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赌局的读后感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代一部资料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所辑录，由西汉末期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而成。
据刘向《战国策续录》说，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发现一批战国资料，“书中余卷，错乱相糅莒。
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
……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修书》”。
他认为“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可见书名是刘向定的。
此前有各种名称，体例亦不统一，肯定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近人罗根泽有“《战国策》作于蒯通”一说)经过刘向“以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为三十三卷，十二个国别。
今天看到的是：齐策6卷，秦策5卷，楚策、赵策、魏策各4卷，韩策、燕策各3卷，东周策、西周策、中山策各1卷，宋策、卫策合1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分为497章。
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452年)，终于秦始皇（嬴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前后近204年间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发现帛书27章共约1.1万余字，不少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二者可互为参证，具有重要勘误价值。
《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及反映的时代，据刘向《叙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
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
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儒术之士，弃捐于世。
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于是产生了苏秦，张仪一类摇唇鼓舌之人，“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占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为了推行他们的主张，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博取功名利禄，这一大类人是在“战国之时，君德浅薄，内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
度时君之所以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
而他们的言论，“亦可喜，皆可观”。
历代典籍汇编把《战国策》归入历史散文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连祸结、百姓流离、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
在不少篇中，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反复无常，时而结盟修好，时而背盟相攻，尔虞我诈，贪狠阴毒的丑恶面目，暴露出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
如骄横固执、贪婪昏愦的智伯(赵策一)，阴险毒辣、工于心计的李园(楚策四)，褊狭嫉妒、心毒手狠的郑袖(楚策四)，贪婪愚蠢一误再误的楚怀王(楚策一)，昏庸残暴，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等，通过这些人，使后人认识古代统治阶级的昏乱腐败，骄奢淫逸，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憎恶。
与鞭挞谴责昏君佞臣的同时，书中也歌颂赞扬了一批明主良后，忠臣贤士，如:勇于革新、倡导胡服骑射、具有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赵策二) ，关心邻政、重视人民、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的赵威后(齐策四、赵策四) ，深明大义、忠贞爱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触龙(赵策四)，胸怀大志、隐忍韬晦、足智多谋、具有远见卓识的冯谖(齐策四)，自尊自信，备言要道、不慕权势，归真返朴的颜斶（齐策四)，明察弊端、竭忠尽智、冒险进言、循循善诱的范睢(秦策三) ，感情真挚、语言恳切、忠于社稷、尊贤爱才的莫敖子华(楚策一)，“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鲁仲连(赵策三)，机智沉着、冷静老练、辩词锋利、理直气壮的虞卿（赵策三）以及热爱国家勇敢机智的颜率(东周策)，沉着冷静、深谋远虑的司马错(秦策一)，冷静明智、不为表象迷惑的邹忌(齐策一)不畏强暴为国冒险的唐且(魏策四)，重然诺轻生死以报知遇之恩的荆轲、聂政(燕策三、韩策二)等等，作者赞颂了他们的优秀品德，对他们的作为、经历或遭遇，倾注了满腔褒扬之情。
作者更以浓笔重采刻画了一批以游说为生极尽纵横捭阖之术的策士形象，如朝秦暮楚、能言善辩、为猎取功名利禄不惜一切手段的苏秦(秦策一)、危言耸听、言而无信、翻云覆雨、欺诈狡猾的张仪(楚策一、秦策一、二等)，虚伪奸诈、强词夺理、巧舌如簧、色厉内荏的楼缓(赵策三)，屈从于暴力主张尊秦为帝的辛垣衍(赵策三)等。
书中重点写他们的论辩术或诡辩术，以显示他们的舌辩能力和过人的口才，突出他们的“奇策异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效果。
《战国策》除记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重点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如田单攻狄，荆轲刺秦王，燕昭王复国求贤，赵韩魏三家灭智伯等。
这些人物和事件，成为后代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转述的根据，有些段落几乎是原文照录，可见此书对后世影响之大及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从后世史学家要求的史书应“文直”、“事核”、“实录”(班固语)等标准看，《战国策》至少有以下不足：(一)所记历史事件多无年代，时间交代不清楚；(二)每章所记多系事件片断，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完整的印象；(三)文字不够朴实严谨而采用夸饰铺张的成分太多，易为人疑为“虚拟”过多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四)个别历史人物或事件记述不准确：如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死于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时，为前284年。
张仪早死26年。
