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政治polyarchy什么意思
也作“多元民主”，“多头政体”译。
从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政治的理论来看，它和“多元统治”、“现代代议制民主”、“大规模的民主”、“多头政体”、“多头政治”等是同义语。
在达尔看来，多元民主指的是“现代那种实行了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 。
达尔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现代代议制民主”。
具体地说，多元民主就是具备六项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
或者说，一个政体能够称得上是多元民主，它必须包含下列六项政治制度，也可以称作基本的民主标准：第一、选举产生的官员；第二、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第三、表达意见的自由；第四、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第五、社团的自治；第六、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选举产生的官员。
达尔将这一点作为第一条政治制度。
在这种民主制度里，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有立法权、决策权；另一方面，公民仍拥有对于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和监督权。
以增强政府官员的负责任性，保证决策和政策真正具有民意代表性。
“这么一种办法，虽然远没有尽善尽美，但却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 由此可见，达尔仍将其多元民主视为一种代议制民主。
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
选举是一种偏好表达，这种偏好表达必须符合这样三个特征：自由、公正和定期。
自由，意味着参加选举是完全自愿的，也就是说，选举是“强制极为罕见”的；同时，参加选举者不必担心选举的后果，比如由于偏好表达而导致的抱负报复等。
公正，就是在计算表达（选票）时，赋予每一个人的选择（选票）以同等的分量（权重）。
简单来说，选举不仅仅是一人一票，还要求“一票一值”。
定期，要求选举必须经常举行。
达尔也探讨了选举的时间间隔问题，但尚未给出具体的间隔期。
但是他指出了选举间隔期应该在 1-5 年之间。
通过定期选举的刺激，这样就可以对选任出来的政府官员进行实质性的控制。
表达意见的自由。
要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保障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
自由的表达，首先是表达内容的自由，这些内容可以是针对政府官员、政府本身、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秩序、主流意识形态、乃至更广泛的政治事务等。
诚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如果公民有权利自由表达他（她）自己的观点，也就意味着其他公民有权利分享其观点。
易言之，“自由的表达不仅意味着我们有权利说出我们的观点，它还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听到别人的观点” 。
在这个问题上，达尔还给我们提出了更为严重的警告：“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理想臣民，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
接触多种信息来源。
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多种的、相对独立的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的多种指的是信息来源渠道和途径的广泛，而不单是政府机关、主流媒体、某一强势话语持有者等。
在这一意义上，它要求各种利益攸关者都拥有表达其意见和观点的权利。
信息来源的相对独立指的是，各种利益攸关者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在表达的时候不受各种势力和力量的干扰，更不必担心表达后的结果。
如果公民得到的信息都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语调，甚至表达观点时，瞻前顾后，势必会影响其有效参与。
而且，对于不同的公民而言，在特定的情境中，得到的信息也应该是相当的。
以投票为例，“所有个人对于不同的被选方案拥有同等的信息” 。
社团的自治。
公民有权利组成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党和利益团体。
主要有以下作用：第一，以组织的民义参加选举，更容易获胜；第二，组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第三，独立社团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良好途径。
社团不仅可以教化公民，还可以提供讨论、协商、培养公民政治技能和政治意识的良机。
总之，对于一个大的共和国而言，独立的社团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形势需要，人心所向，也是客观必然” 。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在一国范围内，永久居住和遵守法律的成年公民，都应该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
在这里，达尔非常强调这种公民身份的广泛性。
他指出，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应该是具有完全的公民性。
“在民主统治的国家里，公民范围除了暂住居民和证明不能照顾他们自己的人们以外，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
” 这样，凡是参与治理机会的成年人，都可以充分保护和捍卫其权利和利益。
中国古代权力制衡对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位代表人物。
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1936年在华盛顿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服完兵役后于1946年起在耶鲁大学执教。
先后担任过尤金·迈耶讲座教授、斯特林讲座教授、福特研究教授、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经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66—1967年)，1986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
1963年和1990年两次获伍德罗·威尔逊奖，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达尔在西方政治学领域树立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倡导了行为主义，力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现代政治分析》(1963年)；二是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的理论，代表作有《民主理论的前言》(1956年)、《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年）、《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1982年)、《民主及其批评者》（1982年）、《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1985年）、《民主、自由、平等》（1986年）、《论民主》（1999年）。
一、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通过分析和评论近现代欧美国家学者提出的多种民主理论，达尔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
