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传播学怎么复习更有效率
考研传播学复习方法 1，系统的复习是把教材读薄、读厚、再读薄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对第一轮的复习主要是细而全。
2，一定要精读教材，即使对某一部分的内容不感兴趣，也要告诉自己慢慢读，一定要明确该部分的含义和说明的问题。
3，精读教材可以使自己在遇到陌生或胶着的问题时候不会感到紧张或不知所措，从而不至于大量失分。
4，在精读教材的同时要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可以适当关注一些最新的理论动态和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查找相应的资料辅助理解和记忆，可以有意识地借鉴别人的观点，从而拓宽自己的思路。
5，在整理教材时可以根据需要作一些笔记摘要，实践证明作笔记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把笔记和教材互相结合着看，这样有助于各个知识点的系统化记忆。
6，跨专业考研的，要对新闻传播学的复习尤为重视，一定要多读相关的资料，深入了解所报考专业的学科背景，不断加强对专业课的理解程度，或者是借专业课的笔记来看。
（1）首先，要了解考查的题型、范围和知识比例; （2）其次，考生要了解考查重点;再次，一定要总结规律性的东西; （3）最后，还要要总结出属于自己的知识脉络，把分散的知识点按宏观视角串联，有助于整体记忆和应对简答论述。
7，建议在第二轮复习的时候以整理专题为主，这样才会对各个知识点能够更加细致的掌握，而专题有两种整理的方式： （1）一是按照新闻传播学常用的考试题目类型整理，主要是按照名词、简答、论述三种题型来进行整理。
整理的时候有六点要注意： ①把历届的考试题进行标注; ②把考试大纲列出来的标记; ③一定要穷尽所有的知识点，即所有的能够出成名词、简答、论述三种题型的知识点都要做整理; ④整理的方法要简单，千万不要抄书; ⑤把自己认为是重点的地方做一个标记; ⑥把以上重合的地方标记出来 （2）第二轮的时间不用太久，相反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大的信息量。
这样做一是可以给自己的复习提高进度，更能增加单位时间的复习效果;二来可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刺激性和挑战性。
1我国传统音乐的五大类分别是什么
请说出中国民歌的艺术特点及民歌与其他民歌音乐的关系分别是什么
一共找到这么多便抄老师不看，她在报复 第一题 传统音乐的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
且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基督教音乐、伊期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导迎及巡幸乐、宴乐。
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 首先，从音乐的构成上来说，中国音乐是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音乐。
所谓五声调式，是由指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组成的调式，类似于现在简谱中的“1、2、3、5、6”。
民族音乐中的六声调式和七声调式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在音乐的表现形式上，中国音乐注重音乐的横向进行，即旋律的表现性。
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一样，在艺术风格上，中国音乐讲究旋律的韵味处理，强调形散神不散。
传统的中国音乐作品在旋律进行上常常以单旋律的方式进行，对和声的运用较少。
民歌即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
源于人民生活，又对人民生活起广泛深入的作用。
在群众口头的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
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样。
有多种体裁和形式，主要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调和多声部歌曲。
我国民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常与乐舞结合在一起，如传说中葛天氏之乐的八首歌。
现存《诗经》中的国风，是西周到春秋中叶十五个地区的民歌歌词。
这以后的《楚辞》、汉乐府、唐曲子，直至明清小曲，或者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民歌，或者本身就是民歌。
在近现代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人民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新民歌，有的在原有曲调上填上新词，有的在音乐上也有相应的发展。
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也各具特色，绚丽多彩，又共同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各种音乐艺术形式，器乐、歌舞、曲艺、戏曲常从中吸收营养，并转而促使它加工提高。
专业音乐创作也常以它为素材，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
中国民族音乐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和民间戏曲音乐。
分类的话，我想你想知道的应该是民间歌曲的分类。
我国民间歌曲的分类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分类，从功能、体裁和题材都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各自的方法。
汉族民歌的分类方法可以分为：山歌、号子和小调三大类。
山歌：旋律悠扬，如信天游、花儿等都是山歌 号子：节奏性强，旋律性较弱。
在劳动时演唱，有船工号子、搬运号子等等 小调：旋律婉转，如沂蒙山小调，茉莉花等等。
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分类也有很多： 如蒙古族民歌可以分为：长调和短调 藏族民歌按体裁分类有：酒曲、扎年弹唱、歌舞歌曲、情歌、劳动歌、儿歌、歌、山歌和婚礼歌等 还有很多其他的分类，以上是简单介绍，如果想知道可以再提问。
第二题 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的民歌体裁是山歌 民歌《康定情歌》「西部歌王」王洛宾於1996年去世後，1997年4月1日，四川《甘孜日报》刊登了郭昌平研究《康定情歌》的文章，认为《康定情歌》非王洛宾所作，而是由他人收集、作曲家江定仙钢琴配曲、歌唱家喻宜萱演唱的。
与此同时，还悬赏一万元寻找原作者。
由此，中国第一情歌《康定情歌》著作权引发争议。
後来经过他不懈努力和研究，最近找到了《康定情歌》最早的收集者－－吴文季。
中国的民歌经过千百年来的积累，浩如烟海，按体裁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山歌、小调、劳动号子。
山歌比如：康定情歌，牧歌。
小调比如：茉莉花，天黑黑。
劳动号子比如：川江号子，黄河船夫曲等等。
风格上，小调：委婉流畅、细腻优美。
号子：铿锵有力、粗犷豪放。
山歌： 高亢嘹亮、自由舒展。
山歌中国民歌的基本体裁之一。
流传分布极广，蕴藏也极为丰富。
一种看法认为，凡是流传于高原、山区、丘陵地区，人们在各种个体劳动如行路、砍柴、放牧、割草或民间歌会上为了自慰自娱而唱的节奏自由、旋律悠长的民歌，就是通常所说的山歌。
