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谥号是什么?
隋丽娟教授的《百家讲坛——说慈禧》这个节目，已经出了很久了。
本来我早就想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都没能看成。
这个星期的星期四晚上，倩虹在宿舍里说，她的《近代史纲要》课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写一篇文章，好像题目就是《慈禧——中国历史的罪人》吧，每个人都要写，这件事勾起了我找隋丽娟教授的《百家讲坛——说慈禧》的节目视频出来看的念头。
由于今天时间有限，就只看了前三集，按理来说，我这样的人是没资格来评价慈禧的，因为我了解的太少。
但今天，我看了的这三集却让我颇有些小感触，下午补睡中午觉的时候，脑袋里面仍然在不断的感叹，所以就有了我的这一篇观后感。
希望我明天出门不要被满天飞来的臭鞋子砸死，能够活着回来，继续看，继续写。
首先声明，我仅仅是想以一种比较中立的立场来发表我个人的一个异常浅薄的愚见，我不想反对“慈禧是中国历史的罪人”这个主流的观点。
慈禧这个历史人物，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比较负面的形象，因为她害得我们中国丧权辱国，沦为半殖民地，吃了好几场败仗，我们国家的百年国耻就是她害的，她是历史的罪人，应该永远地钉死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
我以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书上是这样写的，别人都是这样说的，我也是这样学的。
现在，我觉得，像这样人云亦云地跟风，简单地脸谱化历史人物，反而是一种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更加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希望我能用我自己的脑子作出我自己的判断，哪怕得出来的是个完全错误的结论。
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我宁愿要一个我独立自主想出来的错误结论，然后被别人批评指正，也不要一切都照搬照抄式地刻进我的脑子里。
前者我可以真正的学到东西，后者我无非是个无脑子的刻录机加复读机罢了。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做到客观公正，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很难做得到对慈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我无非是一个愚笨而且浅薄的后生，而且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所有研究的前辈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既然我这是一篇观后感，而且还是一篇不完全的观后感，那我就只能讲我看了的那前三集。
慈禧从17岁选秀女入宫，到后来执掌最高统治权，长达47年的统治，将近半个世纪
如果，单从她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劣行”就给她定义是昏庸无能，肯定说不过去。
她既然能从无名女孩入选宫中秀女，进入了水深火热的后宫之中后从比较低层的“兰贵人”爬上去爬到了后宫第二的地位，再到后来得到了皇太后的地位，摆平了慈安、肃顺、奕?等等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如果她真的是昏庸无能的话，她早在后宫斗争当中拜拜了，又怎么可能会有后来的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
所以，她不是昏庸无能，而是非凡之辈。
节目中，说慈禧身上的素质有五种：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乱、敢作敢为。
而这些，正是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
慈禧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女性。
我感叹的是，她实在是太厉害了，那种腹黑，那种手腕，那种强烈的企图心，那种对权力的极度痴迷等等的一堆，让我三分感慨七分生畏。
从踏进后宫，她就不甘于寂寞，对自己的人生之路深谋远虑、精心擘划。
用了两年时间，她就从后宫中人数不限的贵人级别升了一级，升到了人数只有6人的嫔，在三千佳丽的后宫中，不断地与后宫其他女人周旋，夺得风流成性的咸丰皇帝的宠幸。
然后，又想办法既不给别人留下把柄又请来了太医，治好她的病，抢先为咸丰生下了第一个皇子，地位就直线升到后宫第二。
又借咸丰体弱多病，自己拥有精通满汉双语的优势（慈安皇后没这优势），留住咸丰在她那里逗留，阅读批阅奏章，后来就由她来读奏章，再到后来由她来批阅。
她借此机会，了解了天下大事，了解了如何像一位皇帝一样处理政事，有后宫里的一个女人，成长为了一个政治家。
远远超越了后宫里那些仍在为争得皇帝的宠幸而斗得你死我活的那些妃嫔们，她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再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天津被攻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咸丰皇帝和其他妃嫔们只知道哭，慈禧却能临危不乱，让咸丰皇帝请恭亲王奕?来应对。
咸丰快要病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肃顺对咸丰建议，像当年汉武帝杀掉钩弋夫人，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那样，杀掉慈禧，以防将来由于皇帝小，大权旁落，母亲专权。
慈禧以退为进，最后在临死的咸丰皇帝面前抱着儿子痛哭，让咸丰不忍心杀她了。
咸丰在立遗诏的时候，将大权分给了肃顺等八大臣和慈安和慈禧，为的是让他们互相之间权力制约，既不能让大臣专权，也不能让母亲专权。
不过，在下一讲里面，这种制衡就被彻底打破了，这是后话。
“我长得美，你嫉妒我，可以，但你如果妨碍我，那我就一定要干掉你。
”真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詹天佑的故事
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詹天佑是第一位中国铁路工程师。
在他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拼搏，战胜千难万险，成功地建成了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这是我国铁路建设的一座最伟大的里程碑。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他的铜像至今巍然矗立在青龙桥车站，人们经过这里，都会肃然起敬，无限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詹天佑从小痛恨帝国主义，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