1、对麦迪逊式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著名的民主理论研究者戴维·赫尔德曾经讲：“尽管熊彼特和韦伯的研究是多元主义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多元主义的知识参照系却首先是由两个思想流派确定的：即美国民主理论中麦迪逊主义的遗产和认为人们必然要竞相追求利益满足的功利主义观点。
”[1]1956年达尔出版了《民主理论的前言》。
在这部著作中，达尔着重对西方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达尔认为，麦迪逊的民主理论将欧洲文化价值与美国的现实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模式的形成起过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且被深深地植入了美国人的政治思维之中，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并接受了这种麦迪逊式的政治体制。
达尔指出，麦迪逊式的民主理论有十个假设：假设1：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
假设2：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
外部制约的消除导致暴政，因此，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暴政。
假设3：如果不受外部到制约的限制，少数人将对多数人施加暴政。
假设4：如果不受外部到制约的限制，多数人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
假设5：对于一种非暴政共和的存在，至少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避免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以及无论是通过世袭的、自封的还是选举；第二个条件：必须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致他们不能采取不利的行动，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社区的持久凝聚的利益。
假设6：经常的普选将不会提供一种足以阻止暴政的外部制约。
假设7：如果要控制宗派，避免暴政，那么就必须通过控制宗派的后果来实现。
假设8：如果一个宗派由不足多数人组成，那么可以实施立法机构中关于投票的“共和原则”来控制之，这就是说，多数人可以否决少数人。
假设9：如果选民在利益上是众多的、广泛的和多样的，那么多数人宗派的发展就能受到限制。
假设10：如果选民在某种程度上是众多的、广泛的和多样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宗派就不大可能存在，如果的确存在的话，它也不大可能像一个统一体那样行动。
[2]达尔认为麦迪逊的10个民主假设要么是定义式的，要么是经验式的，存在着诸多不足。
这一理论未能成功地协调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多数人决定政府政策的“多数制”与保障少数人的自由以使他们的地位、权力和财产不受多数人的威胁和侵犯的原则。
这一理论的缺陷就在于过分夸大了政府官员之间相互制约的重要性，而低估了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约和平衡作用。
如果没有社会的多方面的制衡，仅仅政府内部对官员的制约能否有效地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非常值得怀疑；反之，有社会的多方面的制衡作保证，政府内对官员的制约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制衡则能有效地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
正是从这一分析中，达尔找到了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发展社会制衡。
2、对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在谈到平民主义民主理论时，达尔肯定了其原则的合理性。
但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入手，他指出了这一理论的若干不足。
达尔把平民主义民主理论概括为四个定义：定义1：当且仅当作出统治的过程同人民主权论的条件以及政治平等的条件相容时，一个组织才是民主的。
定义2：当且仅当这种情形存在时，即每当人们觉察到存在着不同的备选方案，被选中为政府政策并加以实施的方案必须是最为成员所偏好的，人民主权的条件才得到满足。
定义3：当且仅当对政府决策的操控时这样地位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即每当人们觉察到存在着不同的备选方案，而每个成员的偏好，在施政方案的敲定中，均被赋予同等的分量时，政治平等的条件才得到满足。
与平民主义民主的决策唯一相容的规则是多数规则。
定义4：规则A：多数统治的原则规定，当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挑选时，为较多数人所偏好的方案应该被选中。
[3]在界定了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这几个定义后，达尔逐一进行了分析。
达尔以四种反对意见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贫民主义民主理论提出的每个公民都对某个选择有一种偏好的观点缺乏根据，因为有许多公民对选举和决策是冷漠的，达尔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没有集中问题的核心，政治冷漠不影响偏好的选择；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当每一种备选方案为数量相等的公民所偏好时，多数原则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达尔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技术性意见；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同人民主权与政治平等的条件相容的令人满意的规则都不可能被提出来，达尔认为这一意见可以被普遍化；第四种反对意见认为即使存在着一个多数，仍然无法找到一种满足规则A并且同时满足某些实际要求的办法，达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完善的状况很少出现而且成本高昂。
其实，达尔反驳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根据就是肯尼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这一点达尔自己讲：“对于许多有关争论的洞识，我要归功于在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发现的启示。
”[4]达尔在对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做了以上阿罗式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民主理论不应忽视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是社会上的多元制衡，而不是宪法上的分权制衡，尽管后者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3、对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借鉴托克维尔对达尔的影响在达尔的书中是清晰可见的。
在1956年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在谈及对权力的社会制衡时，便引及了托克维尔的思想。
30年后，1985年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对于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制衡的理论依然推崇备至。
他说：“托克维尔也强调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
