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名人作文素材
作是个杂家 也就是什么都看,什么都接触,自己悟与体会,然后才有一种想写出来的感觉.然后才会开始学会慢慢的积累,最后才能成为一个三流的作家. 过程是艰难的,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想象力与现实的结合,成就作家.你要想当作家啊,那就开始熬吧 呵呵 至于写作技巧和知识什么的,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要是都看过技巧文章就能写好的话,现在满地都是作家了,写文章小说什么的,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一种人性本质的真情恶.一定要记住,要真,不要刻意去安排.写作技巧小说的特点主要有三点:第一,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反映或表现生活的主要手段;第二,有较完整、生动的情节;第三,有具体的、典型的环境描写。
因此,人物、情节和环境被称 为小说的三要素。
具体一、充分准备,打好基础 写作短篇小说与写作中、长篇小说一样,在写作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
首先,在执笔 写小说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
其次,读过较多的文艺作品,喜爱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文艺修养和文艺理论的基础常识。
茅盾在《创作的准备》开头就指出:世 界文学史上的巨人们遗留给我们的不朽的著作,以及他们毕生的文学事业的经历,就是这题 目--'创作的准备'的最完美的解答。
理论家们从这些文学巨人们的业迹研究分析解释, 写了很多论文,数十万言一厚册,也就是给这题目作注脚。
再次,在写作小说之前,从事 过表达方法的基本练习,并从事过一般散文尤其是速写的写作练习。
一个初学写作者最好 多做些基本练习,不要急于写通常所谓小说,不要急于成篇。
所谓基本练习,现在通行的'速写'这一体,是可以用的。
不过我觉得现今通行的'速写'还嫌太注重了形式上的完整,俨然已是成篇的东西,而不是练习的草样了。
作为初学写作者的基本练习的速写,不妨只有半个面孔,或者一双手,一对眼。
这应当是学习者观察中恍有所得时勾下来的草样,是将来的精制品所必需的原料。
许多草样结合起来,融和起来,提炼起来,然后是成篇的小说。
(《茅 盾论创作》第358页)所以,我们要学习写作小说,必须从思想、生活、技巧各个方面下苦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绝对化。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等思想、生活、技巧三关都完全过好之后再进行创作。
不少青年作者的经验说明,初学写作者就是要勇于创作实践,写是最好的基本训练。
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
小说创作和其它文体 的写作一样,没有什么捷径,小说的技巧只有自己从多次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
别人的技巧,只能作借鉴,创作还是要靠自己。
二、认识生活,熟悉人物 创作需要生活,对生活不熟悉,不理解,就无法反映和表现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是社会诸关系的总和,只有熟悉、理解社会生活,才能熟悉、理解各类人物。
不 熟悉、不理解各类人物,就无法进行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小说写作。
茅盾在谈他怎样开始小说创作时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
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
他还说;好管闲事是我们做小说的人最要紧的事,你要去听,要去问。
(《创作的准备》)因此,一个小说作者应像阿·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他溶化在生活洪流之中,溶化在集体之中;他是一个参加者。
小说写作需要的生活不是指日常生活、饮食男女之类,能成为小说素材的生活,至少应该有三个条件:1.具有较鲜明、生动的形象;2.具有独特性;3.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
因此,当作者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无论对人物、对故事、对环境,都应从上述三点出发,勇敢地扬弃那些琐屑的、纷纷扰扰的流水帐,抓住真正有用的写作素材,渗透作者 的思想、感情,使生活素材逐渐变成自己的东西。
三、严格选材,深入开掘 1931年,沙汀和艾芜写信给鲁迅,请教短篇小说的题材问题。
鲁迅回信说: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 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
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高尔基也说过:在短篇小说中,正如在机器上一样,不应该有一个多余的螺丝钉,尤其是不应该有多余的零件。
这就告诉我们,写作短篇小说必须严格选择题材,深入开掘。
那么,短篇小说怎样进行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开掘呢?选材(一)撷新去陈,根据时代需要选材。
短篇小说的题材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凡是人类涉足的领域、产生的事件,都可以经过选择作为作品的题材。
但是,从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撷新去陈,尽量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需要的题材来写。
(二)以小见大,根据体裁特点选材。
短篇小说这种体裁的形式特点,要求作者不能象写长篇小说那样写人生的纵剖面,而必须写人生的横断面,就象是横着锯断一棵树,察看年轮可以知道树龄一样,短篇小说虽写人生中的一角、一段,也就可以窥见整个人生。
鲁迅、 茅盾、巴金等作家为了在短篇小说中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写作短篇小说时,都是选取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某一段作为题材的。
因此,有经验的小说家在谈创作经验时就指出,创作短篇小说必须善于截取、选择。
如王蒙在《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中就说过,短篇小说构思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广阔的、浩如烟海的生活事件里,选定你要下手的部位。
它可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可能是一个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它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它也可能是深深埋在你的心底的一点回忆,一点情绪,一点印象,而且你自己还一时说不清楚。
这个过程叫作从大到小,从面到点,你必须选择这样一个'小',否则,你就无从构思无从下笔,就会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三)扬长避短,根据自己生活选材。
