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谁有，最好是自己写
推荐一本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读书的目的或意义有很多种。
有的是为了陶冶性情，有 的是附庸风雅，有的是满足个人爱好，有的是工作需要…… 在时代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蜂拥而 至、纷至沓来，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读书却似乎变成了一种 负担、一种任务。
这个时候，稍微喜好读书并长期孜孜不倦 进行积累的人就显得“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读书往往就具有一种十分功利的色彩了。
处于个人 喜好，一段时间以来艰难地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 如果一定要从中读出诸如如何做好教育管理之类的味道来， 那这本书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但抛开功利目的，这本书不失 为认识那段历史、了解大师间的往事、 增强个人文化底蕴、 加强个人修养的一本可读著作。
一、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化外衣 感谢机关给了一次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在湘西古城的 地摊上看到了这本书，因为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此地父 母官，政绩显赫，受“闲时争名人，忙来毁故里”的经济利益 驱使，陈家三代亦没有幸免，成了为当地百姓谋福祉的重要 手段。
在故里看了陈氏一门名人的介绍，联系在报纸上曾经 看到过的不多的关于傅斯年的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的报到，再 加上书内引用史料教委翔实，对于喜欢读史或者有志于培养 史学兴趣的人来说，应该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陈寅恪大师的“恪”字读什么啊
陈寅恪 生平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求学经历少时在南京市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1]。
性情孤僻，很少社交[2]。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3][4][5]，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
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 颇具意味的时，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来自复旦公学的文凭。
清华时期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6]。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
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7]，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8]。
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9]抗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
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
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
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
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
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
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
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
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
1945年，左眼失明。
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
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
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10]。
岭南时期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
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
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
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即指此事。
[11][12]文革时期位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内的陈寅恪故居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
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
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
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次月21日，唐筼亦逝。
陈寅恪怎么读
普通话里 “恪” 只有一种音，读 kèchén yín què 是方言里的读法，同时也是习惯读法陈寅恪自己曾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大学时的署名也是 TschenYinKoh（贾平凹的情况类似：wā 是方言里的读法 ， 凹在普通话里本应读āo，wā 只用于方言词汇）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500字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先生》十集系列纪录片片段的光盘，时长36分钟。
光盘中是几集纪录片的节选。
这几集纪录片，记载着十位从民国时期精挑细选出来的“先生”。
细看两遍，深受震撼，故拙劣地模仿马可·奥勒留的笔触，写下这篇胡言乱语。
时刻提醒自己。
从先生蔡元培身上，我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政治敏感。
面对上任后的赞誉，必须头脑清醒，考虑最坏的结果。
即使尽管失败，也要尽了心。
平等对待每个人。
重视真正有学问，有想法的人才，不管其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从先生胡适的行动中，我了解到把古文改良成现代文的重要性。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有些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先生马相伯虽然到了九十六岁，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发表“一日一谈”。
他面对现实。
反对专制。
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有奉献精神。
先生张伯苓教会我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粪水也可浇鲜花”。
实体会被摧毁，但精神不朽。
人从事什么职业，就要知道自己的天职。
尽管面对巨大的悲恸，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问题。
先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作为一名校长，他“一、无党派色彩。
二、学识渊博。
三、人格高尚。
四、确能发展清华。
五、声望素著”。
从先生的经历，我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
为人风格寡言温和，处理大事时果断。
不能退却，畏缩。
要有勇气，坚忍前进。
从竺可桢先生身上，我学习了求是精神。
三十八年每天写日记是个好习惯。
在压力下才能展现一个人的真性情。
对任何事的表现欢腾都可能是种假象。
社会与自然都一直发展。
把自己的学问与政治觉悟融会贯通起来。
先生晏阳初的著作促使人在农村做实事。
一种公共精神。
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
除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先生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教育者同时需被教育。
应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
追求梦想的途中不是什么都会一帆风顺。
长处应尽量延长，短处要及时解决，直到可以忽略不计。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在先生陶行知身上，我了解到从小就要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终身使命的重要性。
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民主。
为了国民的教育，对现实要有批判精神。
写文章的标题要适当吸引人。
教育需人本位。
有能力的人才能狂傲，我从先生梁漱溟身上可以看到。
人不应属于哪个标签体系，只属于自己。
特立独行。
主动。
有主见。
归于佛教。
有怜悯之心。
东方宗教与西方科学的贯通。
先生陈寅恪博学，学贯中西。
人称教授的教授，读书人的老师。
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先生甚至说道，没有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先生用一种理科思维，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精确推导，对学问追求精确性，彻底性。
在各位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个躬。
陈寅恪的名字该怎么读
[《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By山妹儿发表于2011-4-26 16：38：00《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自98年毕业走上教师岗位至今已有十多年，如今偶尔读到了《大师的教书生活》，领略大师教书生涯中一路的绚丽风景，实属幸事，《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
而当阅完全书之时，回首自己这十余年教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更是感慨良多，深有感悟。
一、学而不厌。
大师，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还是自热科学的大师，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应该也必然是其成为大师的最基本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
如果没有学识的厚积，没有真才实学，仅以几张文凭欺世盗名，大师们也难以名重至今。
在这一点上，一生以做学问为本的钱穆先生以及佩弦以自急的朱自清等人所下的功夫自不消说。
即便是仅仅只有小学文凭的逃学大王沈从文先生也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执著追求。
正如《沈从文集.散文卷》中所言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儿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像钱穆、顾颉刚等人小时候可以在小书面前坐得住，但他心里从未放下那本用湘西的自然人情写成的大书，读后感《《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
二、鸿鹄之志。
这里所指的志并非陈胜希望出将入相的豪情壮志，也不是一般世人对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热切期盼。
套用一句烂熟于世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大师们能成就此番大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自己能够创出一片精神的伊甸园，从而使心灵得到完满的归宿。
这便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一代大师的崇高志向。
这也最终铸就了乱世中的文化盛世。
如钱穆前去苏州中学执教之前，仅为中小学教员的他，治学眼界已从京城最高学府及全国学术名流竞相探讨的话题出发，且结合自己的治学功底，形成了分量极重的主攻课题。
又如鲁迅，在日本求学之际便弃医从文，抱定了以文学疗救国人精神愚昧与麻木的决心。
再如陈寅恪，这位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更是以其一贯独立的人格，抛开纷纷烦烦的人事，一心遨游于书山学海，显示了中国文化之伟大和教书人的最高荣耀。
可见，正是大师们的一腔豪情和满怀壮志一直激励着他们自己无止境地西文化的巅峰攀登。
三、文化风气盛行。
20世纪初正是风云变幻之际，国家亦是多事之秋，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辱。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环境，文化上却是呈现出了名家辈出，学术繁荣的异常景象，堪称文化盛世。
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新文化运动风潮四起，新旧文化势力剑拔弩张，造就了20世纪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才得以蒸蒸日上。
钱穆才得以屡逢共学之人。
永远的陈寅恪与永恒的清华园才得以结缘。
当然大师的造就也非如此简单。
但作为一个守着三尺讲台十余年的凡夫俗子在领略了大师们一路走过的风景之后，在自行惭愧之余，更多的该是从中撷取大师的智慧之花，执著之志。
不奢求与大师一起名垂青史，但能学得其中点滴，以助自己在专业生活中越走越远，不愧对讲台下莘莘学子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大师的教书生活》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