他强调如下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独立的报纸、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律师、政治社团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其他团体，不仅包括‘商业公司和制造公司，也包括成千上万的其他种类的社团——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涉及面广泛的还是有限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
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识到民主的体制与一种多元的社会与政体具有亲和性的人之一。
它是完全正确的。
”[5]他在1982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也多次引用托克维尔的思想。
达尔谈到一个观点，如果人们不产生信仰，民主就无法存在。
他说：“事实上，托克维尔将信仰、风俗、习惯看得比宪法和法律更重要，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持，法律体系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他已经在他所处的时代的南美洲各国发现了。
”达尔进一步提出，多元民主要以财产、财富、收入、教育、社会地位、信息等方面的平等为基础，而这种平等“托克维尔认为他早已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或者至少在成年白人男性公民中间已经发现了。
”[6]可以说，达尔的很多观点都来自于托克维尔。
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1、对民主的界定达尔对民主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他把民主分为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并分别给予了界定。
首先，从理想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有五个标准。
达尔认为，衡量一个政治过程是否是民主的，至少有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在政策被社团实施之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政策的看法）、投票的平等（当人们就政策做最终决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而且，所有的票数应当同等地计算）、充分的知情（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所有成员都有同等、有效的机会来了解各种备选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惟有成员可以决定议程如何进行，处理哪些内容）、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全体成年常住居民，或者至少大多数成年常住居民，应当充分享有这些公民的权力）等[6]。
这五个标准缺一不可，并且可以互相证明其他标准的必要性。
有了这样一个民主的概念，达尔认为实行这种民主至少有十大好处：避免独裁者暴虐和邪恶的统治、保障它的公民享有许多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有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根本利益、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使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履行其道德责任、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国家之间彼此之间没有战争、国家更加繁荣。
其次，从现实民主的角度看，要真正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安排、惯例和制度。
达尔列举了六项制度：选举产生的官员（宪法规定，公民选举产生的官员，具有对政府政策制定的支配权），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上述官员都是在定期的、公正的、强制极为罕见的选举中选拔出来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都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严厉的惩罚），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公民有权利从其他公民、专家、报纸、杂志、书记、电讯等那里，寻找替代的、独立的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公民有权利结成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集团，以便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包括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那些权利），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每一个在这个国家永久居住、并遵守它的法律的成年人，都应该拥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拥有上述五项制度所必须的权利）[7]。
达尔认为，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普选权制度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民主重要表现。
但普选权的实现有很多现实条件，比如参与普选的人口的多寡。
希腊时代和现代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公民大会式民主，后者则是代议制民主，民主与规模存在悖论，随着规模的扩大，如果所有人都能有效参与，那民主过程就因为耗时过久而变得无效或者不可能。
代议制民主也有其限度，被选出来的议员要想和所有的选民沟通和交流面临着因为人数过多而无法实现的困境，因此议员们往往不能够反映所有人的意愿和利益。
达尔提出了一个时间与人数定律：“一个民主的单位中，公民人数越多，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直接参与就越少，他们也就越有可能把权力委托给别人。
”[8]在政治规模上，有时候小的就是好的，有时候大的才是好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达尔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具有共性的个体可以组成各种政治团体，而这些多元的政治团体可以充分参与政治过程中，并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形成多元民主的格局。
2、对MDP社会的界定达尔认为，现代竞争世界的复杂性是以利益多元而著称的。
为代表和寻求不同的利益，无数中间组织，包括商业组织、工会、政党、伦理组织、学生、妇女组织等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进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
利益集团的活动影响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的制定，他们往往能改变社会力量的基本结构。
他把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视为一个多元的体系，各种力量、集团、组织、人物在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政治体系的活动格局和内容。
他认为：“当两个人发生冲突时……他们面临着三种主要的选择：僵持、强制或和平协调。
”[9]前两种方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日益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方法解释政治生活的冲突。