一般来说,作者应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因为这些题材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的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写起来容易驾驭,而且能写得生动、深刻。
当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大多是从写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人和事开始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
选材是短篇小说写作中的第一个重要的环节。
选材的目的在于从大量的素材中选取可以写入小说中的题材--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片断。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具有从纷纭的生活现象中捕捉题材的能力。
这种捕捉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片断的能力,对于小说创作极为重要。
茅盾在他的《短篇小说选集后记》中指出:在横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样环节茫然无知;在纵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看不清,那么,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即具有深刻的思想的一事一物,作为短篇小说的题材。
所以,短篇小说在选材时,不能只着眼于事件的故事性和吸引力,而要着眼于把生活的侧面、片断放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上去考察,要把握住社会的纵的和横 的两个方面,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捕捉住不平凡的东西,从而由时代和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全貌,使读者从生活海洋中的一朵浪花看出奔腾澎湃的大海。
对于短篇小说题材的开掘--主题的提炼同样要十分重视。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作家心中首先想到的总是小说的主题,或者说思想内容。
他构思小说的情节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创造人物也是围绕着这一主题。
好的小说总是有一个好的主题的。
([英]《小说家的技巧》) 衡量一篇小说的美学价值,重要的并不是看题材本身,而是看作者对于题材所开掘的思想的深度--主题提炼的程度。
所谓开掘,就是要深入发掘生活素材所内涵的本质意义的东西; 作者对生活素材的本质意义开掘得越深入,主题思想就越深刻,作品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 美学价值也就更高。
所以说,一篇没有好的主题的小说,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
李师东在《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中评论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时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的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
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拨和 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
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
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把个人的情绪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努力。
以一种消解的姿态, 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姿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心。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 生代小说系列总序) 应该指出:小说写作中对材料的分析与科学研究中对材料的分析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文学作家应当走的'创作过程'的道路,是和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程的道路相反的。
社会科学家所取以为研究的资料者,是那些错综的自然的现象,文学作家的却是造成那些现象的活生生的人。
社会科学家把那些现象比较分析,达到了结论;文学作家却是从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从他们相互的关系上,看明了某种现象,用艺术手段来'说明'它,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确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则他虽不作结论而结论自在其中了。
(《茅盾论创作》第466页)因此,小说作者的分析工作是与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观察、感受,对生活的体验、理解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分析是理性的,但是它是融化在形象思维中的。
许多小说作者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有的作品的主题是在人物之前产生的,而有的主题是在有了人物之后才确定的。
例如茅盾创作《春蚕》,是先有了主题,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怎样写〈春蚕〉》)而王蒙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并不是先有了主题然后再去写的。
他说:《夜的眼》是什么先行呢?是感觉先行,感受先行,是对城市夜景的感受先行。
这里头有我个人的感觉,但又不全都是。
……《夜的眼》就是写一个长期在农村、在边远地区的人对大城市、对我们生活的感受。
……这个感受饮食着深思对我们生活的深思,这个深思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它充满了深思。
王蒙又说:《夜的眼》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写了我们生活中的转机。
……所谓'转机',充满了艰难,充满着历史的负担,但又开始有了新的东西,大有希望。
《夜的眼》里既有负担,又有希望; 既有伤痕,又有跨越伤痕向前进的努力;既有思索,又有感受;既有想不清的地方,又有相当清楚的地方。
我觉得《夜的眼》里包含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漫话小说创作》)总之,我们对小说的材料必须深入开掘,对主题必须刻苦提炼。
而在构思时、写作中,是不能将主题提炼、人物刻划割裂开来的。
可以是主题先行,也可以是人物先行,还可以是感受先行。
而且,主题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即写成多主题的小说。
