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哪些
我国城区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一是行导型模式。
也有学者将为行政侧重型模式。
行政引导型模式主要是指以政府的指导为主，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度较高，政府组织是的主体，行政管理手段是的主要方式。
二是自治型模式。
自治型模式的社区通常设置了社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政府将社区管理的有关职责交给社区，然后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社区运行机制，以一种间接协商的方式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社区居民和在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是混合型模式。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合作型模式。
这种模式试图构建一种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少，在培养、指导的过程中逐渐将管理职责让位于社区居民与。
四是企业主导型模式。
这是一种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模式。
这种模式一般出现在资质、品牌、服务质量和都较好的管理的商品房小区。
承担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主要职责，社区居民也乐于接受物业管理公司的安排，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各种。
有哪些令人叫绝的心理学效应
1.瓦拉赫效应 奥托·瓦拉赫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的成功过程极富传奇色彩。
瓦拉赫在开始读中学时，父母为他选择了一条文学之路，不料一学期下来，教师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语：“瓦拉赫很用功。
但过分拘泥，难以造就文学之材。
”此后，父母又让他改学油画，可瓦拉赫既不善于构图，又不会润色，成绩全班倒数第一。
面对如此“笨拙”的学生，绝大部分老师认为他成才无望，只有化学老师认为做事一丝不苟，具备做好化学实验的素质，建议他学化学，这下瓦拉赫智慧的火花一下子被点燃了，终于获得了成功。
瓦拉赫的成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学生的智能发展是不均衡的，都有智慧的强点和弱点，他们一旦找到了发挥自己智慧的最佳点，使智能得到充分发挥，便可取得惊人的成绩。
后人称这种现象为“瓦拉赫效应”。
2.门坎效应 所谓门坎效应，是指一个人接受了较低层次的要求后，适当引导，往往会逐步接受更高层次的要求。
该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做无压力屈从：登门坎技术的现场实验中提出的。
3.共生效应 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显得矮小、单调，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
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
事实上，我们人类群体中也存在“共生效应”。
英国“卡迪文实验室”从1901年至1982年先后出现了25位诺贝尔获奖者，便是“共生效应”一个杰出的典型。
4.刻板效应 社会心理学认为，那种用老眼光看人造成的影响称为“刻板效应”。
它是对人的一种固定而笼统的看法，从而产生一种刻板印象。
在学校经常可见到这种现象，教师对那些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脸上往往流露出喜爱的神色，并受到器重和青睐。
而天资愚笨、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则往往受到歧视，教师表现出急躁、厌烦的情绪，令人沮丧的话常挂在嘴边。
实践证明，经常受到这种“待遇”的学生，会顿觉凉水浇身，丧失了学习信心，失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以至产生颓废情绪。
5.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有时又称为第一印象的作用，指的是知觉对象给知觉者留下第一印象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作用。
具体说，就是初次与人或事接触时，在心理上产生对某人或某事带有情感因素的定势，从而影响到以后对该人或该事的评价。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决策中收集正确的情报加以分析而言，这种效应是不利的。
无论第一印象是好或是坏都是片面的，不利于全面地了解、分析。
第一印象所产生的作用称之为首因效应。
根据第一印象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往往比较偏颇。
如果在招聘考试和考察员工绩效时，只凭第一印象，就会被某些表面现象蒙蔽。
首因效应在招聘过程中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貌取人。
对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应聘者容易赢得主考官的好感，二是以言取人，那些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者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因此在选拔人才时，既要听其言、观其貌，还要察其行、考其绩。
6.近因效应 近因效应指的是某人或某事的近期表现在头脑中占据优势，从而改变了对该人或该事的一贯看法。
近因效应与首因效应是相对应的两种效应。
首因效应一般在较陌生的情况下产生影响，而近因效应一般在较熟悉的情况下产生影响。
两者都是对人或事的片面了解而主观臆断，使得决策信息失真。
7.晕轮效应（光环效应） 晕轮效应是指某人或某事由于其突出的特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忽视了其它的心理和行为品质。
它有时会产生“积极肯定的晕轮”，有时会产生“消极否定的晕轮”，这都会干扰对信息的评价，要克服晕轮效应就必须坚持客观，不掺杂主观成分。
8.蝴蝶效应 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研究“长期天气预报”问题时，出现了疑难问题：她在计算机上用一组简化数据模拟天气的演变，原本是想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
但是，事与愿违，多次计算表明，初始条件的极微小差异，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心理情绪也是如此，有一组漫画显示，一个人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心里很恼火，回家冲妻子发起了脾气，妻子无来由地被训，也很生气，就摔门而去。
走在街上，一条宠物狗拦住了去路，“汪汪”狂吠，妻子更生气啦，就一脚踢过去，小狗受到踢打，狂奔路过一个老人面前，把老人吓了一跳。
正巧这位老人有心脏病，被突然冲出的小狗一吓，当场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
洛伦兹发现了微小差异导致的巨大反差，她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这个发现，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上空振动翅膀，它煽动起来的小小漩涡与其他气流汇合，可能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会引起一场风暴——这就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
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中，人事管理工作者如果灵活运用人事心理效应，就能充分调动下属或人才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才尽其能，从而使工作效能达到最优。
9.罗森塔尔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考查某校，随意从每班抽3名学生共18人写在一张表格上，交给校长，极为认真地说：“这18名学生经过科学测定智商很高。
”事过半年，罗氏又来到该校，发现这18名学生的确表现超常。
罗森塔尔效应就是期望心理中的共鸣现象。
运用到人事管理中，就要求领导对下属要投入感情、希望和特别的诱导，使下属得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领导在交办某一项任务时，不妨对下属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好”、“我想早点听到你成功的消息。
”这样下属就会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人才也就在期待之中得以产生。
10.贝尔效应 英国学者贝尔天赋极高，有人说他毕业后若研究晶体和生物化学，定会赢得多次诺贝尔奖。
但他却心甘情愿地走另一条道路，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高峰，此举被称为贝尔效应。
贝尔效应要求领导者具有伯乐精神和人梯精神，要以单位和集体为先，慧眼识才，放手用才，敢于提拔任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积极为有才干的下属创造机会。
11.鲶鱼效应 从前，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它们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只有一条渔船能做到带活鱼回港。
后来，人们发现这条船的鱼槽内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类”后，也会因紧张而加速游动。
如此一来，沙丁鱼便延长了寿命。
这就是“鲶鱼效应”。
运用鲶鱼效应，通过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它符合人才管理的运行机制。
目前，一些机关单位实行的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就是很好的典型。
这种方法能够使人产生危机感从而更好地工作。
12.海潮效应 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
此乃海潮效应。
人才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也是这样。
社会需要人才，时代呼唤人才，人才便应运而生。
对于一个单位来说，要通过调节对人才的待遇，以达到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本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
现在很多知名企业都提出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待遇吸引人，以感情凝聚人，以事业激励人。
13.名片效应 14.异性效应 15.责任分散效应16.詹森效应17.“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 “18.“南风效应” 19.心理学中的巴纳姆效应 21.迁移效应 23.马太效应 24.水桶效应 25.奋起效应26.糖果效应 27.齐加尼克效应 28.霍布森选择效应29.定势效应30.得寸进尺效应31.破窗效应 32. 触摸的心理效应 33.权威效应34.边际效应35.投射效应
对公司价值观的理解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只有当企业内绝分员工的个人价值观趋同时，整个企业的价值观才可能形成。
与个人价值观主导人的行为一样，企业所信奉与推崇的价值观,是企业的日常经营与管理行为的内在依据。
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在追求经营成功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奉行的目标。
从哲学上说，价值观是关于对象对主体有用性的一种观念。
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全体或多数员工一致赞同的关于企业意义的终极判断。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可选择的关系范畴。
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不仅取决于它对什么人有意义，而且还取决于谁在做判断。
不同的人很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如一个把判断作为本位价值的企业，当利润、效率与创新发生矛盾时，它会自然的选择后者，使利润、效率让位。
同样，另一些企业可能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致富、企业的价值在于利润、企业的价值在于服务、企业的价值在于育人。