所谓“和平协调”是指咨询、谈判和寻求对双方有利的方案。
达尔断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政治多元主义的共识。
共识的基础就在于一个多元社会的形成。
在达尔看来，一个多元的社会就意味着：（1）意见的多元性。
由于受天资才能、教育、文化修养、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有先进、有落后，有偏激、有稳定。
因此，无论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创造性，还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都必然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
这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
（2）利益的多元性。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猛发展，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日趋显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利益集团。
它们相互独立，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成为一种追求自身利益和求得自我满足的实体。
(3)冲突的多元性。
在当代社会，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贫富两极之中。
在绝大多数国家，冲突是普遍存在而且是纷繁交错的。
一方面是民族、种族、语言、宗教、部落、地区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职业、行业、地位、权力之间的冲突。
(4)权力的多元性。
达尔将权力多中心原则视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
这种权力多中心原则要求社会政治权力相互分割、互相独立、互相制衡，从体制上防止政治权力集中到任何一个机关或某一官员手中；从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上阻止一个持久、一致、连续、强大的政治联盟和权力中心的出现。
这些利益互相冲突的集团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决策，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
这些组织在发展中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和制约关系，它们本身也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
政府政策就是在这些集团组织之间通过协调、交易、妥协而形成，政治冲突也在这种交易中得到和平解决。
达尔在1982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多元社会的本质。
他认为，这样一个社会首先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品质（包括史无前例的高水平财富、收入、消费以及教育、高度分化的职业、大量的城市人口、农业人口明显的降低以及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相对降低），其次具有社会动态（dynamic）属性（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具有多元主义（pluralist）特征（大量相对自治的团体以及组织，尤其是经济方面）。
达尔说：“为此，我想将特别地称这种社会为现代动态多元社会（modern dynamic pluralist society），将具备这种特征的国家成为现代动态多元社会（出于方便，简称MDP社会）。
”[10]达尔进一步提出：为什么MDP社会支持多头政体
他提出两个理由：（1）MDP社会抑制权力集中于任何一个单独的一元化行为者手中，同时众多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在不断分散权力。
达尔讲：“一个MDP社会的特征是政治资源（political resources）的分散，比如金钱、知识、地位，以及参加组织；战略地位的分散，尤其是经济的、科学的、教育的以及文化事务；商谈地位的分散，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涉及经济事务、科学、交流、教育以及其他方面。
”[11]（2）MDP社会以种种方式支持民主信仰。
“MDP社会经济增长的方式培育了这样一种信仰，即联合的财富可能由于支出的增加而被分享；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游戏不一定是零和（zero—sum）的；如果政治不是零和的，那么，政治对手就不一定是死敌；协商与讨价还价能够导致互利的妥协。
”[12]谁是MDP社会的代表
达尔借助托克维尔的话提出：美国是MDP社会的优等生。
他在《论民主》一书中讲：“当19世纪30年代，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上面提到的这五项政治制度在美国都已经落实。
他看到这些制度这么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毫不犹豫地就把美国称做民主国家。
他说，在这个国家，人民就是主权者，‘社会管理着它自己’，多数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他看到，美国人似乎为了一种目的都会组织社团，社团数量之多，让他目瞪口呆。
而两个主要的政治党派就坐落在这些社团的塔尖上。
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民主也莫过于此。
”[13]3、对多头政体的界定达尔在界定了MDP社会后，认为一般民主的含义无法包含美国政治民主。
他还认为“民主”这一词是用来标明一个尚未达到、或许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所以把这一词用于美国现存的体系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和争论。
因此，达尔创造了“多头政体”或“多元统治”(polyarchy)这个词来指具有普选权和对6项政治体制进行有效保护的体系。
他在《论民主》一书中专门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多元统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许多’（many）和‘统治’（rule），它意味着‘许多人的统治’，以便和一人统治或者说君主统治、少数人统治或者寡头（贵族）统治相区别。
虽然这一术语人们用得不多，我和一个同事在1953年仍然把它引入，作为一种省事的办法，来指现代那种实行了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
那以后再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更确切地说，多元民主就是具备了上述六项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
”[①]那么多元政体有什么特征呢
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进行了概括。
多元政体在投票前阶段的特点是：对已经确定的一套备选方案有所了解的任何成员，只要他认为还有比备选方案更好的替代方案，他可以把自己的偏好备选方案之中；所有个人对于不同的备选方案拥有相同的信息。
多元政体在投票期间的特点是：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履行了能够表达自己偏好的投票行为；在计算选票时，赋予每一个人的选择以同等的权重；拥有最多票数的备选方案被宣布为获胜的选择。
多元政体在投票后阶段的特点是：拥有最多票数的选择代替拥有较少票数的任何选择；当选官员的命令得到实施。
那么，那些国家是多元政体呢
达尔从他所界定的“多头政体”出发，统计了20世纪多头政体国家的变化。
他认为，在1930年世界上多头政体的国家有23个：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波兰、丹麦、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美国、乌拉圭等。