但在《楚策一》中张仪说楚王连横时有以下说辞:“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
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
”此事张仪决不会知道。
此段文辞显系后人假设。
此类情况，便削弱了该书的历史价值。
然而，从艺术鉴赏角度来分析，《战国策》却有高于史学意义的文学价值在。
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包括君王、后妃、将相、谋臣、策士、刺客、平民、隐者、小吏等等，除前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知己知彼的白起(中山策)，忠直蒙冤的乐毅(燕策一、二)，善用比喻的庄辛(楚策四)，用寓言说理的陈轸(齐策二)，怀才不遇的汗明(楚策四)，老练多智的张孟谈(赵策一)，辨贤不愚的燕惠王(燕策二)，善于纳谏的齐威王(齐策一)以及各具特点的“战国四公子”等，这些人物，既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历史符号，也不是脸谱化的阶级模特儿，而多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着复杂性格和丰富感情的历史人物形象。
其次，在记叙、描写、塑造、刻画这些历史人物时，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应用的常见的一些典型化原则和传统的艺术手法。
诸如：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性格，如围绕荆轲刺秦王，鞠武的老谋深算，太子丹的心急浮躁，田光的重义轻生，樊于期的慷慨献首，秦武阳的怯弱失态，秦王的贪婪惊俱、荆轲的勇毅镇定从容死节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
这就是“把人物放在风口浪尖上加以考验的”用人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于情况紧迫、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甚至关乎生死存亡。
当事人必须表态，“亮相”，人的观点态度不容隐匿,故而性格就表现得鲜明充分。
又如《虞卿阻割六城与秦》是在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人之后又提出了非分要求时发生的，虞卿据实依理驳斥了秦客楼缓的饰说诡辩而维护了赵国利益；《鲁仲连义不帝秦》也是在秦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大义凛然，仗义执言，驳斥了辛垣衍的谬沦，破释了他的疑虑，维护了赵国尊严，并坚辞平原君的厚谢，从而赢得了“千古一士”的美称。
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去表现性格，是我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本书中亦不少见。
为表现策士谋臣们的才华和韬略，长篇议论、大段对话，在本书中俯拾即是，构成这部散文集的基调或主体，不少段与表现人物性格有关，反映他们思维的严密，推理的周详、说话的条理、雄辩的才能。
其方式，或铺张扬厉，危言耸听；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诚挚恳切、循循善诱；或合情顺理、委婉动听……是一部舌战口角的资料书，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演讲录”。
有些段落，作者还写出了对话人的生动口吻，如“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
“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赵策三)用不同的虚词表现“怒”和“不悦”的不同情态。
“张仪说楚王连横”时，口口声声表白:“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臣窃为大王危之”，“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极力作出替楚王着想的姿态，表现这个巧言令色的阴谋家的险恶用心和虚伪面孔。
写动作的段落也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如荆轲私见樊于期想用他的脑袋以换取秦王信任时，先帮他“忆苦思仇”，引起“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表现那刻骨铭心的不共戴天之仇带给他的痛不欲生之感，“樊于期乃前”急于想听到报仇雪恨的方法，“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写他激昂的心情和果断的决心。
一系列的动作描写，.把这个慷慨献身的复仇英雄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们双方那富有个性的对话语言，使人如睹其面、如闻其声，是一幕悲壮的戏剧性场面。
《战国策》中大量运用多种描写手段，如外貌描写：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羸滕履峤，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
”(秦策一)一副穷书生失意时的狼狈样；“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齐策一）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
情态描写:.“太后盛气而揖之……太后之色少解……太后笑曰……”(赵策四)表情‘由阴转晴” 的变化反映思想的转变，赞颂触龙言辞的成功。
《唐且不辱使命》中，“秦王怫然怒”，盛气凌人，要摆君王的臭架子恐吓对方；由于唐且‘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面对不怕死的勇士，他成了斗败的公鸡，“长跪而谢之”，甘拜下风了。
表情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由骄横跋扈到怯懦怕死的心态。
心理描写，突出的如邹忌听到别人赞扬他长相美貌后的冷静反思。
细节描写，如孟尝君对“无好”、“无能”，而“愿寄食门下”的冯谖，“笑而受之”，这一“笑”的深刻含义。
又如触龙见盛怒下等待接见他的赵太后时，“入而徐趋”，这一形容词与动词的巧妙结合，准确而形象，多么切合老人的心理和身份。
为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书中还多处使用铺垫、烘托、对比等手法。
如为了赞颂冯谖的远见和才干，先写他自报的“无好”、“无能”，且一次次弹铗而歌，似乎真是“贪而不知足”混饭吃的无赖，在“左右皆恶之”的情况下，孟尝君独能经受住“考验”，宽容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便为他以后报效孟尝君作了铺垫。
这是欲扬先抑法。
郑袖嫉恨谗害魏美人，却先表现出比楚王更爱魏美人，以取得楚王信任，为后进谗言作铺垫，则是欲抑先扬法。
苏秦说秦王不行，盘川花尽，衣帽不整，蓬首垢面，落魄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多么冷落凄惶。
后说赵成功，受相印，“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横于道……伏轼撙衔，横历天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
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
”这前后情况明显不同，固然是鲜明强烈的对比，如实表现了古今一样的人情世态。
后者同时也烘托出一种热烈气氛，使人似乎看到在车马炫赫仆从丽都的队列中，高踞马上的苏秦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傲慢神态。