那么，这些企业的价值观分别可称为“致富价值观”、“利润价值观”、“服务价值观”、“育人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简而言之，企业的价值观就是企业决策者对企业性质、目标、经营方式的取向所做出的选择，是为员工所接受的共同观念。
（1）价值观是企业所有员工共同持有的，而不是一两个人所有的。
（2）企业价值观是支配员工精神的主要的价值观。
（3）企业价值观是长期积淀的产物，而不是突然产生的。
（4）企业价值观是有意识培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产生的。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菲利浦·塞尔日利克说：“一个组织的建立，是靠决策者对价值观念的执着，也就是决策者在决定企业的性质、特殊目标、经营方式和角色时所做的选择。
通常这些价值观并没有形成文字，也可能不是有意形成的。
不论如何，组织中的领导者，必须善于推动、保护这些价值，若是只注意守成，那是会失败的。
总之，组织的生存，其实就是价值观的维系，以及大家对价值观的认同。
”实际上，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观是把所有员工联系到一起的精神纽带；价值观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价值观是企业行为规范制度的基础。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精神的灵魂，保证员工向统一目标前进。
企业价值观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要认真考虑究竟什么是企业最实际、最有效的价值观，然后不断地检讨和讨论，使这些价值观永葆活力。
事实上，这样做有助于大家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促进发展。
GE的严厉和它强调共有价值观，并非相互矛盾的事情，二者借来自相同的根源——企业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数例子证明，企业价值观建设的成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而，成功的企业都很注重企业价值观的建设，并要求员工自觉推崇与传播本企业的价值观。
为了让企业员工了解企业的价值观，价值观应该用具体的语言表示出来，而不应该用抽象难懂、过于一般化的语言来表示。
例如，海尔公司把价值观表示为“真诚到永远”，IBM提出“最佳服务精神”,把为顾客提供世界上第一流的服务作为最高的价值信念等等。
同时，不同的企业，其价值观最好尽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表示，避免雷同，要做到这点虽然很难，但应努力去做，使价值观表示的能够反映一个企业的基本特征，能够把一个企业的对内对外态度和另一个企业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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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世著作《全球通史》，自从出版个世纪以来给全球史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在西方从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起，编纂世界史的努力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从历史学家的这一世代赓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不管在他的最初间段步履是何等蹒跚，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脚步不断的加快，全球史应运而生。
这一学术文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
从我国古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世界眼光，技术当时中华民族所知的那个世界的历史。
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
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多结合到一起。
”这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思想。
中世纪西方的史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神学思想的笼罩，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的理论，打破了以前以世界作为背景的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
但丁（1265—1321年）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
在但丁眼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人文主义史家，重新提出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
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凯勒尔的《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这些著作都表现了文艺复新时期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伏尔泰（1694—1778年）在批判博绪埃的《世界通史》的过程中，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的理论，亲自编撰深入具体的世界史著作，对同时代和以后世界史理论研究和编撰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一致认为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
该书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建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开创性的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伏尔泰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
近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于腓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在国际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著作都是对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世界史模式的一种回响。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
在当代，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多数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1945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阶段，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最先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通史。
他撰写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生活的全球历史观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虚假的社会现象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中。
开始从历史中寻求原因，由此树立其思考和改变现实的历史研究信念：研究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把它用作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
从他的《全球通史》中可以看到当前的全球社会充满着无数矛盾，各种问题严重困扰着全球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世界史研究愈显重要了。
当代社会这种变革的根源是历史上长久存在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时间滞差，它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以及当前人类的困境；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而互相了解这些财富有助于推动各个社会的进步；人类因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前景而需要开展有效的全球合作。
要认识社会变革的根源，取得各社会互相了解，开展全球合作，必须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
自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作为内部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类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作为全球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以求更全面的认识第三世界整体史和全球史。
当前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世界史正如殖民地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引起的世界变化一样，当今世界的诸如生态失横.资源枯竭.全球的核毁灭威胁，使更进一步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全球史成为必需。
这种全球史的探讨是对人类进化越来越由自己决定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前景的思考和分析。
《全球通史》展现了世界史的新视野。
它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球观念.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方法。
它改变了历史研究泥古不化的状况，体现了世界史的当代性和全球性。
当代社会之中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全球各个领域.各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求历史学家在世界史中研究这种变革，因为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和人际关系方面变革的历史。
《全球通史》以今察古，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时间滞差及其将要造的灾难，从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一部“醒世箴言”是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全球通史》揭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有机联系体现了世界史丰富而重要的认识价值；提出了许多对当代人有启示的.须作思考的问题，并通过历史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赋予历史以新意，富于智慧，体现了思想的力量。
贯穿于书中作者对历史富于见解的思考：1：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的那种发展。
2：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
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
诸如古希腊时期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的社会都是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都是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
这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这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的社会内聚力和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社会的印记。
3：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