1872年，12岁的詹天佑赴美留学，发愤刻苦学习，于1881年学成回国，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铁路事业，当时我国修建的每一条铁路，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他常年奔波在野外山岭，和工人们同吃同住，风餐露宿；他在洋工程师面前从不低头，创造了使帝国主义为之感叹地伟大成绩。
如今，我国的铁路四通八达，飞速发展，提速再提速，正在向着现代化加速前进，而我国铁路事业的创业者、开拓者就是詹天佑。
他的爱国、拼搏和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我们要追随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富裕的祖国而奋斗、献身。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有关詹天佑的故事。
12岁赴美留学 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于1861年4月26日（农历3月17日）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他的父亲詹洪原是一个茶商，因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破产，只能靠种田维持一家生活。
詹天佑从小就从大人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反抗英法侵略的故事，也看到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詹天佑七、八岁的时候，被送到私塾里读书，但是，他对那些《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而喜欢摆弄一些机械。
他经常用一些捡来的小螺丝钉、小齿轮、旧发条做玩具，还用泥巴捏轮船、起重机，许多小伙伴都成天追着他一块玩。
在上学的路上，他经常站在工厂外面，观看里面的机器，运货车，琢磨来，琢磨去，常常忘记了上学。
有一天，他看着家中墙上的挂钟出了神。
那挂钟为什么会嘀嗒嘀嗒走个不停呀
为什么会打点呀
想着想着，他就动手把挂钟拆开，想看个究竟。
可是，再想按原样装起来的时候，怎么摆弄也装不好了，急得他满头大汗。
父亲看见，虽然有些生气，还是领着他到县里的钟表店，让他仔细看工匠怎么拆装钟表。
1871年底，詹天佑11岁了，已经在私塾读了4年多了。
父亲正在琢磨在他念完私塾以后，让他去做工挣钱。
这时，同乡谭伯村匆匆从香港来到南海，说那里正在选拔幼童出洋留学。
谭伯村也是一位商人，从小看到詹天佑聪明好学，非常喜欢他，也经常用钱财接济他们家。
谭伯村极力劝詹兴洪夫妇送孩子去参加留美考试，认为这关系孩子的前途。
詹兴洪却担心儿子年小，出这样的远门很不放心，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大好。
谭伯村表示，经济上愿意资助，而且把自己的四女儿许配给天佑。
这样才决定送詹天佑去香港参加留学考试。
1872年，詹天佑顺利通过了考试，父亲也在清政府的出洋“甘结”上签了字。
所谓“甘结”就是一种合同，可以说跟卖身契差不多。
比如，“甘结”中规定，必须听从清政府差遣，如有疾病甚至生死之险，概不负责等。
12岁的詹天佑经过半年的出国培训，于1872年7月登上了赴美的洋轮，开始了留学生活。
一开始，他进了美国的一个“诺索布寄宿学校”上小学，学英语。
1876年进入纽海文希尔豪斯中学（丘屋中学），两年后毕业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在美国留学期间，詹天佑学习非常刻苦，也很注意锻炼身体，立志为早日富强祖国而学习科学。
在120名留美官费生中，只有两人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获得学位，詹天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获得很高的评价。
学非所用 报国无门 1881年，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奉召回国。
当时，在清政府中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很激烈。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改良中国社会，而顽固派却因循守旧，千方百计维护封建统治。
由于顽固派吴子登等人多次向清政府密报称，留美学生不好好读书，成天沉溺于游玩交际，甚至信奉洋教，加入美国秘密政治社团，离经叛道。
清政府担心这些留学生成为逆端，危害朝廷，而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押送回国，交地方政府管束。
留美学生回国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接见。
按当时清朝的规定，学子们必须身穿长袍马褂，头结长辫。
詹天佑出于无奈，脱下了西装，罩上了长袍，但说什么也不肯戴假辫子。
在接见时，李鸿章正襟危坐，看到这些留学生直挺挺的叉腿而立，既不屈身，也不作揖，特别是看到詹天佑头上没有长辫，大发脾气，大声嚷道：“离经叛道，无父无君
”说完拂袖而去，下令让这些留学生等候分发。
有些留学生，为了前途，想谋个好差事，就想方设法托人找门路，送钱送礼，而詹天佑都不肯去叩拜权贵。
最后，他被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海船驾驶，真是学非所用，风马牛不相及。
詹天佑的一颗报国心凉了半截，心想不如回家算了。
在好友严复的劝说下，詹天佑才忍气去了福州。
自此，詹天佑在回国后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在福建水师当驾驶官，在广州博学馆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英文。
1887年，詹天佑与谭伯村的四女儿菊珍结婚，但心中非常苦闷，学非所用，前途何在
何日能报效国家
正在詹天佑报国无门，十分苦闷的时候，他的老同学邝孙谋从天津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北上担任中国铁路公司的工程师。
他求之不得，就高兴的答应了下来。
决心献身铁路事业 1888年，詹天佑应邝孙谋之邀北上天津，担任了铁路工程师，他非常兴奋。
从此，他决心献身铁路事业，为国效力，为国争光。
他的一个心愿就是，中国的铁路要中国人自己修。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修建铁路，但都是由外国人出钱雇人修的。
詹天佑眼看着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自己的铁路，而洋人修的铁路都用来推销洋货，掠夺中的物产，詹天佑感叹不已
詹天佑在北上之前，特地回家乡看望了父母。
亲人们都为他北上有了新的工作而高兴。
在路过上海时，詹天佑专门到吴淞凭吊了淞沪铁路的遗迹。
这是英国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十四年前，在通车时震惊了愚昧顽固的西太后，她认为这庞然大物的火车头，喷烟吐雾，拖着长龙轰隆隆的奔跑，“破坏了大清的风水”，因而下令用18万两白银从英国人手中买回来，拆毁所有的机车和铁轨，用轮船运到台湾，沉入了打狗湖之中。