另一种看法认为，从体裁特征而言，草原上牧民传唱的牧歌、赞歌、宴歌，江河湖海上渔民唱的渔歌、船歌，南方一些地方婚仪上唱的“哭嫁歌”，也都应归属于山歌。
因为它们同样具有在个体劳动中咏唱，歌腔自由舒展，自娱自慰等基本特征。
一般来说，这种广义的山歌概念更有助于我们对山歌体裁艺术特色的理解。
中国山歌的流传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高原、西北黄土高原、青海高原、新疆高原、西南云贵高原、秦岭大巴山区、大别山区、武夷山区、西藏高原一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传播区及其品种有：内蒙古草原的各种“长调”歌曲，晋、陕、内蒙古西部的“信天游”“山曲”“爬山调”，宁、甘、青地区汉、回等族的“花儿”，新疆各民族的“牧歌”，陕南、川北的“姐儿歌”“茅山歌”“背二哥”，大别山区的“慢赶牛”，江浙一带的“吴山歌”，赣、闽、粤交汇区的“客家山歌”、云、贵、川交界地带的“晨歌”（又名“神歌”）、大定山歌、弥渡山歌及各族山歌、各藏族聚居区的“藏族山歌”及广西的各族山歌等。
第三题 音乐素养的重要性主要是体现在素质教育中，现在很多学校特别是中学音乐课有就犹如没有一样，一边在课程中编排音乐课，一边又被文化课占据。
音乐教育与思想道德素质，音乐教育与情意素质 ，音乐教育与智能素质，以及音乐教育与身心健康素质，这些都是音乐素养的重要体现。
音乐教育与思想道德素质：学生高尚道德道德品质的形成及人生 观、世界观的确立，需要精心培育和塑造，而音乐教育是塑造的重要手段，能给学生以精神影响与滋养。
音乐教育与情意素质：音乐的集中性、精微性、表现性及形象性，要求 学生具备非智力因素的诸要素，从而形成一种坚韧不拔的情意品质，这种品质会赋予他们对学习的高度自觉性 和责任心，使学生会思维、会求知、会生存，对他们以后事业和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音乐教育与智能素质：在 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基础上，提高学生理解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
演奏时手指动作越复杂， 越灵活，越娴熟，对大脑神经系统越有联系和得到锻炼，使大脑灵敏、聪慧。
同时，训练学生“音乐的耳朵” ，能听懂音乐，感受音乐的美，开阔学生的视野，能获得和追求美好的事物。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 ，更有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培养学生的智能素质打好基础。
音乐教育与身心健康素质： 跳健美舞，做健美操，随着起伏的旋律，欢快的节奏，中学生身心都得到愉悦 和锻炼。
另外，练习歌唱时，做平缓的胸腹深呼吸运动，能锻炼肺活量，对心、肺都有保健和按摩作用。
尤其 是大合唱，优美的歌声，使学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不仅能培养学生一种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更能 锻炼学生有一个身心健康的体魄。
总之，学生的音乐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刻不容缓。
现代教育越来越需要生动活泼，生气勃勃，充满创 造性和娱乐性的教育形式。
越来越需要将音乐教育引入德、智、体、劳诸育之中，来完成对中学生人格的塑造 。
重视音乐教育，是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得到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
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培养跨世纪 建设人才的关键。
因此，音乐教育是中学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加强与提高层次。
作为美育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它对于陶冶情操、品行修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起到独特的作用。
音乐学科除了教学生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歌唱知识和技能外，还有一个教学任务就是音乐欣赏。
即审美教育．它包括纯正的审美趣味，正确的审美观点和高尚的审美理想。
这种审美教育有赖于美的陶冶，“这种陶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影响作用，具有很强的内化力。
” 通过对中外音乐名作的欣赏分析,充实学生的音乐感性认识,丰富音乐知识,开阔音乐视野,提高音乐鉴赏的审美能力,同时为进一步学习音乐史论和其它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美国著名现代音乐家艾伦•科普兰在《怎样欣赏音乐》一书中说：“如果你要更好地理解音乐，再也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什么也代替不了倾听音乐。
”音乐欣赏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音乐欣赏的基本性质是感性的，因为在这项活动中，欣赏者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听觉去获得体验而不是借助理性去求得认识。
因此，音乐听觉欣赏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通的音乐审美活动。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来获得美的享受。
我们打开音响或走进音乐厅的大门，最终的目的都是让自己在轻松的状态下获得对音乐的听觉快感和美的体验。
倘若人人都刻意去追寻音乐所隐含的思想感情，作曲家当时创作的心态或是要聆听出旋律、节奏及音色，那么我想可能不会有人再去“听”音乐了。
音乐艺术的重要传播方式是声音，声音只为听觉而存在，人们只有通过聆听音乐才能品赏音乐、理解音乐。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但正是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行为，人的一种感性的体验活动，却需要人们长期的知识、观念、趣味等诸多因素的积累，与其说音乐欣赏是一个听的过程，还不如说是人的综合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
第四题 开设音乐辅修专业的意义 音乐欣赏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影响 （一）通过音乐欣赏课培养学生认识美、发现美的能力 音乐是一门特殊艺术，它既能细腻准确地反映人的情感，又能开启学生智力和大脑思维。
音乐教学是全面丰富的，教师不仅要教学生们唱歌，还要讲授基本乐理知识，让他们用音乐的语言去欣赏和学习音乐，并激发其去主动地追求美、感受美。
如在欣赏中国交响乐《梁祝》时，要求学生大胆联想，随着乐曲的发展进行合理性思维。
随着音乐的发展，学生呈现的“喜、怒、哀、乐”等表情，恰恰反映了其对善恶分辨的理性思维和发现美、追求美的能力。
而这些对美的体验与感知，正是通过音乐欣赏，由内心的体验而外露于表情的。
（二）通过音乐欣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为大学生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智力保证 欣赏者要在头脑中塑造完整的音乐形象，就必须借助于想象进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完全是由欣赏者主观控制的。
如果说作曲家是一度创作，演唱(奏)家是二度创作，那么欣赏者便是三度创作。
欣赏者在已有的感知材料上进行重新组合、合理加工，使其在大脑中创造出新的形象。