目前，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已造成了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灾难，而更急迫.更潜在的灾难则是毁灭性核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灭绝。
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促成技术的使用，给大多数人都带来好处，从而增加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充分运用技术来控制大自然的种种灾害，如何发展技术来滋养我们生存的地球。
当今社会，全球史教育，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人类发展的整体观念和全球方略，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当代人的前沿意识和全球眼光是相当重要的
当代大学生值得花功夫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不只是外语.电脑.金融和外贸等课目而已，加强全球史观的教育在当今时代尤显重要了，《全球通史》作为一部“精品教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把握未来
杜郎口教学模式的优缺点。
杜郎口教学模式（Teaching Dulangkou;Du Langkou educational model），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简称，具体是指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镇初中自1998年以来不断尝试推行新课改、践行学生主体地位而摸索新创的“三三六”自主学习的高效课堂模式。
目录形成过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基本理念基本内容教学原则实践特点两大模式课堂流程预习课展示课反馈课成功解析形成背景模式特点模式启示形成过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基本理念 基本内容 教学原则 实践特点 两大模式 课堂流程 预习课 展示课 反馈课成功解析 形成背景 模式特点 模式启示展开 [1]编辑本段形成过程 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经过了一个由“乱”到“治”，由“治”到“改”，由单项改革到整体改革的日臻成熟之路。
第一阶段 （绝境中的挣扎：让学生“动”起来） 1997年4月-2000年7月——改革酝酿阶段 1997年4月，崔其升被调到困难重重的杜口中学，敢于创新的他，首先从稳定教学秩序入手，不断探索教学改革的路子。
1999-2000年，以改革课堂教学组织形式为突破口，每个班级分成六个学习小组；时间模式为“0+45”（教师不讲，学生自学，开始一个星期，带有强制性）害怕失败的教师谁也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0+35”（教师的点拨、引导，学生的全程、积极参与），经过部分骨干教师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心存疑虑的教师们慢慢开始逐渐接受。
第二阶段 (整体推进：把课堂还给学生） 2000年8月-2003年7月——改革攻关阶段 2000年8月-2003年7月，定期举办教师论坛，名师带动工程起步，拜师学艺，课堂大比武，促进教师全员提高。
邀请教学研究人员来学校作辅导报告、评课指导，提高全体教师的能力，开拓视野。
改革带来变化，变化带来一片欢笑声：课堂上，学生积极举手发言，声音响亮；热烈讨论，激烈辩论；争问抢答，欢声雀跃；多种角度，实践创新；笑逐眼开，欢乐课堂。
课堂学生活动面达80%。
2003年7月，县教育局对全县21处初中综合考评，杜郎口中学跃升至第二名。
第三阶段 （日臻成熟：“336模式”的诞生） 2003年7月至今——模式初步成型阶段 2003年10月，县局召开中、小学教学工作会议和教育科研会议，分别邀请市局有关专家王秋云、冯明才、张兴利到会作学术报告。
会上，县教育局作出“远学洋思，近学杜口”的决定。
2003年底，市教育局孟昭星局长开始关注杜口中学，对《杜口中学“10+35”课堂教学模式》作出指示：邀请专家进行广泛论证，逐步规范并在全市推广。
2004年11月，全市初中教学工作会在我县举行。
杜口中学24个教学班的课堂同时向400多与会者开放展示，引起轰动。
会后，王秋云主任和聊城大学教育学院的学者到考察调研，他们的评价是“当今教改，唯我杜郎。
” 2004年12月20日，省教科所亓殿强副所长、许爱红主任、刘延梅主任等专家到杜口中学听课、座谈、调研，用“革命性的”、“震动”、“振奋”、“震撼”等词语肯定杜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
2005年3月18-19日，省教科所陈培瑞书记、刘吉林主任、许爱红主任、刘延梅主任到杜口中学调研，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侯军、任晓旺等，市局孟局、史局等接待省专家一行。
2005年4月21日，由许爱红、刘延梅、刘吉林撰写的《农村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重大变革——解读杜郎口中学“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定稿会在杜口中学召开。
市教育局督学李正和县委副书记王维华等领导出席。
《当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1期以18000余字的巨幅发表该文。
2005年9月27日，国家督学马钊、省教科所所长王积众率领由省教科所、省教研室、省教育学会、《山东教育》杂志编辑部有关专家组成工作组到杜郎口中学现场办公，听课、座谈、调研，进一步肯定杜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并和市、县领导敲定了11月11-12日在杜口中学召开全省教育科研会议的相关问题。
副市长董金刚、市教育局孟昭星局长、史兆海副局长以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会议。
此后，董市长、市局和县政府领导多次到杜口中学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有关的问题。
2005年10月25日省教育厅陈光华副厅长、基础教育处杜处长和董市长、孟局长、史局长到杜口中学考察，对杜口中学的改革给于高度评价。
2005年11月12日，全省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现场会在杜郎口中学召开。
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使学校连续多年教学成绩名列前茅，特别升入高中以后的学生，明显看出优势，茌平一中前百名的学生中，这个学校输送的学生所站比例具有很大优势。
“三三六”自主学习新模式谱写出杜郎口中学的新篇章。
编辑本段基本理念 “给我一次机会，还您一份惊喜”，“我参与，我快乐；我自信，我成长”，在参与中快乐，在快乐中幸福，在幸福中成长。
变苦学为乐学，变乐学为会学，变会学为愿学，这就是杜郎口中学的教学观。
编辑本段基本内容 杜郎口中学自主创新的“三三六”模式，即课堂自主学习的三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自主学习三大模块：预习、展示、反馈；课堂展示的六环节：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编辑本段教学原则 1.民主性：教师不是高高在上知识的统领者，也不存有话语霸权，课堂专制，有的只是平等的人格，学习的伙伴。
以相信学生、发动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为宗旨，学会对话、商量、征求甚至请教、道歉。
高举尊重大旗，实施感动教育，创设民主、宽松、自主、和谐的良好环境。
2.问题性：问题造就磁力，问题是具有吸引性、竞争性、探究性、创新性、实践性，是学生学习知识，训练思维，增长智慧，培养能力，造就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
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产生兴趣、动力。
3.创新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的精神，尊重他们的奇特思维，引发他们的求变、求异、求新、求奇的内驱力，营造一种标新立异、创新超凡的竞争氛围。
树立异曲同工、独具匠心、天斧神工、巧夺天工、举一反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风气。
4.拓展性：以教材为例子，要注重知识的源头、过程、联系、结合，以本节知识为核心作好辐射与延伸，引发学生浮想联翩，上接下连，左顾右盼，构建网络，形成综合连体，千丝万缕，星星之火，燎原之势。
5.尝试性：高明的教师引导学生走路，笨拙的教师牵着学生走路，无能的教师代替学生走路。
教学中最重要的是放手，让学生亲身感受、体验、分析、总结。
懒惰是培养出来的，哪里有事无巨细，越俎代庖的人，哪里就有快乐的懒汉和庸人。
6.实践性：学习切实注意联系实际，运用活生生的事例，学生的生活经历及听到、看到的事件来促进学生的理解、剖析、归纳、总结、把握事物的本质，要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听来的容易忘，看到的记得牢，做过的学得好。
7.技巧性。
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特点、规律，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总结知识内在的技巧，分清层次，记住要点，开展好相应总结，纲举目张，上课不是死记知识，而是找方法，寻规律、抓特征。
8.全员性。
不搞精英教学，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尤其对薄弱生要倍加关爱，尽最大可能提供方便、机会，让其展示自我，树立信心，培养其勇敢精神和竞争意识，分层次教学，合理安排不同任务，逐渐缩小优弱差距，力争让最后一名也能成才。
9.主体性。
把学习的权利，学习的空间，学习的机会，学习的快乐还给学生，教师扮演的是引导者，组织者，调控者，而不是主讲者，解答者、操作者。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让他们当好竞击者、表达者、展示者。
10.合作性。
师生、生生、组生、组组、优弱加强合作，互补共赢，相互点评、指正、借鉴、补充、心灵碰撞、人格感染、智慧启迪。
编辑本段实践特点 1、关注全体学生的生存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
帮助学生建立明确持久的学习动机，引领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规律和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书写习惯、语言习惯等，达到知识和能力的共同进步，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
2、关注全体学生的生存状态 教学改革关注学生的情感、心灵，让学生学得主动、生动、灵动，有真情、真趣、真意，让学生的生命充满生机与活力，真正能够确立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唤醒学生蛰伏的主体意识，形成持久的情感内驱力，从而有利于其个体的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3、关注全体学生的生命价值 教师宽容和鼓励学生不合常规的课堂表现。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不唯师、不唯书、不迷信权威，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与独特性，最终实现提升学生创新品质的目标。
改革立足于其个体的自我学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编辑本段两大模式 “三三六”或“10+35”模式 “三三六”自主学习三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自主学习三模块：预习、展示、反馈；课堂展示六环节：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所谓立体式就是：教学目标、任务是新课程要求的三维立体式，将学习任务分配给每个同学、每个小组来完成，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每个小组的集体智慧，展示模块就会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思考与交流； 所谓大容量就是：以教材为基础，拓展、演绎、提升，通过各种课堂活动形式展现，辩论、小品、课本剧、诗歌、快板、歌曲、绘画等等； 所谓快节奏就是：在单位时间内，紧扣学习目标和任务、通过周密安排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达到预期的效果。
预习模块主要任务是：明确学习目标，生成本课题的重点、难点，并初步达成学习目标。
展示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交流预习模块的学习成果，并进行知识的迁移运用和对感悟进行提炼提升。
反馈模块的主要任务是对前面的课进行反思和总结，对预设的目标进行回归性的检测，本环节尤其突出“弱势群体”，让学生说、谈、演、写，进一步检查落实情况，达到三维目标。