荆轲刺秦王，易水送别的场面，白衣白帽，击筑和歌，“士皆垂泪涕泣”、“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用记实和夸张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场景的悲壮，凄怆，渲染出一种凛冽的气氛、烘托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
至秦廷，“秦武阳色变振恐”，与荆轲的镇定自若，是对比，更是反衬。
荆轲逐秦王，“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荆轲负伤，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也是对比。
秦王畏惧狠狈，壮士蔑视暴君，表现两个人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不同的承受能力，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生死观念，两人间品德形象的高下立判。
《战国策》这些描绘人物的方法，为《史记》等优秀史籍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史书的精髓。
但“前四史”以后的所谓“正史”，人物传往往写得枯燥乏味，概念化、家谱式，难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些文学手法。
《.战国策》在记事记人时还运用了其它多种修辞格式和艺术手法，词藻丰富华丽，句式流利酣畅，后人说它“繁辞瑰辩，烂然盈目”“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纵横之学……、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那些论辩辞中，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秦策一)、《范睢说秦王》(秦策三)《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楚策一)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 等篇，其论辩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推理严密，驳难方法丰富多采，其语句铺张扬厉、雄辩恣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如楚策四“庄辛谏楚襄王”一篇，庄辛用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等处境作臂喻，步步说到楚襄王，“不以天下国家为事”的危险，使得“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马上改弦更张，励精图治。
篇幅不长，却大量应用了博喻、拟人、对偶、排比、层递、引用、摹状、对比、夸张、反问、示现、互文、警策等多种修辞格式，句式整齐，节奏和谐，语言清新婉丽，辞采斐然，成为后代辞赋体如《七发》一类文字的先驱。
《战国策》的句子多简短有力，这固然与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居多数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的需要。
试以“荆轲刺秦王”中的一段为例：“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
时惶急，剑坚， 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
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本段中五字以下句约占五分之四，读来节奏紧凑，能传达出一种紧张危急的气氛，与当时的激烈搏击场面、情态相应合，如果换用长句子，则显得拖杳松散，难产生此种效果。
《战国策》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或故事进行说理或论辩，使观点鲜明、具体，深入浅出，易于被人接受。
如用“骥服盐车”的故事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痛苦，用“画蛇添足”的寓言说明昭阳伐齐的危害，用“南辕北辙”的常识说明目的与措施的矛盾，用“鹬蚌相争” 的现象说明同室操戈的危险。
它如“狐假虎威”“狡兔三窟”、 “土偶木梗”、’“亡羊补牢”、 “不死之药”、“孽雁疮陨”等成语或寓言故事均源自此书，都蕴蓄着丰富的含义，均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
《战国策》中不少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直可作小说读。
如《郑袖谗魏美人》一则，全文仅200字，把楚王的昏庸残暴、美人的单纯、轻信，特别是郑袖的毒辣明险，表现得十分充分，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精炼流畅，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还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方式，且场面多次转换，人物关系有戏剧性。
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它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请分析《蒙娜丽莎》及达·芬奇和他本人的系列作品
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2-1519) da Vinci，Leonardo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机械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
他生于佛罗伦萨郊区的芬奇镇，卒于法国。
其父为律师兼公证人，母为农妇，他15岁来到佛罗伦萨，学艺于韦罗基奥的作坊， 1472年入画家行会，70年代中期个人风格已趋成熟。
1482--1499年间一直 作于米兰，主要为米兰公爵服务，进行了广泛的艺术和科学活动，《岩间圣母》是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最有名的代表作。
他是一位天才，他一面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研究如何用线条与立体造型去表现形体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同时研究自然科学。
《蒙娜丽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像《蒙娜丽莎》那样誉满全球，同时引来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评价。
我们根据瓦萨利的记载，可以确定，画中人为佛罗伦萨银行家佛朗斯柯·捷列·佐贡多的妻子丽莎。
她出生于1479年，芬奇为她画像时间是1503年，正是丽莎24-27岁的时候。
画中人的主要神情是“微笑”，世人称之为“神秘的微笑。
”银行家佐贡多以丰厚的酬金请芬奇为夫人作画。
当夫人出现在画家面前时，她身着华贵的连衣裙，梳着时髦的发式，一绺绺卷发散在双肩，身体显得丰满，眉毛齐整，两颊绯红，颈项和手臂佩带着名贵珠宝，全身充溢着纯真和天趣。
在弯弯的双眉下面，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
当她把目光注视这位鼎鼎大名的画家时：一颗能容无限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脑袋映入眼帘，面孔下面布满银白色的胡须，看上去像是暂留人间的神，这与她终日见到的粗俗商人大不相同。