小说人物第一种,以生活中的某一个原型为主,加以概括、想象和虚构,从而创造出典型人物。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原型是他的一个表兄弟。
鲁迅结合平时对黑暗社会的 多方见闻,改造了这个疯人形象的内容,赋予人物以深刻的社会意义,从而塑造出了狂人这 个艺术典型。
第二种,在广泛地集中、概括众多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出典型人物。
这就是鲁迅说的杂 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
巴尔扎克在谈人物塑造时指出: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 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骨。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 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给变成现实。
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 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干脆就会把这未加修饰的真实扔到一边去。
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这样的。
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 但决不全用这一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 思为止。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有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其中的人物都是指不出生活原型的。
这种作品中的典型人 物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比用某一原型塑造人物形象更为困难,然而,一个真正的小说作者是 必须掌握这种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方法的。
以上两种塑造人物的典型化方法,有时可以在一个作品中同时运用,即可以用一种方法塑造 某一人物形象,而用另一种方法塑造另外的人物形象。
刻划小说人物注意(一)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人物不同。
他是作者虚构的,而这种虚构的人物来自小说作 者的心灵之中,是融有作者的血肉、灵魂、性格、气质的臆造的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生 活在小说的国度里,这个国度是一个叙述者与创造者合而为一的世界。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 《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小说人物在人生中的五项主要活动--出生、饮食、睡眠、爱情和 死亡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真实人物的特点。
只要他了解他们透彻入理,只要他们是他的创作 物,他就有权要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就说明:小说人物由于是作者展开想象、通过虚构创造 的,因此他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
学习小说写作,不能不首先明白这个问题。
(二)小说人物与作者自我之间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
莫泊桑在《谈小说创作》中告 诉我们:作者写的不管是什么人物,我们所表现的终究是我们自己,我们要使人物各各 不同,就只有改变他们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我们'自我'的生活情况,这'自我'是 大自然用不可越逾的器官限制所形成的。
要使读者在我们用来隐藏'自我'的各种面具下 不能把这'自我'辨认出来,这才是巧妙的手法。
同时,莫泊桑又指出:我们作者如果对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观察,我们就难免相当准确地确 定他们的性格,以便能预见他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动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说:'一个具 有这样性格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决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 能够一个个地确定人物自己的非我们所有的思想中的一切最隐蔽的活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 本能所产生的一切神秘的希求,他那器官、神经、血液、肌肤和与我们特殊的体质所决定的 暧昧的冲动。
这就是说: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塑造着人物,但人物却对作者保持着相 对的独立性;作者三番五次地进行艺术构思,修改自己的人物性格,要人物活起来站起来, 是典型又是个性;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一旦活起来站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 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说话,做事,行动,抒发内心情绪。
这时候,他常 常要跟他的作者发生争执,提醒作者应该怎样描写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的笔就只好顺 着人物自身的行动进行写作。
当然,这种情况是只有在进行认真、深刻的艺术构思后才会出 现,草率从事是写不出真正的小说人物的。
(三)小说人物的个性特征需要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
在小说写作中,细节描 写对人物的个性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真实的典型的细节首先是行动方面的,也可以是语 言方面的,或者是心理活动方面的,以及其它方面的。
作家刘真从创作中体会到:作品中 的细节,就象活人身上的细胞,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所谓作品的高度,深度,是由它的细部 来决定的。
一个细节很难构成一篇小说,可它常常是一篇小说的引线或基础。
(《首先要 攻下的难关》)学习小说写作,一定要下功夫寻找这样的细节--看似无所谓却有重要意义的细节。
因 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正是由许多适当而具有力的典型细节来完成的。
唯有把许多有典 型意义的细节有机地贯串起来,组织起来,才能达到从典型环境中描写典型性格的目的。
另外,有的作者还常常通过写人物小传分析人物性格。
这种人物小传对作者掌握人物性 格有一定帮助,初学者也可在习作小说时采用。
作文素材100-150字要好的,好的话加分 要两个
