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篇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读后感 不甚感激
读《敬告青年》有感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却屡屡碰壁。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
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序幕。
《敬告青年》正是这份杂志的发刊词，也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文章语言生动优美，时而热情洋溢，慷慨激昂，时而语重心长，意蕴隽永。
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
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他深刻地认识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必须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入手。
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
且听陈独秀分陈六义，娓娓道来。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亦即民主的。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一切之先决，“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在他心中，“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民主便是“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他从近代欧洲解放历史中总结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同时又强烈抨击国内的旧道德，认为“忠孝节义”是“奴隶道德”，从方方面面剖析了各种行为的奴性，呼吁青年们要独立自主。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宇宙万象，深谙宇宙之根本大法，“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
又“ 以人事之进化言之。
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
方兴未已。
”，并由此指出近代中国，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固步自封，死守“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之遗”，而不作改进，导致了“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的落后局面。
他指出了保守的毁灭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独秀说道，“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同时，他揭露了“退隐”的实质， “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接着将东西方进行对比，认为“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
进一步揭露国内委靡隐沦的风气之后，他呼吁“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近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万国林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陈独秀以近代日本勃兴和欧战爆发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论证了“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近代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弊，“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
他指出，闭关锁国，犹如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抵抗世界潮流，是缺少全球观的表现，终将被洪流所吞灭。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独秀再一次进行对比，近代欧洲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而我国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根植下，却逐渐丢掉了“崇实际而薄虚玄”的“初民之俗”，“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
事事物物，若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便应断然舍弃，“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是客观理性的，想象是超脱客观缺乏理性的，陈独秀阐明两者的含义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并从士、农、工、商、医五个职业角度论述国人不知科学的危害性，告诫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才可真正斩断迷信无知妄作之风。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民族的弱点，向中国青年提出了上述六点希望。
读完此文，不得不佩服陈独秀先生当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眼光。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提出了现今我们仍然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实利的而非虚文”则从更深层次上阐发了人性和理性的渊源，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纲常礼教而无法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讲，都是先进性的，也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然而，将这些观点放到今日来看，个人觉得有三点值得推敲一二。
首先，陈独秀先生对旧道德的抨击似乎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他将“忠孝节义”鄙视为“奴隶道德”，但我们不能否认“忠孝节义”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形成了现今在某些方面比法律还强有力的道德约束。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忠孝节义”重新定义，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美德。
另外，一味提倡“实利”，也容易造成功利主义的盛行。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倘不加些“虚文”来缓冲下，定会加深各种矛盾，而这些“虚文”，或许在当前看不出它的具体功用，但可能是因为其超前性而无法被人们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这些“虚文”不会大放光彩。
此外，对“想象”一词的定义也颇有不妥，想象也可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联想，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是知识的源泉”，现今我们所倡导的创新能力与想象能力也是分不开的，没有联想，便很难有突破。
或许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观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不妥，但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对其进行辨析，以更好地理解当时陈独秀先生的苦口婆心，取其精华，为当前所用。
《敬告青年》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体现出他们瞩望于青年但又必须改造青年国民性的深刻意识。
陈独秀先生的科学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认真学习。
陈独秀生平简介
一、生平简介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原名庆同，字仲甫。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
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
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
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
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
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
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
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怎样的作用
摘 要：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
民国以来，尤其是到、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名流,却也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
他的一生处在旧中国专制统治、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个人的经历充满着惊险，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无法磨灭的。
然而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在执行国民大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后来的“托派”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对此，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都必须直面历史真实，厘清界限，清楚是非。
因此，本文是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和过错两方面进行阐述，理性的对其一生作简要、客观的评价。
一、 伟大历史功绩由于陈独秀的历史经历奇特、显赫、曲折、跌宕，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他的毁誉纷呈，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
正是他的卓越贡献，所以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永远的把他载入了史册。
对此，陈独秀传记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可称为‘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那么从1915年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
”[1]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新观点。
从陈独秀的历史业绩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中的领袖作用以及建党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工作上。
他所创办的影响了几代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了永远的后来者。
陈独秀曾在一文中说:民主和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2]他正是高举着这两面大旗，领导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
这本杂志被当时的青年誉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见杂志及陈独秀在青年中影响之深，连也称其为“自己的楷模”[3]郭沫若也说:“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
”[4]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最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人，被誉为“学界重镇”[5]，可以说5000年以来前无古人，也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
他的许多著作中的精华，更是祖国文化精神的珍贵遗产和宝藏。
五四运动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和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件大事。
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
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7]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还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8]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也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
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
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确实,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点燃了反封建的，而且为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二、主要错误1、大革命中的错误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光耀辉煌，再到罢黝离党、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
过去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
第五届党代会之后，临时中央已把陈独秀排除在外。
对此，陈独秀说过“叫我如何领导?”并曾提出辞职。
随后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八七”会议又对他缺席批判，加以罢默。
陈独秀毫不讳言，他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是要负责任的”。
[9] 陈独秀在承认和承担错误的同时，还把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为，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10] 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
