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大众传媒方式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
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代思想模式”的典型。
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p24）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
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
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
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
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
资本主义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
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
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
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
贝尔将前者成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
“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
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
它们相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
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
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
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
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
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
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贝尔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
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
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
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
”（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
（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
“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
”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
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
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
贝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
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
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
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
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
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
”（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
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
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
”（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
”（p132）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
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
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
”（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
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
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
”（p302）○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
”（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
“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
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
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
”（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
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
”（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
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
（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
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
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
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
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
”（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
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
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
一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
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
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
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
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
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
对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
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
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装）。
”（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
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
”（p339）贝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
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
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
”（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作者哈贝马斯区分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工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认为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并在最终在形态上转化为前者所表现出来的形态。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思考和研究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对公共，公众，公共领域的解读上他采用了社会历史方法，从历史的演进来考察。
史料顺手拈来，颇见风度。
资产阶级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
因此首先介绍的是欧洲封建制度下产生的贵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贵族是权威，表现在他那特有的个性当中，他是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人物。
”于之相适应的是权利象征，修辞称谓等。
绅士无疑是一个代表型公共领域中人。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消亡，此时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形成了市民社会，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剧院沙龙等公共场所，谈论时事。
哈贝马斯写到：狭义的市民社会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
第三章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光荣革命，法国却只能走流血的大革命的道路
对此，哈的答案是“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像英国那样与贵族上层官僚，穿袍贵族联合成一个同质的社会上层，也就不能借助贵族的强大威望在政治上维护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阶级利益，并且与国王对抗。
”相反，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之间出现裂痕。
曼德维尔名言：个人恶习，公众利益。
哈说：“一群理性的人一方面共同要求建立其捍卫自我的法则，另一方面各自想让自己例外，因此必须对他们加以归整，并建立宪法。
从而他们尽管有些私心杂念，但它们在共同行为中的结果，是一致的，看起来就好象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样。
”因此，市民社会是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
第四章讨论了观念和意识形态。
哈分析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穆勒，托克维尔政治关于政治功能哲学观点。
康德认为批判的公共性是真理的试金石。
热情赞扬了公共性。
以公共性作为政治和道德的调节原则。
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法律源自实践理性。
人民主权原则只有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在资产阶级宪法和永久和平所组成的“绝对公正秩序”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法则的统治可被法律法则的统治所取代---政治可以转化成道德。
然而托克维尔就反对宪法保障劳动权。
警告说否则国家将变成独一无二的实业家，独一无二的垄断者，把公民的资本集中到自己手里。
而这就是共产主义。
针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警告说：必须砸碎官僚国家机器，避免国家权利集中化，读后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
总之，我觉得公共性过多，忽视个人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不公开也不透明。
第五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市民阶级典型的私人生活范围是职业和家庭。
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针对家庭和职业的转型。
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得足够的权力用以控制他人，如今，竞争不完全，价格也不独立。
1775-1875年，自由主义昙花一现。
“商品流通的私人领域，权力集中起来；而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共领域承诺对每个公众开放，这两方面促使弱者通过政治手段与占有市场的经济强者相抗衡。
”普选保障了结构的转型。
L.G.STRACHEY得出貌似悖论的结论：恰恰是民主力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下来。
职业作为劳动世界独立出来，家庭也开始萎缩，失去了经济和教育功能。
在这个过程，公众也由文化批判的公众蜕化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我想到的是受众的媒介素养。
文学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力量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入侵家庭的切入点。
大众文化试图迎合教育水平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休闲需求，以增加销售为目的。
哈提到了1880年代的黄色办报作风，那时侯连环漫画以黄色印刷，最为著名的是那个在赫斯特和普立策的报纸中的黄孩子。
公众分裂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少数和消费大众。
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以往区别与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的特征，政治掺和其中。
“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导致了国家和这会的交叠，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却未曾赋予它以新的基础。
”令人沮丧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销蚀了私人领域。
这破坏了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独立存在的基础。
第六章 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欧洲学术期刊，英国的道德周刊和政治周刊----->个人新闻写作------->1830年代传播信念的报刊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
哈认为广告宣传的兴起并非市场自由化的结果，而是卖方市场程度加大，垄断竞争加强：技术密集到大批量生产时，均衡的最优产量不能随便改变，就需要一个长期销售战略。
结论是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市场垄断加强，透明度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议员独立的政治批判功能丧失----沦为政党代言人，因此议会作用削弱。
官僚机构加强：国家向社会转变；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党出现：社会向国家转变。
结论是国家和社会重叠。
第七章论公共舆论的概念首先提出作为公共舆论的两者（1.批判力量 2.展示和操纵的力量）的紧张关系。
然后分析了两种分析公众舆论的途径：1.自由主义立场（人们应该挽救公共领域的理性因素而摈弃其大众因素）；2.以机制代替公众，认为机制（如议会或政府执政党）的结论就是公众舆论。
LAZARSFELD提出公众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抹杀了一切关键的社会学因素和政治学因素。
将政治交往领域分为非正式的个人的非公共发意见系统（包括没有经过讨论的文化自明性，讨论较少的基本生活经验，经常讨论的文化工业的自明性）和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威的意见系统。
并提出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传播学是谁创立的
爱情是荒芜的人性中的一点稀微的灵光，却又被情欲与私欲糟蹋得面目全非。
同鲍小姐的荒唐劣迹，同苏小姐的虚以逶迤，同苏小姐堂妹的一厢情愿，同孙小姐的仓促婚礼。
全程都体现着一个主题，爱欲与私欲的交织与纠缠。
围城中的爱情观，说得明白一点儿，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实的思考，是突破浪漫与野蛮的混杂氛围的理性觉察。
它打破了恋爱神圣的精神幻想，展现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真实地恋爱到婚姻现实历程。
