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担当》读后感
一年寒窗，两行情泪，三个同舍，四五百元，六七件事，大概八九不离，总是还有希望 刘震云的早期文章以个人生活经历为主，《塔铺》写的是“我”复员后正好赶上了恢复高考，一年复习学习中的生活状态。
1977年中国刚在文化革命中走出，那是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允许有梦想的时代。
参加高考复读的人很多，在塔铺中学有“我”这样在外面闯荡一番，心野了的人，也有象王全把那样已经成家却未立业想当个县官州官的孩子爹，还有做粉色梦为追女孩而参加补习的干部子弟耗子，以及惧怕农活不想在麦子地里晒死的磨桌，这些人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奇特的群体，所有人都怀揣梦想。
物质贫乏时期，这些学子门在饥肠碌碌下苦读，白菜萝卜汤，家里送来的窝窝头，支持着他们；甚至连教科书都都没有，一本世界地理需老爹跑几十里路用三天时间才借来。
因而，这场决定命运的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体质差的最先被冬天的寒冷淘汰，家庭拖累大的在农忙时无奈离开，基础弱智力差的在苦读中衰弱，不用功的在最后时刻自我放逐。
塔铺中学的考场里出了几个大学生
刘震云没有交代，可以想见的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经过风簸浪激，能到天涯的，肯定少之又少。
在《塔铺》里，刘震云用很多笔墨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困顿，写出了农家子弟求学之不易。
尤其是那个叫李爱莲的姑娘的遭遇，让人感慨良久。
李爱莲算是“我”的初恋，俩人同命相怜，同心协力，想彻底改变命运，但临近考试，李却因父一场大病把自己的前途和身体卖了500元，彻底丧失了改变的机会，善意的欺骗只是为了不让“我”分心，真相大白，“我”奔到李的婆家，相顾无言惟有泪两行，李爱莲说“你是带我俩上大学的，无论在哪里，无论享福，还是受罪，你都带着咱们两个。
”这样的话，真让人伤心落泪。
造化弄人，刘震云尚未真正入世，便有极深体会，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一个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而对小人物生活的述说，成了刘震云一以贯之的写作内容，他明白自己该为谁而写，为谁而流泪。
塔铺的用写实手法描写小人物生存状态，按时间顺序推进，层层剥茧的叙述方法，细致入微的描写，平和淡然的意象，象老朋友聊天，娓娓道来，有波折起伏，却顺其自然。
当然也有刘氏幽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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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影响世界历史的一百件大事〉〉 读后感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读《曾国藩传》有感 初识曾国藩，当属年少时看太平天国连环画和读中学历史时，因只知其力剿农民起义有功，受当时阶级斗争观的影响，对其印象如当时多数人观点，即“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后来，尽管也看了一些介绍曾国藩生平的文章，对其人其事有了些许了解，但仍属只字片语，不够全面。
不久前，在书店看到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传》（上中下）一书，信手翻翻，却一下被吸引住，购得后本欲有空再悉心拜读，谁知竟不能收手，遂一气读完，顿感耳目一新。
纵观中国近代史，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所得评价天壤之别，敬佩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集于一身。
褒之者敬称其：深谋远虑、沉稳持重，是国之栋梁；贬之者蔑视其：老奸巨滑、深不可测，是官场中的“老狐狸”。
如果摘掉有色眼镜，客观地评价曾国藩其人其事，不乏后世之人学习借鉴之处。
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
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
1832年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在京十年间，他七次升迁十级，从翰林院庶吉士升至礼部侍郎，官居二品。
后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综观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清王朝曾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对于曾国藩，梁启超称其“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蒋介石则多次告诫子弟僚属“曾文正公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独服曾文正”。
那么，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官运亨通之士，他身上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值得三位名人、伟人如此推崇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
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
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 、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著有《经史百家杂钞》，尤以《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等。
这些主张，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并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二是重视人才，知人善任。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源于人才的缺乏。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危机的重要措施。
