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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周作人读后感

时间:2014-10-08 21:59

周作人在《初恋》中写到,得到自己爱恋的对象死去的消息,却觉得心里一块大石头放下了,如何理解

个人意见,“不快”是因为三姑娘的去世,“安静”后面一句说:“仿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应该知道三姑娘去世之前周作人心里还是时时想着她吧。

周作人散文名篇读后感300字

在很多场合,总有朋友之间互相询问初恋的细节,而我;交男女朋友才称作初恋,直到我读到了它,周作人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地方,但当我看到最后一句:;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便一下子被吊起了兴趣,;恋》并不是周作人最富盛名的篇章,但它却有着令人过;什么又像石头放下了呢

我赶紧细细地又读了几遍,生;仍旧是那篇文章,好似懂了点,可要想到那一点上却又;妇儿,讲了在很多场合,总有朋友之间互相询问初恋的细节,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以为第一次正式地

简述题: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

即使后来的暗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

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

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

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

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

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

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

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

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

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

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

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

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

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

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

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

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

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

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

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

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

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

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

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

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

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

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

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

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

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

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

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

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

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

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

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

”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

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

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

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

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

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

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

《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

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

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

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

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

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

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

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

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

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

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

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

”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

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

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

“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

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

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

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

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

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

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

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

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

”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

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

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

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

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

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

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

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

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

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

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

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

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

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

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

”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

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

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

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

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

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

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

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

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

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

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

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

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

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

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

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

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

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

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

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

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

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

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

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

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

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

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

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

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

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

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

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

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

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

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

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

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

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

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

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

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

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

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

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

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

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

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

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

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你好 你知道周作人的《初恋》中文尾所说的“不快”而又“安静”的矛盾心情怎样理解吗

不快,是因为生命消逝安静是因为,她有可能不会被生活所推去做那种“职业”复杂的心情

求 郁达夫《水样的春愁》周作人《初恋》赏析

靠 我是2012届的 怎么今年还是这个话题 太没新意了吧

历史上如何评价周作人?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诗人。

文学翻译家。

原名栅寿。

字星杓,后改名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浙江绍兴人。

鲁迅二弟。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

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

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

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

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

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

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

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

(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

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

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

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

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

(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

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

(同见《谈虎集》)

简答: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一格,在中代文学史上,他的创鲁迅大异其趣。

废名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

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

“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

”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

“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

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

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

”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

”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

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

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

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

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

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

写景也即是写人。

《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

《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

”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⑸是何其相似

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

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

⑹《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

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

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

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

”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

”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

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

《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

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

”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

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

”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

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

”(《桃园》)“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

”(《菱荡》)“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桥·洲》)“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

”(《桥·洲》)“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

”(《桥·芭茅》)“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

——”(《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

“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

”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

《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

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

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

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

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

”(《桥·茶铺》“(‘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

“(《桥·塔》)“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桥·塔》)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

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

”⑾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

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

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

”⑿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

《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沈从文《边城》)“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

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

”(沈从文《三三》)“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

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

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

”(汪曾祺《大淖记事》)“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

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

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

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

庵,是因为有一个庵。

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

宝刹何处

--荸荠庵。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

和尚庙、尼姑庵嘛。

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

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汪曾祺《受戒》)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

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

”⒀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

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

”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

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

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

’” 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

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

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

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

”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

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

“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

”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

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

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

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

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

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

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

《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

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

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

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

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

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

人无贪欲必是圣贤。

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

“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 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

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

”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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