套用它的名句来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这本书就是给外面的人以窥探城里人真实生活的机会，同时让城里人倾诉进城后的感知。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
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大众传媒对审美观的影响
自古以来，我们就雄难过美人关的谚语。
在人类历史的长流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追求美的事物。
从东方的唐诗宋词到仕女图，从西方的荷马史诗到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
这些无一不是凝结了人类智慧的结晶。
而作为社会的成员，在长期的熏陶中，我们也有了自己对美的概念。
就像一个婴儿，出生时本是一张白纸，然后，家长，老师，朋友，社会慢慢向他传播知识，传播文化，渐而这张白纸最终也成为了一张图画，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以及自己的审美观。
其实，美的艺术品都是作为传播活动的符号，就像语言一样，只是他们两者的形式不同罢了。
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灌输入自己的理念，想法，然后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给大众观赏。
这其实就是作者所进行的一次大众传播。
不过就作者而言，他或许并非专业的大众传播者。
这样的艺术作品多了，那么，受众在观看了这样的艺术作品后，也一定会产生相应得心理作用，并且长久而来形成自己相应的审美观。
近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他们或许为了商业利益，或许为了公益，有意无意地在传播同一类的信息给受众。
大众传媒作为对受众的极大地导向者，他们的这种传播当然会对受众产生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受众在审美的概念上面。
们的心目中，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林黛玉的形象，这不奇怪。
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都会给人以不同的导向。
如果东方人觉得林黛玉就像林青霞或许西方人眼中林黛玉应该是奥黛莉赫本了。
这次我们就趁着当下在大众传媒中流行的“美女经济”来肤浅地谈谈我们大家感兴趣的“美女文化”。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是一首写于公元前750年左右的《诗经 硕人》中的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从其我们对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的美女形象可见一斑。
对此，有学者根据《诗经》、《楚辞》、《列子 周穆王》、《战国策》中的《楚三》、宋玉的《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曹植的《洛神赋》等作品，将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审美标准作了如下的概括：年轻苗条，肌肤白嫩，手指细柔，两目稍长，黑发如漆，发髻高梳，簪珥精巧，面颊丰润，鼻梁高高，朱唇小小，白齿整齐，衣装艳丽，舒徐优雅，柔情宽容。
如果大家觉得借用语言文字来传播画面信息比较难于接受，那么可以联想一下中国的仕女图。
是否仕女图上面的女人都是峨嵋，杏眼，樱桃小口，琼瑶鼻，桃花面，春笋指，云鬓，玉臂，雪胸，柳腰，冰肌。
这点并不奇怪，中国古代倡导的是儒学。
由于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人们大多只有经过人际传播来进行信息的交流。
当然，偶尔官府也会传播一定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上至下更类似于组织传播。
在长期的封建思想的传播下面，中国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妇女应该“三从四德”的思维定势。
所以，中国古代的标准美女应该是阴柔的，逆来顺受的，小巧而精致的。
甚至性格稍微有点开放的妇女都回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被说作是不贤惠。
而在西方，人们的审美观念却不同，西方的美女要求的是典型的大方奔放。
看上去更加的热情。
这点，我们大可以看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如果说中国的仕女图展现的是病态美的话，那么蒙娜丽莎展现的就是一种阳光美了。
这些，就是长期的传播活动给人们带来的审美观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其效果是不容小觑的，它可以影响到中国几千年的人们。
而到了近代，相信大家都发现，中国人对于美女的评价又有了新的定义。
传统意义上类似于仕女图上面的美已经变得不再入流。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带动了一大批的大众传媒机构。
比如陈独秀的《新青年》等各种各样的报纸。
初此之外，鲁迅等等的一大批作家也纷纷写出作品来诱导大家迷惘的斗志这个时候，传媒机构已经开始对封建的大男子主义提出了异议。
如鲁迅《故乡》里面的祥林嫂，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女性，遵守三从四德。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她的屈服是不支持的。
此时，虽说有点不情愿，但是中国的大众传媒都在极力宣传西方的思想，当然，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审美观。
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女权运动的确在中国之前好久就已经发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也异军突起。
他们在改变中国人审美观的过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
外国港台电视剧的引进，各种思想交流类的节目开播。
人们想不改变自己的审美观都难。
比如西方人认为美的模特吕燕在中国人眼中那是的确不怎么样。
而反之，进军美国好莱坞之中的女性中，中国人喜欢的毕竟是巩俐，章子怡，而不是刘玉玲。
原因很简单。
刘玉玲，吕燕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女，而章子怡，巩俐更加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观，高挑的身材，大眼睛，高鼻梁，自信奔放的性格。
对于这种结果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步骤。
随着新思想的进入，少数人作为受众接受了不同的思想开始有了新的审美观，对于现代的美女也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然后这种新定义经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甚至大众传播放大。
如人们日常的口耳相传，讨论。
而对于其最大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他们往往是通过实例来向人们灌输这种新的观点。
比如说电视广告，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各种选美比赛的冠军，亚军，季军等等。
久而久之，人们耳濡目染，自然新的审美观念就形成了。
比如现在，人们说重庆出美女，其实最初这也是经过大众传媒为经济效益有意炒作而形成的一种观点。
但是恰好，重庆的女孩有着活力，奔放的特点，这恰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
于是，在大众传媒的大肆宣传下，重庆也成了美女的一个代名词。
而最近，在全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超级女生”又对美女做出了一种新的定义。
李宇春这个名字也成了这种美的代名词。
李宇春美吗
或许以前很多人对于李宇春的美回不屑一顾。
可是现在，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她的这种美——中性美也能够在人群间流动起来。
至此，现在社会的人们反倒开始用“酷”这个字眼来形容女生。
反观第三年的“超级女生”场上绝大多数都是李宇春类型的美女。
至此，我们不得不感叹大众传媒的惊人力量。
其实，只要有传媒的存在，只要有传播活动的存在，人们的审美观甚至更多的想法都会产生变化。
或许，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会变成好的。
作为大众传媒来说，他们的本意并不在推广这种新的审美观念，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发现受众的需求，之后在对应此需求做出相应的节目。
当信息传播出去后，相当于信息就被扩大化了，于是更多的媒介也加入进来，以五花八门的形式来重复同一种信息。
最终这种新的观念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美女这种定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究竟在将来美女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