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是谁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947）是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
他于1861年2月15日出生于英国东南部的拉姆斯盖特。
他的祖父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教育家，曾任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
他的父亲先后从事教育、宗教工作，十分关心教育事业。
受家庭的影响，怀特海对教育也很感兴趣。
怀特海童年时期是在家乡接受教育的。
1875年，他来到多塞特郡的谢伯恩学校就学。
主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历史。
1880年，他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攻数学。
课余，他经常阅读和讨论文学、哲学、政治、宗教等著作。
1885年，怀特海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数学和力学教师。
1887年和1905年，他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在母校任教25年，主要从事教学、著述和一些政治活动。
1910年，怀特海迁居伦敦。
1911?914年，他在伦敦大学担任许多职务。
1914?924年，在肯欣顿皇家科技学院担任应用数学教授。
这段时期，他受柏格森、爱因斯坦思想的影响，把兴趣转向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
1924?937年，他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退休后，担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居住在坎布里奇市。
1947年12月30日，怀特海去世，终年86岁。
简述大学及大学的功能
现代大学的历史源于十二世纪初的欧洲，在时代变迁、传统流变、思想进化和政府更迭的背景下，这一社会组织不但维持下来、发展壮大，而且在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得大学有别于“目前为止所存在的任何机构”。
甚至认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
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
”正因此，在大学的整个历史中，都有教育家在不断探讨大学的职能、大学存在的理由、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以至形成了“高等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Kerr)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戈德金讲座上发表了一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美国现代大学的思想。
这些演讲同年结集出版，书名《大学的功用》(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
克拉克·克尔认为，“两次最大的冲击筑成了美国现代大学体系，并使该体系独具特色。
这两次冲击都来源于大学外部，主要来自联邦政府。
这两次冲击都是为了适应国家需要。
”第一次冲击是土地拨赠运动。
美国初期的殖民地学院几乎都仿照牛津和剑桥的学院模式发展起来，按《一八二八年耶鲁教授会报告》的说法，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学生的心智，培养具有高雅品味和基督教道德品质的人。
在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旧的高等教育体系受到了严厉抨击。
一八五七年乔治亚州的一份报纸就曾刊登文章批评该州大学，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需要实用知识的时代，但是州立大学却没有跟上这样的时代，因而不能满足州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有实际技能的人，需要工程师去建公路、铁路和矿山，此外还要进行科学种田。
”在国会议员莫雷尔提议下，一八六二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雷尔法案》。
该法一开始即言明：“本法的目的是向州和准州拨出公地，以使他们能开设重视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
”学院的目标是“……教授农业和工艺有关的学科，从而促进生活中各行业的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
”在这一法案刺激下，美国大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一八六二年到一九二二年，共建立了六十九所赠地学院，为社会提供服务开始成为大学的又一项主要职能。
在来自德国洪堡的强调科学和哲学，强调研究、研究生训练、教授和学习的自由的大学观念影响下，以一八七六年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为标志，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大学—研究型大学。
正如克尔指出，“德国的唯理智论与美国平民党的主张在新型大学中结合了起来。
纯粹的智力与新的实用主义结成了未必牢靠但却是成功的联盟”。
对大学的第二次巨大冲击始于二次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资助。
二次大战之前，大学的研究体系是一种私人基金资助下的研究体系，与主要的基金会以及外国的国家科研拨款相比，美国联邦科研预算少得可怜。
为此，许多美国科学家呼吁，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于科学研究的资助。
当时，MIT校长卡尔·康普顿就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让科学发挥作用
公众福利需要国家科学计划”。
然而，这些活动和呼吁都未导致什么实际结果。
二次大战一爆发，战争的实际需要使得美国大学迅速投入战时科研当中，设于MIT的“辐射实验室”共研制出一百三十余种雷达系统；由大量大学科学家参与的“曼哈顿工程”所研制出来的原子弹也对战争胜利发挥了相当作用，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时代。