“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以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参与为特色，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老师仅用极少的时间进行“点拨”。
他们把这种特色叫做“10+35”（教师讲解少于10分钟，学生活动大于35分钟），或者“0+45”（教师基本不讲），充分引导学生，营造以学生自学为主，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2]编辑本段课堂流程预习课 预习课是杜郎口教学模式的预习模块，是教育教学的重要起点。
在杜郎口学校有这样一条规定：没有预习的课不准上，同样，没有预习好的课也不能上，预习要至少占到课堂的百分之七十。
在预习课中，教师首先分发预习学案，学案的内容包括：预习重难点、预习方法、预习提纲、预习反馈、预习小节等，在课堂中的一般操作如下： 第一，给学生五至七分钟的阅读文本知识的时间，在阅读文本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种不同的形式，如自己独立阅读，小对子比赛读，小组讨论交流，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读，也可以到黑板上把重点知识标注下来，还可以到教室外面去，几个同学在一块交流、板书，还可以到其他小组去，甚至有的同学利用教室内的多媒体上网查阅资料，利用图书室的图书查阅资料等等。
第二，小组长带领组员进一步细化预习提纲上的知识点，并对课本上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疑，教师穿插其中，解疑解惑，指导学生。
学生也可以自由发言，向同学、老师提出不同的问题，师生共同解答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第三：结合预习提纲，教师分配学习任务，为下面的预习展示做准备，大约三分钟的时间。
第四：学生以组为单位，把自己组分配到的任务进行文本知识的讲解、分析、拓展，学生点评，教师点评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
第五：学生做一些典型题目进行预习反馈，反馈一般以题目的方式进行，可分为基础闯关和能力升级两部分。
学生可以到黑板上板式，也可以是小组长进行抽查，教师抽查等等，并及时公布反馈的结果，对个人、小组进行评比，一般用五至七分钟时间。
第六：课堂小节。
学生自由发言，说出自己在本节课中的收获，还可以提出不同的见解，发表不同的看法，师生共同互动。
最后，教师综合学生在本节课的知识掌握情况，对下一节课的内容提前做好预设。
展示课 展示课就是展示预习模块的学习成果，进行知识的迁移运用和对规律进行提炼提升。
一般是遵循展示课上的六环节来完成的，先说一下展示内容的选取，简单的问题不展示，无疑问的问题不展示，展示的是重点问题，难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一题多解的问题，能拓展延伸，提高学生能力，开发学生潜能的问题，体现在预习提纲上的多数是能力升级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展示的问题不是预习提纲中的所有问题；二是选取有价值，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展示。
展示过程如下： （一）预习交流（1~2分钟）。
目的是巩固解决问题所运用到的知识点，为学生顺利的完成本节课的任务扫清知识上的障碍，一般通过学生交流预习情况，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二）确立目标（1分钟）：基本知识巩固之后，教师据此说出本节课的目标和重难点，展示课上的目标与预习课上的目标不完全不同，展示课上的目标除了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之外，更侧重的是规律和方法的总结，以让学生形成技能和技巧。
（三）分组合作（6-8分钟）：教师将本节课需要展示的问题分给六个组，然后每个组长负责再将任务分给组员，组员分工合作，一般分配原则是：中下游学生讲解、分析、优生点评、拓展，学会把题目、分析、重难点（题目涉及到的知识点等），在这个环节需要注意的是：①各组任务尽可能的均衡，每个小组分配任务的多少应根据题目的难易来确定，如果此题目有不同的做法，或能够根据此题目进行拓展或延伸，或能够进行变式训练，一般是两组一题，如果题目涉及的知识点较少，规律和方法较少则一组分一个题目。
②明确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有时间限制，学生就会有紧张感，行动起来会迅速一些，在课堂中经常采取评比、报道的方式，根据各组同学完成任务的快和慢，版面设计的美观情况对各小组进行排序，并加相应的十分、八分、六分、四分、二分、零分等。
（四）展示提升（20分钟）：通过分组合作对问题的再交流，学生对本组的问题进一步的理清思路，加深了理解。
展示的过程是，一般是从一组开始，到六组顺次展示，也可以从六组开始，对题目进行讲解、分析，其他同学进行点评，说出此题所运用到的知识点、解题关键点、易错点、总结的规律，或由此题进行知识拓展、变式训练等，学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其他同学或教师给予解答等等。
在实际操作中，为了增强学生展示的积极性、主动及精彩性，教师们通常采取各种评比方式，比如小组内全员参与的加五分；有开场白、过渡语的根据精彩性加五至十分；能主动参与其他组的分析、点评的加十至二十分，能利用不同形式如顺口溜、小品、歌曲等加二十至三十分等等。
最后，根据各小组的得分进行排序，教师及时进行点评、表扬或鼓励。
（五）穿插巩固 (3分钟)：学生展示完后，给学生几分钟的时间对自己组没有展示的题目进行疑难交流，重点是小组长对组员进行帮扶或检测。
（六）达标测评 （5分钟）：可以是学生谈收获，大致内容为“通过本节课，我学到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向其他同学请教”等，也可以是教师根据展示情况设置几个题目或问题进行单独抽测并及时反馈课堂效果。
反馈课 新授课的反馈，一般当作下一节预习前的一个环节，教师抽取上一节课展示不理想或重、难点题目，反馈偏科生及待转化生的掌握情况，也可选取与其相类似的题目，考查学生的迁移运用能力，目的是查缺补漏，促进提高，是促优补差的一种好方法，注意：相邻学生之间不完成相同的题目。
各小组长上黑板上对自己组的板演同学分板块进行指导，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学生反馈完后，点评自己组员的板演情况，教师对于出错多的共性问题进行点评、强调，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或进一步训练、强化一节课，或进入下一节课的预习[3]。
编辑本段成功解析形成背景 杜郎口教学模式创造出了教育教学的奇迹，使得差点儿被撤并的、一所农村教育教学双差校问题校起死回生。
杜郎口中学是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镇的初级中学，1996年时，该校以乱闻名，面临即将被撤并的窘境。
1997年始，在崔其升校长带领下，该校针对课堂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围绕落实学生主体地位，实践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原来全县倒数一二名上升到前三位，一跃而成茌平县初中教育教学的“东方明珠”，连年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单位。
聊城市把杜郎口中学树为初中教学改革的样板校，被山东省教科所称为农村教学改革的先进典型。
该校改革采取了一种先动根后动梢的正常程序，从改革评价方式为先导，考核教师以课堂教学的优劣作为根本依据，衡量教师教学成绩的重要指标是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人数除以班级总人数的比例。
基于“教育即解放，释放人的潜在能力，挖掘人的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评价先后提出了“举手积极，声音洪亮，辩论热烈，争问抢答，欢呼雀跃，多种角度，创新实践，笑逐颜开，热闹非凡”、“敢问，敢说，敢爬黑板（敢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敢下桌讨论”等标准，由此改革教学模式，逐步完善为“三三六”自主教学模式（即：课堂自主学习三特点：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自主学习三模块：预习、展示、反馈；课堂展示六环节：预习交流，明确目标（目标由师生共同提教师初稿，学生补充出），分组合作，展现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
其改革教学的根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关注生命”，据此提出了“为学生的生命质量负责，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适应学生的发展，一切促进学生的发展”。
模式特点 1、杜郎口教学模式的课堂特点 ①预习（或自学）是最重要的环节。
学生没有预习的课不准上，学生预习不好的课不能上。
预习就是正课，自学就是正课。
②“先学后交，当堂达标”。
“先学后交”与“先学后教”音同字不同，“交”是更宽泛的“教”，体现了合作学习、交流学习、交叉学习。
教室都是方阵式排位，四桌8人一组，没有散兵游俑，没有孤兵作战，没有“独立思考”（开小差），且平行分组，均衡搭配。
③目标性、目的性强。
有预设目标，有预习提纲。
体现了目标教学的精髓。
④课堂评价直接实际，导向明确 用学生每节课参与的人次数（参与度）来评价本节课
⑤学生建立“一帮一”学习制度。
共同捆绑记分
形成“共同体”
考试时看二人的平均分，组与组之间看小组平均分，有效的缩小好学生、学困生之间的差距，调动他们积极性。
2、杜郎口教学模式的课堂角色转变 ①黑板是学生的，甚至地板也是学生的（大片大片地写出来交流）；讲台是学生的，甚至整个讲解过程都是学生的；学习知识的初始权是学生的；疑难问题的发现权是学生的。
②营造真正“三动”的课堂：动脑（预习阶段）、动手（展示阶段）、动口（交流阶段）。
③真正落实“三讲三不讲”。
④教师：“退居二线”——纠偏、点评、总结、释难。
杜郎口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低效课堂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后者的课堂多是教师表述的课堂，甚至是表演的课堂，学生不痛不痒。
虽然讲的很到位、很清晰、很精彩，但真正听懂（注意力能集中起来且能跟上你的思维）的只有一半，一半中听了能记住的只有一半，记住的一半中能重述和再现的只有一半。
多讲的弊端在于：大部分时间被一人充斥，大部分学生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实践训练，没有进行自我加工、重复加工和深加工。
一句话，或没有留下烙印，或留下了但不能翻刻出来。
课堂是要讲的，不讲不成课。
但怎么讲
尤其是讲多少
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课堂的本质在“学”而不在“讲”，要把充足的时间留给学生学。
讲也是学的一种方式，但不能成为几乎唯一的方式，学的方式应多种多样，尤其应探究主动学和自己学有机结合的方式。
3、杜郎口教学模式的精神支柱 ①励志：激发斗志、鼓舞士气、树立信心是提高课堂效益的最大保障。
（有氧学习） A:是让本次自己不理想的成绩再次重演，还是将不服输的志气转为行动
B：中考，离我有多远
（时间）我，距中考有多远
（实力） C：别人都在进步，你还在等什么
②敬业：取得教学成绩的基本前提（主动工作）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课本，一个教室。
艰苦环境，简陋设施搞改革。
A：几乎无奖金。
B：公示栏：每天公布上课情况、晚自习情况。
C：支 撑：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
③总结：校本提升（享受荣誉） 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形成经验，不断地推出成果。
模式启示 1、课堂能改，必须改。
2、课堂是舞台，学生是演员，老师是导演。
课堂真正的还给了学生。
杜郎口经验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大多数讲课的是学生，给学生解答题的也是学生，老师只是起到了组织和点拨的作用。
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其学习的潜力也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
学生在课堂上是快乐的，就会激发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实现 “要我学”为“我要学”。
3、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
我们原先总认为有些知识点太难，老师不讲学生就不会，或者有些要求太高，学生做不到，但杜郎口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老师的指导到位，有些不可能的事情也会成为可能。
4、课堂的备课是至关重要的。
采用杜郎口教学模式，并不像有些老师所认为的那样，老师不用讲了，上课轻松了，，实际上，老师的备课量应该是加大了，老师更应在备课上下功夫，一方面在准备教材的难度、深度方面需要老师考虑周全，另一方面备学生的难度加大了，老师在备课过程中，要充分预见学生在讲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把握住教材的深浅，学生如果在讲解过程中出现了大大超出教材难度本身的话，应当策略地给其纠正，如果重点不清、概括性不强的地方，老师应当适时地进行归纳补充。