由于每个人的先天遗传情况不同，所以人的思维能力会具有与生俱来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大脑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的学习和训练。
如果进行音乐欣赏的训练，不仅能提高人们的乐感，而且会有益于他们的运动控制、记忆能力和思维发展，使脑的功能得到更多的开发。
（三）通过音乐欣赏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品质，达到德育教育作用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有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通过特定的音响，表现与交流感情和思想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向学生展示这些优秀作品的同时正是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教育的过程，使其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他们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过程。
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歌曲更是鼓舞了几代人，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赏析，完全可以达到音乐的德育教育作用。
（四）扩大了学生的人文知识，加强文化底蕴 古今中外的音乐珍品浩如烟海、绚丽多彩，如果仅仅是靠学生演奏和演唱音乐作品，是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的。
而音乐欣赏教学，可以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并学习人类音乐宝库中的珍品。
其次，音乐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
音乐艺术和文学、地理、历史、戏剧、舞蹈、绘画、社会生活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在欣赏当中，需增加多元的思考和多维的视角，识别各种不同风格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下的音乐特色，认识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形态下的音乐异同，体会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区别。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传统学科分类中间的一个。
西方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把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总学科中的一个分类，旨在针对非艺术创作类的，特别是非西方主流的音乐现象的研究。
随着时代变化，欧洲中心视角逐渐被学术界抛弃，民族音乐学的名称有了新的涵义，主要是针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的学科。
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主要是针对非艺术创作类音乐的研究。
由于当时建立学科的时候，我们还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并没有特别强调，或者是不敢强调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关系。
76年后，各学科开始进入正轨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提法逐渐淡化，而更多学校以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来定性这类型的研究。
进入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同样具有很强的交流使命感。
因此，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音乐学有了更多的交流活动。
在网上复制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找到还真不容易
当教师的前景如何
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都兰城。
笛卡儿是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
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一、笛卡儿生平 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的一个贵族之家，笛卡儿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笛卡儿在豪华的生活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
他幼年体弱多病，母亲病故后就一直由一位保姆照看。
他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
父亲希望笛卡儿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学家，于是在笛卡儿八岁时，便将他送入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学校，接受古典教育。
校方为照顾他的孱弱的身体，特许他可以不必受校规的约束，早晨不必到学校上课，可以在床上读书 。
因此，他从小养成了喜欢安静，善于思考的习惯。
笛卡儿1612年到普瓦捷大学攻读法学，四年后获博士学位。
1616年笛卡儿结束学业后，便背离家庭的职业传统，开始探索人生之路。
他投笔从戎，想借机游历欧洲，开阔眼界。
这期间有几次经历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次，笛卡儿在街上散步，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数学题悬赏的启事。
两天后，笛卡儿竟然把那个问题解答出来了，引起了著名学者伊萨克·皮克曼的注意。
皮克曼向笛卡儿介绍了数学的最新发展，给了他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
与皮克曼的交往，使笛卡儿对自己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探寻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的、具有普遍使用性的方法，以期获取真正的知识。
据说，笛卡儿曾在一个晚上做了三个奇特的梦。
第一个梦是，笛卡儿被风暴吹到一个风力吹不到的地方；第二个梦是他得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第三个梦是他开辟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
这三个奇特的梦增强了他创立新学说的信心。
这一天是笛卡儿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有些学者 也把这一天定为解析几何的诞生日。
然而长期的军旅生活使笛卡儿感到疲惫，他于1621年回国，时值法国内乱，于是他去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地旅行。
1625年返回巴黎，1628年移居荷兰。