一瞬间发自内心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出夺人的光彩，令人神往：腼腆、调皮，似乎失去的青春又回来了。
灵魂深处的奥秘，被观察敏锐的画家一下子抓住了。
“我同意马上着手工作。
”芬奇向蒙娜丽莎点了点头。
为了维持丽莎的微笑，画家动用了智慧的脑袋，为她讲了精彩的愉快的故事，还请了各式各样的小丑、琴师、街头艺人为夫人表演，借以唤醒这位消沉、淡漠、昏昏欲睡的少妇。
丽莎坐定以后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作出一个少妇的姿态，画家注意到夫人裸露的颈项和丰腴双手，可惜被金银珠宝所占有，芬奇对丽莎说：“如果夫人不反对的话，我想描绘不加任何装饰的颈项和手臂，这是属于您最纯真的美，请夫人去掉一切象征财富的饰物，让我尽情描绘属于你本人的一切丽质。
”于是，丽莎急忙褪掉所有饰物。
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一位毫无修饰、情趣天然的少妇。
蒙娜丽莎勾起了芬奇对生母阿尔别拉的回忆。
有一次，大师深情地向少妇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似乎从丽莎的身影中看到生母的形象，当讲到母亲在24岁就死去时，他的声里充满怜悯和悲痛，丽莎说：“我也是24岁，我使你想起了她。
”丽莎成了阿尔别拉的神秘化身。
因此，大师在画丽莎时，是用真诚而纯洁的情感去描绘的，他用对母亲和情人的双重情感来尽情描绘此人的肖像。
不仅如此，他还把她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作为人类世界的欢乐和光明来描绘，他要把自己的美感和体验，用画笔传达给所有的人。
文艺复兴的到来使神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成为这一新时代的标志而载入史册。
《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传说中最重要的故事，几乎被所有宗教画家描绘过。
但在达芬奇为米兰格雷契寺院食堂画《最后的晚餐》之前，所有的画家对画面艺术形象处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犹大与众门徒分隔开，画在餐桌的对面，处在孤立被审判的位置上。
这是因为画家们对人的内心复杂情感无法表现，从形象上难以区别善恶。
由于达芬奇对人的形象和心理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能从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中洞察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并表现出来。
画家选择的瞬间情节是耶稣得知自己已被弟子犹大出卖，差弟子彼得通知在愈越节的晚上与众弟子聚餐，目的并非吃饭，而是当众揭露叛徒。
当耶稣入座后即席说了一句：“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说完此话，引起在座的众弟子一阵骚动，每个人对这句话都作出了符合自己个性的反映：有的向老师表白自己的忠诚；有的大感不惑要求追查是谁；有的向长者询问，整个场面陷于不安之中。
过去的画家无法表现这一复杂的场面和弟子们各不相同的内心精神活动，唯芬奇从现实生活中对各种不同个性人物的观察，获得不同的个性形象，于是在画中塑造了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观赏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对画中人作出不同的心理分析。
画家描绘的弟子们的心理和情态，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模特儿，可是叛变者的形象是很难画的。
达芬奇为塑造犹大的形象已停笔几天，他常站在画前沉思。
当时请芬奇作画是按时付酬金的，后几天不动笔使院长十分恼火，并打算扣芬奇的工资。
院长将想法通过总管告诉芬奇，芬奇说了停笔的原因。
总管虽能理解，但扣工资非他本意，而是承院长旨意。
这时芬奇转首看看院长，立即表示可以很快完成犹大的形象，如果实在找不到犹大的模特儿，就把院长的头像画成犹大，总管会意地笑了。
后来米兰大公来看芬奇已完成的画，一见坐在犹大位置上的是院长，他笑了，并说：我也收到修士们的指控，说他克扣修士们的薪金，他和犹大是一个样的，就让他永远地坐在这里吧。
大公对芬奇说：“他对你不公平，你巧妙地报复了他。
”芬奇之所以用院长作模特儿，并非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报复，而是发现院长和犹大都很贪婪金钱，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所以犹大是作为贪财、叛卖、邪恶的典型而进入芬奇的作品的。
这幅在格雷契寺院食堂墙壁上的宏大画面，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无论从构思的完美、情节的紧凑，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表现手法的纯熟上都堪称画家艺术的代表。
它也是人类最优秀的绘画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问世而使达芬奇名扬世界。
《受胎告知》这是达芬奇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一件作品。
除了有一点自由构思外，这幅画的场景都是达芬奇遵循一般的透视画法来构思的。
后来位于欧利维特峰的圣巴托罗梅欧修道院还订购了这幅作品。
《岩间圣母》画家33岁时客居米兰，用蛋彩绘制这幅圣母画，用岩洞作圣母子的环境，有画中景和画外意：圣母子在大天使护卫下暂歇于岩洞，有一种安全感；选择岩洞作背景，起源于达芬奇记忆中的古佛罗伦萨采石场马雅诺，岩洞的深意?在于宗教传说中圣者诞生的洞穴，内涵黑暗和光明，即指上帝的光辉是以圣母子为载体转化为人和他的苦难，让神圣的光明穿破黑暗，照亮世界。
这幅画的人物组合为主体金字塔式构图，画家运用明暗画法塑造形体、渲染人物形象的情感和画面气氛。
芬奇尤为擅长通过画中人物的躯体动作姿态的多样变化，表现人的不同心灵和情感，约翰在祈祷，耶稣在为约翰祝福，天使在指示约翰，圣母伸出手作出抚爱姿态，这些人物动作、手势都反映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
由于画家继承和发展了马萨乔创立的明暗画法，并运用这种画法描绘岩洞圣母，这使整个画面上洋溢着空气和空间的深度感。
作为画家兼科学家的达芬奇所描绘的岩洞，人们能从岩石的结构看出岩洞形成的时期。
可见画家创作的科学态度，这正体现文艺复兴盛期美术创作的特点——探索科学表现。
在大学里应该多看看那些书
不知是小学的还是大学的。
一般1~2个小时黑板布置一下，写上“低碳环保”主题会活动提纲：1、班长发言、班主任讲话2、3~4位学生发言3、小学生就做点小游戏 中学生以上可以搞社会活动
本文是怎样刻画班超这个人物形象的
公元33年---基督巡游传教并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生在关西地区一者之家。
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
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
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
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
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
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
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
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