另外原先课堂的时间主要是按照老师的讲课来定的，但是现有的模式更需要多考虑学生在讲解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要求学生讲解要简练、明了，更要求老师教给学生方法，收放要得当，逐步养成好的习惯。
5、每堂课最后，应当增加一项成果分享，也就是说对于本堂课的重点内容进行归纳梳理，将本组讨论的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向全班作汇报，在教学过程中既培养学生学会“善思”，又激起了学生归纳学习方法的积极性，逐渐养成勇于解决问题的习惯。
6、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所有学生的表现，在班级中成立学生学习小组，固定人员，做到兵帮兵、兵练兵、兵强兵。
好差结合，好帮差结对子。
考试时看二人的平均分，组与组之间看小组平均分，有效的缩小好学生、学困生之间的差距，调动他们积极性。
尤其充分关注后进生，在课堂上尽可能地提供机会让后进生出头露面，使他们逐步克服胆怯和自卑心理，慢慢树立自信，走向成功。
缺点自己总结吧
党和国家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
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
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
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
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
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
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
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
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
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
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分析乡村政治时，所谓“国家”更多地是指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
在普通农民眼中，国家是与“官”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接触到的“官”便是乡镇干部。
而“社会”则指村庄和村民，在概念上与国家相对分。
是故，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视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乡政村治”这一术语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分析思路（注：“乡政村治”这一术语是张厚安教授对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关系的一种概括。
所谓“乡政”是指乡镇为一级政府组织，属于国家的范畴；而“村治”指村庄实行村民自治，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属于社会的范畴。
可见，“乡政村治”是从组织性质和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关系的。
乡村之间的实际关系远比这一术语丰富和复杂得多。
）。
在此，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是根据政府（行政）组织的边界来确定的。
这一做法自然有一定的理据，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历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来说，“乡政村治”格局的确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这一区分只反映了复杂事像的一个方面，如果忽视其他面向，显然有过分简单化之嫌。
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乡镇政府在扮演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角色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定利益。
当这种特定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或有效约束之时，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搭便车和越轨行为。
各种形式的土政策虽然以政府的名义出台，但其实可能是完全违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与村庄发生的矛盾若要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一定要非常谨慎。
因为此时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往往与农民站在一起，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上，我们就经常能遇到类似的事例。
可见，政府并不总是以整体方式来行动的，相反它很可能解裂为许多的行动者，因此在运用“国家”的帽子时，应当有所谨慎[1]。
其二，虽然在组织性质上，村庄不属于政府系列，但由于村庄的特殊性质，它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亦作了明文的规定。
村干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同样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即使他们的身份并非国家干部。
这样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可以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畴来分析。
这意味着从方法论角度看，乡镇与村庄之间的组织边界并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天然边界[2](p213)。
诚如徐勇所说，“由于乡镇属于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管理的事务体现着各级政府的意志，通常被称为政务，即政府下派的任务。
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自治的范围主要是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事务，通常称之为村务，即社区自身的事务。
由于村隶属于乡，由乡所管理的政务必然会延伸到村。
这样，在村的范围同时存在着政务和村务”[3](p212)。
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结构的层面，我们还必须从利益代表和功能履行这两个角度来把握这一范畴的含义。
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停留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当我们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的乡村关系时，还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乡镇政府
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忽视政党组织的角色与作用是缺乏现实性的。
问题是如何从学理层面来解析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是否应该将乡镇党委包括进广义的乡镇政府范围之内（在宏观层面，这一问题的表述是：是否可以将执政党作为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类型，对此，有学者区分道：“一般而言，在历史上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曾经有过三种方式：一是执政党位居政府之上，由执政党作出决策，而政府成了直接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二是执政党根本不通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行使管理国家及一切社会事务的职能，即所谓‘党国’政治；三是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及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
）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辨证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应的党政关系结构。
一如胡伟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中枢。
中共组织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自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
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功能上看，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
只是，中共并未完全取代国家组织，而是使国家组织的存在更加有助于自身功能的发挥。
这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4](p98)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尚立从功能角度将国家等值于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认为“在中国，把党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力量纳入国家这个范畴是不合适的。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是政党并不因此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政党只有作为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于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党（执政党）自然可以归入国家这个范畴。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是执政的力量，也是领导的力量，作为执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导的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
所以在中国，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虽有部分重叠，但两者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
”[5](p153-154)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硬币的两个图面：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中共占据着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而且政党的高层组织事实上是作为广义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运作（因此党中央国务院经常联合发文）。
“由于……党和政府在人员组织上是一体的，所以，体制内领导和体制外领导在许多方面是互通的。
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党和政府关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党是决策核心，政府是政策执行主体。
党对国家领导所形成的党和国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是在党对国家全面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的。
同时，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和体制资源，因为，在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内的许多关系，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团体关系，都同时具有党内组织关系的性质，而党内的组织关系是强调组织间的领导与服从关系的。