多么愚蠢，多么可憎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看到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官督商办”，是中国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
中国商人提出中国铁路“与其修自洋人，不如修自中国人；修自官府，不如修自百姓”，但不被采纳。
由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贫穷，当时的中国铁路都是由外国人修建，向外国帝国主义贷款，由外国工程师领导。
詹天佑心中愤愤不平，他坚信，中国的铁路早晚要由中国人自己修建。
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先后参加了唐胥轻便铁路（以后延长到天津），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修路大权都控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詹天佑总是深入工地，实地组织工人施工。
到1905年5月，清政府才下令修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兼会办。
由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当时，为什么要修京张铁路呢
一些商人一再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
京张铁路是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可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交换，而且，对镇守北疆也很重要。
修建铁路的好处已经显现，不仅方便捷达，而且赚钱不少。
清朝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但英、俄两国都要抢夺修建京张铁路的权利。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为避免麻烦提出不用外国工程师，由中国工程师修建。
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反正中国修铁路一定要向他借钱，不愁控制京张铁路；帝俄则想，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还得向他们求援，甚至有的外国工程师还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议论，说詹天佑修建过这样的险要的铁路么
他能找到几个中国的铁路工程师
有的人还断言，詹天佑修小铁路还可以，修京张铁路肯定要失败。
詹天佑正在为修建京张铁路紧张筹划的时候，西太后突发奇想，下令要在当年十月初一她生日之前修成万寿山支线，她要坐着火车去颐和园过生日。
要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修成万寿山支线，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詹天佑只好咬紧牙关，同时领导京张铁路和万寿山支线两条铁路的修建。
很快，詹天佑完成了万寿山支线的设计和测量工作，但要修成困难很大，要在十月初一修成不可能。
西太后听说这一情况以后，竟然同意不用抢修万寿山支线了，詹天佑松了一口气，可以集中精力修京张铁路了。
詹天佑选定关沟线路。
修建京张铁路，最困难的是从南口到青龙桥这一段。
主要是山势陡峭坡度高，还需要修很长的隧道。
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每天骑着毛驴，亲自与工程技术人员去实地进行勘测。
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有时狂风大作，有时暴雨不断，他总是身背标杆和测量仪，奔波在崎岖的山间小路。
暴雨袭来，他和大家一起躲在崖石下，等天晴了，继续勘测，吃了不少苦。
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历尽艰险，前后勘测了三条线路。
一条是关沟线。
这条线路从南口至岔道城，长22公里，经过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尽是悬崖峭壁，坡陡路险，工程量大，而运输量有限。
第二条线路是热河线，从青龙桥绕过八达岭，转向东北方，经十三陵到延庆。
这条线路虽然长出15公里，但坡度较平缓，也无需开凿八达岭那样长的隧道，但要专门修一条运料的路，费时费钱。
第三条路就是现在修成的丰沙线，从西直门往西，绕过石景山，经三家店，到沙城附近出山到张家口。
这条线路比较理想，但山势更加峻峭，坡度小但要修隧道65孔，工程费用较高。
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詹天佑采用了关沟线路。
双机车“之”字线 京张铁路穿过崇山峻岭，坡度很大。
按照国际的一般设计方法，铁路每升高1米，就要经过100米的斜坡。
为了缩短线路，降低费用，詹天佑设计的线路则是每提高1米，仅需修33米的斜坡。
不过，这样坡度大了，火车爬山就更加吃力。
怎样使列车这庞然大物顺利开上山，詹天佑整天开动脑筋思索着。
有一天晚上，詹天佑苦思冥想列车爬坡的方法，到了夜深还未休息。
他的妻子和女儿陪伴他画图设计。
夜深了，屋子里很冷，女儿手指冻得有点僵硬，一不小心，将冰凉的剪刀掉在了地上。
詹天佑听见响动，从凝思中惊醒过来。
他看着掉在地上的剪子，突然大声叫道：“有了
有了
”他的妻子和女儿莫名其妙。
詹天佑非常高兴的说：“八达岭的铁路可以仿照剪子那样修建，火车一折一返地往上爬，不就可以翻山越岭了吗
”后来，青龙桥那段铁路修成了“之”字形线路，火车一曲一折的轻轻松松爬上了山。
当地人把这段铁路称之为“剪子岭”。
战胜千难万险凿通隧道 1905年12月12日，京张铁路正式开工。
在丰台，詹天佑亲手抡起大锤钉进了第一枚道钉。
成千上万的人欢呼，道贺。
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开工了。
修建京张铁路，谈何容易。
崇山峻岭，爬坡钻洞，又没有机械设备。
这还不说，清廷的达官显贵刁难阻挡，洋人造谣拆台，詹天佑面临的是千难万险，内外夹攻。
但是，一心爱国，决心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詹天佑毫不畏惧，坚信京张铁路一定能够建成。
硬闯贵族坟，铁路通南口。
京张铁路终于开工了，但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修铁路没有机械，连运送铁轨的车辆都没有。
开工以后，头根铁轨都是詹天佑和工人们推着平板车运到工地的。
当路轨铺到清河镇广家坟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硬钉子。
原来，这广家坟地的主人曾任锦州道台，与恭亲王载泽的孙女结亲。
广家依仗皇亲的势力，雇人卧轨，阻挡铺轨。
而广家坟地附近，还有慈禧太后父亲坟，郑王坟、太监坟。
左避右闪，铁路无法通过。
恭亲王坚持要铁路改线，并愿出银酬谢。