大学在战时科研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再一次向社会和联邦政府充分证明了“大学的功用”。
新中国高等教育自一九四九年到今天，已有了四十六年历史。
这四十六年大学的“功用”如何，也是一个值得考虑但又很难说清的问题，最近，在一些媒体上，有人提出中国大学“不那么有用论”，指出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巨大的经费短缺更使人无奈，令人深长思之。
《大学的功用》最后引用怀特海的一段话对大学的功用予以诠释：“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不重视训练有素的智力资源的种族注定要灭亡。
并非你所有的英雄气质，你所有的社会魅力，你所有的才智，你在陆地或海上的一切胜利，就能使命运退缩。
今天我们能够自立，明天的科学将向前迈出更大的步伐，将要使文盲给予的任何判断不会再唤起人们的同情。
”在克拉克·克尔和怀特海眼里，大学能否具有这种功用，不但涉及到大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似乎与民族的生存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愿不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一种危言耸听吧。
介绍一下怀特海
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年2月15日 – 1947年12月30日)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他出生于英国的肯特郡，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逝世。
“过程哲学”的创始人。
怀特海的历程哲学可以说是起因于牛顿物理学的崩解；这是他所亲自见证的，使他大为震撼。
他的形而上学见解出现于他的《自然之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1920年）。
而在他的《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1925年）的论文中他的形而上学就已架构完成了；这本书也是对思想史，对科学和数学在西方文明兴盛过程中的角色之重要研究。
怀海德的形而上学受到柏格森变的哲学之影响，但他也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诸事件（events）之特征源于超时间单体（entities）对之契入（ingression）”。
1927年，怀海德受邀在爱丁堡大学的季福讲座演说。
1929年讲稿出版为《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为过程哲学奠基，是对西方学的重大贡献。
除了英国外，过程哲学在世界各处都引人跟随，较著名的有哈特雄（Charles Hartshorne），还有历程神学家约翰
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代表人物是谁
“现代新墨家”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的文章①。
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题并发表在中国哲学界头面刊物上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现代新墨家的宣言书。
如果“新墨学”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现代新墨家”的说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之所以加上“现代”二字，是与近代墨学的短暂“复兴”相区别。
文章的作者，时在政治行政学院任职（现已调哲学系任职）的张斌峰博士和的张晓芒博士，在这份宣言书中共同声明：“目前新儒学的研究正全面展开，新道家的研究亦初见端绪，惟独墨学思想的创发尚少有人问津。
而传统学术中，过于偏向儒学、新儒学、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墨学在先秦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缺乏轴心地位，未能得到封建政治的重视与强化，曾一度中绝。
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的断裂并不意味其价值的长久失落，墨学在上一世纪末的第一次‘复兴’便是一个明证。
那么墨学能否再次复兴而走上‘显学’的地位呢
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 墨学的中绝或许并不能象这两位博士所说的归之于封建政治，据现存史料的记载，墨家的灭亡乃是“自取灭亡”：墨子主张“非攻”，墨子后学身体力行“非攻”的政治主张，在一场无法取胜的帮助防守方的守城站中，幸存的墨家人物信守与城池共存亡的承诺，集体自杀。
这正如格外认同韩愈“道统”说的宋明理学家们所深刻体悟的学术发展法则――“道待人而后传”。
无论墨学断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并不影响现代新墨家像距孟子千余年的理学开山周敦颐一样，以“心传”的方式，得“千载不传之秘”，上接孔、孟的道统――按照韩愈的说法，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轲之死，不得其传矣”②。
现代新墨家的创始人（如果现代新墨家能够在将来形成气候以使我们能够用“创始人”的概念的话，我们期望着新墨学不会仅停留在创始的阶段）还自信和乐观地声称，“无论从现时代来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
”③ 在这份宣言书中，现代新墨家也重视到了墨学与墨学之外的以及世界哲学和各种文化学说之间多元并存、并包互融的关系，他们倡导超越“文化山头主义”，把墨学作为一种“复合的思想类型”，“融入多元化的思考格局之中”，促进墨学与其它文化的平等对话。
在近代，墨学曾有过短暂的“复兴”局面。
现代新墨家在提到这次“复兴”时，总是打着引号。
墨学的这次复兴曾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批评。
例如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就曾说：“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