”[5](p167)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政府系统之外存在着广大的党员以及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组织的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局限性。
对此，林尚立指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党作为政治力量归结到国家的范畴，并由此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党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与一般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
这种差别决定了我们不能像研究其他国家那样，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3](p152-153) 这一观点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它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考虑政党的因素（注：笔者写下这句话也是对自身研究反思的一个小结。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一文中，我曾使用“单结构双功能”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村委会的组织性质与承担功能之间的关系。
所谓“单结构”是指村委会的性质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所谓“双功能”是指作为一种自治组织，它既要承担自治功能又要承担行政功能。
这样的叙述在方法论上显然无视村党支部这一最为重要的组织之存在，故注定是片面的、不切合现实的。
今天看来，除了其他因素外，导致这种认识偏差的方法论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党与国家的联系，没有关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景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读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5月12日。
）。
由此，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被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角关系所丰富。
二、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两委关系的实践 不过，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要说明的是另一意义上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即使在考察国家体制内的政党活动时，也有必要将党组织的角色加以特别的处理。
我们以村民自治中两委“一肩挑”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从逻辑上说，两委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党政关系（注：杨光斌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它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在领导的实现形式上，党的组织存在于广泛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构成政治权力中枢的中央政治机关，还是基层的乡村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和企事业单位及群众团体，都有党的组织。
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关系中最根本的‘党政关系’，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国家’……。
因此，在中国，很多政治关系和重要政治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党政关系’的内容。
即使那些不直接关系到‘党’或‘政’的政治活动，最后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党政关系’的内容来。
”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乡村关系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分析范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范畴以及它们所描述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党政合一体制（西方称之为PARTY-STATE）下，政党组织被高度科层制化了(bureaucratization)。
在政府的每一层次都有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党的机构。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渗透着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注：严格地说，“党国关系”与“党政关系”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本文论述的脉络内，“忽视”这一区分不会导致大的问题。
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进行讨论。
）。
在基层政治中，这种联系表现为：党组织的角色既存在于纵向的乡村关系之中——乡镇党委与村庄党支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存在于横向的两委关系以及乡镇层面的党委与政府的关系。
党组织作为一个中介将村庄的两委关系与乡村的国家—社会关系联结了起来。
在全能主义政治时期，党政不分与国家—社会不分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实行村民自治显然是对公社体制的一种解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要素的成长实现的，而在党政合一体制方面并没有大的根本性变化。
因此，党政关系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制度性的，而且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交织。
在村庄政治层面，“村支部不仅仅是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即实现政治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
因为几乎所有上级下达的任务，即‘政务’，如计划生育、征兵、征购粮入库、收缴税费等都是由村支部组织实施的。
乡镇与村里每年签定目标责任书的第一责任人往往都是村支书。
乡镇干部下乡布置或检查工作也是直接与村党支部书记打交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是政务与村务的关系，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两委’冲突的实质就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政务与村务的冲突和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外显。
”[6] 事实上，在面临村民自治的冲击时，乡镇政府正是利用这一关联机制，通过（甚至强化）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来弥补由于实行村民自治而出现的失控可能。
“一肩挑”恰好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中介。
它成为不同制度安排的连接点和交汇区，因此，也注定要成为一个矛盾冲突的场域。
我们可以通过对乡镇干部的行为描述来把握／理解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乡镇干部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待村民自治的，其利益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人事安排方面的挑战。
村干部的传统产生方式主要体现了乡干部的意愿，因此任何新的人事制度变动，都意味着是对既成安排方式的一个挑战。
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村庄里，村民自治很可能意味着乡镇喜欢的村干部下台，而村民喜欢的“刺头”上台。
第二，与人事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行政管理任务的落实问题。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最迫切需要的是听话和负责的村干部。
由于乡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制约，乡镇干部无法亲自对村庄进行日常管理，以及亲自完成国家的行政任务，村干部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是自己的一条腿。
而且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乡镇的行政成本日渐增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更加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与配合。
但村民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会如何看待乡镇布置的行政任务
是否听话
很大程度上是未知数，这给乡镇行政工作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
第三，乡村于部在公务与私交中结成的利益连带关系，这种利害关系虽然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却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政治变量（注：在村委会直选之初，新当选的村主任挟民意而查帐，往往引发激烈的冲突。
在大多数情况下，乡镇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卷入这一冲突，从而凸显了乡村干部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
随着乡镇干部的换届和村庄班子的变化，这种利害钮结渐趋淡化。
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乡村干部之间的讨价还价或博弈越来越具有功利色彩。
）。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乡镇干部一般都不会由衷地支持村民自治。
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村民自治被看作一个外来的危险变量，是对“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一种颠覆和挑战（注：所有的乡镇干部都不喜欢村民自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武断的说法，笔者在最初的几年中几乎没有遇见内心支持村民自治的乡镇干部，但在2003年秋夏之交的两次走访中，遇见了几位开明之士。
何包钢与郎友兴在浙江的研究也发现乡镇干部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如此，作为制度层面的分析，只要基本结构与宏观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乡镇干部的基本行为模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它可能导致既有权威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双重解体。
前者意味着乡镇对村干部人事权的失控，以及由于这种失控而导致的行政管理的瘸腿；后者意味着非正式关系网以及在这一网络上发展出来的利益格局有可能受到冲击。
基于上述理由，在两委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乡镇不是一个独立的仲裁者，相反是这场游戏中倾向于与村支书结盟的一个玩家。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各地两委矛盾的报道中，乡镇干部一般都站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一边。