(1)“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寿”。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属于海洋性文明的希腊文明,亦即西方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如同灵动的智者,追求变革,而属于大陆性文明的中国文明,却是一位长寿的“仁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对“变”有天生的审慎。
(2)“从谏如流”常被用来形容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古语云:“古之贤君,其从谏也,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由此可见,古人对此是非常推崇的。
波兰的谚语也说:“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至此,我们是否可以下个结论:从谏如流,多多益善,听从一切的谏议
(3)美学大师罗丹曾经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今天,受这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启发,我想说:“答案是普遍存在的,对于我们的脑袋,不是缺少思考,而是缺少角度。
”许多时候,我们都迷惑于问题的不解或徘徊于多解的选择路口,怎样走便成了心中的疑团,往往举棋不定,左右乱倾,这时,就有换个角度考虑的必要,这样会给你带来更多成功的机会。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_^)
有那些关与诗词的知识
越多越好
古诗:古体诗 近体诗:绝句:4句 1、2、4句最后一字押韵 音律,一句五个字称五绝,七字称七绝 律诗:8句,4联 2、4、6、8句最后一字押韵 音律,一句五个字称五律,七字称七律 (颔联、颈联对仗) 词:别名:长短句、诗余、曲子词 组成:词牌名、题目 分类:小令(58字以下)、中词(59~90字)、长词(91字以上) 风格:婉约派、豪放派 曲:组成:宫调(曲调)、曲牌、题目 文学风格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
《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
《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
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
”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
《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
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
“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
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
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一)古诗词的表现手法 古诗词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
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
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
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
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
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
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
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
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
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
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
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
”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
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
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
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
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
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
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
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
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
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
”(《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
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
“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
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
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
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
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
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
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
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
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
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
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
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
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
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
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