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彼等又大讲，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
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
因些，研究墨子，其实是，一时蔚为风气。
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校正训诂，转相比附。
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
④ 这样的批评足以引起现代新墨家的注意，他们已然明确认识到近代的墨学复兴终归是西方文化对墨家文本的“翻新”和演绎。
他们在稍后出版的⑤ 中，对其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详细的考察。
至于当代墨学研究，他们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认为“从总体上未能突破文字校勘、校注、白话今译和分类述释，而固守于‘传统汉学’的老路。
”⑥ 他们提出要从义理上有所突破，对墨学进行创造性和现代性的解释。
在这份宣言书中，现代新墨家还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他们把新墨学的创制分为“建本”和“创新”两个模块。
所谓“建本”，就是对墨学作结构上的解析与整体全观和对作意义解释。
现代新墨家强调对墨学作整体的文化形态和内在结构的整体把握，并突出其与中国传统中的主干文化――儒、释、道三家进行互补：依他们的说法，儒、释、道三家均属于境界文化或主观形态文化，忽略了主观的客观化、规范化、程式化，而这一忽略正是中国文化没有形成近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因素。
他们似乎已经宣判，现代新儒家从儒学资源中由“内圣”开“新外王”（即民主与科学）的尝试，原本就是“此路不通”。
现代新墨家已经接过了继续开“新外王”的文化主题。
他们强调，并非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的因素，而是具有这些因素的墨家、名家等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墨家文化追求客观的“法仪”，重视工具理性，因而具有走向科学的可能性。
墨家文化的“兼爱”、“尚贤”、“尚同”，体现着人本、博爱、平等、民主的思想，因而具有走向民主的可能性。
在对的阐释方面，他们提出对文本的三重解释：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廓清文本的原始意义和文字意义，然后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在现代社会意义价值层面上，作创造性转换与引申”。
⑦ 对于“创新”，他们一方面引用胡适在中主张的借用现代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之路，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近代以来以西学解墨经，然后又以解出的成果来证明墨学与西学的“若合符节”的荒谬。
在现代新墨家的学术发展蓝图中，他们力求通过建本与创造性的解释，来实现墨学在当代的创新。
他们强调墨学相对于过分重视人文而轻视科学、重视价值理性而轻视工具理性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健康与全面，通过传统墨学与现代哲学的“视域融合”，而使“现代新墨学”成为可能。
二、“为往圣继绝学”――现代新墨家的建设在发表这样一个本应引起关注的“宣言”前后，现代新墨家开始了他们的学术建设活动，亦即具体实施《新墨学何以可能
》中拟定的学术工作大纲。
“存在就是被感知”，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学术活动显现着现代新墨家的“在场”，另一方面试图向世人开显“什么是现代新墨学”。
他们的“在场”与“开显”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墨子兼爱学说与现代社会公德的确立。
墨子本是学儒者之业，但后来对儒学学说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遂自创一家，所以在学说思想上有许多专门批评儒家以及反其道而行的地方。
现代新墨家在发挥墨家思想意蕴时，也往往是同作为显学的儒家学说的比较来展开的，当然，在许多时候，他们是要证明墨家思想较之于儒家思想，是为殊胜。
现代新墨家认为，儒家思想标榜“仁爱”，仁爱思想是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由内向外、由远及近推行的。
儒家的仁爱重视是个人“独善其身”的私德，墨家的兼爱重视的是“兼善天下”的公德。
⑧ 现代新墨家对儒学的这种批评，能否为支持儒学立场的学者所认同，可能是成问题的。
现代新墨家富有创见性的地方，在于他们关于墨学与社会公德之间关系的论证。
他们认为，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兼爱学说的理性基础和逻辑方法更是给现代道德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的传统资源与依据。
墨家兼爱学说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呀“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的方法，儒家仁爱学说的论证则是知性的、心理的方式或“道德形上学”的方法，现代社会公德的合理性论证不可能循着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论证或纯心理的、情感的、内在超越式的方法来论证，而是对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求得。
⑨ 墨家文化显然更契合于这种方式。
――墨子兼爱说与儒家仁爱和基督教博爱的比较。
兼爱说是墨子学说的一个核心，现代新墨家就此做了不少文章。
他们将墨子的兼爱说与儒家的仁家说和基督教的博爱说一一做了详细的比较，提出墨家兼爱说的特质与胜义。
现代新墨家在比较了儒、墨两家之后认为，兼爱学说体现了墨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关怀，并没有像儒家那样去追求绝对的道德目标，去脱离现实的功利世界，在内心的道德领域实现内圣的理想。
也就是说，墨家没有把通过道德救世的情怀与现实对立起来。
由此，现代新墨家批评说，“儒家和新儒家高喊出来的那种表面上充满着普世关怀的道德热忱的词句里，所包裹的正是与现实生活不相容的、保守主义的、过时的东西。