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
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
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
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
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
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
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
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
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
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
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班超要比他们要幸运多了。
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
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
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
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
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
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
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
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
从此，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
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
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
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
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
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父班彪曾长期为窦氏家族出谋划策，这种特殊关系使窦班两家缔结了长期的渊源。
他的官职是假（代理）司马，一个参谋副官之类的角色。
这种身份所能得到的表现机会是不多的。
但他抓住了机会：在追击西撤的匈奴时，他获准率领一只小部队攻击伊吾----这是一个汉朝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达百年的战略据点——斩俘极多，这次胜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才能。
匈奴远遁，汉军转而争取西域各国脱匈属汉，班超成为使节之一，被派往鄯善。
这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使命，他们跨过天山，穿过千里无人，现在以“雅丹地貌”闻名于世的死亡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风蚀现象使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千奇百怪、阴森可怖的形态，犹如一具具巨龙的骨架，因此，这片沙漠被汉人敬畏地称作白龙堆。
他们除了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还要对付匈奴残余力量和当地强盗的不时袭扰，而他们要去拜访的是一些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的国家-----这些国家动荡不宁，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下属又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战士和戍边抵罪的罪犯，想赢得这些人的爱戴和绝对服从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使团的首脑似乎不是班超，而是从事郭询——在建立大功之后，班超还是要看此人的脸色，事后，公认的第一功臣班超晋升为军司马，而郭询却成为东汉王朝首位西域副校尉，后来死在三国叛乱中。
从这些证据看，当时，班超的身份只是带队武官。
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鄯善（古称楼兰，2000年后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城遗址，轰动世界）他们与匈奴使团遭遇了。
匈奴人显然比他们更有影响力，鄯善人更惧怕更近、更残酷的匈奴人，这个国家一直在汉与匈奴的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可是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骑墙了。
他正在向匈奴那一边滑去。
一切似乎已不可收拾，汉朝使团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班超做出了冒险的决定。
尽管他的部下把这视为自杀，但他激励起他们的勇气，他告诉他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死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进攻。
在月黑风高之夜，他率领部下突袭了匈奴人并将其全歼，尽管他的兵力还不足对手的三分之一。
血腥的胜利震摄了鄯善国王，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忠属于汉朝的道路。
这一行动同样震动了汉军统帅部和汉朝皇帝。
皇帝亲自下令嘉奖班超，晋升他为军司马，并指示他继续完成使诸国归附的使命。
他谢绝了增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异域，靠的是威信、智慧和果敢，如果这些不能奏效，一旦遇到危险，的人数只能意味着的牺牲。
他仍旧率领着经历激烈战斗而毫发无损、已经完全诚服的三十六名部下继续西行。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这里，但还是有人发出挑战，于阗国师要求以他的坐骑祭祀神灵。
班超再次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作为回应：砍下国师的头摆在国王面前。
于阗国王并非甘心做匈奴的忠实属国，他只是缺乏抵抗的信心，现在，班超给了他信心。
在疏勒，他派外表文弱而精明干练的军官田虑劫持了敌国龟兹扶持的傀儡国王，并立旧王室的一个年轻人为王，这个新国王被命名为忠。
他不吝于显示铁腕，更懂得如何争取人心，相对匈奴人的残酷和贪婪，他表现出仁慈和宽容。
他没有杀被废掉的疏勒王，而只是把他逐回龟兹。
刚柔并济的手段增添了他的威望。
于阗和疏勒都是天山南麓的大国，他们投向汉朝使周围其它国家也都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
安定并没持续多久。
汉朝大军班师后，匈奴人卷土重来，他们的三个仆从国也加入了战争，新任西域都护被杀，残余的汉朝留守部队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里。