正因如此，他十分注重发现和举荐人才，只要确有特长，哪怕此人给他的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隔阂，他都不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
所以，经他发现举荐的人才不可计数，大到总督、巡抚，小至到管带、营哨等，这些人为清王朝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曾国藩功不可没； 三是百折不挠、临危不惧。
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
他从29岁 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
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 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 四是虚怀若谷、心胸坦荡。
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人
”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
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
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
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
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五是严于律己、勤俭廉明。
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
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所言：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责骂者也不乏其人。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初衷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广大受压迫的农民寻求一条生路，但受传统文化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一旦打下江山，便视为一己私利，骄奢淫逸，因此不可能长久。
如果因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就将其说成是“刽子手”，并将清王朝在“天津教案”事件处理上的不当，全部归罪于曾国藩，而给其扣上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实乃有失公允。
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官，曾国藩殚精竭虑维护朝局稳定，而被后世许多人斥之为“卫道士”，实际上是后人站在现代立场上去苛求一个古人。
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看主流。
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更应以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而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简单、片面地全盘予以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相信历史会还原曾国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
随着人们对曾国藩其人其事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他的评价也会越来越趋于客观公正。
好的方面，自当继承和弘扬，反之，则应摈弃和批驳。
希望对你有帮助! 唐浩明以一种敬重历史的态度，和曾国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厚积薄发写下历史小说《曾国藩》，经朋友的推荐，我有机会每日夜读。
曾说过一句话：“我观近代，独服曾文正。
”不论是蒋介石还是都拜曾国藩为师。
晚清70多年是一段动荡、颠簸、封建和共和斗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也是中华近代苦难历史的开端。
时势造英雄 当西方大国崛起时，东方闭关锁国的帝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华夏的大地上皇朝暗淡、官场腐化，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各地农民的起义，尤其是太平军势如破竹，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给有准备的，有才能的人一个很大的舞台，是一个不拘一格出人才的时代。
曾国藩没有因为眼前的混乱和衰败而退缩，没有简单的像一般读书人感慨自己生在乱世，而不能潜心著书，他勇于融入历史洪流。
在这段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涌现许多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例如：四十多岁才走上官场的晚清重臣左宗棠；三十几岁就被重用的李鸿章；打仗勇猛、杀人如麻、贪财无度的曾国荃；四十多岁穷秀才，后来坐上天王的洪秀全；二十多岁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翼王石达开；从海外生活多年回国开展洋务，力主派幼童留学的容闳；二十九岁就守寡而掌控中国政坛四十余年的慈禧… 坚持就是胜利 自信从外表看，是从容和张扬；自信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坚定。
曾国藩从湖南起兵，屡战屡败，二度因战败而自己觉得没有脸面而投江自杀，数次被敌围困而准备殉国，但他还是最终坚持下来了。
在曾国藩建湘勇之初，在湖南和江西的官场上屡屡被排挤、压榨和指责，他忍辱负重，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改初衷，并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建立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在很早的时候就制定了一套如何平定“长毛”，如何剑指金陵的策略。
他们策略是建立一只强大的水师，并延长江而下，逐步蚕食太平天国的立足区，占领金陵周边的经济供给区，使金陵成为孤城。
