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雁塔》作者眼中大雁塔代表什么?
和杨炼的区别是：1.的《大雁塔》中诗人消解了历史和权威，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富贵和精英，诗人关注的是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这个没有英雄了的年代的凡人的世俗化生活。
杨炼的中以大雁塔的自我经历作为写作主线，以极为人性化的情感体验折射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渊源。
2.从价值观来看，杨炼的诗《大雁塔》有一种沉郁悲怆的英雄气质以及厚重的历史感，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
“通过民族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审察，来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是他常采用的创作方法。
杨炼的《大雁塔》由五首组诗组成，它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对大雁塔作出了沉郁而痛苦的思考。
3.从诗歌艺术上看，杨炼的《大雁塔》运用了象征、比喻的表现手法，注重形象与意象的刻画，的却没有。
大雁塔在杨诗中是中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象征，诗人反复使用“太阳”、“天空”、“战士”等一系列意象为读者刻画了一位历史见证人的形象；韩诗却摈弃了这些手法和意象，用冷静淡漠的笔调绘出了一幅凡夫俗子失意落魄后的生活画卷，现实而又无情。
4.在抒情基调上，杨炼的《大雁塔》是沉郁悲壮的，抒发的是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
而韩东的却是一种调侃的情绪，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
5.在语言方式上，杨诗使用的是能表达他沉重深情的书面语，读起来感情充沛而又强烈。
韩诗却用普通老百姓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出当代群众遗忘历史的情绪，正好与诗人的写作意图相符。
“艺术张力”具体意思是什么
判断一个诗人优劣的首要标准要看其对语言的警觉和敏锐程度。
在语言的地层中向深处挖掘，自觉于探索、实验是第三代诗人的共有品质.语感是口语的产物。
口语因其与口头语言的天然亲近、对现场的亲临而天生具有顺滑、本真、快乐和无意识流动等特征。
口语带来的语感未必和个人、日常相关，却必定要和生命体验结亲，“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
”（于坚语，转引自汪剑钊） 二者具有同构关系。
它们如影随形，如同一张纸的两面。
陈仲义就把语感定义为抵达本真与生命同构的几近自动的言说。
这种言说以它的形式主义本质绝弃了情感牢笼、文化袈裟和象征病魔，而皈依直觉、本能、体悟的生命庙邸。
生命体验在这里得到复原。
语言因其因袭性质极易导致对生命本真体验的覆盖和淹没，其陈年的雾水凝结在知识分子的眼镜上，遮掩了他们对真实的事物的直接凝视和第一次体验，转而求助于语言中沉积下来的习惯性意指和文化筹码，所有的表述也就成为一段段未注明出处的引文。
诗人一旦用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手敏捷地捕捉住一个感觉就会顺着语感的脉络自在地滑动，直抵事物的真实，而这种滑动的源起往往只是一个事件甚至是一个动作，比如韩东的： 你的手搁在我身上 安心睡去 我因此而无法入眠 …… 这只手象征着爱情 也许还另有深意 …… 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 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
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杂志开始的。
当时活跃于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
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
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这些诗歌后来被统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一概念，事实上自产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
它来自评论家章明的一篇评论的题目，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
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
但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教授谢冕先生的、的孙绍振先生的和当时还是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可以说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朦胧诗的历史功绩及艺术成就是无法忽视的，在一篇回顾当代汉语诗歌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评价朦胧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具实质性影响的努力有三次，即朦胧诗、口语化努力、叙事性的强调。
其中，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
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
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
确实，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即使现在读起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当年称得上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自然好评如潮。
如今读来虽然已无当初震撼，但还是不错。
有些甚至可以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但也有些诗作，不乏概念化、简单化甚至口号化的痕迹。
朦胧诗自《今天》杂志始，当时被誉为代表性诗人的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五人”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
如今这五人各自东西，北岛仍然是重量级的，却主要改写随笔；顾城惨死异国他乡；杨炼还在到处漂泊，诗作却已很难引起兴奋；江河隐姓埋名，离群寡居，与外界很少来往；只有舒婷一人功成名就，在诗坛的影响力却与日俱下。
其他当时活跃的朦胧诗人，如今更是不见踪影……诗人黄灿然说十年就能看出一个诗人是否有生命力，此言不假。
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诗歌和诗人总是屈指可数的。
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些当年算不上风云人物甚至还有些落寞的诗人，经过时间的淘洗，其重要性却日显突出。
名词解释或简答：什么是朦胧诗潮
其代表作家以及诗歌特点
70、80年代之交出现的朦胧诗派，是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涉的是以杨炼、舒婷、顾城、北岛、江河、食指、芒克、多多、方含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所进行的探索性诗潮。
