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读后感怎么写
读后感的写作方法怎样才能写好读后感呢
从结构上看，一篇读后感至少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一是要介绍原作的篇名内容和特点；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原作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就是概括地谈谈对作品的总体印象；三是读后的感想和体会。
即一是说明的部分，二是要有根据评价作品的部分，三是有感而发，重点在“感”字上。
首要的一点是“读”。
“读”是感的基础，“感”是由“读”而生。
只有认真的读书，弄懂难点疑点，理清文章的思路，透彻的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深刻地领会原文精神所在，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实际,才能真有所“感”。
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弄懂原作。
其次要认真思考。
读后感的主体是“感”。
要写实感，还要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分析和评价是有所“感”的酝酿、集中和演化的过程，有了这个分析和评价，才有可能使“感”紧扣原作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观点，避免脱离原作，东拉西扯，离开中心太远。
所以，写读后感就必须要边读边思考，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实际展开联想，从书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己和自己所见的人和事，那些与书中相近、相似，那些与书中相反、相对，自己赞成书中的什么，反对些什么，从而把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并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
总之，想的深入，才能写的深刻感人。
第三，要抓住重点。
读完一篇（部）作品，会有很多感想和体会，但不能把他们都写出来。
读后感是写感受最深的一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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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资料
李大钊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
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
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
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
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
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
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
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钊同志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后壮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
“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
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
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
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
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
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
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
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
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
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
“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
《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
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
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
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
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
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
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
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
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
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
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
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
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
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
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
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
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五四辩论话题
弘扬五四精神、彰显五四运动的意义近年报刊杂志刊登了不少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研究五四的文章，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
笔者选取了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作一综述。
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
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
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
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
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
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
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
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
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
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
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
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
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
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
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
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 ，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
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
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
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
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
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
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
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
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
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 。
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
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
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
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 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 。
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
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
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
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
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
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
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
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 。
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
区域性研究的延伸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
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
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 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友平的文章，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
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
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任贵祥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该文认为：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华侨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热点、直面难点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
90年代以来，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
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
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上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
提出?quot;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
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
针对有人非难和否定五四批孔，吕明灼进行了回应。
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孔教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孔教沦为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于兴卫指出，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离不开研究问题，当时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
于兴卫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是政治论战，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
倪培强、池中莲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基本上肯定胡适在争论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认为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宜完全肯定，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实事求是(《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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