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
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
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
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
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
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
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
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
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
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
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
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
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
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
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
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
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
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
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
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概括一下,主要分为9种:1讽刺 2爱情 3哲理 4送别 5风景 6抱负 7想像 8故事 9思想平仄律是从文学音律的角度对汉字声调的分类。
古汉语将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共四个声调。
平是指平声,仄指上、去、入声。
元代后北方入声逐渐消失,化入现在的二声和四声中,而平声逐渐演化成阴平和阳平两类。
近代汉语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调称为新四声。
凡声调为阴平、阳平(指标准拼音中的一、二声)的称为平声,凡声调为上声、去声(指标准拼音中的三、四声)的称为仄声。
有些原在古汉语中属入声的字现在虽归入阴平、阳平之中,但论及平仄时仍应属仄声。
根据这个原则,人们将所有的汉字统统分为两大类:即一平一仄,非平即仄,其关系一阴一阳。
平仄相替产生节奏,由此也就产生了汉语的音韵之美。
对联不但同句平仄要交替,上联、下联也要交替,即上下联相应的位置必须平仄相对。
字音的对仗加上字意的对仗,就形成了联句结构的参差美,读起来便会琅琅上口,抑扬顿挫,韵味和谐。
作对联,要合于下列规律:(一)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不能用重复的字。
(二)上联的末一句必须是仄声,下一联的末一字必须是平声。
(三)上下联的句式必须一致(词类相当,结构相应)。
(四)上下联的平仄要相对立,上联要用平声字的地方,下联就得用仄声字,反过来也一样(平:平声字;仄,仄声字,包括上、去、入三声的字)。
(五)上下联意思可以相近或相反,可只说一事,也不妨分说两事。
对联和律诗中间的对仗有继承演进的关系,律诗的平仄格律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则,也适用于对联。
至于每副对联的字数,并无限制,由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到几十字、几百字,只要有话可说,能成对偶就行。
作对联要音韵和谐。
语言精炼,合于规律,而又有一定的内容。
文字不相对,平仄不协调或把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分写两行,全不能算是对联。
对上面的介绍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结为四讲,即字数讲相等,字音讲平仄,词语讲对仗,句法讲对称。
同时,上下联内容要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雷同或重复,雷同的对句俗称为合掌对,比如新年迎五福,春节接三多,其中的新年和春节、迎和接都同意,传统上认为这样的楹联犯制作楹联的大忌。
对文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原则,也适用于对联,是指五、七言诗每句的第一、三、五字,不拘平仄,当用平声字的用了仄声字,或当用仄声字的用了平声字,皆无不可;而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则须平仄分明,不容更换。
皆因一、三、五字平仄移易,读音影响不大,二、四、六字平仄失调,则读之拗口,乃律诗之大忌,用于楹联创作,也是传统楹联作法之大忌。
怎样分辨平仄
现在平仄有两套系统,一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简称为新声。
二是以《平水韵》为标准,简称为古声。
现在这两套系统交叉并用,这叫双轨制。
但是,不能混用。
就是写一副联,只能用一套标准。
(一)、新声(现代汉语即普通话)。
普通话分为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在诗歌和对联的格律应用中,把阴平和阳平(第一、二声)称为平声,上声和去声(第三、第四声)称为次声。
四十岁以下的朋友应该明白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古(旧)声现在社会都发展到哪里了,都要实现几个现代化了,况且现在全部通行普通话了,我们还有必要学习古韵
是不是多余的事
是不是有意在为难大家?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古韵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我认为:一个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楹联爱好者,或是一个对联工作者,应该新声、古声都懂,哪怕是今后全部通行现代汉语了。
我们也要了解古韵,这是欣赏,学习,吸收,传承对联文化的需要否则就不好说了。
其实这两套系统相差不是很大,约有300多个字,按照偏旁来记不是很难的,只需记几十个字就够了。
习惯用新声或古声创作对联都是可以的,不能把自己的用韵习惯作为标准去定是非,这样也不好。
既然我们有心要学习楹联创作,就应该花些时间,学习、了解一下古韵,是很有好处的。
俗话说得好:技(才)不压身。
在一生中,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也许是我们与平时自己看书学习的不同的一个方面。
有大家在一起讨论,效果会不一样的。
古汉语将汉字分为平、上、去、人四个声调。
平,所指的就是古汉语中的平声字(包括现在汉语中的第一、二声中的大多数);仄,所指的是古汉语中的上、去、入声(现代消息,分入四声之中)。
这是旧韵(古声)的平仄分法。
“击、说、积、极、习”在古汉语中均属入声字,虽然现在已入阴平、阳平之中,但论及平仄时,按旧韵,仍应属仄声。
入声字的特点是读起来有短、促、急、收、藏的感觉(现在我国江南的一些地方,如湖南方言和闽南方言,仍保持着这种发音方式,他们对入声字并不难辩认,)。