恰在这时，汉明帝驾崩使王朝陷入慌乱，大臣们为该不该出兵救援而争吵不休。
一个英勇的将军苦守西域最后的据点半年后才得到援救，只率领十三名幸存者撤回玉门关，通往西方的道路再次断绝了。
被隔绝在疏勒的班超得到撤退的命令。
他刚刚收服的国家顿时陷入绝望，可以想象，匈奴人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的不忠。
他们挽留班超和他的部下，这个人代表着唯一的希望。
面对着亲自拉住他马缰的于阗王，班超决心留下。
在以后的漫长征战中，于阗成了他最忠实的同盟。
他回到疏勒，这里一片混乱，几个城邑已公开背叛，他迅速召集一支军队消灭了叛乱者，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的四年，他与年轻的疏勒王忠艰难抵抗着敌对国的进攻。
并抓住机会，击破匈奴的仆从国宿墨。
这一胜利使他看出匈奴的力量已经衰弱，于是向遥远的汉王朝上了一份奏章。
在这份致皇帝的报告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固守四年的艰辛，而是分析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西域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坚持西汉取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掩盖了他所面临的的困难，这使他在未来付出了代价。
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
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
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
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
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
（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
）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
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
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
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
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
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
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
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
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
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
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
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
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
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
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
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
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
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
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
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
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益易］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
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
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
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
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
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
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
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
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
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
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
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
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
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
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
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
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
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
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
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
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
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
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
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
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
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
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
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
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