在荷兰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笛卡尔对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通过数学家梅森神父与欧洲主要学者保持密切联系。
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是在荷兰完成的。
1628年，笛卡尔写出《指导哲理之原则》，1634年完成了以哥白尼学说为基础的《论世界》。
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1637年，笛卡儿用法文写成三篇论文《折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并为此写了一篇序言《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哲学史上简称为《方法论》，6月8日在莱顿匿名出版。
1641年出版了《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重要著作。
笛卡儿（Descartes,René）,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
他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 笛卡儿出生于法国，父亲是法国一个地方法院的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和法官。
一岁时母亲去世，给笛卡儿留下了一笔遗产，为日后他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
8岁时他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在校学习8年，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读了古典文学、历史、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
但他对所学的东西颇感失望。
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只能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惟一给他安慰的是数学。
在结束学业时他暗下决心：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于是他决定避开战争，远离社交活动频繁的都市，寻找一处适于研究的环境。
1628年，他从巴黎移居荷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许多在数学和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论著。
在荷兰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1634年写了《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看法。
1641年出版了《行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
他的著作在生前就遭到教会指责，死后又被梵蒂冈教皇列为禁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思想的传播。
笛卡儿不仅在哲学领域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笛卡儿又是一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在物理学、生理学等领域都有值得称道的创见，特别是在数学上他创立了解析几何，从而打开了近代数学的大门，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笛卡儿的主要数学成果集中在他的“几何学”中。
当时，代数还是一门比较新的科学，几何学的思维还在数学家的头脑中占有统治地位。
在笛卡儿之前，几何与代数是数学中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笛卡儿站在方法论的自然哲学的高度，认为希腊人的几何学过于依赖于图形，束缚了人的想象力。
对于当时流行的代数学，他觉得它完全从属于法则和公式，不能成为一门改进智力的科学。
因此他提出必须把几何与代数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真正的数学”。
笛卡儿的思想核心是：把几何学的问题归结成代数形式的问题，用代数学的方法进行计算、证明，从而达到最终解决几何问题的目的。
依照这种思想他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的“解析几何学”。
1637年，笛卡儿发表了《几何学》，创立了直角坐标系。
他用平面上的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点的距离，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上的点。
他进而又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表明了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实现发现几何性质，证明几何性质。
解析几何的出现，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代数和几何分离的趋向，把相互对立着的“数”与“形”统一了起来，使几何曲线与代数方程相结合。
笛卡儿的这一天才创见，更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领域。
最为可贵的是，笛卡儿用运动的观点，把曲线看成点的运动的轨迹，不仅建立了点与实数的对应关系，而且把形（包括点、线、面）和“数”两个对立的对象统一起来，建立了曲线和方程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函数概念的萌芽，而且标明变数进入了数学，使数学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由常量数学进入变量数学的时期。
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辨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
笛卡儿的这些成就，为后来牛顿、莱布尼兹发现微积分，为一大批数学家的新发现开辟了道路。
笛卡儿在其他科学领域的成就同样累累硕果。
笛卡儿靠着天才的直觉和严密的数学推理，在物理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1619年读了开普勒的光学著作后，笛卡儿就一直关注着透镜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参与了对光的本质、反射与折射率以及磨制透镜的研究。
他把光的理论视为整个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笛卡儿坚信光是“即时”传播的，他在著作《论人》和《哲学原理》中，完整的阐发了关于光的本性的概念。
他还从理论上推导了折射定律，与荷兰的斯涅耳共同分享发现光的折射定律的荣誉。
他还对人眼进行光学分析，解释了视力失常的原因是晶状体变形，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
在力学方面，他提出了宇宙间运动量总和是常数的观点，创造了运动量守恒定律，为能量守恒定律奠定了基础。
他还指出，一个物体若不受外力作用，将沿直线匀速运动。
笛卡儿在其他的科学领域还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创见。
他发展了宇宙演化论，创立了漩涡说。
他认为太阳的周围有巨大的漩涡，带动着行星不断运转。
物质的质点处于统一的漩涡之中，在运动中分化出土、空气和火三种元素，土形成行星，火则形成太阳和恒星。