利用不同声调的意态,交错排列成句,就形成平仄律。
将这种平仄律应用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之中,就使文学作品有了抑扬顿挫的音乐感。
《康熙字典》上载一首歌诀,即说明四声的读法,其歌曰:“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收藏,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根据这一原则,人们将所有的汉字统统分成两大类,即一平一仄,非平即仄。
这就形成了汉字的对立和统一。
一平一仄,也就是一阴—阳的关系,平扬仄抑,平清仄浊,平长仄降,平悠长仄短促,平和缓仄急剧。
平仄相替、节奏方出,节奏出则韵步起,由此形成了汉语的音韵美。
联语中不但同句平仄要交替,上句和下句也同样要交替,就是说上句用了平声字。
下句相对应的位置必须用仄声字与之相对,反之上联用仄声,下句则必须用平声。
这样,就形成了字音的对立统一,有了字义的对仗,又有了字音的对仗,就形成了联语结构的参差美,读起来便琅琅上口,抑扬顿挫,铿锵有度,韵味和谐。
现代诗歌理论家李汝伦说:“宇声的平仄合乎音乐的配置,使诗词具有了独立性。
”“可以吟而不唱,可以唱而不吟,也具有音乐美,即使动眼不动口,在眼中出现文字,也能显示它的铿锵扬抑,因为有通感在起作用。
”(关于平仄方面的书籍很多,如要进一步分辨清楚平仄,特别是入声字的熟练运用,都需要看专门的工具书,在此我推荐几本供大家选择:首推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和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以及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其次闭克朗先生的《入声》、周秉均先生的《古汉语纲要》也不错)对偶和对仗是两种极为相象的语言形式。
所谓“相象”,是说它们相同之处较多而不同之点较少,所以区别起来就较为困难,甚至连一些工具书对这两个概念都解释得含糊其辞,不甚了了。
如《辞海》“对仗”条下注释曰:“指诗文词句的对偶。
”陕西教育出版社的《古文自学辞典》则解释“对偶”为“修辞方法一种,……诗歌中叫‘对仗’。
”如此以“对偶”注“对仗”,用“对仗”释“对偶”的辗转解说,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其结果是使人误以为“对偶”与“对仗”是一回事,是一个概念的两种称谓。
那么,究竟什么是“对偶”?什么是“对仗”?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对偶,是一种修辞格。
成对使用的两个文句“字数相等,结构、词性大体相同,意思相关”。
这种对称的语言方式,形成表达形式上的整齐和谐和内容上的相互映衬,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对仗,是指诗词创作及对联写作时运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和手段。
它要求诗词联句在对偶基础上,上下句同一结构位置的词语必须“词性一致,平仄相对”,并力避上下句同一结构位置上重复使用同一词语。
格律诗词的对仗使语言音韵和谐,增强了节奏感和音乐美,达到表现形式上的高度完美。
因而格律诗词的对仗要求也就甚为严苛,符合上述原则的诗词联句便是对仗的;否则就是不对仗或对仗不工稳,这是诗词创作所不允许的。
了解了对偶与对仗的特点,就能一般地区别什么是对偶,什么是对仗了。
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这两个句子各方面都符合对偶的要求,但由于其平仄不相对,音律欠和谐,并在同一结构位置重复使用了“天下”、“之”、“而”等这样的词语,所以不合对仗的要求。
再请看下面这个例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白乐天》)这组联句是原诗中的颈联,无论哪个方面都完全合乎对仗原则,而且对得极为工稳,是最为典型的对仗联句。
对偶与对仗其所以有这样一些不同,主要是因为它们是运用于不同文体的。
由于不同的文体对各自表达的要求不同,所以对表达形式的要求也就不同。
作为修辞方法的对偶,常常被广泛用于各种文体,其中古代散文和古体诗歌运用尤其频繁。
它整饬了语言,增强了语势,而且两个偶句互为补充、相互映衬,使语言颇具形式美和表现力。
对仗则是格律诗词独具的一种特殊创作技法。
兴起于隋唐的格律诗,严格要求律诗中的颔联与颈联必须对仗。
这一方法同时也为词曲创作所采用;后来又被用于对联撰写。
由于律诗词曲的创作本身对语言运用有很高的艺术要求,讲究炼字炼句,而对仗正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极大提高诗歌的表达技巧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对仗的这些特殊功能显然是对偶力不能及的。
可以说“对仗”是格律诗词创作和欣赏的重要标准之一,自然也就成了非诗词莫属的专用术语。
正因如此,所以格律诗词中的对仗虽同时也符合对偶的标准要求,但鉴于“对仗”本身的特点,并且为了有别于一般文体中的对偶,故而我们通常不以 “对偶”称之,而特称之曰“对仗”。
所有语言的单音节客观都有声调,非独汉语为然,所以古印度人才会发现三声。
但汉语四声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不能一言以蔽之。
仅以音高来解释四声,无论如何并不全面。
四声同轻重、长短和尤其是平曲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孙逐明所言反证实际上并不能够反证,在这里只能简单说一下原因。
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而存在明显的四声规律,但汉语还有另外一个规律,就是以两个单音节词连用,自中古以来便是如此(上古汉语情况特殊,可能是复辅音词甚至是多音节词占了很大部分)。
这就要求内部保持一致,不然就像哥俩个打架一样。
古人发现平声可单独一类,而其他三声可归为另一类,这个划分不是依靠音高而是依靠平曲,依靠音高是没法做这个划分的,所谓仄声就是不平声的意思。
这就出现了两平或两仄的基本结构。
而两个相邻的基本结构,如不发生变化,比如说四平连用,则过于顺口,而四仄连用,有过于拗口,都少变化,因此形成两个基本单位平仄相间的情况,下面就简单了,依据这个规律进行组合,就形成了律诗的一句。
而下句最理想的情况是和这一句平仄相反,这就是一联。
但下一联的出句如果也和上一句相反的话,就重了第一句,因此必须予以变化。
古人按照平仄规律发现基本的句式有四种,因此将四种句子组合使用,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四声在四句中完成了一个循环了,再用,就必须重复了,这就形成了律诗。
但这一规律的确立用了差不多二百年时间。
四声在南北朝被发现并用到诗歌中也就是永明体中时,这一规律尚未被充分认识到。
因为,四声在那里被辨得过细了,而在篇章中却又未得到合理循环。
直到沈宋时这一问题才得到完全解决。
说到底还是一个平曲问题,古人称为平仄,怎么会和平曲无关呢
至于词曲中甚至要平辨阴阳也和平曲有着密切的关系。
阴阳之辨缘于平声的分划,阳平实际上已不再平了,虽然相对仄声还算平些。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律句和拗句都存在的现象呢
实际上,在和谐美和不和谐美二者之间,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倾向于和谐美,儒家最推崇的便是中和之美。
正因为这样,才会形成近体诗。
平仄和谐之外,近体例押平声韵也是一大明证。
然而,不和谐美有着特殊的价值,不能被完全代替,因而才有拗句和仄韵出现,根本不是拗句比律句更和谐的问题。
至于声韵和音乐的关系,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