而朝廷并不理会，却在金陵的周边建立江南和江北大营，最终两个大营都以失败而告终。
曾国藩的策略是对的，但刚一开始付诸实施，就被石达开看破，并把曾国藩的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差点丧命于战场，许多官员开始指责他的做法，但他还是不被动摇，后石达开被排挤，曾国藩的机会来了，顺江而下，克九江、围安庆一年而取之、最终包围金陵长达二年而破之。
曾国藩奉命去剿湖北、山东、河南一带的捻军，他听从一名有见识的下级官员计谋，采用建立一个大的封锁区，步步为营，把捻军孤立在一个区域内，当他把此方案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大部分官员都反对，说：包围圈太大，不易建。
但他还是力排众议坚持做，不久，捻军就利用包围圈中八旗和绿营战斗力薄弱这个弱点，跳出包围圈，曾国藩被朝廷上下指责，身败名裂，而他泰然处之。
当他得意门生李鸿章率淮军去和捻军作战，他还是坚持这个战略，并告诫李鸿章，在腐朽的八旗、绿营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面再放上淮军和湘军，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捻军被此方案扼杀了。
曾国藩自知在和太平军交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胜利，太平天国也不是被他灭掉，因为太平天国自身的内讧，气数已尽，他的胜利来源于坚持。
他在大战略上的坚持，反映出他卓有远见；在为人处事，生活细节的坚持，更反映出他坚持原则。
他一生官拜高位，屡立奇功，但生活很简朴，坚持喝家乡的绿茶，坚持使用简陋的木箱，他这种简朴，不是做样子给外人看，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修炼。
在战争动荡时期，他还坚持修订古文，写文章勉励部下，写信告诫家人如何读书立身，数十年的坚持写日记。
这种细节的坚持，造就他内心的坚定和平和。
相人、知人、用人 近代和现代在中国政坛上游走的人，都无不佩服曾国藩相人的本领。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这是左宗棠和他交往数十年后，对曾国藩最高的评价。
曾国藩在晚年对自己一生做了反省，在其中他意识到自己长处在于相人，他把识人用人做为人生中最大的本领。
能做到相人，就要先知己，曾国藩经历几十年的熔炼，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在学识、诗文、官场的本领都逊色于人，对于打仗、洋务更是一窍不通，他后来每次打仗都远离战场，让他手下的将领充分发挥，他知道自己成功一靠自己对皇帝忠诚、二靠别人鼎立的辅助。
他自知之明成就了他，他也不断的挖掘人才、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读书人有深刻的认识，他对于科举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能掌握读书人的心理，在组建湘勇时就立下用文人来当军队领袖的方向，他组建的各营大多是秀才、举人之士当首领，使得湘军中高层将领有远见、有才能，其中最典型就是湘军的水师头领彭玉麟，彭即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谦虚的文人，又是嫉恶如仇、有情有义的将帅。
曾国藩身边许多幕僚出身卑微，大多是在毛遂自荐时被曾国藩相中，许多人年纪轻轻，而曾国藩都以礼相待，平等相见。
曾国藩在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许多方略、计谋都来源于普通的幕僚，在屡次官场上险象环生时，这些门客出谋划策，渡曾国藩于危难之中。
曾国藩身边还有许多忠义侠胆的义士，他贴身的保卫康福来源于市井，在曾国藩被俘和两次自杀的时候，康福奋力把他相救。
培养人才一直是曾国藩终身在做的事情，他尽力给有才能人足够的舞台，在湘军初期他力荐满族将领塔齐布，使塔很快晋升为优秀的将领，在曾危难时，多次塔齐布挽救他，后来他着重培养了他六弟、九弟、彭玉麟、容闳…并帮助朝廷力荐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最典型是他得意的门生---李鸿章，李鸿章二十多岁由其父在京城带着，拜曾国藩为师，曾一眼就认为李鸿章是可塑之才，虽然在江西，湘军最危难时，李鸿章和曾国藩有产生了矛盾，李出走回乡。
但曾并不在意，在上海被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力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亲自送李去上海剿太平军，临走告诫李要充分利用上海洋人势力。
李鸿章不辜负恩师，同时他天生就是和洋人打交道的好材料，后来淮军帮助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最后淮军成为清朝最强的军队，清朝借李鸿章之手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也使曾国藩晚年在朝廷名声还能立足。
曾国藩在临死前和李鸿章一段长谈十分精辟，在谈话中他对当时的时局做了点评，同时对天下人物入木三分的评论。
曾国藩识人和用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在他最艰苦时候、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在他自己都放弃的时候，就会有人不图回报，及时渡他上岸。
在他准备出山组建湘军时有高人告诉他太平天国气数不好，他有宰相之名，坚定他起誓的决心；第一仗，靖港大败，曾国藩投江自杀未遂后，左宗棠跑来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不敢承担责任；江西战局受阻，他父亲突然病逝，他隐身在家乡一年多，还是有高人给曾国藩一本《道德经》，使曾大彻大悟… 在相人方面，曾国藩也有过失败，最典型是他选的4个女婿，没有一个让他满意和省心的，人食五谷，孰能无过呢
远见、理性 大家都说曾国藩能忍，他在和李鸿章的长谈中也自夸自己长处是在于“忍”。
其实他的忍是来源于远见和理性。
京城的皇室肃顺对曾国藩爱惜有加，并多次提携，而曾国藩审时度势，理性分析出：“肃顺虽大权在握，却树敌太多，以后会遭不测”，所以不予他私下来往。
在慈禧灭了肃顺后，没有查到曾国藩一点把柄。
在太平天国被灭了，曾国藩适时的提出裁剪湘军，打消了朝廷对他的猜疑。
曾国藩的理性也会伤害他自己和他人，他在湘军成立初期，为了建好的军威和风气，杀自家恩人来振奋军队；在他六弟因阵亡而受爵，后六弟奇迹回来后，为了保全曾家的名望，不让六弟显身，使六弟以死人的身份漂泊，客死他乡；为了不留后患和杀一儆百，他无端杀死从太平军投诚过来的韦俊叔侄…晚年曾国藩对于他“曾剃头”的绰号深感后悔。