对此，何增科分析道：“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委会干部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村庄当家人角色意识和维护村民利益的保护人角色意识明显增强，而国家代理人角色意识和赢利型经纪人角色意识显著淡化。
而支委会特别是支部书记则更多地扮演着上级政府‘代理人’和‘盈利型经纪人角色’，村干部双重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外化为村两委特别是书记和主任的矛盾和冲突。
此外，在与乡镇党委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村委会在完成上级任务和维护村民利益有矛盾时，往往站在维护村民利益一边，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推掉，使乡镇领导甚感头痛。
乡镇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依靠村党支部来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同时在两委争执时有意无意地站在党支部一边。
”[7](p76) 从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视角来分析两委矛盾，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在两委冲突的背景下，村党支部是如何诉诸于乡镇干部支持的，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行政任务以及满足政绩冲动，是如何依赖于村党支部的。
在这一双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一肩挑的做法受到了乡镇政府的普遍欢迎——它有利于降低乡镇的行政成本。
一肩挑不但从结构上解决了两委冲突的组织基础，而且通过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可以有效地消解来自村民自治的挑战和潜在威胁。
图1和图2表示实行“一肩挑”前后，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的变化。
图1 “一肩挑”之前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2 “一肩挑”之后的乡村组织结构 图1和图2的对比显示，在实行“一肩挑”的情况下，乡镇与村庄的关系被简化了，法律文本规定的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以及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领导关系在理论上还可以区分，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辨识（注：项继权在村庄调查中发现，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形远远超出了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的范畴。
他指出，“‘乡政’对‘村治’的影响既有制度化的组织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来；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参与和协助。
这显然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一种‘指导关系’或‘领导关系’”。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国家法律与中央文件对两委职能的模糊界定恰好为这种关系替代提供了最好的屏障。
在这一“乡村权力结构复合体”中，村党支部成为一管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其功能状况直接影响到乡村复合体的有效运作。
事实上，为了便于控制，在实行“一肩挑”的地方，乡镇政府开会常常以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的名义来召集，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淡化村民自治的影响，强化（党组织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意识和领导关系，并利用这一点来贯彻乡镇政府的意志（注：在没有实现一肩挑的村庄，乡镇政府也有自己的控制办法。
例如，由包村干部决定村庄事务、对村主任实施架空法（乡镇开会不通知他）、任命村庄助理，执掌实际权力、村财乡管等等，类似的土办法可谓五花八门。
）。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时必须保证村党支部书记顺利地当选为村主任。
在不少地方，“一肩挑”再次刺激了乡镇“管选”的动机。
例如，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定越来越严格，将实现“一肩挑”的比例作为一种行政任务来下达（注：许多地方在村委会选举时，将实行“一肩挑”作为硬性指标来加以落实。
有的地方要求70%，有的地方甚至要求高达90%
在南方某省，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乡镇控制候选人的提名权。
），在选举过程中强调加强组织领导等等，从而将海选或直选产生的民主政治的活力和生气再次堵塞在瓶子里面，可以观赏，但不能实用。
三、小结 从制度设计来看，“一肩挑”结合了双重关系：它既包含了乡镇与村庄的“行政”关系，又反映了乡镇党委与村支部的党组织关系。
乡镇政府普遍欢迎“一肩挑”制度安排的奥秘在于：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下，乡镇政府利用乡镇与村庄党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来淡化甚或取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这一事实表明，在既有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加以通盘的考虑，而党政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联结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一个具体进路。
中医的起源
中是的传统医学。
习惯上中医指汉族的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还应包括藏医，蒙医医，彝医等等。
中医的特色是：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经络，脏腑，气血为形态功能基础，七情六淫为病因，阴阳失调，邪正相争为发病主要矛盾的独特理论体系；以药物内服外治，针灸，推拿，气功等为内容的丰富多彩的治疗手段；以及体现中医整体观点，包含理，法，方，药的“辩证论治”临床治疗原则。
中医在日本称为汉医或东洋医学，在朝鲜，越南称为东医，已成为这些国家具有其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
中医起源很早。
在成书于战国到泰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中医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中医辩证论治原则。
以后，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
以中医分科为例，《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伤科）和兽医。
到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
清初，从小方脉中更分出痘疹科。
但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和旧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排挤，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
新中国成立后，阻碍才得以消除。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建立中医院，创办中医高等学校，提倡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学。
80年代，进一步提出中医现代化，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多学科，多途径研究和发展中医。
中医辩证学是正确认识和辨别中医“证”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
所谓“证”，是症状和体征的集合，是疾病的临床综合表现，但又与“综合症”不同，它是中医特有的概念。
“证”是客观存在的病理状态，是中医病机的反映，表现了疾病过程中邪正相急和阴阳失调的情况，比较接近疾病的本质。
如临床表现为黄疸，肋痛，发热，口苦，尿黄赤，舌苔黄腻，脉弦滑数等，可辨为“肝胆湿热证”，是指湿热病邪蕴结在肝胆病位，邪气盛而正未衰，属于实证。
一种证可见于多种病，一种病的不同阶段也可出现不同的证，这就是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依据。
中医辩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中“治病者，取有余而益不足”的记载，可看作是辨虚，实证的萌芽。
《黄帝内经》中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等论述，可认为是中医辩证学最早的理论基础。
该书“风论”，“咳论”，“痹论”等篇已有脏腑辨证。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外感病部分，建立了一个外感热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并创造了汤方辨证法；其杂病部分发展了脏腑辨证的内容。
汉朝以后，历代医学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又发展了脏腑辨证，创造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并使八纲辨证，气血辨证，病邪辨证逐渐明朗化，具体化；汤方辨证则受到日本汉方医学家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对中医辨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突出的代表是蒲辅周氏从临床角度总结的治“乙脑”的辨证经验：例如1956年暑天，石家庄地区久晴无雨，当时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属暑温，用白虎汤获效；1957年同期，北京地区多雨，湿热交蒸，同样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为湿温，用白虎汤无效，改用通阳利湿法，收效甚佳。
由此，中医辨证的优截止性得到公认。
到了80年代，重点转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辨证，使之客观化。
某些证（如血虚证，肾阳虚证，阳虚和阴虚证，阴虚火旺证，脾气虚证，心气虚证，肝阳上亢证，寒热证等）的客观指标的研究已趋成熟，初步制作了部分证型的动物模型，并创立了微观辨证的理论。
“辨证学”这个具有哲学含义的名称是于此时出现的。
查看全部3个回答关于中医师承方式考职业医师资格...关注中域教育的人也在看中医师承培训，当然选择中域教育...免费咨询-更多详情;青岛中域教育信息咨询广告 相关问题全部中医最早起源于什么朝代中医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中医是指中国汉族的劳动人民们所创造了以传统医学为主体的医学，因此也被称为汉医，是一门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和预防的一门学科。
最早的中医是诞生于原始社会时期，而且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中医理念，以后又经过了历代的总结和发展。
扩展资料： 在中医学中，最有影响的医药神话是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
《中国医学史》作者陈邦贤说：中国医药之起源，历来有尊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者。
有尊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间接说明了针药的渊源，有尊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关于中药，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有尊黄帝使岐伯、尝味草目、典主医者，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即是借黄帝与岐伯之口，来传达中医学流传千古的理论体系。
此外，燧人钻木取火，使人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保护肠胃；有巢氏构木为巢，使人们避开了禽兽虫蛇的侵扰与外伤。
灸法起源于我国北方高寒地带，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是适应北方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发病特点而产生的；汤剂之创始者伊尹，为商汤之相，以滋味说汤。