”⑩ 在与基督教的博爱比较中，现代新墨家强调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博爱、泛爱、平等地爱一切人，但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墨家的兼爱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源自于上帝的仁慈，停留在抽象性的范围内。
在区别并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具有表面性的“家族相似性”的仁爱与博爱学说之后，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墨家兼爱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爱”的一致性，以及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步性。
他们宣称，“现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社会变动与转型之中要确立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又要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生长点，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平民观念与伦理原则。
”11――人与自然和平的重建。
人与自然的冲突成为现代哲学重点回应的问题之一，例如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和资源而成一家之言的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便以“和合”思想和理念来回应和化解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灵与肉、文明与文明。
现代新墨家力图从墨学中挖掘有益的文化资源，以求解决之道。
他们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应该成为当代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原则和原理；以墨子崇“天志”、顺“天意”的思想，恢复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墨家的节用、贵俭思想，来抑制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
12――墨家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在由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举办的“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张斌峰博士提交了一篇名为《墨家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的论文。
此文开列了一份墨家智慧可以为当代人文建设提供的丰富资源的总体“清单”。
张斌峰认为，在作为文化“小传统”的墨家文化中，却蕴含着与现代人文精神内在相容的“大传统”。
墨家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被解释为六个方面：“主力”、“赖力”、“强力”的能力本位观；“强本节用”、“人给家足”的基本生存观；“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道观；对待互报、“兼以易别”的平等观；平等对话的、言行一致的沟通观；“有教无类”、“有道相教”的教育观。
墨家的人文精神具有以下五个特征（“特征”在这里无疑是特点和优点的代名词）：主体与互主体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一；超越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功利性与道义性的统一，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如果人们选择墨家文化作为现代人文精神的生长点，现代新墨家“许诺”人们将从中获得五个方面的“实惠”：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地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极富原创性诠释元点；古典的平民教育观可以启迪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素质教育观13，坚持素质教育的人民性、全体性、平等性。
14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现代新墨家的展望现代新墨家从发表“宣言”至今，已七年有余。
七年的时间，对一个文化思潮来说，或许是并不太短的时间。
当代的思想节奏同生活节奏一样，都处于极速的变化之中，种种思潮在文化舞台上的生命力越来越短，各领风骚数年而已。
然而对一个曾经断绝了二千余年，留给传统的影响和文本都相当贫乏的学派，虽经由几位热血澎湃的青年学者的创造性解释与不遗余力的宣扬，若想蔚成大观，恐怕是需要相当长的积累，要走很长的路。
现代新墨家的自任者，不妨以儒家的“道统”观念为参照15，以儒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自励，对古老的墨学作“高明”（义理或宋学）与“沉潜”（考据或汉学）两方面的开拓。
现代新墨学的学术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以张斌峰、张晓芒为代表的一批有文化使命感、有担当意识的中青年学者队伍，具有着可贵的淑世情怀和人文精神，受过良好的哲学、逻辑和科学素质的训练，具有一定的中西会通的知识背景，他们依据一定的学术资源，例如张晓芒曾经任职的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及与台湾墨学同仁的紧密合作，贡献给世人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我们似可对现代新墨家抱有乐观的期望。
从“献其否，以成其可”的建设性态度出发，本文也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明现代新墨家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墨学的研究主要是哲学学科的范围内展开的，具体地说是在中国哲学与逻辑两个二级学科之内。