天和、人和、时和、己和 成大事者要做到“天和、人和、时和、己和”，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太平军兴起，朝政腐败，是呼唤英雄出现时代，而这正是“时和”；曾国藩身边都是读书人，向往一官半职，又推崇孔孟之道，而太平军破坏孔孟、破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读书人当然不干了，这是“人和”；当时曾国藩处在中年，兄弟更处在青年，正是干一番事业的盛年，这是“己和”。
“不信书、信运气”曾国藩把自己和太平天国争斗成功概况为这六个字，老天多次在危难中帮助曾国藩，但这些能说明“天和”吗
在曾国藩临死前，他请教陈广敷先生为什么自己一生特别困恼，陈先生答道：“知之者不少，和之者甚少”。
说明曾国藩没有顺应“天和”，清末世人都敬佩曾国藩为人，也敬佩他成就的事业，但清末世人更期盼曾国藩能带领大家把腐朽的清政府推翻。
后记： 小时候接受的共产主义式的教育，没有一处谈到晚清真正腐朽的原因，没有一处谈到曾国藩这个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而正统的教育，说：曾国藩是剿灭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晚年是卖国求荣的奸臣，真是太遗憾了。
我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历史
要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观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黄仁宇说过要建立大历史观，我觉得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待历史中的人物。
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是当今官场上的必读书籍，许多公务员拿它作为官场立命的参考，晚清官场上的陋习，腐败之风在今日官场中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人治和官场政治还是立足之本。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花，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不少于1000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二）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
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探析了人类历史的起源，专业性较强，文字稍显枯燥，尝试很多次都读不下来，今天耐着性子读下来，在阅读中始终从唯物史观视角进行理解，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人类发展至今，文字可考的不过五千年。
关于史前史的著作越来越多，但能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分析史前史，恩格斯这本小册子当属经典。
唯物主义总是能自觉地从当时的生产力、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等方面来判断、审视人类生存史上每一寸艰难的前进，读后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因此，唯物主义者，如作者恩格斯，在文中随处可以发现其对于史前发展的客观评价与崇敬之情。
是的，从最初的语言（蒙昧时代低级阶段主要成就），到以鱼类为食物及火的使用（蒙昧时代中极阶段标志）、再到弓箭的发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标志，从制陶术的开始（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标志）、到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开始，且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东西两个大陆发展进程开始分化）、再到铁矿石的冶炼、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仅限于东半球），恩格斯在此根据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中描绘了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
而其中蕴含着的最重要的讯息是：它们（以上所有划时代的进步）都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
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神造，也不仅仅是传说，它们都是先人经历漫长的生存探索和难以想象的艰辛实践才创造出来的。
对，我想强调的是，这是创造，一如我们今天任何一项惊天动地的发明和变革。
甚至，它们对于彼时的史前人类的意义超过了今天多数伟大创新对于我们当代人的意义。
历史没有捷径，生存从来不易，人类从始至终都在做一个命题： To be or not to be.尊重历史，尊重每一位曾经为了生存而奋斗不息的先人，尊重每一次历史的重大突破、人类的小小进步。
本月还尝试读了两本哲学书，一本康德的小册子——《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未读下来；一本托马斯。
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十讲》，正在阅读。
另外，听了一场不错的儒学讲座《儒学的价值系统与当代挑战》。
以上这些读或未读下来的，都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东西方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行为选择的差异，更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的发生、发展、走向独特、包容与融合。
总得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十一月，除了阅读哲学专业书外，我计划阅读一本与和君第六次大课以及本月跬步阅读小组主题相关的书籍，根据预习书单，暂定《一本书读通金融史》。
阅读时间至少每日抽出一小时，安排在一天闲时尽早的时候，并花半小时回顾、思考、写读书笔记。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朴素小记，纪念在跬步读书小组十月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