“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
”[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
[12]也表示：“大革命中，我们党犯过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党又犯过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第三国际。
”[13]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
对此，有人统计过，1923—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会议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
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都得听命于莫斯科。
等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把一切责任推向陈独秀，把一切错误也推给陈独秀。
既然如此,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而延续下来的关于“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认识，随着今天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也应该矫正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即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领袖，即便要负部分历史责任，也只能是相应的执行错误决策中的连带责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的简称）的错误这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
”[14]即使后来他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屈服过。
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前程”。
[15] 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
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三、简要评价历史已经过去，当再次回顾先烈走过的路时，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理性的分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因此，我们无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
毕竟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既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而他作为党幼年时期的领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领袖当作神，更没有必要从反面神化他，我们应该把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还他一个真正的面貌。
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评价陈独秀这位重要党史人物。
就其贡献而言，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导时代前进的。
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仅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乃至20世纪的精神领袖等光环和荣耀形容都不为过。
郭德宏也在《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中说他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一个杰出表率。
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党以及自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和全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
作为那个复杂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他没能超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的国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陈独秀就难免会发生某些失误。
但是，人们却一直习惯于一笔抹杀陈独秀前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错误，把陈独秀粉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甚至托洛茨基主义代名词。
很明显，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
’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而廖盖隆的结论是：“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任建树先生也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树铜像予以纪念。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国家民族奔波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的一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和错误。
但是，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
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用评价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劳是第一的。
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高举陈独秀最先举起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个客观真实的陈独秀一定会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陈独秀 名词解释
陈独秀 名词解释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
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3号）召开。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 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的内容
十大元帅 1、元帅——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县人 朱德，无论从哪个方面思考，第一把元帅交椅非他莫属。
由于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今天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最多。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
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
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
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
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
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
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
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
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
“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毛主席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 2、元帅——彭德怀（1898-1974）湖南省湘潭县人 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授衔时是军委工作的主持人，又是第一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军事业绩上有胜有败，但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战斗指挥，这一点全军无人可比。
他的军事造诣并不出色， 但二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资历足以使他傲视群雄， 位列元帅第二理所当然。
3、元帅——林彪（1906-1971）湖北黄岗县人 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
但他在十人中的资历倒数第二，位列第三是由于当时他是十人中除朱德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林彪原名林育蓉。
湖北省黄冈县人。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
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元帅——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 刘伯承，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
他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白崇禧称他是“共军第一号悍将”，而毛主席对他则别有看法。
授衔时刘伯承在党内军内已无实权，位列第四的原因一是因他的资历，二是他在军中人望甚高，三是毛主席不会将他对刘的看法公开化。
5、元帅——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
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
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
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建国后任体委主任。
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6、元帅——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县人 陈毅，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派系。
他是半路出家从军的文人，军事造诣有限。
抗战以来他指挥的较大战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依赖粟裕。
但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地位，以及他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历史渊源，而使得这三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只能是他，不可能是粟裕。
7、元帅——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县人 罗荣桓，众所周知他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
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二七年入党，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
同时他又是十人中学历最高的，上过大学。
8、元帅——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 徐向前，同贺龙类似，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分成为元帅。
他的资历仅高于林彪和罗荣桓，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原是不被看好的人物。
他的军事业绩最显著之处是曾指挥过一度是红军中最强的红四方面军。
但自从指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后，再不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他仅任兵团司令，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攻克了太原。
由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派系人数众多，必须在元帅中有代表人物，曾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就是最佳人选了。
9、元帅——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县人 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尽管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但实际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同傅作义对峙三年，没有出色的战绩。
他一生的军事业绩中，凡辉煌之处往往与林彪有关： 红军时期他是红一军团政委；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平津战役又是东野与华野联合作战，以至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位创作员曾经说过：“要想写好《聂传》，先得搞好《林传》。
” 10、元帅——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叶剑英，没有派系背景，没有实际战绩。
由于在十人中名列最后，容易诱发人们揣测。
实际上，因上述几个因素的制约， 除他之外找不出别人能平衡这个位置了。
确定叶剑英为元帅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 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
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三年，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
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两度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二七年七月他向贺龙、叶挺通报朱培德的动态而直接引发了南昌暴动；三五年过草地时他的作为又导致了红军的公开分裂。
且不说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对粉碎“四人帮”和华、邓之争所起的微妙作用了。
至于他本人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如何，历史没给他机会证明