在逻辑学领域，它属于中国逻辑史的三级学科，因此与中国哲学二级学科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中西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学科中，成了学科本身存在与否、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
在墨学研究中，具体化为以何种方式来会通中西的问题：现代新墨家一方面注意吸取近代墨学“复兴”的教训，一方面再一次地提出以现代哲学来与墨学会通。
“会通”是个颇具模糊性的字眼，究竟如何会通呢
谁与谁会通呢
由于中国文化今天仍处在弱势文化的地位，这种会通极可能再次成为西方学术对中国古典文本的又一次演绎。
从现代新墨学的已有成果看，仍然存在着把“返本开新”的创造演变为以西学来重新包装墨学的倾向。
其次，在强调中西会通时，现代新墨家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最重视与西方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的会通。
16 新墨家的代表似乎并未注意到墨家思想基调中的“平等”思想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之间的距离和冲突，并未从学术上对这种冲突有所交代。
墨家的许多思想，例如尚同，对于现代有着相当的消极影响，也是需要进行反思的。
如果自由主义可以和墨家会通，那么应当就会通的根据与方式作出有说服力的学理化的说明。
如果两者根本无法会通，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新墨家在同时鼓吹两种相互反作用的学术主张，或许反映他们出尚缺乏成熟的思考，或许是他们徘徊于自由与平等两个成为时代争论焦点的主题之间的不确定心态，或许还多少有点无奈。
无论如何，新墨家必须就此二者如何配置，做出一个合理的安排和解释。
第三，现代新墨学仍处于“草创而未明”的阶段，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尚缺乏有力的互动。
由于缺乏这种互动，现代新墨学就像互联网上未被门户网站收录的“孤岛”，“自发”、“自生”，如无改变，也许将来还会“自落”、“自灭”。
相对于当代影响较大的新儒家，新墨家本来具有一种立足点上的优势：作为中华传统多元文化的一种现代补充，而不是作为一枝独秀的主干，因而不具备新儒学存在的排它性。
然而，这种趋向随着现代新墨家对于墨学的不断挖掘以及由之而来的文化自信心的扩充，开始把墨学变成一种可以独立应付万事并应之无穷的“高大全”。
这种倾向在2000年“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会议上，就招致了前辈学者的严厉批评。
另一方面，从儒学史上来看，孟子曾激烈地“辟杨墨”，指斥墨子之“兼爱”与杨朱之“为我”为无父与无君，继而又谓之“无君无父，禽兽也”的批评。
这表明，墨学的主张与儒学是有着严重的分歧与对立的，或许由此也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尖锐的对立因素。
现代新墨家在保持着乐观和自信的同时，对此也不能轻视。
不过，这也许为新墨学进行现代学术话语中心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通过与儒学和新儒学的激烈论争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展示自己。
第四，从现代新墨学的研究成果看，目前仍处于“……的现代价值”、“……现代意义”的层面上。
这种研究方式仍然盛行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儒学领域。
然而，由于儒学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因而这种方式成为深度研究的一种累积工作，在此基础上可能涌现一些从深层、整体、系统上对儒学资源加以理解、贯通、创发的有能力的立说者，如唐力权融汇《周易》与怀特海的“场有哲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张立文的“和合学”。
在新墨学的领域，离这样的成果的出现还有相当的距离。
然而，新墨家应该明白，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断应付当前热点题目的皮相化的水平上，而应该朝深度研究与转生的方向努力。
现代新墨家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学术派别，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他们获得了一个至少使中国文化重新受惠于墨家绝学的机会。
正由于墨学相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某种异质性，才使我们可能更多地受惠。
于此，我们在表达对这些独行者的期望时，也表达对他们奉献和创造的敬意。
我们也希望籍本文呼吁人们对现代新墨家予以相当的关注。
从对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前沿性的把握入手，我们也会继续对现代新墨家的进展进行学术追踪。
大学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目的
读《夏洛的网》有感《夏洛的网》是一本充满奇趣色彩的童话：落脚猪威尔伯在朱克曼先生家的谷仓里认识了蜘蛛夏洛，并和它建立了最真挚的友谊。
当威尔伯得知自己将变为火腿时，绝望极了
可渺小的夏洛却说能救威尔伯。
它织了四张网，被人类视为奇迹。
就是这网彻底逆转了威尔伯的生命，给他了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可这时，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夏洛，这只看似渺小不起眼，整天缩在墙角的蜘蛛。
那大大的肚子、全身黑乎乎的，让人看了可恶
可谁知道，它这丑陋的外表后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纯结无瑕的心。
它耗尽所有精力为威尔伯织出被人类视为奇迹的网上文字：“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自己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怀特这样赞扬夏洛：“这样的人物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既是忠实朋友，又是写作好手。
夏洛两者都是。
”是啊，夏洛就是这样一只珍惜友谊的蜘蛛。
从它的身上，我看到了它的忠诚，看到了它的善良，看到了它对朋友的无私奉献