[14]而到了1980年，在将近150个独立国家中，他认为大约有24个国家是多头政制，6个或许可称为准多头政制，其余的则均可列为从压制公共言论自由的镇压性霸权政制到给予反对政府者以不同程度自由的、较为宽容的混合政制。
而随着拉丁美洲的变迁以及再民主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尔认为，多头政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大约50个或是略少于168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的三分之一。
三、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及修正二战之后的20年间，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产生了持久的、广泛的影响。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经济危机、政治丑闻和社会问题的爆发和存在，使得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陷入了窘境。
面对危机，达尔对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做了修正和发展，1982年出版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一书力图回答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1、多元主义民主的缺陷达尔认为，缺陷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
即使在多头政体国家中，组织的影响、权力、资源也是不平等的。
多元主义模式可能有助于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包括对于国家政府控制方面的不平等。
多元主义是一种在创新性结构改变的要求面前非常保守的稳定性力量。
一个国家里每一种主要的有组织的力量都阻止其他力量进行可能严重损害其实行利益的变革。
结果，要迅速而有效地重新分配控制、地位、收入、财产和其他资源的结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扭曲公民意识。
在多元主义民主体制下，个人只有通过参与一个组织才能介入政治活动，保护自己的利益。
各种组织反过来创造、促进、保护、加强和维护他们成员之间的利益，通过表达和来创造、促进、保护、加强和维护他们成员之间的利益。
通过表达和支持特定的利益，各种组织都阻止公意的表达。
第三，扭曲公共议事日程。
多元主义民主下的各种组织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院外压力集团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四，最终控制的让渡。
在多元主义民主体制下，各种组织错误地擅用了公共职能，有些甚至超出了立法机关的控制。
因此，包括国家政权机关，都无法对各种组织实行有效控制，公众的权力被异化了。
这四个缺陷在各个具体国家中表现并不一致，而且程度也不完全一样。
2、民主自身的缺陷不仅多元主义民主具有上述这些缺陷，达尔还指出，民主本身在当代社会中面临六个困境：困境1：权利对功利。
民主人类在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得到满足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幸福和理想。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民主权利就是一种功利。
如果把民主看成是功利，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民主成了一种可以用主观感受来评价的制度，客观的民主主观化了。
困境2：更加排他性的人民对包容更广的人民。
一切人民都是排他性的；任何人民，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有多大，都不可能包括所有人。
问题由此就产生了：为什么只有这部分人享有民主而另一部分人不能享受民主呢
达尔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所有规范的民主理论都是一个大难题。
这里包括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人民的界限是以国家边界来划定的，但是为什么要以国家的边界来划定人民的界限呢
第二个难题就是：任何人民都不包括儿童，坚持认为包容范围更大的人民比不太大的人民更好的那些人，也无意要求包括儿童。
困境3：个人之间的平等对组织之间的平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非公民的数量在所有组织里都一样，完全相等，否则组织之间的选举平等就意味着公民之间的选举不平等。
这里的问题就是：不惜牺牲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而允许组织之间的平等是合理的吗
困境4：一致性对多样性。
多样性是宝贵的，这包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职位的多样性、习惯的多样性、传统的多样性、历史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等。
对多样性的保护根据功利主义的理由是正当的，而且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利。
但是，当差异侵犯基本权利时，人们对多样性的正确评价就会崩溃。
因此，多样性可能表现为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
困境5：集中对分散。
达尔认为，集中就是把资源分配到中心里特定人的手中，亦即具有其自身目的的人们手中；分散就是影响的资源从中心分配出去，从而把它们转让给其他特定的人们。
这两种方式都会带来问题：把大量的资源分配给中心可能会导致公民控制的损失；相反，把资源从中心转移给更加自治的子系统可能会阻止中心的统治。
达尔的主要著作及其内容是什么
<晨梦消魂> 作者简介】 弗·达尔（1921-1999），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才气横溢的多产作家，公认的黑系列（Fleuve Noire）小说大师，他以达尔（Frederic DARD)为笔名发表的系列及系列小说达三百余部之多，创下总销售册数超过两亿册的纪录，许多小说都经多次再版或被搬上银幕。
达尔的著作已经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法国及世界读者喜爱，公认是战后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其文其名在法国家喻户晓。
达尔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成为一种“现象”、代表一个流派，小说自成一格，引人入胜。
他的小说以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情节感人、语言奇特著称，堪称法国当代黑系列小说大师。
达尔以他出众的才华，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和所谓的“侦探小说”（Polar)在文坛上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新的、受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发出璀璨的光芒。
【内容提要】 在马赛地区腹地的阳光下，一栋四面透风的房子里隐藏着一桩双倍疯狂的秘密，一桩以两种不同形式来进行的报复在噩梦般的环境中，正在为一对无辜的年轻夫妇准备一个野蛮无比、残忍无比的惩罚。
达尔，这位独具一格、才华横溢的内心恐怖小说家，在这部小说中以其假的出灵，其恐怖的死尸场景紧紧地扣住我们的心弦。
孙中山资料，，，急
孙中山先生与洪门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华埠片打西街1号，即《大汉公报》对面的一座建筑物，便是昔日洪门致公堂的会址，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来温哥华时，曾在这里居住过。
洪门是旧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
“洪”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
其目的是反清复明，特别强调会员对组织的效忠，尤其是义气，非常重视。
