种偏见，带着哲学的外表，想把人类的全部原动力，全部意义及全部价值，都归之于物质文化。
”接着，马先生指出物质文明“并不是一种动力”。
它需要一系列精神文化去相配。
而在这其中，“这标准化身体上的习俗或风俗，亦及身体上较巩固的修正，乃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
”语言又是是其中一套独特的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马先生指出社会组织也应该划入文化之中，因为，它是“物质以及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
通过它在长时期的，“一步一步的堆积提的逐渐约制”，形成了人类的道德“价值要点”，即“情操”。
书中对于文化的范围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尤其是对语言的看法，把语言从工具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把它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用更加全面和富于联系的视角来分析。
强调了语言的场景性。
语言不是桑塔格的符号，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而是一种动作，一种行为方式。
后面，通过对文化的社会集体心理、传播论以及进化论的批驳，马凌诺斯基提出了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
第三、四章，马氏详细论述了社会集体精神对个体“逼迫”的理论中的盲点进行批驳。
提出对脱离了个体的集体心理的地位的过度强调，显然带有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多少带有玄学色彩的理论捷径”，忽略了“社会精神的或心理的实体其最后媒介总是个人的心理或神经系统” 。
并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指出这种造成个体反映一致的“迫力”是“物质文化”，是因为人们的神经系统在相同的物质环境中淘炼出相似的神经系统。
而把文化简单的从起源、发展来看待，单靠没有详细分析的“遗俗”来重构、解释文化为一种简单的进化是不可相信的。
最后，马氏指出“历史学派依靠文化传播的路线而重构人类的文化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似的文化丛在不同的地域有可能是有其自身的起源、功能。
这种不能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显然带有实验室数学公式式的分析的特点。
通过前面的批驳，马氏提出自己的功能派的立场。
文化是，“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他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
”由于文化的这一动态性质，所以，人类学的工作重点就应该在研究文化功能上面。
第五章，马氏用形式相同的木杖在各种文化布局中的位置指出物质功能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物质的意义取决于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及它所关联的所有价值。
第六、七、八章，马氏通过造船的例子， 指出了设备在一定功能下，其形式是“有限变异”的，不管细节形态如何“变异”，都来自于对需求的满足这一根本的限制性。
同时设备是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制作出来的，对设备的认识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关系中，从特定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而不应把眼光局限于形态的异同。
等人类学家真正把这种器具形式及其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描绘出来，对它的知识也就完全了，也就不需要任何形而上的“解释”了。
第九、十章，马氏指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单纯依靠繁衍的冲动进行活动的，而是日常的规矩，日常的规矩就是人类繁衍的需要迫使“产生种种基本的结构”——文化，文化通过教育等手段，形成了制度之中的人的个人动机，个体从而产生了新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而非简单原始的繁衍的需求。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通过对婚姻制度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风俗的分析，比如把禁止乱伦和外婚制都归结为满足部落协作关系的一种制度。
而婚前的性混乱被认为是一种对性欲的释放，“减少性欲在择婚中的力量，有稳定婚姻制度的功能”。
马氏指出婚姻像其他很多风俗一样，除了具有繁衍的功能，还具有多种功能。
风俗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传统力量使社区分子遵守标准化行为方式的功能。
接着，马氏例举了“产翁”的例子，通过分析“产翁”风俗在特定文化布局中的地位来解析它的功能。
又举了类别性称呼“是在用推广亲属称呼的隐喻方式，以确立各种父母责任的法律关系”。
并指出没有现实的事实是与其相悖的，再次证明功能论的客观合理性。
十四章，家庭的生活和物质设备的形式功能一章，马氏指出，物质设备与精神方面相联结，就具有了深长的意义。
并举特罗步利翁岛的土人炉灶的的建造方式与邪术联系起来等例子，说明这些有含义的物质设备又是养成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
十五章，马氏首先指出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合作是牺牲私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强制，即迫力。
接着，作者把文化的迫力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组织、法律、教育。
三者在功能上都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秩序，无异于物质对人类的作用。
除了以上三种迫力以外，马氏又添加了巫术、宗教、知识及艺术的迫力。
指出人类不可能依着神秘主义生存，而必须由知识把过去的经验传递于将来。
随后，马氏本着功能主义的角度，花费大量的笔墨阐述了巫术的存在是与其对个人的个性及人格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起到的作用分不开的。
后面对宗教信仰的阐述，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功能主义这一观点。
在随后两章中，马氏讲述了在文化迫力的结构中，游戏、艺术在满足人类的需求方面所扮演的教育娱乐和情感启示的角色。
文章最后，马氏对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总结。
文化是人类在有机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衍生需求的产物，它更像人类的一种思维的集体扩展，使人类在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凭文化作出最快的行动决定，因为文化的产生是基于人类整体繁衍需求的，所以依文化的判断队整体人类是有利的判断，这是其它依本能判断的动物群体所不能企及的行为方式，同时，这种高于本能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高于机体本能的需求——对文化的需求。
马氏的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同时，马氏把文化单纯的看作满足机体本能需要的衍生品，难免显得有些机械。
按马克思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即使最初产生于人类的繁衍需求，但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有机体，依然有其自己的独立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未必完全依赖人类最初的需求。
当原先产生文化的基础或者需求不再存在的时候，其作为精神财富，依然有可能在人类文化中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长久的存在，只不过它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而已。
而文化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动态，是否可以让文化永远挂着褒义的光环，依然扮演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人类繁衍发展的角色呢
文化的发展是否会打破最初建立时的平衡，是否有没有可能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文化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最后，马氏指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具有综合的功能，按照各种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固定而永久的团体，从事某种固定的工作，并占有一部分特殊的土地与环境为其根据地，实现文化的完整作用。
文化是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
人类学只有采用功能论的工具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建立“审慎严谨的文化论”。
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读后感，4000字左右，最好自己写
马克思、恩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社会理论的创始人。
一百多年前，正值英、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这个时候，也是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进行英勇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一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论可以摘录，见于其他著作和书信当中。
一，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主要论文有18篇，几乎都刊登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如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英国的金融危机》、《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恩格斯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与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揭露殖民主义的侵略。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露了英国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