读《小公主》有感 公主，象征着高贵、典雅、仁慈有爱心，成为公主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梦想。
一次我看了一本名叫《小公主》的书，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
一个十分聪明的小女孩——萨拉，她出生后，母亲就去世了，由父亲把她养大。
七岁的时候，父亲便把她送进了伦敦的某一学校读书。
由于家境的富裕，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特别重视的学生，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
然而父亲的病故,使她就在一夜之间,由一个 “小公主”，变成了一个“小女佣”。
她在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她身上原有的一些高尚品质，也没有因为灾难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由于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终于使她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小公主。
这本书的主人公萨拉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她的高尚品质，她在自己都饿的快死了的时侯用仅有的钱买了十个小面包来为自己添饱肚子，但是当她看到那个已经两天没吃东西的乞丐时竟然给了他八块而自己只吃两块。
读完这本书后，让我知道了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努力去征服。
而现在的我身处在幸福之中，可能永远也不会碰到像萨拉那样的遭遇，但只要碰到一点小困难就退缩。
雪昨天傍晚，雪花纷纷扬扬地下来了。
我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一床白色的大幔帐，白茫茫的一片。
今天的雪真大啊，大得能让我们看清它的形状，像羽毛、像棉花糖、像柳絮；今天的雪真美啊，那六角开形的花瓣如水晶雕成的一朵朵小花儿般晶莹晶莹剔透；今天的雪真急啊，如飞沙走石一般，急驰而来，仿佛谁也无法阻挡她。
地白了、房子白了、树也白了。
一切都披上了银白色的外衣，我们盼了一个冬天的雪，终于来了。
我爱冬天，我爱这美丽的雪花
让我们变的高贵起来，以理待人、勇于征服困难吧
让我们的这种意愿表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让我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做一个高贵的人
<<生命的药方>>读后感 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早已被文中的两位主人公——艾迪与德诺所感动，是他们让我领悟了友谊的真谛。
“德诺10岁那年因为输血不幸染上了艾滋病，伙伴们全都躲着他。
”试想，没有伙伴的德诺是多么孤独，其实，有时候，孤独比疾病更令人痛苦。
“艾迪的妈妈再也不让艾迪去找德诺了，她怕一家人都染上这可怕的病毒。
但这并不能阻止两个孩子的友情。
”艾迪不仅不顾妈妈的反对经常来陪德诺，还给他找药，甚至瞒着大人带他去新奥尔良治病，历尽艰辛，虽然最后不得不因为德诺病重和路费不足而回家。
德诺住进了医院，病情加重，但他是快乐的，因为“艾迪依旧常常去病房看他。
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时，病房便充满了快乐。
”关在病房里无聊地打法时间的两个孩子常常搞恶作剧，有病的德诺在床上装死，艾迪便跑去骗医生说德诺死了，看到医生的慌里慌张忙来忙去检查的样子，床上的装死的德诺会突然睁开眼睛跳起来，接着两个孩子就开心地大笑不止。
有一天，他们两个还是用这个方法骗医生，在医生急急忙忙地检查时，艾迪在窗外因为看到德诺装得太像不露痕迹而忍不住大笑，可是德诺还是紧闭双眼，像死了一样。
可是，与上几次不同，这一次，德诺真的死了。
读到这啊，真让人心酸，既为德诺的死悲伤，又被艾迪的善良感动着。
德诺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在茫茫人海找到一分珍贵的友谊，是件不可易的事情，但他与艾迪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乃至于死。
他们俩深切地爱着对方，且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虽然德诺是不幸的，但他能在生命中的最后仍然时刻享受友谊带来的欢乐，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
俗话说，朋友居五伦文末，可我认为，朋友却是极其重要的一伦。
所谓友谊实际是人与之间的一种良好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等等诸多美德。
真正的友谊是无需打着灯笼去寻找的，它是人与人用心灵去铸造的，但这种铸造却比沙里淘金还要时间，一旦真正铸成了，便会坚同三金，永不退转。
友谊，是生命里的阳光，它让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日子都变得缤纷多彩，它让我们人生走过的每个历程都变得温暖光明。
友谊，是值得每一个人都去好好珍藏，让我们懂得珍惜幸福和学会感恩。
惟有共同付出，才能共同拥有。
你做到了吗
要与人为善 ——《小香咕新传》 读后感 《小香咕》这本书想必很多人都阅读过了吧
里面想香咕是一个善解人意，好友成群，而何桑却是一个蛮横霸道，讨人厌的人，除了刁莉莉以外她对其他人都是恨里恨气的。
这两个人就是《小香咕新传里的主人公》。
翻开这本书，一件件感人的事情映入眼帘。
其中一件事情最令我深刻，那件事情讲述的一个比赛，因此题目也叫才艺小天使。
这一天才艺学校举行才艺小天使的选拔赛，每一种才艺都要选出一位才艺小天使，香咕和何桑都参加了美发比赛。
何桑为了成为才艺小天使，花掉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买了好多头上的饰品。
何桑在准备室里看到香咕就笑她说：凭你，哈哈
比赛前，香咕的模特突然拉肚子，而何桑的模特摔了一跤去医院了。
比赛了，香咕和何桑站在台上，小王老师问台下的人谁愿意做何桑的模特，大家都走开了，可轮到香咕了，台下的人都举起了手。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懂了平时对人一定要友好友善，不要很霸道，否则一到关键时刻就没人愿意帮助你，而对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到了关键时刻就会为你挺身而出。
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