传说他们的始祖是少林僧徒，因满清毁少林寺，僧众逃脱而创立会社。
这些会社，主要是流行于福建、广东及长江流域一带。
天地会发展于西北，洪门等秘密会社组织也渐渐蔓延至南洋及美国各地。
远在1863年，在卑诗省埠仔BARKERVILLE(俗称金山)，不少中国人被“卖猪仔”到这里做矿工或淘金沙。
他们多数是只身在外谋生，孤独无靠，难免受白人欺负，因此便组织帮会，名洪顺堂，后改名致公堂，此乃是洪门的支派之一，亦是卑诗省最早的一个中国人团体。
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奔走革命，得力于这些帮会不少。
1903年他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后更被推为堂主。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温哥华奔走革命，向华侨筹款，并得到当地帮会很大帮助。
第一次是在1897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乘船来加拿大，在满地可登岸，然后乘火车抵达温哥华，他停留在域多利市达十日之久。
第二次是在1910年2月，孙中山由三藩市乘火车抵达温哥华，并转往加拿大各城市向华侨演讲，鼓吹革命，此次筹款运动甚为成功。
第三次是在1911年2月，这是最盛大的一次。
孙中山由三藩市抵温哥华，当他抵火车站时，受千万华侨欢迎。
他向华侨演讲连续四日，鼓吹革命，大受当地华侨支持。
他此次筹款超过7万元，域多利市的致公堂甚至将其会馆按揭给银行，得3万多元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1]，原名孙文（1866-1925）。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革命的旗帜，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被尊称为国父。
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
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
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台湾地区的民主象征。
[编辑本段]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
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
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
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中共的[20024]号文件，2002年11月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
”另外台湾的教育部也在2007年建议修改不适当用词，如“国父孙中山”应该为“孙中山先生”。
有些人认为是台湾民进党政府进行去中国化。
[编辑本段]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
“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
“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
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
“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
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东莞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3 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
年~1910年）。
3 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 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3 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 妾陈粹芬。
妻宋庆龄 （被尊称为国母）（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3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 。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
[编辑本段]名字由来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
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编辑本段]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编辑本段]革命生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编辑本段]出任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编辑本段]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
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
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
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
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
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
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
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
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
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编辑本段]联俄容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
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
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
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
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
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
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
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
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
不能进食。
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
呼吸十八次。
极危险。
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
终夜不离。
戴天仇为孙草遗嘱。
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
腹胀加增。
克礼为之打针放水。
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
当弥留时。
戴天仇代草遗嘱。
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
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
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
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