朦胧诗孕育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芒克、多多等和白洋淀诗群有历史渊源的诗人在文革中就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其后有杨炼、舒婷、顾城被扩大进来，后扩大到梁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等都当朦胧诗人看待，到1986年出版《五人诗选》出版名单好像才被确定，他们的诗歌开始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双桅船》、《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北岛的《回答》等诗歌。
1980年《诗刊》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好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股有影响的艺术潮流。
代表性的诗有：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宣言》，舒婷的《双桅船》、《致橡树》、顾城的《生命幻想曲》、《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祖国呵，祖国》，杨炼的《大雁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
作为一股诗潮，它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与传统诗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舒婷以搁浅的船概括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船》），面对神女峰这千古流传的人间神话，“煽动新的背叛”（《神女峰》），梁小斌以一把钥匙的丢失象征理想的失落（《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杨炼在大雁塔的自我历史中观照人民的命运（《大雁塔》），江河把自己垒进纪念碑感受民族的苦难（《纪念碑》）。
诗人们在觉醒和叛逆、迷惘和清醒、痛苦和庄严、失落与寻找、追悔与重建的感伤诗情中试图建构新的诗学主题。
因为特殊的心理机制，因为它们都是从个人的视角去折射表现时代、民族、大我的情感，所以很好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痛苦、迷惘、沉思、觉醒的心灵历史，使它们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走过的道路。
朦胧诗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表现，追求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是朦胧诗的主要特征。
1. 思维方式——意象与哲学联姻诗人们将意象作为思维活动的主要凭借，进行艺术的感觉、思考与创造。
意象化几乎覆盖了所有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如“一幅色彩缤纷但却缺少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持／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呵，在心的远景里／在灵魂的深处”(舒婷《思念》)，动用了挂图、代数、独弦琴等九个毫无干系的意象，注释、具象化了思念这一无止期待又永难如愿以偿的痛苦心灵游涡，明晰又绵邈，可望不可即，如同咏愁佳句“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一样，只提供了一种情绪氛围。
并且朦胧诗对意识思维进行了新的拓展与创造。
或对客体采取幻觉错觉感受态度，或利用知觉与表象功能，使审美对象变形，高扬远举诗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雁阵割裂天空／筛落满目凄凉”(杨炼《秋天》)，其次通过意象印证对传统比兴进行再造，即先描写一个具有比兴作用意象，再把另一个与之相关意象送出，使二者相互叠印烘托。
如“春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耳语／而脚下的落叶却提示／冬的罪证／一种阴暗的回忆……我突然觉得／我是一片落叶／躺在黑暗的泥土里／风在为我举行葬仪／我安祥地等待／那绿茸茸的梦／从我身上取得第一线生机”(舒婷《落叶》)，先写落叶，接着却选出另一组意象，二者叠印产生了一种审美合力，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物象、意象与象外之象混凝一处，有物我无间之妙。
可以说，意象思维发展到朦胧诗人手里已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
它思维方式的最大建树恐怕还是意象与思辩的融会，意象思维中渗透着渐趋强化的哲学思维。
舒婷的《赠别》从情感海洋打捞起了智慧魔瓶，“即使冰雪封住了／每一条道路／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与悲痛／灵魂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让人眼睛酸涩过程中，已裸露出辩证的顽韧生命哲学、相反意象以相同意义获得，化为事件感知出的哲理蓦然顿悟，人生就象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俱有，人生的意义就隐伏在欢乐与悲痛、离别与重逢之间。
诗的哲学思维过程就是象征意义凝结过程。
如《在山的那边》(王家新)就是象征性希望咏叹。
为何山里人总渴望山外世界?为何他们总苦苦执着地追求“海”，海又是什么?是希望?是理想?是辉煌?是美的事物?掩卷沉思会意识到，“海”是自然之海，又是理想希望之海，是它支撑着山民一代代的追求，是它赋予了山民的生活以乐趣与力量，它遥远但却充满诱惑，诗人坚信总有抵达之时。
诗的大厦因有了哲学筋骨支撑，渐渐走向了坚实与辉煌。
2. 文本结构——向主体中心化敛聚打破了线性逻辑认知结构，重筑了表现瞬间感受的感性心理时空。
意识流结构突起。
重睹旧路的瞬间心理感受是“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地球飞速地倒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凤凰树重又轻轻摇曳／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记忆的天光和你的目光重迭”(舒婷《路遇》)，这是典型的高速幻想，时而升天时而入地，时而溯古时而瞻今，随意、跳跃、散漫。
蒙太奇意象组合结构呈现。
意象蒙太奇没有诗人的中心话语与意念的直接表露，有时句与句、意象与意象间也很少逻辑关系，《弧线》(顾城)“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拾捡／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四个互不关联的语码意象，象四个自足的分镜头搁置在那里，诗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之并列联结起来，完成了一幅动态流转的视觉画面，质感直观，喻言着讥讽与挖苦情调。
意识流结构与蒙太奇意象组合，本质上都属于主体化、中心化结构。
它们虽然随意自由，但总有一个内在情思光源点约束，使众多意象分子铺排流动过程中向之整合敛取，形成向日葵式的文本中心化结构。
3.语言创造——陌生与平朴交错互补谢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把语言翻新”，这话虽有些形式至上意味，却也表现出语言对诗的至关紧要。
一部分诗人走返朴归真的路数，还语言然纯净本色，一切都来得平朴单纯，有时甚至还未蜕尽原始的蒙茸。
“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妈妈坐在身边守候你的梦话／妈妈小时候也讲梦话／但妈妈讲梦话时身旁没有妈妈\\\/\\\/你在梦中呼唤我……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年轻的陌生的名字／啊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傅天琳《梦话》)。
这样的诗是最不端架子的诗，絮絮叨叨的叙述一如亲切交谈的口语；但它却把母亲对女儿的期待、惊喜、忧伤的复合情绪渲染得柔肠百转，美妙感人，它运用的是最不诗化的语言，又是最诗化的语言。
更多的诗人则注意发掘语言潜能，吹送出陌生的异风。
除通感语言外，常常在大与小、虚与实、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等矛盾对立事物间进行奇诡搭配，为诗增加超常负荷，张力无穷。