指出，第二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揭露英国政府勾结法国，进行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驳斥了英国为发动这场战争而制作的荒唐借口。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由鸦片输入而引起。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不仅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中国人精神受到摧残，道德败坏。
英国政府一方面假装同鸦片走私无关，说是东印度公司的企业行为；一方面，殖民政府却在印度种植罂粟，提炼鸦片，通过走私运往中国，牟取非法暴利。
关于沙皇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它如何利用英法侵华战争从中渔利，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说：“俄国人借两次鸦片战争之机，取得了“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权利，取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不管是什么，俄国都有份，而且还得到了黑龙江边的整个地区”。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
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
仅有谴责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如何看待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态度是热情支持。
这是由中国人民斗争的正义性所决定。
恩格斯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并且驳斥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污蔑。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中国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因此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
他们预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久，就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在详尽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
因此，因此，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具有明显的国际意义。
马克思的原话是“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相互联系的思想，实际上指明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是密不可分的，这个论点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中国问题的散论。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散论，分散见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各种著作和书信之中。
这方面的材料，涉及范围很广，其中谈到世界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农民战争、中国与俄国等问题，还谈到中国的火药、印刷术所起的作用等。
这些材料，可以对第一类的文章进行补充，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主要依据。
当然，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也有一些是不确切的，和事实有不符的地方。
如马克思说：“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
”实际上，在北宋年间，正是在信用发展经济良好的时候，开始了最早的纸币“交子”的流通。
而在明朝中叶，尽管有国家强制规定，大明宝钞最后也贬值得如废纸。
我们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应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对具体的个别论述就完全相信，甚至盲从。
在学习的同时，我们应该和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读《资本论》有何感想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
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
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
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
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
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
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
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
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
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
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
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
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
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
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
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
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
（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
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
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
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
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
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
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
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
（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
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
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
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
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
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
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
如何评价甄嬛传
一般来说，西方女性主义历史被分为三段：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和后结构派女性主义（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自由女性主义也被称女性主义第一浪潮(first-wave feminism)，它可以追溯到1792年英国女作家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的 《表明女人的权利》(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但其主要风行年代为1918-1928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官方(de jure)地位。
此间，欧美女性开始积极的争取参政权利。
也是通过这一波女性主义活跃分子的努力，欧美女性最终得以投票权。
女性主义第二浪潮(second-wave feminism)主要的活跃时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间，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主导。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光取得投票权是没有用的。
因为选举系统是男人决定的，而在选举系统之外的生活也是以男人为主导的。
她们提出了“父权社会”(patriarchy)的说法，认为女性生活的改善不仅仅应该是在选举系统里的平权，而应该深入到生活各个方面，比如说家庭分工等等。
激进女性主义最著名的宣言是“生活的就是政治的”，即在生活中对自身权力的争取也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
同时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还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主要投身于六、七十年代的左派运动，认为改变女性地位的根本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可能达到性别平等。
这些提法，很快就被女性主义第三浪潮(third-wave feminism) 的学者们否认了。
投身女性主义第三浪潮的学者们主要采取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的观点，吸纳了包括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等各学科的精华。
她们提出，过去的女性主义，都是以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中心的。
她们认为在第一浪潮和第二浪潮当中，女性主义者都高高在上的认为女性正确的生存方式是单一的，而没有看到，世界上的女人数众，在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压迫、不同的应对方式、不同的需要。
不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