《吕氏春秋》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
此外，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内经》时代，中国已经有较细致的记录人体内脏器官的形态、大小、容量等人体解剖记载，还有对人体呼吸、循环、消化等功能认识的记载，这些理论既有专篇论述，也穿插于其他说理性的篇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医51 浏览112732019-04-21中医的发展历史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
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
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
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
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
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
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
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
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
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
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
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极低。
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
上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革命。
中医新哲学观中医三个哲学观：整体观、辨证观，及新挖掘出的中医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新纳入的中医传统医学的相关信息将写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第26章内，该章节主要阐释传统医学的分类体系，将于2022年在世卫组织成员国实施。
扩展资料： 中医文化的发展-历史名医： 一、中医的起源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
炎帝部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今山西河南一带），与黄帝结盟击败蚩尤。
中华儿女将炎帝和黄帝奉为华夏始祖。
“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描述了神农氏为了医学实践和探索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奠定了中国医学的基础，后人为纪念他。
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医源自于原始社会，发源于黄河流域。
二、中医理论的奠定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
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擅长各科。
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名闻天下。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
著有《难经》。
开启了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方式的医疗里程，并一直沿用至今。
三、中医临床的灵魂 张仲景（约公元150——约公元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四、中医的变革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
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
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
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
华佗发明了茵陈蒿治疗黄疸病的方法。
创办了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五禽戏”，发明了麻沸散用作临床麻醉，比西方麻醉剂早1600多年，又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可以说华佗开启了中医临床的重要变革。
五、中医理念的进步 孙思邈（541年—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
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
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他是第一个提出对妇女和儿童单独设科的，（这也是最早的提倡妇女儿童保护意识的）。
他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医德”的人，也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的，第一创建巴豆排毒的，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
六、中医的完善 李时珍（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
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
考古证今，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于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
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种。
附药物形态图1100多种，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不足，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学著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医77 浏览85882019-03-23关于中医的起源的描述
中医学不是指中国的医学，而仅指中国的传统医学。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包括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临床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四种方法，称为四诊。
四诊各有其独特作用，不能相互取代，在临床上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对病症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医临床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针灸疗法、刮痧疗法、推拿、拔罐疗法等。
针灸疗法是指针刺或火灸人体穴位来治疗疾病；刮痧疗法是使体内的痧毒，即体内的病理产物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证的目的；推拿在人体经络腧穴及一定部位上施以特定的操作手法或肢体活动来防治疾病和保健强身的方法；拔罐疗是能使施治部位造成充血现象，从而产生治疗作用。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发源于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
周代已经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
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之后成书的《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是《黄帝内经》很好的补充。
秦汉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各偏远地区的药材不断进入中原，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即是当时流传至今的，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该书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
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
隋唐时期，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
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
宋代，中医教育受到重视。
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
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
另外，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当今医学古籍《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以来，明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
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8 浏览11712017-12-16中医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原始社会人们观察周围生活环境，为了生存通过长期和疾病做斗争，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广泛吸取了百家之长，为治疗疾病所用，产生了大量理论书籍。
医书因不会对统治者统治造成影响而被大量保存，但秦汉时期战争和汉朝统治者推行迷信进行思想控制，印刷技术限制，大量医书失传。
隋唐时期中医得到了长足发展。
宋金元时期由于战争医书又大量失传，仅《黄帝内经》在宋朝就两度失传，后经多方努力在四川找到孤本才得以重新问世。
但由于战争外伤，脾胃等理论得以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瘟疫流行，温病学得到了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切下，中医书籍被重新整理，装订，改编，并大量印刷，各国热爱中医人士共同努力，中医理论引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医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现在欧洲许多医学院都把中医理论作为必修课。
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将是大趋势，人类最终能战胜疾病。
5 浏览35192017-12-15中医起源中医起源很早。
在成书于战国到泰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中医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中医辩证论治原则。
以后，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
以中医分科为例，《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伤科）和兽医。
到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
清初，从小方脉中更分出痘疹科。
但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和旧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排挤，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
新中国成立后，阻碍才得以消除。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建立中医院，创办中医高等学校，提倡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学。
80年代，进一步提出中医现代化，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多学科，多途径研究和发展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