笛卡儿的这一太阳起源的旋涡说，比康德的星云说早一个世纪，是17世纪中最有权威的宇宙论。
他还提出了刺激反应说，为生理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笛卡儿近代科学的始祖。
笛卡儿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
他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他所建立的解析几何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笛卡儿堪称17世纪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1649年冬，笛卡儿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安的邀请，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任宫廷哲学家，为瑞典女王授课。
由于他身体孱弱，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1650年初便患肺炎抱病不起，同年二月病逝。
终年54岁。
1799年法国大革命后，笛卡儿的骨灰被送到了法国历史博物馆。
二、笛卡儿的成就 笛卡儿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但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在其一生活动中则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他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哲学方面： 笛卡儿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
他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提出怀疑一切的“系统怀疑的方法”。
但他还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论证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存在。
他认为上述两实体都是有限实体，把它们并列起来，这说明了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上，他是典型的二元论者。
笛卡儿还企图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
他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
笛卡儿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他主张唯理论，把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演绎法应用于哲学上，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提出“天赋观念”。
笛卡儿的自然哲学观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完全对立的。
他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
同时他又认为，除了机械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存在，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后来成了欧洲人的根本思想方法。
◆物理学方面 笛卡儿靠着天才的直觉和严密的数学推理，在物理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1619年读了开普勒的光学著作后，笛卡儿就一直关注着透镜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参与了对光的本质、反射与折射率以及磨制透镜的研究。
他把光的理论视为整个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笛卡儿运用他的坐标几何学从事光学研究,在《屈光学》中第一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上的推证。
他认为光是压力在以太中的传播，他从光的发射论的观点出发，用网球打在布面上的模型来计算光在两种媒质分界面上的反射、折射和全反射，从而首次在假定平行于界面的速度分量不变的条件下导出折射定律；不过他的假定条件是错误的，他的推证得出了光由光疏媒质进入光密媒质时速度增大的错误结论。
他还对人眼进行光学分析，解释了视力失常的原因是晶状体变形，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
在力学上，笛卡儿发展了伽利略的运动相对性的思想，例如在《哲学原理》一书中，举出在航行中的海船上海员怀表的表轮这一类生动的例子，用以说明运动与静止需要选择参照物的道理。
笛卡儿在《哲学原理》第二章中以第一和第二自然定律的形式比较完整地第一次表述了惯性定律：只要物体开始运动，就将继续以同一速度并沿着同一直线方向运动，直到遇到某种外来原因造成的阻碍或偏离为止。
这里他强调了伽利略没有明确表述的惯性运动的直线性。
在这一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动量守恒定律：物质和运动的总量永远保持不变。
笛卡儿对碰撞和离心力等问题曾作过初步研究，给后来惠更斯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天文学方面 笛卡儿把他的机械论观点应用到天体，发展了宇宙演化论，形成了他关于宇宙发生与构造的学说。
他认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而不只是从已有的形态来观察，对事物更易于理解。
他创立了漩涡说。
他认为太阳的周围有巨大的漩涡，带动着行星不断运转。
物质的质点处于统一的漩涡之中，在运动中分化出土、空气和火三种元素，土形成行星，火则形成太阳和恒星。
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来源于惯性和某种宇宙物质旋涡对天体的压力，在各种大小不同的旋涡的中心必有某一天体，以这种假说来解释天体间的相互作用。
笛卡儿的太阳起源的以太旋涡模型第一次依靠力学而不是神学，解释了天体、太阳、行星、卫星、彗星等的形成过程，比康德的星云说早一个世纪，是17世纪中最有权威的宇宙论。
笛卡儿的天体演化说、旋涡模型和近距作用观点，正如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一方面以丰富的物理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方法为特色，起着反对经院哲学、启发科学思维、推动当时自然科学前进的作用，对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经常停留在直观和定性阶段，不是从定量的实验事实出发，因而一些具体结论往往有很多缺陷，成为后来牛顿物理学的主要对立面，导致了广泛的争论 ◆数学方面 笛卡儿最杰出的成就是在数学发展上创立了解析几何学。
在笛卡儿时代，代数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几何学的思维还在数学家的头脑中占有统治地位。
笛卡儿致力于代数和几何联系起来的研究，于1637年，在创立了坐标系后，成功地创立了解析几何学。
他的这一成就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解析几何直到现在仍是重要的数学方法之一。
三、解析几何的诞生 文艺复兴使欧洲学者继承了古希腊的几何学，也接受了东方传入的代数学。
利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用数学方法描述运动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