如“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富于感性的抒唱中，溶入了理性思考，虚与实的对应，平添了沉着的丰盈美感，暗喻烈士之死，预示了光明将代替黑暗的趋向，不尽之意含于言外。
朦胧诗人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被推上诗歌前沿的。
缺乏自觉的自发性创作发生机制，使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地进了非伪诗的大门，将诗的辉煌旗帜高高升起；同时也决定了诗人与诗的不成熟。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后朦胧诗派： 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喊着pass北岛，打到舒婷的口号，打着各种旗帜，标示各种艺术主张，汇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主要有他们诗派、非非诗派、莽汉主义等诗群，以韩东、于坚、李亚伟等为代表。
它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它们体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美丽的混乱。
他们试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
这种精神有别于朦胧诗的理性感、崇高感，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天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反英雄、反祟高、平民化成为总体特征。
韩东的《大雁塔》是最早的对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嘲弄；关于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以淡漠的姿态指向着文化神秘与不可知，“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大雁塔不再祟高雄伟，只不过是一般物体而已；诗人爬上去也就是想看看风景。
它表明，第三代是在以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视角构筑着平民意识的世界，他们已自觉地掏空了朦胧诗人那种救世者殉难者的英雄贵族气，进入了宁静详和地面对、品味生命原生态本身的境地。
充满自我的戏谑反讽、弱点审视。
于坚的《很多年》、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都呈现出一种平民日常生存状态的琐屑和尴尬。
荒诞的行旅。
它源于生命与生活本身的荒诞矛盾，滑稽外衣里隐藏着一些严肃的内涵，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又深思不已。
李亚伟的《中文系》可谓幽默荒诞至极，“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后来真的咳嗽不止”，“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透过对文化与自我的亵渎嘲讽造成的可笑效果，读者不仅看到当代大学生玩世不恭、厌倦灰颓式的相对怀疑精神，更可以感受到诗人对高校封闭保守的教学方式、以述而不做治学方式为特征的超稳定型文化传统的嘲弄批评。
把丑也大胆地推上了缪斯的圣殿。
品味死亡与人类的寂灭。
性意识风暴的狂卷。
事态艺术; 动作(生理与心理动作)的强化与凸现。
第三代诗毫不客气地将朦胧诗赖以直立的意象艺术视为装饰性的累赘抛开了。
它往往以人的意绪张力为主轴，联络带动若干具事(动作、子情节)链条，把诗演绎为一种行为一个片断一段过程。
获得了一定的叙事性。
“反诗”的冷抒情。
为了诗的自救，第三代提出了“反诗”(或称不变形诗)主张与意象诗抗衡，要求弃绝外在修辞倾向。
“还原语言”(如非非主义)，“回到事物中去”(如他们诗群)；并以大量超前的实验留下了诗向民间回归的痕迹。
“我在街上走／其它人也在街上走／起初我走得慢／走快的超过了我／走不快的没超过我／后来我想走快点／走快了就超过了／一些刚才超过我的人……”(斯人《我在街上走》)，再也找不出变形诗的丝毫影像，但我看来也只好索性称之为诗。
主体不支出情感也不索取体验，冷漠得全然似一个局外人的超然旁观，它从根本上对以往诗歌的感知方式构成了尖锐对立。
自觉的语感强调。
他们以为朦胧诗精致华美的语言，或浓丽或冷峭或黯淡，含蓄固然含蓄，但因受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制约，太神秘太典雅，总好象与平民的生命意义隔着一层；而语言理应与诗人的生命消除派生关系以趋同一，走口语化道路，与日常生活语言毫无区别。
第三代正是以纯净鲜活、朴素简实的世俗口语化操作实践，对抗着意象与象征语。
“关于这份报纸的出版说来话长／得追溯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夜晚／某个时刻……”(尚仲敏《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这种口语化的诗极端推崇语感，即用语言自动呈现一种生命的感觉状态。
如于坚《远方的朋友》“您的信我读了／你是什么长相我想了想／大不了就是长的象某某吧／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不免有些担心／我怕我们无话可说……”仿佛给你的全部东西就是语言，就是生命节奏的自然奔涌，谈不上令人回味的内涵，可仔细品味后仍觉美不可收。
一个不曾谋面的朋友信中说要来访，一瞬间诗人脑海迅速闪过几种见面时的情景设想，每一种都滑稽可笑又都合理可能。
这是生存方式平心静气的观照，这一代人表面热情平静内心却孤独无依，头脑善于幻想行动却手足无措，无端地对世界怀着某种莫名的期待与恐惧。
达到了诗人、生存、语言三位一体的融合，语感就是生命感的外化，有时甚至语义已不重要，语感压倒了一切，成为自足的语言本体。
但第三代诗歌也存在精神贫血、误入形式迷津的缺憾，这也注定了后来者对它的超越。
湖南现代诗歌作家哪些
韩东《大雁塔》和杨炼《大雁塔》的区别是：1.韩东的《大雁塔》中诗人消解了历史和权威，消解了英雄和崇拜，消解了富贵和精英，诗人关注的是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这个没有英雄了的年代的凡人的世俗化生活。
杨炼的《大雁塔》中以大雁塔的自我经历作为写作主线，以极为人性化的情感体验折射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渊源。
2.从价值观来看，杨炼的诗《大雁塔》有一种沉郁悲怆的英雄气质以及厚重的历史感，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
“通过民族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审察，来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是他常采用的创作方法。
杨炼的《大雁塔》由五首组诗组成，它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对大雁塔作出了沉郁而痛苦的思考。
3.从诗歌艺术上看，杨炼的《大雁塔》运用了象征、比喻的表现手法，注重形象与意象的刻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却没有。
大雁塔在杨诗中是中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象征，诗人反复使用“太阳”、“天空”、“战士”等一系列意象为晋中之窗读者刻画了一位历史见证人的形象；韩诗却摈弃了这些手法和意象，用冷静淡漠的笔调绘出了一幅凡夫俗子失意落魄后的生活画卷，现实而又无情。
4.在抒情基调上，杨炼的《大雁塔》是沉郁悲壮的，抒发的是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
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却是一种调侃的情绪，那些想当晋中之窗“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
5.在语言方式上，杨诗使用的是能表达他沉重深情的书面语，读起来感情充沛而又强烈。
韩诗却用普通老百姓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出当代群众遗忘历史的情绪，正好与诗人的写作意图相符。
有谁有当代文学史的复习资料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
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
（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
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
（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批判活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写实倾向“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五六十年代代表诗人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五十年代作家如何看待小说题材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
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
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
（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五六十年代小说类型的单一化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
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
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
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革命历史小说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非革命题材历史小说姚雪垠《李自成》对孙犁小说的评价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
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工业题材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最初的“异端”（非“主流”，被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十七年散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老舍的《茶馆》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
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话剧的高潮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1962年秋，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江青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
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的特征“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
其特点如下：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
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1、 政治的直接“美学化”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
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
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主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小说的特征“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穆旦《冥想》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
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北岛、林莽、严力。
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
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伤痕文学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
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
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寻根文学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
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
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先锋小说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
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新写实小说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
“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
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
”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
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现代派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
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
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1、沉重、紧张的作品基调。
2、探索、创新的强烈意识。
3、持续的超越、创新的压力，给八十年代文学带来“潮流化”的特征。
“归来者”的诗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
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第三代”或新生代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
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
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第三代主要诗人和作品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复出作家”的代表作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知青小说的演变卢新华《伤痕》，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女性作家王安忆《长恨歌》，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与往事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