詹天佑哪里肯答应，他认为这是变相贿赂，宁可辞职也不能更改线路。
正在这时，恭亲王出洋回来遭到革命党狙击，吓得不敢出门，无心再过问广家的事。
广家只好应允铁路从墓地围墙外通过，但提出为保护风水，必须在附近挖一条小河，派三品官 设祭，还要立碑纪念。
工程队人员觉得这是无理取闹，詹天佑为修通铁路，答应派人去广家坟院拜祭，立碑之事不予理睬。
克服了重重困难，京张铁路首战告捷，1906年9月3日，通车到南口。
成功开凿4孔隧道。
南口通车以后，詹天佑领导工程人员又开始了京张铁路最艰难的一段工程——在关沟地带开凿四孔隧道。
四孔隧道包括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和八达岭隧道，总长1645米，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1米，其次是居庸关隧道，长367米。
居庸关山势非常险峻，岩石也很厚，开凿隧道非常困难。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詹天佑采用从两端对凿的方法。
詹天佑亲自教给凿工凿炮眼、下炸药的方法。
当开凿到洞中几十米的地方，山顶的泉水渗透的很厉害，洞中泥泞无法下炸药。
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领工人挑着水桶排水。
为防止两壁和顶部土方塌落，工程队员用水泥砌边墙环拱，筑起水沟排除积水。
就这样，终于在1908年4月12日凿通了居庸关隧道。
八达岭隧道最长（1091米）。
这么长的隧道从两头同时开凿不行。
詹天佑在隧道的中部开凿两个竖井，两个竖井都同时向两个方向开凿，使整个隧道分成三段。
这样，两个竖井同时向两个方向凿进，整个隧道的两头也同时向隧道里边凿进。
加快了工程进度。
但是，当时没有什么设备，比如，运载工人上下竖井，运送器材，炸药，运出土石和积水，因为没有升降机，只好用民间的辘轳架在井口，用人工升降。
隧道内没有抽风机，空气污浊，詹天佑就在井口架起扇风机，通过铁管往隧道里送进新鲜空气。
詹天佑处处为工人着想，和工人们一起在井下施工，总是身先士卒，得到工人们的拥护。
1908年5月12日，八达岭隧道凿通。
很快，其他两个隧道也先后凿通。
到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
詹天佑主要事迹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
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
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
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
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
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
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
”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
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
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
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
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
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
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
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
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
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
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
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
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
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
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
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
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
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
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
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
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
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
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
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
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
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
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
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
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
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
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
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
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
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
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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