笛卡儿分析了几何学与代数学的优缺点，表示要去“寻求另外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
在《几何学》卷一中，他用平面上的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点的距离，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上的点。
他进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表明了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实现发现几何性质，证明几何性质。
笛卡儿把几何问题化成代数问题，提出了几何问题的统一作图法。
为此，他引入了单位线段，以及线段的加、减、乘、除、开方等概念，从而把线段与数量联系起来，通过线段之间的关系，“找出两种方式表达同一个量，这将构成一个方程”，然后根据方程的解所表示的线段间的关系作图。
在卷二中，笛卡儿用这种新方法解决帕普斯问题时，在平面上以一条直线为基线，为它规定一个起点，又选定与之相交的另一条直线，它们分别相当于x轴、原点、y轴，构成一个斜坐标系。
那么该平面上任一点的位置都可以用(x,y)惟一地确定。
帕普斯问题就化成了一个含两个未知数的二次不定方程。
笛卡儿指出，方程的与坐标系的选择无关，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次数将曲线分类。
《几何学》一书提出了解析几何学的主要思想和方法，标志着解析几何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进入变量数学阶段。
在卷三中，笛卡儿指出，方程可能有和它的次数一样多的根，还提出了著名的笛卡儿符号法则：方程正根的最多个数等于其系数变号的次数；其负根的最多个数(他称为假根)等于符号不变的次数。
笛卡儿还改进了韦达创造的符号系统，用a,b,c,…表示已知量，用x,y,z,…表示未知量。
解析几何的出现，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代数和几何分离的趋向，把相互对立着的“数”与“形”统一了起来，使几何曲线与代数方程相结合。
笛卡儿的这一天才创见，更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领域。
正如恩格斯所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
” 四、笛卡儿对后世的影响及对其的评价 笛卡儿在哲学上是二元论者，并把上帝看作造物主。
但笛卡儿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却是一个机械论者，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笛卡儿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
他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笛卡儿的方法论对于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
这种方法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归纳法结合起来,经过惠更斯和牛顿等人的综合运用，成为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作为他的普遍方法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笛卡儿运用代数的方法的来解决几何问题，确立了坐标几何学即解析几何学的基础。
笛卡儿的方法论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善于运用直观“模型”来说明物理现象。
例如利用“网球”模型说明光的折射；用“盲人的手杖”来形象地比喻光信息沿物质作瞬时传输；用盛水的玻璃球来模拟并成功地解释了虹霓现象等。
第二，他提倡运用假设和假说的方法，如宇宙结构论中的旋涡说。
此外他还提出“普遍怀疑”原则。
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作用 。
笛卡儿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关于价值人生的作文题目
套用小学老我们的格式么什么之我见（观我看什么什么名言式：什么志当存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勿才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观点式：态度决定一块、冲动是魔鬼、只有愚死的汉没有憋死的牛（呵呵那英唱的）成语式：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死得其所、活得精彩、难舍夏荷、高山大海比喻式：哈哈，思念是一种病啊、棋如人生啊、人生指南针啊、人生是船目标扬帆事迹事：什么文天祥之死、蒋介石之亡、董卓的破产、比尔盖茨的发迹、股神的诞生提问式：如何树产正确的人生观、怎样…… 难道……个性式：正确的人生观+高远的人生目标=伟大的人生广泛式：写记叙文可以随便取名啊，散文就来个什么遗失的美好、再别楼兰、空中楼阁、我在雾中奔跑、我在河里洗澡还太多太多了……写作文，题目无所谓扣题不扣题，关键正文要注意语言简洁准确，结构别致飘逸，内容清晰深刻，就是一篇好文章。
最后祝你能拿高分
给我加10分了吧
我都死了好几千万脑细胞啊
昆虫记读后感600字(3篇) 童年读后感3篇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
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
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
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
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
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
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
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
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
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
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
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
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
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
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
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
“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
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
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
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
“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
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
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
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
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
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
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
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
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
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
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
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
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
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
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
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
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
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
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
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
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
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
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
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
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
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
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
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
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
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
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
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
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
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
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
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
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
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
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
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
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
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
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
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
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
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
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
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
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
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
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
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
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
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
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
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
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
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
“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
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
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
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
”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
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
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
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
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
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
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
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